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堂狱中杂诗抄（1990）附录2：《周作人致周恩来信》及题解（1994）新版后记（2004）译者后记（2007）译者再印后记（2024）著/译者简介木山英雄（1934~

编者按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之后，南京固有的文坛崩溃，由日伪政权扶植的杂志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载体。沦陷南京的文学杂志主要分成三大类型：以《国艺》为代表的官方统制下的“和平文学”期刊、以《新流》为代表的新进作家的现实主义刊物和以《人间味》为代表的掌故随笔类杂志。本文作者梳理了南京沦陷区文坛的文学杂志面貌，清晰地勾画出南京沦陷区文坛的文学创作生态。▲1937年12月日本占领南京后的入城仪式http://www.youtube.com/watch?v=KjAgoNJXZBg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缺少正规出版机构，出版的文学书籍少之又少，文学期刊成为文学作品传播与接受的重要载体，居于彼时南京文学生产的核心位置。据统计，抗战时期南京先后出现50多种纯文艺与含文艺的刊物，在华中沦陷区比除上海和南京以外其他城市同类杂志的总和还要多，在全国沦陷区而言，它的数量也仅次于北京和上海。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国艺》《作家》《艺潮》《新流》《人间味》《野草》《同声月刊》《文艺两周报》《文编》《作品》《华东文学会丛刊》《文艺者》《苦竹》《求是》《中国诗刊》等。日伪当局对文艺实行严厉的统制政策，对作为“首都”的南京更是如此，《国艺》里的文章向我们展示了日伪当局如何通过文学宣扬“和平”以及“大东亚共荣”的思想。《新流》同人都是对文学抱有敬畏之心的青年作者，他们代表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坛现实主义的力量，刊物推出以善于描绘底层和乡村生活而著称的长风。长风的长篇小说《沦落》和短篇小说集《底下层》都是不可多得的现实主义作品。抗战时期南京出现了一个文学复古的高潮，旧派文人和遗老遗少们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彼时四面八方的诗人们汇聚南京城，其中既有以梁鸿志、李宣倜、陈道量等为代表的闽派诗群，也有汪精卫、龙榆生等诗词家，甚至还有为数不少的晚清遗老前往南京。这使得抗战时期南京文坛的旧体诗词创作呈现出与二三十年代不一样的特质，与同时期北平、上海相比亦是不遑多让。这时候的南京出现了不少专刊旧体诗词的杂志，比如《同声月刊》《学海》《中国诗刊》《民意》等，其中以《同声月刊》最具代表性。《同声月刊》的存在为彼时南京文坛增添了许多亮点，它在保存诗词史料和推动词学发展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是这一时期南京旧体诗词回潮的代表性刊物。《人间味》则体现了彼时南京城掌故随笔的复兴，纪果庵在南京异军突起，成为知名散文作家，目前关于他的相关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①本文拟通过讨论《国艺》《新流》和《人间味》等刊物，在梳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区文学期刊概况的同时，力图呈现出当时南京殖民与抵抗对峙、文学复古与作家清谈并存的文学生态。一、官方统制下的“和平文学”期刊汪伪政府成立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对沦陷区人民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文艺也受到诸多限制。汪伪政权成立不久就颁布了《出版法》，1943年汪伪行政院又通过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为了控制报刊，实施严格的文艺统制政策。同时，日伪当局也意识到文学在宣传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日本人和傀儡政府的宣传人员缺乏首尾一贯的思想或政策，他们仍千方百计的试图利用文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②，因而日伪当局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加以笼络，张资平、陈大悲、龙榆生等就是这样“落水”当了汉奸。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抗战时期南京文坛出现了很多宣传“和运”和“大东亚共荣”的文学期刊，笔者将它们称为官方统制下的“和平文学”期刊。这一类的刊物可以《国艺》为代表。▲《国艺》创刊号封面1940年1月15日▲《国艺》创刊号目录（一）《国艺》的编辑宗旨及境遇《国艺》创刊于1940年1月15日，在1942年4月25日出到第4卷第1期后停刊，一共出了16期。该刊由“中国文艺协会”编辑委员会编辑，“中国文艺协会”发行。栏目有今文选、考证、论著、创作、诗词、笔乘、戏剧、游记、译著等，其中创作、诗词、考证和论著等栏目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创作栏目主要发表小说和散文，采风新录则刊登很多南京文人雅集时所做的唱和性诗词，另有部分外国文学尤其是日本文学的翻译之作，以及关于探讨中国戏剧改革、西洋音乐进化、电影价值等问题的评论文章。不可否认的是，《国艺》在一开始的时候销路是相当不错的，因为当时的南京没有什么像样的文艺刊物。但从1941年开始，随着政治形势的相对“平稳”，南京出现了比较多的文学刊物，《国艺》就走上了衰退的道路。1941年《国艺》只出版了4期，1942年则进一步缩减到2期。作为“中国文艺协会”的会刊，《国艺》喊出的是纯文艺口号。主编陈寥士宣称《国艺》不谈政治经济，是纯文艺的刊物。只要有相当文艺价值的作品，《国艺》就不会拒绝，但它的纯文艺姿态只是个幌子，并不能掩盖它的政治属性。就像30年代初国民党系文人王平陵编辑《前锋月刊》，虽然也以纯文艺刊物自居，并且刊登了不少左翼文人的作品，但其目的还是为了扩大刊物的影响力，进而完成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艺的使命。关于《国艺》的政治属性，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创刊献辞》就知道了。《创刊献辞》里说时代是永远向前的，文艺也不能例外，永远地向前开拓新的领域。所以要整理旧的，创造新的，一个一个的作家，都向建设的前程推进。而这个建设的前程就是在中国的立场上，努力建设东亚的“新文艺”，灿烂地在世界文艺坛坫上放一异彩。1卷2期《国艺》则以集中刊发“文艺短评”的形式表达了杂志的编辑宗旨，那就是成为“和平文学”的助推器，从文艺的角度替伪政府摇旗呐喊。这也就难怪它在发起征文活动时在题材上要求以此战事为作品之时代背景，绘述战乱痛苦，提示未来新生，作现实生活之描写。这样的要求与和平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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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淞沪抗战爆发，南京成为日军空袭目标后，南京市内各电影院均被迫停业。首都失陷之际，部分影院及周边街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和破坏。东宝电影公司的内部文件《南京电影常设馆状况报告书》记录了1938年8月前后市内各影院的实际状况，提供了详细查考沦陷时期南京电影放映业的复业过程与生态迁变的关键线索。由川喜多长政担任专务董事的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将先行易主后复业的重点影院占用为直营馆和发行馆，并修缮了南京陷落后被烧毁的大华大戏院，以强化电影为工具的奴化思想宣传。囊括“四大戏院”在内的中华电影公司的直营馆和发行馆，构成了南京沦陷时期电影放映体系的基本格局。民国政府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时，南京尚未有一家电影专映馆，经过十年的首都规划建设，南京电影院的繁华已被认为仅次于上海。有见证者称“战前，南京影院事业颇见发达，除上海外，影片营业以南京为第一，影院规模如大华新都数家，其宏伟矞丽，殊不亚于上海之大光明、南京”①。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各电影院在日军屠城后经历过怎样的遭际与劫难？又是如何复业或衰落？这无疑是沦陷期电影史研究、南京市民社会生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937年的大华大戏院▲1943年前后的南京新街口中正路，现改名为中山南路，图片可见1935年建成的“大华大戏院”海达・莫里循（Hedda

