好文荐读｜章宜华：基于模因仿造的欧美外来词的汉化机制研究

好文荐读（第144期）基于模因仿造的欧美外来词的汉化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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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章宜华.基于模因仿造的欧美外来词的汉化机制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24,(02):88-99.

摘要：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产物，其汉化过程涉及接触双方的社会、文化、语言机制和在语言触变中起主导作用的认知主体。本研究认为，外来词是语言接触的一种自然衍生现象，就像基因作用于人类遗传一样自然。世界各种语言都是由各具特色的语言及文化“基因”——模因（memes）构成的，语言接触中的触变元素就是模因，外来词汉化的过程及模因传播在主体认知中不断地自然演化，受语主体能以模仿和仿造的方式把源语言的语言文化模因无缝融入到汉语中来。本文以欧美外来词研究现状为切入点，运用概念整合理论，以模因仿造的方法来探讨外来词的汉化机制，为外来词进一步的研究（性质界定、分类和规范）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基本方法。

关键词：语言接触；外来词；外来词汉化；模因仿造；语言共变

基金项目：本文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来欧美外来词语的全息语料库建设与‘汉语化’机制研究”（21JZD050）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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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章炳麟（1900）提出外来语、王国维（1905）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开始讨论从国外输入新学语以来，外来词的研究经历了100多年的历史。对于外来词汉化，早期的研究都是从翻译的角度来讨论外语的汉语转化，还没有明确的汉化意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些以汉（语）化主题的研究文章，从语音、语法、表意和构词法等方面描述了外来词的汉化类型和方法，也有部分专著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外来词的汉语同化和转化问题。但有关汉化机制的研究并不多，总体上看还十分不足（党静鹏，2017）。下面以欧美外来词汉化研究现状为切入点，探讨其汉化机制及相关问题。

（一）外来词汉化研究的现状

欧美外来词的汉化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隐性到显性的过程。早期的外来词研究是探讨日译西学名词的借用（王国维，1905；周起予，1918），后来转向从翻译的角度来研究欧美外来词的汉语转化（胡以鲁，1914；张振民，1915；林语堂，1924、1933）。我国第一部《外来语词典》（胡行之，1936），基本上是从翻译角度进行收录和诠释的，包括全音译、全译义、全输入、半音半意和音义兼顾五种翻译方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语言学视角”的研究，从语言文化、语言内部结构和词汇发展的视角对词汇“借贷”进行具体的阐释（罗常培，1950；周法高，1955；持平，1961；张永言，1982）。高名凯、刘正埮（1958）认为外来词是根据汉语的发音体系对外语读音进行改造或创造而来的，并提出了“三一”（一词一音一字）和“二并”（异形并存，异语并用）的外来词译写原则，对后来外来词的规范起到了很大作用。

虽然孙常叙早在1956年（《汉语词汇》）就提出了“汉语化”，但外来词的显性汉化和专题研究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才正式出现。汉化指一种外语词一旦被汉语吸收，它就得按照汉语的特点和需要进行改造，从而成为汉语词汇中的成员，这涉及语音、语法、表意和构词法四个方面（李荣嵩，1985）。史有为（1991）指出外族语词在形式上的改造主要有“音节改造、音节意化、音节简缩、原文意译、文字意化”等几种手段。此后，汉化的研究逐渐增多，也各自给出了定义，归纳起来就是从“译借”的角度来研究：外来词从借出一方到借入一方，其语音、语义、语词结构以及字形等都要受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系统的制约，并发生必要的变化，根据“借/译”的不同内容表现语音汉化、语义汉化、语法汉化和构词法汉化四类（欧阳友珍，2002；杨锡彭，2007；刘祥清，2019；郝晓艳、赵豫云，2020）。汉化也叫本土化（黄粉保，2008；李彦洁，2010；韩燕等，2013；王静欣，2022），其研究方法也是翻译和借译。汉化还涉及语言文化融合，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前者指语义内容和语法内容，后者指语音形式、构成形式和书写形式（史有为，2013）。概括地讲，汉化的研究包括汉化机制、汉化原则、汉化意义，以及汉化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等。

（二）外来词汉化研究的问题

外来词汉化机制研究不仅可以丰富当代语言学的理论，而且对外来词的界定、分类和规范化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李荣嵩，1985）。然而，早期的研究大多是聚焦“译借”和“改造”问题，系统探讨“外来词汉化”“汉化机制”的内容并不多。实际上，外来词汉化远没有这么简单，它涉及一系列的社会文化与人的认知心理活动。弄清汉化机制是外来词定名、定义、分类和规范的关键。我们通过多种途径搜集到有关外来词汉（语）化（含本土化）的文章约80余篇，经抽样分析发现，近30%的文章并没有说明什么是汉化，研究外来词汉化机制的文章只有两篇，但未见“汉化机制”的定义，也未论述“机制”的内容。总的来讲，这些论文中有关外来词翻译转换的实例研究较多，理论方面有些提议，但系统研究还比较欠缺。特别是从动态视角对外来词本土化或汉化过程的研究总体上看还十分不足（党静鹏，2017），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研究视角的单一。大多集中在外来词汉化（翻译）类型和汉化方法上，对外来词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触变的影响因素、语言接触者在汉化中的认知过程、具体变化及其规律，以及传播途径等缺乏深入探讨。

二是研究方法的局限。大多用“借”“译”的方法来研究外来词汉化，虽有人倡导重视理论研究，如用“认知心理”“原型理论”“模因论”等来研究外来词汉化，但在具体写作中往往将抽象理论与具体应用相分离，流于现象描述，缺乏真正理论上的创新。

三是跨学科视野不足。缺乏系统的理论框架。尽管外来词汉化是一个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复杂现象，但研究大多局限于语言学的范畴，较少涉及社会学、认知科学、传播学、文化学和计算机科学等综合研究。

四是缺乏对术语的规范和统一。汉化机制、汉化方法、汉化原则基本上都归到外来词的翻译上。无论哪方面的汉化，研究视角都是翻译，汉化研究文章本来就不多，还多是就事论事，对外来词汉化的机制、动因以及深度汉化和再分析等缺乏系统阐释。

五是论文深度不够，不乏雷同，难以解决根本问题。通过抽样分析发现：内容大多涉及“翻译”或“汉化”（翻译）的类型和汉化方式，基本是语音、语义、句法、形式等几项，只是涉及多少、侧重不同而已。内容、方式和例子重复较多，如“可乐”“沙发”在抽样文章中分别重复27次和17次。

针对上述问题，汉化研究需要有综合系统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按照概念→判断→推理三级逻辑，汉化涉及“外来词汉化性质一外来词产生的机制一外来词汉化类型”，按外来词汉化的研究节点有“源语词形成机制一汉外接触和共变一汉化形成机制”，按外来词汉化的过程节点有“语言接触一模因感染和仿造一模因整合过程”，按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发展路径有“初步汉化一融入汉语一深度汉化再分析”，按外来词的语义和功能演变有“异质特色一外汉混杂一汉语特色”，按外来词的交际功能有“由外向内文化传播一内部文化传承一由内向外文化传播”等。下面就外来词汉化机制结合相关理论进行一些探索。

综上所述，传统外来词汉化的类型大多是按翻译方式划分的，汉化方式是语音、语义、词形和语法，汉化的性质是“译借”。换言之，把汉语中没有的新概念、新事物从源语“借”到汉语，再用汉语对它们做必要改变使之融入汉语。下面从外来词的性质入手来探讨其汉化的机制或特征。