内容提要周作人于1943年3月8日被解除伪教育总署督办职务，汪精卫为了收买人心，特意邀请周氏南下讲学。周作人于同年4月5日离开北平，先后造访南京和苏州，周氏的此次南行在《周作人年谱》和周作人的各种传记里有不同程度的介绍，但仍未见完备，因而通过对原始报刊以及相关文献的梳理做一个史料补遗工作颇有必要。这段时间周作人的演讲、谈话中官气越来越少，私人意味越来越浓，我们或许可以从中更为明晰地了解他彼时隐秘的内心世界。周作人先后于1942年和1943年两次南行，前往南京、苏州等地游览。这于他个人而言，自是值得纪念的事；而对于当时略显沉寂的南京文坛来说，其意义更是非同小可。周作人的两次南行都成了当时重要的文化事件，南京城甚至在短时间内出现了所谓的“周作人热”。其中1942年周氏的南京之行笔者在之前已做了较为详尽的考释①，1943年4月的这次南京、苏州行在《周作人年谱》（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周作人的各种传记里有不同程度的介绍，笔者在这里侧重通过对原始报刊以及相关文献的梳理做一个史料补遗工作，以期较为全面地还原周氏的此次南行活动。1943年3月8日，在日本军方干预下，周作人的伪教育督办职位被苏体仁接替，这一遭遇被周氏视为奇耻大辱。这时候汪精卫伸出援手，直接任命周作人为伪国民政府委员。我在档案馆里找到了当时汪精卫写给周作人的信：“北京大学文学院周作人先生惠鉴：本日提议迳任先生为国民政府委员，一致通过。特祈就任，并祈先生能在日内惠临一谈，以解渴望。专此函达，并祈电复。

“20世纪日本思想”译丛暨区域国别研究座谈会时间2023年10月27日（周五）14:00-18：10地点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求是楼113会议室

/时间永久地自我更新。它不惧空间羁绊，再造想像的疆域与视野的宽度，永恒地指向未来。在时间的流动中，我们脱离沉闷的日常惯例，涤荡心灵，回归「此时此刻」，由此迈向生活永不停滞的旅途。-

编者按民国学者瞿宣颖学问渊博，精研文史，曾在日本占领时期有过协力行为，而为后来史者所讳谈。在不正常的年代，因遭到检举被投狱，并死于狱中。瞿宣颖一生主要居于京沪两地，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年轻的京味儿作家侯磊以饱含感情的笔触，系统梳理了瞿宣颖作为史官、史家的功绩，他的家世与交游。对于瞿宣颖留下的巨大的精神财富，侯磊不甘于仅仅停留在感慨的层面，还不断搜集整理那些散落的史料，编纂成书，继瞿宣颖的《北京味儿》之后，我们仍可继续期待。民国学者瞿宣颖（1894—1973）是有“善化相国”之称的晚清重臣瞿鸿禨（1850—1918）幼子，他在八十年的岁月中，除了长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从13岁起进了京师译学馆，精通英文，并学习德文、法文；毕业后去上海读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再毕业后北上谋职。1920年，27岁的瞿宣颖进入北洋政府，历任顾维钧内阁国务院秘书长、编译馆馆长，南京国民政府河北省政府秘书长、通志馆馆长等，及燕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教授。1946年归沪独居，直至1973年死于提篮桥狱中，此间的传奇，足够做一篇《瞿宣颖的京沪双城记》。▲家庭合影1911左起：母亲傅幼琼、瞿宣颖、侄子瞿同祖、父亲瞿鸿禨▲瞿宣颖复旦大学毕业照1919▲担任河北省政府秘书长的瞿宣颖1933他早年居沪时用文言写作，署名瞿宣颖；壮年居北平时，使用瞿宣颖、瞿兑之、铢庵、瞿益锴等若干笔名，从文言、半文言写到白话；后半生回到上海，写作时署名瞿蜕园。至今人们尚不易分清那么多笔名其实是他一人，因为他同时做了若干方向的学术和文章。▲瞿宣颖旧物（银行存折、名片等）而最终成就瞿宣颖史学家、掌故学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他笔下跃然纸上的北京，可分为文言、白话两部分，编成两部大书。北平史官瞿宣颖早年在沪通过张元济到商务印书馆学习，去京后辅助章士钊编辑《甲寅周刊》，并在其上发表了《文体说》《代议非易案书后》。自己开过广业书社，主编（总编）过《华北》月刊、《国立华北编译馆馆刊》《中和》月刊，名列众多杂志、丛书编委，众多诗社社宾，众多学术机构的发起人和工作主力，众多学会会员。▲瞿宣颖不同时期参编的主要杂志他曾担任北洋政府的若干官职，而说他是“史官”，是因为他曾担任以下三个职位：政事堂（国务院）印铸局局长，国史编纂处处长，河北省通志馆馆长。参照各处的官制简章，现将职责简述如下：国务院印铸局：“专职承造官用文书、票券、勋章、徽章、印信、关防、图记及刊刻政府公报、法令全书、官版书籍。”国务院国史编纂处：“纂辑民国史和历代通史，并储藏关于历史的一切材料。”河北省通志馆：“向各地征集志料，编纂《河北省通志稿》，并要求各地编纂志书。”担任过这三处的长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体而言，瞿宣颖从史料的采集、编辑、教学，到校订、出版，都亲自干过，都管理过。身为史官，为国存史；私人治学，为家存史。他在《南开大学周刊》1928年11月26日第七十二期，发表了《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间，着手搜辑旧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谈荟》以外，都以资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轻言成书。……其时得有官厅的助力，颇得许多珍贵的资料，预计一年以后妥可有一部极翔实的新著问世。然而，政府长官更迭，原议停顿，此种私愿也无从实现了。”可见他参考工作中的史料来治学，用私人治学来补官方之缺，并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识。可惜此处所指的那部“极翔实的新著”则无从问世了。他认为：“吾国人于字画则知珍重，于史料则不甚顾惜，其毁于无知者之手盖不知若干矣。”而在《设立天津史料采辑委员会之建议》中，他说：“我们所注意的不单是古代的历史，更要注意现代的历史，并且要准备未来的历史。”何以是“未来的历史”呢？他在1945年所写有关《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顾》：“诚以人事靡常，零篇坠简，一旦澌灭，良可痛惜。得一刊物为之传载，即不啻多写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汉水，一置岘首，终有一传耳。”而与此观念不大相同的，是他的三代世交陈寅恪。陈寅恪始终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谈一点家事。与此相符的，是瞿宣颖热心于参与各种学术组织。七七事变以后，北京古学院成立于北海的团城，于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担任院长、张燕卿担任副院长、瞿宣颖与吴廷燮、叶尔衡、田步蟾、周肇祥、王养怡、胡钧、郭则濂等为常务，所参与者皆为一时名士。学院创办了《古学丛刊》《课艺汇选》，仍旧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请人题写刊名。瞿宣颖从第1至5期，连续在其中的《文录》栏目发表文章，并且参与搜集了众多前人未刊的书稿，由郭则沄编印了《敬跻堂丛书》。▲《古学丛刊》与《课艺汇选》《古学丛刊》1939年3月创刊于北京，双月刊，专业刊物，由北京古学院编辑组编辑，北京古学院发行，地址在北海团城，主要撰稿人有高潜子、陆树勋、唐桂馨等。该刊停刊于1940年，停刊原因不详。国图馆藏1939年3月第1期至1940年7月第9期，共9期。《课艺汇选》1939年创刊于北京，内部刊物，刊期不详，由北京古学院编辑发行，现存2期，停刊原因与日期不详，属于古代文学研究刊物。他对官方的学术机构尽职尽责，且有着很强的期待。在《文化机关的责任》一文中写道：“凡是负责经营文化事业的人，应该忘怀于一时的政治现象，而竭力发挥所谓为学术求学术的精神。说一句充类至尽的话：纵使国亡，而我们的事业却不可以中断。因为我们的事业实在是国家复兴的基础。”如果官方机构不够完备，他会加入别人组织的学社，如他参与由表兄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并编纂史料，所著《明岐阳王世家文物纪略》由中国营造学社出版。而《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请他的母亲傅太夫人题写刊名，署名“婉漪”。就在参与古学院的同时，瞿宣颖在自己家中还成立一个学社——国学补修社，参与者除他自己，还有徐一士、谢国桢、柯昌泗、孙念希、刘盼遂、孙海波等，聚会多是在瞿宣颖的半亩园。由大家轮番讲授国学知识，他把自己所讲的授课笔记整理为《修斋记学》，连载于《中和》月刊，并印成线装铅印本出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7月创刊于北平

编者按竹内好的《鲁迅》是日本战后思想的名篇，曾为不少日本青年所嗜读。在它被引介到中国以后，又备受中国读者关注。有人说竹内好最会写鲁迅，有人则将竹内好的《鲁迅》与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并举，追捧与赞誉可谓多矣。与此同时，对竹内好持批判态度的论者也不在少数。除了专业立场基于实证层面的具体批评，论者对竹内好近代批判的逻辑断裂、悖谬做出了尖锐的批判。须承认，竹内好不是一个注重逻辑研究的政治学家抑或哲学家，而是善于提出假想的“文学家”。或许，阅读竹内好的意义就在于体会其在风云变幻之中提出问题，使“文学”成为具有无限思想活力的设问与思考方式。当日本的现代精神受到来自亚洲的震撼时，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内心的动摇、难以抑制的心悸、贯穿身心的感情激荡，所有这些都源于何方？竹内好的《鲁迅》一书，自始至终围绕着这个疑问。而这种存在的战栗时至今日依然不变。这部作品写于1943年。翌年出版发行。时值亚洲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侵略中国的年代。竹内好当时三十刚出头，是一名少壮的中国文学学者。在日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当中，像这样从课题选择到从事研究的时代环境都与对象处于如此密不可分的关系之中，而且是自觉自愿所为的情况实属罕见。这是一部对现代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的足迹进行细致、严密追踪，并且以思想、伦理之火锤炼、结晶而成的高纯度的文本。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在语言上的强劲有力方面，这本书完全可以被称得上是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魯迅』[日]竹内好，東京：日本評論社，1943然而，这本书是“纪念碑”，却不是“古典”。因为它和许多实际存在的纪念碑相同，也正如鲁迅的评论《为了忘却的记念》那样，换言之，它是一座杀戮的“纪念碑”，也是一座伤痕累累的“纪念碑”。不仅如此，这些伤口并非只向着过去，而且也向着未来敞裂着。该书中于战后1952年和1961年加注的“自注”就是这些伤口中的一个具体体现。（注四）中这样写道：如果只看这些，会觉得我当时没有参与“日本文学报国会”，事实上也确实有人这么认为，但情况不是这样的。我把该会当作职工组织，以一个普通会员的身份加入其中。但是对于该会主办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因为（注二）列举的原因，我一次也没有参加过。▲日本文学报国会会员簿所记竹内好信息，竹内好登记为外国文学部会普通会员日本文学报国会是1942年在日本内阁情报局指导下成立的文学团体，会长为德富苏峰，宗旨为宣传国策、协助战争，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而解散。▲第一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开幕式“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以宣传国策、协助战争为目的，以日本文学报国会为中心自1942年至1944年举办的三次文学者交流大会。（注二）中记载着如下的内容：当时，中国文学包括中共（中国共产党统治）地区文学、（国民党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地区文学、日占区中的对日合作者的文学，而最后的这一类在日本的文坛上被大肆宣扬。我却以为这类文学与传统无缘，不是正统的文学。然而要提出这样的主张既会面临压力，而且也没有可能收集到充足的自由中国的作品来论证这个观点。心中的这种郁愤便寄托在鲁迅研究中吐露出来。而（注四）所注解的本文则是这样的：鲁迅的文学，它的出现是极具政治性的，他被称为现代中国的代表性的文学家也正是基于如此，然而这种政治性是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他没有加入“光复会”（这是比现今的我们不加入“文学报国会”更为重大的事）……（页25）▲『日本文学報国会：大東亜戦争下の文学者たち』[日]櫻本富雄，東京：青木書店，1943如此这般，烙印在这部作品中的伤痕，或者不如说这部作品从那里诞生时所产生的伤痕，便是与极为苛刻、残酷、错综复杂的政治、历史脉络不可分割的。青年时期的竹内好是大日本大正翼赞会的下属组织“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会员。对于这个组织的政治主张，特别是在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关系的理解上，他以占领区的对日合作者的文学“与传统无缘，不是正统的文学”为由不与苟同。然而因为害怕迫害而不能公言，因而他对文学报国会的认同只停留在“职工组织”的程度上。这本书就诞生在一个如此处境的研究者的笔下。并且这位研究者试图通过将自己现在的处境与鲁迅进行对比来揣测鲁迅的政治选择的意义。光复会是1904年由浙江人结成，以打倒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的政治结社。在现在的研究中，鲁迅曾是光复会会员已经成为公认的定论，但是竹内站在与此相反的假设上，断言鲁迅不加入光复会的选择比1943年的日本的文学学者不加入文学报国会更“重要”，换句话说，是一个更需要深刻觉悟的举动。“这是比现今的我们不加入‘文学报国会’更为重大的事”这句话的意义就在这里。把不加入革命结社表现得比不加入法西斯文化团体具有更大的思想意义，这是为什么呢？“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又意味着什么？由此，我们站在了通往本书的核心主张的入口处。这个主张日后以某种形式对50年代以后的日本文学=政治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学是无力的。鲁迅是这么认为的。所谓无力是对政治的无力。反过来也就是说，对政治有力的不是文学。这大概是文化主义吧。的确如此。鲁迅是文化主义者。然而，这个文化主义是与文化主义对立的文化主义。“文学、文学地叫嚷着”也就意味着相信文学“拥有伟大的力量”，而他否定这种看法。也不声言文学与政治无关。无关，就不存在有力、无力的问题。文学在政治面前之所以无力，是通过自觉地将政治异化并与政治较量而促成的。游离于政治的不是文学。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通过破弃这个影子，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意识到无力，文学才能成为文学。（中略）政治与文学的关系既不是从属关系，也不是相克关系。迎合政治，或者以白眼看待政治都不是文学。真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弃自己的影子。所谓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矛盾的自我同一（注一二）的关系。（中略）在文学生成的根底之处总脱离不了政治的缠绕。这是让文学之花开放的严酷的自然条件。娇弱之花虽然无法养成，但秀美而强韧的花儿能得到长久的生命。我从这里看到的是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页174—175）竹内好这一代，在学生时代亲眼看到日本的普罗文学在权力的压制下，抑或由于参与该运动的作家或多或少都出现思想上的变质而迅速地土崩瓦解。“我从这里看到的是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一句是说在现代日本文学和日本作家身上看不到的东西，可以在现代中国文学和鲁迅身上看到。“娇弱之花”这一形容，暗示着前者的文学和作家。▲1933年2月20日，小林多喜二被拷问至死，友人们围坐在他的遗体周围。“文学是无力的”无疑是青年时期的竹内好天天反刍、咀嚼的命题。