（一）外来词命名蕴含的性质特征

据成果统计，早期的研究使用“借词”的较多，如借用语（胡以鲁，1914；吕叔湘，1941）、借字（罗常培，1950）、借语（赵元任，1970）和借词（潘允中，1957；陈法卫，1958；陈忠，1963）。近期，“外来词”成为主流。后者似乎突破了传统的“借贷”观念，把重点放在词的源流上，显得更科学、更具包容性，但在实际讨论中往往又把外来词和借词等同起来（张德鑫，1993；吴传飞，1999；郑友奇、杨春红，2012；洪飏、蔡悦，2019；赵丽萍，2021）。也就是说，在人们的传统理念中，“外来词”是“借”来的。而事实上，汉语相对于西方语言，“借”是名不符实的。学者们之所以称之为“借词”大多受英语“borrowing/loanword”的影响，直接把“外来词”与之等同，而借词指“取自一种语言而用于另一种语言的词或短语”（Bussmann，2000）。这种借取在欧美各语言间是司空见惯的，它的典型特征是：源语言的形式和内容都得到完整保留（如英语从法语借入“ballet”“buffet”“résumé”），有时也会按目标语音素或语素模式对源语词做些许改造，如英语从法语借入的“résumé” 也常写作“resume”等。显然，这种改变基本保留了源词的主要形式，符合“借”的概念内涵。来自日语的“俱乐部”（日语对英语“club”的音译）和“茶道”等可以称作为“借”，但中西不同语系词汇间无论语音还是书写形式都无法这般借用。例如，“雪茄”被看作音译自英语“cigar”的典型借词，但形式上完全不同，发音上也有很大差异，如何能算得上借词呢？它只是模仿外语读音根据汉语认知经验造出的一个新词。所以，高名凯、刘正埮（1958）用“创造”来表示外来词的汉语转化，认为借词是借用外语的词，词还是外语的，只有对借词改造后放在本族语中才是外来词。

（二）外来词汉化的性质特征

事实上，外来词是对源语的“仿造”（calgue）而非“借”。“calque”源于法语，指利用A语言现有的单词，或由现有词组成的复合形式，转换B语言的单词或复合词，以表达新概念或新事物。当涉及单词时，则要引入B语言的新义（Dubois et al.，1973）。即用本语言的语素仿照另一种语言的语词来构造新词或新义，而借词的形和义则都要被目的语全部采纳（Bussmann，2000）。因此，仿造只是在目的语缺少源语对应符号和指称时才用，正如 Yetkin（2014）所说，只有当翻译一个真正的新词时，才应使用这种技巧，以确保它与源语词的最佳匹配，有时可以用于填补一种语言的文化空白（Newmark，1988）。

借词是指外语词项的完全迁移，因此是“引入”（importing）或直接获取外语的能指和所指（Gomez，1998）。相反，仿造则表示“置换”（substitution），即使用目标语言的符号，通过模仿再现源语词的构造和含义。显然，仿造和借词之间是“置换”与“引入”的区别（Alberdi，2010）。它也不同于传统的“意译”和“直译”，前者是仿照源语，用目的语的语素构造一个新词；后者则是用现成的、对应的目的语词和概念来翻译。由此，可以清晰地区分出它们是否属于外来词。

显然，语际仿造更符合欧美外来词汉化的实际。外来词是经过自然的模仿转换才融入到汉语中的，而不是刻意的借译，因为我们无法像欧美语言问那样“无损”的形音借贷。罗常培（1950）也只是把“借字”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来用，在阐释外来词的引进时用“构拟”“声音替代”“新谐音（指汉化音）”“借译”“描写”来表达。这些说法与语际仿造的原理基本吻合（见下文）。那么，它在外来词汉化过程中仿造了什么？如何仿造呢？

（三）外来词汉化要素的性质特征

外来词融入汉语有一条较为清晰的演化路径：语言接触→源词对汉语产生影响→汉语吸收→汉语对源词产生影响（触变）→生成外来词（初步汉化）。外来词进入汉语后会随着社会和语言的演变进一步汉化，经过认知再分析，其语义、形态和功能等会发生再变化，这就是深度汉化。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语言接触者的感染、认知联想和模仿，而模仿的对象是模因。

从模因论（memetics）的角度来看，在跨语言接触中，人际交流的基本单位是模因，包含语言模因与文化模因，它像人身体的基因一样可以把一个群体的认知或行为模式不自觉地传递/复制给另一个群体的人。模因作为个人记忆中人类社会文化传播的“复制者”或“模仿单位”而存在，并可以引起语言形式的演变（Dawkins，2006）。模因论被广泛应用于文化传播、翻译和语言研究等领域。研究表明，基因和模因共同作用产生了文化，通过感染和复制进行传播。模因理论从历时和共时的视角对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文化传承性这种本质特征的规律进行诠释，可以用来分析线上、线下文化传播的路径和传播的过程，语言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静，2010；韦依娜、肖华锋，2013；周翔、程晓璇，2016；何自然，2019）。模因这种性质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外来词汉化的实质是语际模因仿造，汉化性质和汉化机制是由仿造的对象——模因及其传播的路径和过程所决定的。语际仿造是保证跨语言接触中模因传播并在目的语中重建模因集合的有效手段，模因和仿造的结合构成了推动源语与目的语间文化交融和语言转换的一种可操作方法，可以很好地描述语言接触所引起的词汇汉化过程，很好地揭示外来词的汉化介质和汉化属性。根据汉化属性就可以按原型范畴的方法来科学界定外来词的类型、拟定各类词的规范原则。由此，可以概括出外来词汉化研究的模型，如图1所示。