乍看起来，这个命题似乎只包含着绝望，但是竹内好力图穿透这绝望，追求存在于它的彼岸的东西——他在思想上的格斗与中国研究便在这样的欲望之中融合为一体了吧。然而，为了能说明那个未知的东西而所付出的努力，不断地被一个痛苦的认识打消，那就是他自己缺乏用来说明的语言。于是本书的核心部分的主张如若不采用某种哲学语言就无法得以表述。“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通过破弃这个影子，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意识到无力，文学才能成为文学。”“真的文学是在政治中破弃自己的影子。所谓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就是矛盾的自我同一的关系。”在前面的引用中曾两次出现的这一意思几乎相同的表现中，明显留着受西田几多郎著作影响的痕迹。无论是“矛盾的自我同一”还是“意识到无力”，这些说法都带有西田的作为行为性直观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在（注一二）中，战后的竹内指出“（在本书中）像这样由西田哲学借用的用语随处可见，这是受了当时的阅读倾向的影响，在今天来看暴露了思想上的贫瘠。没有严格依据西田哲学的用语范例。”与这段回顾相符的内容可以在1948年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看到。在这篇文章中，竹内认为急于“丢弃旧的东西去摄取新的东西”这样的思想体质是日本现代文化的症结所在，作为例子西田哲学被列入某个时代的“新的东西”之中（“唯物论不行了，就换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西田幾多郎（1870~1945）京都学派的创始人，将东洋思想的“绝对无”置于根底进行理论化，并将其与西洋哲学融合树立了独具开创性的西田哲学。然而，我这次重读之后发觉，要想在不影响本书的核心主张的情况下把这类哲学用语干净地抽取出去是不可能的。“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自我意识”、“场所”等理论，不仅规范着青年时期的竹内好的思考，而且他依据这些理论的程度已经超越了单纯借用的领域。▲竹内好（1929，大阪高中二年级时摄）不过与此同时，在前面所引用的地方，这些概念总是被放在“换言之”、“所谓”之后，这显示在本书的文本中暗藏着某种断层。与所有的文本相同，本书的文本也是由复数的文本组合而成的。在这些文本之间，存在着这一文本所特有的翻译活动。“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通过破弃这个影子，换言之也就是通过意识到无力，文学才能成为文学。”在这段文字中装载着具有强大马力的目的论的驱动器。为了达到“文学才能成为文学”这个目标，在短短的一句话中就进行了好几次的飞跃。因为由“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句开场白所唤起的经验并不能必然地产生出“破弃这个影子”的决断。而且，“破弃这个影子”经过多少有些粗暴的翻译被置换成“意识到无力”，因此做决断的主体早就以某种方式获知了自己的无力才对。也就是说，必须在“意识到”之前就已经拥有认识了。反过来说，在体验“在政治中看到自己的影子”的过程中，所有的一切都必须是已经发生过的。在本书的语言之中有一个不仅对西田哲学，而且对于所有哲学概念、理论都显示出执拗抗争的东西，一个既绝对吸引它们，但又绝对不依照它们的翻译而定型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影子”这个词。在本书中这个词的意义极为多样。甚至可以以正相反的意义出现。在这些用法之间，明显地形成了某种磁场。读他（鲁迅）的文章，必定要碰到一种像影子一般的东西。这个影子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影子本身并不存在，但是光从那里产生，从那里消失，有着暗示其存在的一点的黑暗。不注意的话，也就毫不知觉地读过去了，然而，一旦发觉，就会在意，无法忘记。如同华丽的舞场上骷髅在跳舞一样，到最后会觉得骷髅才是真实存在的。鲁迅背负着这样的影子度过了一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把他称为赎罪的文学。而且，他意识到罪孽的时机正是他的传记中记述得不甚明了的时期（在1918年《狂人日记》发表之前，他于北京居住的那六年间）。（页59）这个“影子”首先映现在既是读者又是翻译家的竹内好的心灵之“眼”中。它“总在同一个地方”。它本身并不存在，但是所有的存在、所有的光都从那里产生从那里消失，是黑暗也是深渊。然而，这样的“影子”、黑暗、深渊，鲁迅并没有在眼前看到。映现在竹内的心灵之“眼”中的鲁迅不是一个追逐“影子”的人，而是一个“背负影子”的人。“影子”、“黑暗”以及背负着看不见的东西的鲁迅，这是竹内所“看到”的。从这里立刻就引出了“赎罪的文学”。就像在前面，“影子”在“破弃”中产生“对无力的自我意识”一样，在这里“影子”成为“对赎罪的自我意识”的隐喻。“影子”是某种负债，也许与一笔压在身上的无尽头的负债无异。（竹内的文章展示了）一个强有力的解释在捕捉“影子”之摇曳的一瞬间。在此，我们不能不仔细体味竹内所说的“罪孽”的内涵。早在《序章——关于死与生》中，竹内就已经把焦点对准了“赎罪”这个主题。为了表明鲁迅之死所具有的特异性，他铺设了数条辅助线，这其中的一个方向，让人觉得那是他早已选好的。（……）我眼下的目标不是研究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我所取的立场是将鲁迅文学中的最根本的自我意识，重叠到一个难以用适当的词来表述的，可以说与宗教式的罪孽意识相近的东西上去。直感告诉我在鲁迅身上有着这种难以控制的东西存在。（……）鲁迅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殉教者，甚至还厌恶被别人这么看。就像他不是一个先知先觉一样，他同样不是一个殉教者。但是他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在我看来就像是殉教者。我想象着那存在于鲁迅心灵深处的，难道不是对谁的赎罪之念吗？针对谁，连鲁迅也不清楚吧。他只不过是时常在深夜里与不知是谁的影子对坐而已（散文诗集《野草》及其他）。那不是摩菲斯特，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也许近似于中文中的“鬼”。或者更进一步，在这里引用周作人所说的“东洋的悲哀”一词作注解，只当作注解是没有问题的。（页11—12）▲摩菲斯特，《浮士德》中的恶魔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影的告别》。它通过一个向睡眠中的人的本体告别的影子的第一人称讲述展开。“影子”厌恶了“彷徨于明暗之间”，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我觉得竹内正是从这样的语言中听到了鲁迅由内心发出的对自我的裁判。将鲁迅身上的“影子”与“赎罪的自我意识”联系起来的根据，也许就在这里。然而，我却感到这个散文诗与尼采的《漂泊者与他的影子》、《查拉图斯特拉》中的一些片断的相似。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在“赎罪的自我意识”之外，从鲁迅身上探求另外一种分身的体验吧。不用说，这种由意识中解放出来，正是尼采思想中极为强有力的主题。尽管如此，我不认为这两种解读互相排斥。在这里体现出的是竹内好作为“翻译家”的踌躇，既在几种翻译可能性（恶魔、中文的“鬼”、“东洋人的悲哀”）之间举棋不定，也在作为“文学家”所做出的断定前犹豫，换句话说，也就是被不可能破弃的影子的诱惑牵着鼻子走的“眼”和想要确定它的真面目并将其“破弃”的“手”，这两种意志之间的微妙关系。本书所勾勒的鲁迅素描的美丽之处大约就来自踌躇与决断互相抵制的强度之上。然而，竹内好是翻译家。从事实来看，这是个不存在任何疑问的命题。不仅是鲁迅的作品，竹内此外还翻译了许多中文文献。但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对把竹内当作一个翻译家来看待有着很强的抵触。他不单单是一个翻译家，他的工作超出了翻译的范畴，翻译只是以鲁迅为中心的他的工作中的一部分，而他的工作的真髓在翻译之外，体现在他的鲁迅研究之中——众多对竹内好的思想感兴趣的人，不用说都是这样认为的吧。▲『魯迅文集』[日]竹内好訳，東京：筑摩書房，1991另一方面，鲁迅也是翻译家。这一命题也是依据事实而言的，没有怀疑的余地。鲁迅翻译了俄国、东欧、匈牙利等国，以及日本作家的作品，还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序文。他一辈子都没有停止翻译。留下了与他的著作几乎相同数量的译作。