外来词汉化是在语言接触中，表达新事物或新概念的外语词汇被引入汉语时，受汉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在语音、形态和语义等方面发生必要的变化，并融入汉语的过程。它源于外语但却被赋予了汉语词汇的主要特征，它融入了汉语但却仍保留了异质文化特征。

（一）汉化机制形成的条件

（1）语言触变因素。语言接触是外来词产生的先决条件，当两个或两个以上操不同语言的人需要交流时，就会发生语言接触（Thomason，2001），包括直接接触和间接接触。Winford（2003a）将接触的结果分为三类：语言维持（language maintenance）、语言转换（language shift）和语言创造（language creation），分别指语言借用、语言迁移和基于源语的新词创造。这是语言接触的诱导变化（contact induced change）（Treffers-Daller，1999；Thomason，2001；Winford，2003b；Sayahi，2007），是揭示外来词的汉化机制的必要条件。

（2）语言触变机制。语言接触诱导变化有七种机制（Thomason，2014），其中四种比较符合外来词的触变机制：语码切换（code-switching）、语码交替（code-alternation）、被动熟悉（passive familiarity和协商（negotiation）。这四种机制在同族语言间会造成大量借词，而在不同语族间也会引起交际双方语言的变化，如仿造转换等；而语码切换则是汉语中的欧美“字母词”产生的最直接根源。

（二）汉化嬗变形成的机制

中外语言接触是一种复杂的认知联想和仿造过程，涉及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多层面的对比，而词汇各层面的属性在另一种语言中难以一一对等，这需要通过接触者的认知心理空间进行概念整合（Fauconnier & Turer，1998、2002；Evans & Green，2018；Hemn & Ayad，2023），分析接触双方模因的差异和补偿机制。

（1）触变产生的主体。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实际上发生接触的都不是语言本身，因为语言接触是通过使用这些语言的人来实现的（兹维金采夫，1981；宇璐、潘海英，2015）。源语模因要通过目的语受众接受和识别，当接受到目的语没有的词或概念时，他就会受到异文化的感染而联想其母语中的同类或相似的语言符号，通过模因分解和映射，得到一组模因或模因集合体，然后通过合成把双方能够匹配的模因直接投射过来。对不能匹配、有冲突或缺失的模因，结合社会文化背景模仿源语模因进行组合、完善和扩展，用目的语重构源语的模因图式。

（2）模因复制的机制。模因被视一种文化复制因子。模因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模仿或仿拟，是在“模仿”过程中被复制出来的信息单位（Blackmore，1999；Heylighen & Chielens，2009；何自然，2019）。外来词的形态、语音、规则以及源语社会、文化、宗教观念等都可视心理模因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类似于精神病毒（viruses of the mind）（Dawkins，1993；Brodie，1996），以信息传染的形式感染人类大脑，使认知或行为模式从源语使用者复制到目的语接受者（何自然、何雪林，2003；Dawkins，2006；刘静，2010）。

成功复制一个模因必须经过四个阶段（Heylighen，1998）。从外来词汉化角度讲就是：1）源语文化模因通过感染接触者而被复制到汉语，又受汉语的影响发生改变（同化）；2）外来词被反复使用，源语文化模因以汉语的表达形式被保存下来（记忆）；3）外来词被纳入汉语的认知体系并参与交际（表达）；4）模因被表达为有形信号不断被更多的人感知、模仿和复制（传播）。可见，仿造（calque）可较好地反映外来词模因复制的机制。

（三）汉化机制与属性的确立

（1）外来词汉化机制。外来词汉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蕴含着复杂的源语文化模因集合，它似病毒因子通过感染复制和传播而获得生命力。认知主体在语言接触和感染过程中，源语言的语言文化模因集合或某一项模因得到凸显，从而通过其宿主的模仿从源语引入汉语，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包括语音、形态、语义、语法和文化模因等，以及其相互交叉构成的模因复合体。外来词汉化机制指源语模因成分与汉语模因融合过程中各要素间的相互关系和结构，以及使汉语获得异国语言和文化特色的路径和运作方式等。这样，我们便可在模因论的框架下运用语际仿造和概念整合（conceptual integration）的方法来揭示和描写外来词的汉化过程及其汉语化的深层机制。

（2）汉化的认知方法。外来词汉化是语言接触者的心理认知过程，涉及两种语言一系列的互动，借助概念整合的理论方法可以展现外来词汉化的心理过程。概念整合的关键不是语言本身的意义层面，因为意义从根源上产生于认知主体与客观世界的互动，即语义的宿主——人通过心理空间的认知思维整合了语义（彭新竹，2013）。概念整合网络的基本结构有两个输入空间、一个类属空间和一个合成空间。在源语空间与受语空间输入之间会发生相应模因的跨空间映射，映射合成后生成“类属空间”，说明源语与受语之间的共性，然后根据受众语言经验有选择地投射为“合成空间”中的“层创结构”，以及完善和扩展等合成运作实现外来词的汉化或概念整合。根据Fauconnier & Turner（1998、2002）的理论框架，外来词在模因仿造中的汉化机制可如图2所示。

3）语言触变的社会文化要素。外来词和语言触变的发生不单是语言问题，更重要的是语言使用者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因素。Thomason & Kaufman（1988）曾提出“社会决定论”，即社会因素是语言触变的唯一决定性因素。社会因素还包括接触强度、是否全面了解（对方语言文化）和语言接触者的态度等。语言因素则包括：普遍的标记性（universal markedness）、文化特征融入语言系统的程度、源语与受语之间的类型距离等（Thomason，2001）。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和语言因素，语言触变才会在语言的相互感染中自然发生。这样，语言维持（借用）、语言转换（迁移）和语言创造（混杂语）也就随即产生了。

（4）模因仿造的认知过程。认知主体在进行两种语言间的联想、映射时，并非有意识地按照某些标准在双方语言中寻求一一对应。对于一些特色文化词来讲，这种对应往往是不存在的。由于人大脑的易感染性和协商性，它会下意识地模仿和复制源语模因。下面以“血拼”为例进行说明。

如图3所示，“shopping”最初只是有“英语背景”人群中的语码切换，慢慢受语音感染以“xiāopíng”的形式出现在话语交际中，源语空间传给受语空间的只是语音，源语空间的词形和类属空间中的语义被直接投射到层创结构，构成汉语中的字母词（shopping），其存在的价值是一种“新鲜感”。后来人们把花“血汗钱”狂购（如双十一）的体验，作为文化模因引入“shopping”的映射，以受语的经验影响了源语，使外来词的语义得到扩展，即根据汉语实际把这种经验抽象为“血拼购物”的语义模因，实现了对概念的“完善”，构成“层创”概念。最后受源语空间语音模因投射的影响，合成“血拼”，表示花钱后的心疼，“血拼”啊！多形象。很显然，从“shopping”到“血拼”的汉化过程不是简单的“借音”或“译音”，而是经过了语码切换、源语感染、模因分解、模因模仿和合成、模因完善整合等过程，既融入了源语的音、义，也置入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这就是“语言接触一触变一语言与社会共变”的结果。

“汉化机制”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指外来词在融入汉语的变化过程。因此，需要在足够语料的实证下来识别和提取这些汉化要素和属性，以便用图2所示模型来分析其构成要素及属性之间的结构关系、演化规律和传播方式。通过这个模型，可以分析源语与受语的语音、形态、语义、句法、语素和文化模因，以及这些模因在汉化中形成的模因集合体。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外来词汉化方式。