他还写了论翻译、为翻译助阵的评论。在去世的前一年，五十五岁时他开始翻译果戈理的《死魂灵》。▲《鲁迅译文全集》鲁迅，北京鲁迅博物馆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对于这样一个作为翻译家的鲁迅，竹内好是怎么看的呢？他脑海中的鲁迅形象，既与前面提及的政治与文学的辩证法密切关联，同时又处在“文学家”鲁迅和“启蒙家”鲁迅的两极之间。那么，在这两极之间，“翻译家”鲁迅应该被定位于何处呢？反过来说，竹内对自己从事鲁迅作品翻译是怎么认为，是怎样“意识到”的呢？在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对于鲁迅以及对于竹内来说，翻译都不可能是纯粹的技术问题、中立的劳作、无罪的营生。这与竹内在本书中提到的、被认为曾在鲁迅的思想形成上“在某种意义上投下了阴影”的六个方面中的其中之一，也就是清末民初的大思想家章炳麟曾以激烈的言辞抨击翻译一事有关。“今之道德，大率从于职业而变。都计其业则有十六种人。一曰农人，二曰工人，三曰裨贩，四曰坐贾，五曰学究，六曰艺士，七曰通人，八曰行伍，九曰胥徒，十曰幕客，十一曰职商，十二曰京朝官，十三曰方面官，十四曰军官，十五曰差除官，十六曰日雇译人。其职业凡十六等，其道德之第次亦十六等。虽非讲如划一，然可以得其概略矣。”（《革命之道德》，1906年《章炳麟集》，西顺藏、近藤邦康译，岩波文库）在章炳麟眼中“翻译”是道德最为低下的职业，甚至比与总督“同卧共起，吮痈舔痔者是其天职然也”的地方下级官吏“差除官”还要低贱。他唾弃般地说“然其次犹有雇译者则复。为白人之外嬖，非独依倚督抚而已”。不仅从口译的道德地位就能推测出翻译的道德地位也离此不远，而且从他紧接随后所说的“知识愈进权位愈申，则离于道德也愈远”的话中也可以看出这点。翻译家是比寄生于民族内部权力之中的寄生虫更恶劣的民族败类。说到底就是这个意思。就在这样的攻击无论在历史还是在文化中都具有现实意味的紧张环境中，鲁迅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他在东京小石川听章炳麟的《国学讲义》的1908年，正值他与弟弟周作人共同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前一年。另一方面，竹内对这种针对翻译的道德攻击有着非同寻常的敏感，他一生的言行，尤其是战后，他在前面列举的《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中所展开的针对引进文化的批判都明显地表明了这一点。▲《域外小说集》初版封面本书中有一处，竹内在没有将翻译作为主题的情况下，曾对鲁迅的翻译动机做过探讨。在这里他对鲁迅由医学转到文学、《域外小说集》出版的经过，还有梁启超的思想，特别是有关鲁迅与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论诀别的部分、周作人的证言，甚至于鲁迅自己的回想都作了保留。最大限度地考虑梁启超与鲁迅的不同，也就意味着将启蒙与文学分离，而且首先是将翻译明确地分离出来。无论怎样，鲁迅和梁启超之间存在着决定性的对立，这一对立可以看作是鲁迅自己的内面矛盾的客观化，因此我认为与其说鲁迅受梁启超影响，还不如说鲁迅在梁启超身上看到了被客观化的自我矛盾，两者是处于这样一种关系中的。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成是政治与文学的对立关系。鲁迅受梁启超影响，日后再从中脱离出来，我认为这可以解释成他在梁启超那里破弃了自己的影子，洗刷了自己。他在此之后选择了章炳麟、尼采和弱小民族，这不就是证明吗？（页89）文学不是翻译，也不是启蒙。不应该是启蒙。只要是启蒙，就落在了章炳麟批判的靶中。只有一旦文学在与世间流行的、由西方翻译并引进的启蒙概念以及启蒙运动隔绝之处形成了，真正的启蒙才有可能。“文学家鲁迅是无止境地创造出启蒙家鲁迅的最终场所”，如果说这是本书追寻的目的地的话，那么分离工作的重要性也就不难理解了吧。然而，以鲁迅否定梁启超的政治小说论、选择非政治性题材做文学的主题来说明他把文学与启蒙分离，这对今天的读者来说大概并不容易理解吧。反而言之，也就是说鲁迅所面临的困难的艰巨程度，是今人难以想象的。与此相比，将翻译与启蒙分离，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无论在思考还是在实践上似乎都更具难度。因为无论是对中国的近代而言，还是对日本的近代来说，来自社会、国家对翻译的需求，以及与国民国家的形成一路同行的翻译欲望，都是与起源于西洋的启蒙运动分不开的。这个情形直至今日仍没有改变。因此当我们阅读本书时，同时应该提起这样的问题，那就是在本质上反启蒙、试图抗拒启蒙之力量的翻译是怎么样的一种东西？应该怎样才能在翻译活动的历史实践中挖掘到那些与启蒙运动无关的、更古老、更广泛的矿层呢？为了在将来迎接这种翻译的到来，现在应该为此做怎样的准备呢？或者也许可以说这种翻译在本书中已经实现了吧。当我触动到这本“纪念碑”式作品的伤口时，不由地产生这样的憧憬。在（注一）中是这样写道的：“挣扎这个中文词具有忍受、忍耐、扑腾等等意思。我以为在理解鲁迅精神方面，它是一个重要的线索，因此常常就以原文引用。如果非要译成日语的话，用今天的话来说近似于‘抵抗’这个词。”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对“抵抗”这个词的思考以及实践，在竹内身上总是与翻译活动有关，并且已经在翻译活动中发生。在翻译他者的抵抗时，就连“抵抗”这个词是否用得准确都没有把握，这样的情形应该如何翻译出来，这大概便是竹内在本书中所面临的课题吧。而且此时的翻译无疑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语言、作品、个人思想的限制，成为介于不同民族、两个集团、历史经验之间的翻译。这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对翻译家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吧。在承担起这项任务时，翻译家的意识与本书中竹内针对鲁迅而言的“赎罪的自我意识”是相当接近的。也许，无论鲁迅还是竹内都认为只有这样的翻译才能经得住章炳麟的批判。并且这样的翻译只有在翻译家自己走出了所有的启蒙运动、超越了对先进、强大有力之物进行摄取、吸收、占有、同化的欲望、听任他者翻译、看到自己的经验被翻译、看到自己是他者的“影子”时才会发生。在这种时候，又是怎样的身心动摇、怎样的情感激荡如同地震一般冲击着存在呢？如此这般的澎湃之情又是怎样穿越时间而传导到自己身上的呢？对此，本书的读者必定深有体会。・原文载于未来社版《鲁迅》（『魯迅』，東京：未来社，2002），译文收于贺照田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2辑（未出版）。·感谢相关者授权。·图片源于网络。作者简介鹈饲哲（1955~

编者按雷妍是蜚声沦陷北京文坛的女作家。她当时的作品结集成《无声琴》和《黑十字》，最近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以此为契机，治沦陷区文学的张泉老师梳理了雷妍的创作生涯及雷妍研究史，并反复申述作家文集编纂对文学史写作的重要性。▲《无声琴》雷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本书是民国才女作家雷妍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雷妍小说21部，如《寻求文化的家族》《温室里的春天》《无声琴》《杏子结实的时候》《肥了的一群》《丁香时节》《诸葛先生》等。该书由现当代文学学者张泉倾情作序，并附有雷妍女儿刘琤的亲笔回忆文章，雷妍的若干译作、剧本（如《每日食粮》（原作者为诺奖获得者赛珍珠）、《雨天》（独幕剧）等），雷妍后人整理的作者生平年表和雷妍及亲友珍贵照片，填补了雷妍相关研究资料的空白。▲《黑十字》雷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3本书是民国才女作家雷妍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雷妍小说作品18部，如《黑潮》《两姐妹》《新生的一代》《黑十字》《客自远方来》《冰冷的宇宙》《小力笨》等，并附录有若干随笔，如《为伯龙而歌》。这些都是雷妍后人珍藏多年，第一次对外公开的一手资料。这些作品自民国时期发表于报刊后，七八十年来首次汇编成集，面向当代读者。集子中每一部小说都标有原出处和发表时的署名，作品署名除“雷妍”外，还有一些署的是其鲜为人知的笔名，为现代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线索。从雷妍已经八十九的女儿钢琴家刘琤那里得知，中国文史出版社大手笔，准备一次推出她母亲雷妍（1911-1952）的两本新编作品集《无声琴》和《黑十字》。