（一）语音模因仿造。当受众接收到自己语言中没有的新词，无对应的词形，源语的语音因子自然会在感染过程中得到凸显，接收者便会通过模仿用“语音对应”或“汉读”方式构造出一个新词。例如，迪斯科→disco、黑客→hacker、雷达→radar等。典型的语音仿照是“science”的引入，其原始含义是“通过对物理世界观察、测试、证实而获得的系统知识体系”，在当时汉语中没有一个词能完全吻合这种意思。因语言接触中的受众“联想”失败，源语语音模因在其认知心理中得到凸显，便与“类属空间”的概念一起直接从“源语空间”被投射为层创结构，通过模因仿造在不同群体合成了“赛因斯”“赛因士”“赛因司”等。至于“赛先生”则是认知主体（陈独秀）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经验，对“赛因斯”进行概念完善和扩展实现的，即以转喻映射的方法用掌握了“science”的人来指代其含义，以生动形象地宣扬科学。这是外来词的进一步汉化，如图4所示。

（三）语素模因仿造。当受众接收到自己语言中没有的新词时，受其语素模因的感染，便会模仿源语词的语素及其组构方式创造一个新词。如在“euro”（欧元）诞生时，出现一英语新词“Euroland”（欧元区），尽管按法语习惯把它译成了 “zone euro”，但语素仿造词“Eurolande”还是得到以法国财政部代表的大多数人认可。汉语中的外来词也会以语素模因仿造对象传递新的概念。例如，热狗→hotdog、水门→watergate、肥皂剧→soap opera 和冷战→cold war 等，如图6所示。

（四）音义模因仿造。指两种语言间语音与概念模因共同发生联想映射，认知主体在模仿源语发音的同时，又重构其所指概念。音义仿造包括一般名词、产品名和科技名称等。

1.源语是一种单体复合语素结构，认知主体在概念整合时会结合语言实际进行语义完善，把部分语素仿制为语音，而把另一些仿造为语义。例如：Versailles literature→凡尔赛文学、miniskirt→迷你裙、break dance→霹雳舞、bungeejumping→蹦极跳、hula-hoop→呼啦圈、Internet→因特网等，如图7所示。

2.源语为单词，认知主体在概念整合、仿造语音模因时，结合自己的既有知识，概括出语音所承载的语义模因。例如，taffee→太妃糖、curry→咖喱粉、sauna→桑拿浴、valse→华尔兹舞、泰晤士河→Thames等。

3.最后是一种音义结合的仿造，指源词语音与受语映射时触发了认知主体的语义联想，使之能选择相应的受语语素，在仿制语音模因的同时也传递了语义。例如，talkshow→脱口秀、gene→基因、shock→休克、punk→鬅客、bungee→蹦极、simmons→席梦思、miltown→眠尔通等。

综上所述，基于概念整合的模因仿造方法，可以比较科学地阐释外来词的汉化机制。在网络时代，外来词是在跨语言交际中自然形成的，不是有意识的“借译”，而是不自觉的模因感染、复制和传播。外来词发生的主要路径是语言接触，触变的外在因素是语言接触双方社会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触变的内在因素是认知主体受到源语言文化模因的感染，触变机制是语码切换、语码交替、被动熟悉和交际协商等运作方式，外来词汉化的要素取决于认知主体感染和凸显的模因元素类型，或者受异文化影响的精神意象形式。外来词汉化的完整路径是语言接触→感染（或交互感染）→触变→初步汉化→共变→汉化→传播。随着传播的持续会不断深度汉化，对汉语系统产生影响。如果我们遵循上述方法对外来词进行系统汉化研究，便可以从本质和机理上找到外来词界定、分类和规范的原则方法。不过这里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原则仅是我们开展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百年来欧美外来词语的全息语料库建设与‘汉语化’机制研究””研究的设想，还需要大量后续研究和实践的检验。

作者简介

个人简介：章宜华，语言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任广外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词典学研究中心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澳门语言学刊》编委和《辞书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辞书学报》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语言文字分支主编，中国社科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语委汉语辞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等。主要研究认知语言学、词典学、翻译学、二语习得。主持教育部重大公关项目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4项（重点3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发表论文130余篇，出版专著/译著10余部、主编词典15部。获国家辞书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获中国高校社科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和二等奖各一项，获广东省优秀社科成果奖两项，并评为南粤优秀教师。

本文来源：《语言文字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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