辑佚编辑工作的主要参与者还有雷妍的学天文学的儿子和从事无线电专业的儿媳。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的这个错综动荡的大时代，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持续放诞的这三两年所形成的封闭、黯淡的被动生存模式中，这着实是令我喜悦的不多的资讯之一。她嘱我为作品集写点什么。虽然设想的一些计划安排赶不上世事的不测，已经变得支离、低效，心想事不成，我还是恭敬不如从命。其实，早在2009年，我曾为雷妍的作品集写过一篇介绍文《写在雷妍作品选本正式出版之际》。在雷妍后辈们的不懈努力之下，《四十年代北京女作家雷妍小说散文选》（刘琤编选，自刊，2006）、《雷妍小说散文集》（刘琤、于然主编，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2009）两书得以印出。拙文就是第二本书的序二。卷首是南通大学陈学勇教授的《雷妍作品集序》。他在序文中直言：“说历史一定公平，那多半是一种善良的期待……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到现在还遗漏了一个雷妍，就像以前曾经遗漏张爱玲、苏青、梅娘她们一样。”他高度评价雷妍。比如认为她的中篇《良田》展现了“北方农村生活，质朴、静美，而艰辛、苍凉……可追步萧红的《呼兰河传》”（《故纸札记》，湖南大学出版社,2017。第234页）。他对于雷妍的推荐不遗余力。很有可能，在目前还不算太多的雷妍研究文章中，有一些出自他的学生之手。▲雷妍手稿在这之后，又有《陌上花开，谁念缓归眷春深》雷妍卷（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白马的骑者：雷妍小说散文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8）和《白马的骑者》（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三部选集面世。在篇目上，这些选本之间的篇目多有重复。而《无声琴》和《黑十字》这两本新编作品集的最大特点是，或者说最大贡献是，所收48篇作品均为民国之后首次结集出版。以我参与编辑《梅娘全集》的经验，辑佚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劳作。虽然现在随着大数据库产业的高速扩张，历史文献的获取越来越便利，但总有名目繁多的各类数据库仍无法或者还未及覆盖的文献，比如纸质老化更快的近现代报纸。正如新编雷妍作品集的编者来信所述：这篇文章在《民众报》发表时，共分了24期，每期都配有插图。我是在单位开了介绍信，在库本阅览室一页页浏览的，经反复协商，花钱拍了部分页面。下面是首页和末页的插图。首都图书馆，不让看，求了半天，勉强拿出来，必须坐那看，我去了好几天。纸张发黄，一碰就掉沫沫。他们告诉我，下次别来了。当时就打包入库了。这篇文章的线索还是拜张先生的著作所赐。（2022年12月12日）文中的“这篇文章”，系雷妍的那个篇幅颇长的短篇《姣姣》。“拜张先生的著作所赐”，大概说的是，《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中的一段介绍文字。我依据的是沦陷期杂志上的二手材料，大意是，在梅娘（1916-2013）的丈夫柳龙光（1911-1949）出任武德报社编辑部长后，开始强调“民众文艺”不是旧式的通俗文艺而是新文艺。他扭转世风的举措之一，便是在下属的小报《民众报》上举办“民众文艺”两万字小说征文活动，试图以此来改变文艺栏目（文坛）此前的俗旧面貌。1942年9月20日，公布了第一次征文的十篇入选佳作，《姣姣》排在首位，并在同日报纸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上做连载。1943年6月1日，雷妍的另一篇《魁梧的懦人》再次当选。▲《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张泉，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4我当年发掘梳理北京（华北）沦陷区文学史料时，最大的缺憾是未及通读各类报纸。那时纸制品的损毁还不像现在这么严重，获取也相对容易。毕竟现在离开那时，又过去了四十载。但当时书稿已经耗了我十年，又赶上十分侥幸地纳入了一套开印在即的地域文学丛书，在沦陷区文学还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宽容对待的那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只好忍痛匆匆收场。在现当代文学史料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时不待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特别是文学文本的辑佚工作。我的一个偏见，作品辑佚是文学史料工作的重中之重，事件，轶事，绯闻……等等，倒在其次。在为九卷本《梅娘文集》撰写的梅娘叙论《二十世纪“长时段作家”梅娘及其全集的编纂》中，我开宗明义：“所有进入流通（阅读）的文学都是历史的产物，但在生生不息、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能够被文学史观照到的部分极其有限。正是这一近乎苛刻无情的限制，使得文学得以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绵绵不绝、承传有序。这样，如何与时俱进地确认具体作品的价值，进而将作家纳入文学体制，便成了文学史无法回避的功能。”而这，首先需要有完整准确的作家作品集成。在这个意义上，我高度评价具有开拓性的这两部雷妍作品新选本，它们无疑会惠及读书界，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界。这版《无声琴》和《黑十字》以小说散文为主，还有少量的诗歌、剧本、翻译，雷妍的评论文缺失。在文体分类、编排上，以及在进一步辑佚方面，也还有继续完善的空间。非常期待符合学术规范的《雷妍全集》能够很快提上议事日程。在民国时期地域广阔的南北沦陷区文坛，女性作家众多，女性新文学写作尤为繁荣多样。雷妍是华北地区与梅娘齐名的重要女性作家，就像华东地区的张爱玲、苏青一样。与其他几位不同的是，雷妍在沦陷区所遭遇的普通女人的磨难，常人是难以忍受和接受的。她却在艰辛困苦中，写下了那么多苦涩的美文。一位作家的大量被淹没的作品被发掘出来后，无疑会影响到过往对于这位作家的评价，甚至有可能会对其原来的文学史定位有所调整。雷妍这两本辑佚文集出版在即，已经来不及细读品评了。仅在这里把2009年的那短文，做了大量的补充修改之后，附在下面，以期抛砖引玉。附录：写在雷妍作品选本正式出版之际一、“张爱玲热”引发的思考2009年，张爱玲早在1976年就已完稿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终于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月26日，张爱玲的母校香港大学为其举行了新书记者会。该书大陆简体本的版权，群雄逐鹿，最后花落十月文艺出版社，据说，首印10万，4月9日上市,不到一周清货，随即加印。在出版业即将全面市场化的今天，这肯定是有可能创造单项营销额纪录的大手笔，即使盗版已先期悄然出现，即使网络上早就可以免费阅读，也没有对正版造成多大的影响。4月16日下午，该书首发式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召开，各路媒体蜂拥而至，以致主办方不得不采取凭票入内的措施。这样，在电影《色，戒》（2007）之后，围绕《小团圆》，又一次争论不断，又一次褒贬不一，在华文文化圈引发了新一轮的“张爱玲热”。张爱玲还有一些中英文书籍会陆续出版：《张爱玲语录》增订版、写上海童年往事的《雷峰塔》、讲港战故事的《易经》、与香港宋淇、邝文美夫妇的往来书信等。在张爱玲逝世后从美国运给遗产执行人宋淇的14箱遗物中，除已整理面世的《同学少年都不贱》（2004）、《郁金香》（2007）外，不知还有多少可以出版的文字。张爱玲今后无疑仍将是相关业界和大众传媒的热点。这一点勿庸置疑。如何评估《小团圆》的文学价值和史料意义，这里暂且不论。众声喧哗中，我注意到网民“貂斑华”的一则帖子：张爱[玲]好像被过度的解读和关注了，近乎追星似的研究，跟她沾亲带故的比如胡汉奸、姑姑、赖雅、她的父母弟弟都被人扒了个遍，几乎是掘地三尺式的研究，跟她同时代或略早的很多女作家水准未必在她之下，梅娘，苏青，庐隐，凌淑华，白薇，很多人不论就作品还是经历的曲折都不在她之下，可就是门庭冷落少有人关注，真是个苦乐不均的世界，文坛亦然。（2009-03-16

内容简介20世纪70年代于台湾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震荡的年代，也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从沉默中走出并对社会和文艺展开全面反省的年代。“乡土文学论战”是这一反省运动的高潮，触动了战后台湾政治、思想的禁忌，也以“乡土”之名，推动了新的社会关怀意识。因此，“乡土文学论战”的意义不限于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消长，而是持续参与了20世纪70、80年代台湾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至今有着深远影响。本书分为“先声”“论战”“反思”“附录”四个部分，结合历史文献和回顾研究以呈现“乡土文学论战”的前因后果。▲《20世纪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论战”资料集》李娜、徐秀慧

编者按本文乃已故东大中国文学研究专家代田智明先生在《中国研究月报》的“中日关系何去何从？”专栏中写给日本大众的一封信。文中就中日关系问题，围绕日美关系、日本历史问题、战争情感记忆问题、日本社会人口发展问题、中国发展问题等诸多方面，为日本的国人献出箴言。建议日本能够跳出中日问题框架，将美国纳入东亚视野，去发现日美同盟的虚幻；建议日本回望日本现代化历史，去发现历史中的暴力性，从而更理性地建立起东亚连带感；从反省自身对华情感结构开始，建议日本理性面对中国崛起，等等。该文撰写的2014年，也是俄乌双边关系急遽恶化的一年。如今，大面积爆发的俄乌战争仍在持续；而一路磕磕绊绊走来的中日关系，更是出现了分裂的征兆。近日，两名获得广岛和平文化中心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在参观广岛和平纪念馆时，发视频表示“看着确实是挺可怜的，但咱们确实没有那种心情，就同情不起来的感觉，没法同情”，并赞成“核武器是有必要的”。这种冷漠的旁观者姿态令人痛心。我们在谈论无情的战争之时，是否可以尝试一种共情的内部视角，将审视的对象转为自身。要知道，战争最终摧毁的，不仅仅是某个国家或地域，而将是整个人类。鹿野政直在论及近代日本时指出在帝国主义全盛时期，当“‘强国’被日本国民视作奋斗的目标，人们高声宣扬战争的正义化，在这种背景下，反战论与和平论处于一种困难的局面”，战争被绑定在了帝国的荣耀之上，更是被合理地赋予了特定的价值。代田先生此文，也可看作是写给我们的一封信，处在发展途中的国人不可忘记历史的教训：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唯有去除歧视、傲慢、自我中心主义，才能结成稳固的联盟；对自己内部的民族情感同样需要正视和调整。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代田先生的此番肺腑之言，扎耳亦扎心，刺人更刺己，尤其值得今天的你我思考、倾听。给大家的一封信代田智明

编者按今天，从“对话”的视角重读对两位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颁奖礼上的演讲显得尤为重要，即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与大江健三郎的《我在暧昧的日本》。以往学者大多对川端与大江加以了对立式解读，然而在“美丽”和“暧昧”的比照中，也暗含着“对话”的逻辑。“对话”并非一个象征形式的去主体化的过程，而是一个将异质性他者纳入其中并与他者共在的伦理过程。基于这一阐释，“他者”得以作为内在于“美丽”与“暧昧”之关系性构成中的重要一环被揭示。同时，共通感概念对于“复数的主观性”的要求可视为赋予审美鉴赏以普遍性的一个契机，也为这种关系性视角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策略与方向性的指引。つながろう、さようなら。引言川端康成（Kawabata

编者按受中国木刻版画影响，日本版画作为重要的现实主义艺术曾深入到日本学校教育与个人生活当中。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画家探索全新的表达方式，以期展现日本战后社会的困惑与矛盾。当抽象艺术逐渐成为战后现代主义的主流时，曾走入日本千家万户的版画逐渐式微，成为时代的“弃儿”。回看日本战后美术史的“现实主义”论争不免引发疑惑，是否只有犀利前卫的美术作品才蕴含对历史的思考与回应，才有资格代表日本人的历史？主张“更加深入地扎根生活”的现实主义在今日是否已经失去了其特有的魅力？作者站在日本战后版画运动与日本教育版画运动的现实主义美术系谱上，梳理两大版画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探析日本版画运动深入“生活”的方式，从过去的经验思考日本社会现代的问题，实现对根植于现实沃土的美术形式的再发现。

编者按2022年4月23日〜7月3日，“刻刀镌刻的战后日本——两大民众版画运动”于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开展。策展人之一池上善彦曾任《现代思想》杂志主编，在谓无名此前推送的《如何民族，怎样国家》专辑里，他向中国读者介绍1950年代由竹内好发起的“国民文学论战”这一战后日本知识分子试图克服冷战体制、重建民族文化的思想论争。池上先生也是在战后日本文化重建的脉络里关注民众版画运动的，他提出：参与“国民文学论战”的历史学家上原专禄、远山茂树等50年代日本知识人关切的小团体运动、生活记录、生活主题作文，以及与民众教育结合的版画，都是探寻与民族传统相连、扎根日常生活的“近代主义”的实践。此外，长期致力于亚洲知识思想连带的池上先生，为“战后民众版画运动的成立”勾勒谱系时，特别指出这一运动与中国木刻版画、以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的现实主义文艺的深远关系。▲「彫刻刀で刻む戦後日本

编者按王中忱老师购读司马辽太郎作品的场所（机场、车站、街巷里的普通书店）体验，印证了司马作为日本“国民作家”其当之无愧的称号，同时也揭示了后者遭到纯文学史家冷遇的事实。王老师多角度地阐明了司马写作的意义，比如肯定文艺批评家野口武彦的观点，认可司马是“以小说作为方法的史家”；从历史学者和田春树在其巨著《日俄战争：起源和开战》中对司马的引用和独特的阐释入手，高度评价司马尊重史料、遵从自身所描写对象的发展逻辑的诚实品格；借用思想史学者成田龙一在评价司马时的“中层思想史”概念，阐明司马文学的洞见和偏见都接近战后日本社会的中间值的事实。作者以为，司马辽太郎那跨界混搭的文类特征反衬出纯文学史家解释能力的限度，故呼唤超越纯文学视野的讨论。王老师评价关立丹所著《司马辽太郎研究——东亚题材历史小说创作》一书拓展了纯文学叙述的狭隘格局，有助于中文读者深入了解司马文学以及由此进入的日本和东亚世界。▲《司马辽太郎研究——东亚题材历史小说创作》关立丹

内容摘要作者以“话语”问题为线索，探讨在大杉无政府主义思想中“口吃”所造就的独特的语言感觉及其所具有的意义。《自传》描述了大杉的童年至青年时期，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少年从军人梦想受挫，到在身为“社会主义者”中找到自己人生目标的过程，“口吃”被认定为其所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口吃”原本多被视为个人“疾病”问题，在这里则分析将“口吃”疾病化、作为矫正对象的军队性或者说国民性语言实践的成立与功能之间的关联，进而揭示大杉的“口吃”性语言实践，本身就是对当时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所谓近代民族主义的根本性批判。▲大杉荣（1885~1923）作为方法的“口吃”大杉荣或许是日本思想史上最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死于“大逆事件”的幸德秋水广为人知的继承人。大杉身上确实有吸引读者兴趣的个人魅力。构成大杉多姿多彩一生的诸多轶事，每一桩都闪耀着强烈的个人特质。大杉既是如“一犯一语”口号所象征的那样，在监狱中通过自学掌握了多门外语的贪婪好学之人，又是从正面回击社会禁忌的理性“文明评论家”，是陷入四角关系最终被情人刺成重伤的“叶山日阴茶屋事件”中的“唐璜”，也是站在工人运动最前端、大战政府与共产党团体的铁汉型领袖，还是出席上海、巴黎的国际会议并堂堂正正进行争论的国际主义者。无论是同时代者还是之后的读者，无不被大杉的这种个人魅力所倾倒。但是大杉眼中的自己，却与上述他人眼中的大杉荣完全不一样。比如对望月桂给自己画的肖像，大杉留下了如下评论。▲大杉荣肖像画望月桂画，大杉荣·望月桂著《漫文漫画》，1922这是我的癖好，而且是在遇到些什么困惑事时才会做的。不过，要抓我的癖好，就别用这种无聊的癖好，我应该还有更好玩的好癖好。比如我的口吃，眨巴着金鱼那样凸出来的大眼睛，嘴巴也跟金鱼似的张张合合，光是咽口水啥都说不出来七颠八倒的样子。不去画那样的我，居然只能画画这么无聊的我，望月的画还不行啊。这篇文章公开发表于1922年，正是大杉作为工人运动家发挥最大影响力的时期。望月的肖像画也是展现了主人公大杉“极富魅力的个性与言论”的一面。但是大杉却否定了他者赋予他的形象，选择将“口吃”作为自身本质的提示符。在这篇文章公开发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大杉在偷渡法国并被遣送回国后，被宪兵队杀害。被誉为“出类拔萃”的存在的大杉荣，最终作为一名“口吃”者迎来了人生的终点。大杉所留下的《自传》是研究其思想形成的一大线索。《自传》作为生动记录另类革命家前半生的精彩文本，其中尤为受到关注的是大杉在家乡新发田时聪慧的幼少年时期、早熟又奔放的性觉醒、源自幼年学校经历的反军思想萌芽等，这些都被视作影响其“自由”思想内在的根源性经历。然而，至今未曾对《自传》中的中心主题，也即“口吃”相关问题，与其思想之间的关联展开专门的探讨。在《自传》的世界中聚焦“口吃”问题、重新阅读《自传》时，就会清楚看到这一文本中蕴含着不少矛盾与混乱的地方，足以使把“口吃”视为“疾病”的前提失效。在这一文本中，大杉确实写下了苦于“口吃”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经历。然而，在那些记述之外，也并存着与很多朋友展开热烈对话的相关回忆。比如在《自传》中，记下了下述小学时代的回忆。在读书这方面，我可一直是执牛耳的。我几乎比所有朋友都更早开始读《少年世界》。与一奇妙的书店老板由此相熟，从他那里又买了很多书来读。既有翻译的修身轶事选集，又有无人知晓的、加起来有四五本的大部头作文书。我的演说、作文，都是从这些杂志、书籍中窃取来的，还博得了大家的满堂喝彩。这里所描写的，显然是一个善于雄辩的少年。大杉在《自传》的其他几个地方写下的对小学时期的回忆中，也有“天生的口吃”、“像半个哑巴似的”之类的语句，然而从上文所引回忆中却看不出一分半毫。如上所述，读者在《自传》中看到的对于“口吃”的记述，是由矛盾与混乱交织而成。然而，在看似矛盾与混乱的记述背后，或许是极其单纯的事实，即大杉在某种场合“口吃”，在某种场合又一点都不“口吃”。而《自传》中的矛盾与混乱，只不过是对这种非规律性“口吃”的记录。对大杉的既有研究，遵照了《自传》中将“口吃”当作“疾病”所做的记述，这样就关上了探讨“口吃”与其思想内在关联性的大门。因此，首先需要回答的是，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将“口吃”作为“疾病”的前景化？那么，大杉究竟是面对谁、怎样“口吃”的呢？在《自传》中，对于其“口吃”的产生，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述。似乎吼我打我是母亲每日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母亲是个大嗓门。扯着大嗓门总是在说着些什么。据说来拜访母亲的客人，大概走到门前，就能知道母亲在不在。而她吼我的时候，那大嗓门的音量还会往上升一级。她的吼法也真是蛮横。抓着天生口吃的我，每次一结巴就吼“你又结巴了”。母亲是个急性子，就是做不到默默看我眨巴眨巴眼睛咕咕哝哝。我要发出“哒哒哒哒……”的音节，她就更忍耐不住。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她吼着“又结巴了”，“啪”就给我脸上来了一巴掌。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实，即大杉的“口吃”主要发生在家庭内部，而主要对象则是其母亲。对于大杉而言，事实上让他经常处于紧张状态的是其母。正是与家庭、与母亲的这种关系，造就了大杉“口吃”的发生特色。大杉在《自传》中所描述的母亲，是个军人价值观彻底内化了的人物，有时候比身为职业军人的丈夫更像个军人。在《自传》中所记载的其母相关轶事，多数都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其母朝着把大杉培养成军官的明确目标，一直在训练他。在军队里，要“喊口令”，清晰的发声必不可少。这一能力对军官而言，更是必不可少。通过很多的记录、研究可知，在培养军官的幼年学校、士官学校中，很重视“喊口令”练习，鼓励学生自行进行练习。需注意的是，大杉在家里，主要是与其母之间，已经在无意识中开始了这一“喊口号”训练。这是此后在幼年学校反复出现的“喊口令”训练的预演。大杉对上母亲就“结巴”，是因为其母子关系就似军中的上下级权力关系那般。大杉之所以会在家里“结巴”，也是因为其家庭也具有士官学校的特征。名古屋幼年学校的835天大杉荣出身于军人世家，选择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就读也是极其自然。大杉通过了第二次入学考试，于1899年9月1日进入名古屋幼年学校学习，此时他刚满14岁。大杉在新发田中学被斥为“不良少年”，三年中学，读到中途就退了学。在以“盲从”为首要原则的名古屋幼年学校生活中，大杉少年又被逼出了“大脑神经衰弱”，最终因其所引发的斗殴事件，于1901年12月14日被开除。反过来说，正是名古屋幼年学校的生活，孕育了社会主义者大杉荣。大杉与学校之间的摩擦，从一年级的下半学期开始日益显著。在把他当“伙伴”的第一期生们毕业以后，更加明显。大杉曾与一期生一块袭击二期生的左侧寝室，嘲笑“少年”们，但在一期生毕业后，大杉被二期生视为眼中钉，时常被处以私刑。在幼年学校中，不可以反抗老生，所以大杉只好“维持着立正的姿势”被揍，只能“默默瞪着他们”。经历过这些后，大杉对于军队生活的幻想日趋破灭，不满则不断加深。大杉的爆发，最初的征兆表现为精神上的郁积。一切开始于1901年4月的修学旅行。期间，升入两年级的大杉与同伙一起，“几乎每晚例行公事”似的去袭击第四期生的寝室。大杉让稻熊军曹看到了，之后被校长“山本少佐”（悌三郎，后官至少将）处以禁足30天的处分。大杉自己完全不清楚为何会受到这样的处分，极受打击，在处分期间“几乎都在默想”中度日。大杉的烦恼，一度只在内心，不久却开始对外喷发。在受到禁足处分后，“总觉得忧郁”的大杉，参加完毕业仪式（7月10日）、大野町的游泳练习（7月13日起的两周），在夏季休息（7月26日起至8月30日为止）结束后回到了学校。“此时受凶暴之情绪所袭”的大杉，威胁低年级生，反抗下级军官，也不向军官敬礼，无故缺勤，在学校里四处游荡，最终被军医诊断为“脑神经衰弱”，给了他两周的假期。休假期间，大杉在大阪的叔父家过得很开心，然而一回到学校，“马上又病了”。在这样的精神状况下，发生了直接导致其被开除的斗殴事件。这一事件的相关处理，首先是在11月22日，学校以犯了“对低年级学生断绝友谊之路”的错误，给予殴打二年级学生的12名三年级学生严重警告，再处罚席自习一周的处分。同月27日，对于除大杉及刺伤大杉的学生以外的3名参与斗殴的学生，“根据平素训诫，按照莽撞打架斗殴”条规，给予严重警告，再处罚席自习两周的处分。最后，在12月14日以“品行不正，即便屡次训诫也不见有悔改之可能，以此依据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条例第20条第2项”责令大杉和刺伤大杉的学生退学。《历史》中最终概括这一事件如下。本事件如前所记述，只是年少者因一时情感冲突做出的轻举妄动……大杉等人之所以会出现狂暴、理应唾弃的惨状，首先源自他们自身的强戾本性，不应以两者间上演的狂态来衡量整起事情的轻重。话虽如此，这仍在沿革史上留下一大污点，令人深为惋惜。这段话，也是对大杉在学校内835天的军人生涯所做的最终评价。就这样，在1901年12月，16岁的大杉从陆军幼年学校退学。这时，他的陆军将帅之梦也已全然断送。社会主义与“口吃”从幼年学校退学后过了将近1个月，大杉荣前往东京，开始独自一人的备考生活。对他而言，这是“既没有学校老师看着也没有父母看着”的“最初的自由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大杉“边享受着自由，边沉迷于只对自己负责的学习之中”。如果“口吃”，是在与“喊口令”这一军队实践的关系中所形成的，那么从军队解放，也意味着从“口吃”中解放而出。事实上，在《自传》中大杉对这一时期所做的相关记述里，没有任何“口吃”的踪影。这一时期，大杉通过足尾矿毒事件、《万朝报》上所刊登的幸德秋水的评论等，逐渐关注起社会问题。而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与关系亲密的朋友讨论社会问题时没有感到任何不方便。这一时期的大杉，拒绝“军队”话语，为追寻此后人生的目标而沉迷于学习，早已不再“口吃”。▲1895年左右的足尾矿山足尾矿毒事件，又称“足尾铜矿矿毒事件”，发生于19世纪后半期明治时代初期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的渡良濑川周边地区，是日本最早的公害事件。由于足尾铜矿的开发，排出的烟气、矿毒气体、矿毒水等有害物质对周边环境造成了显著的影响。1890年代起，以栃木的政治家田中正造为中心，向国家提起诉讼，但是政府并没有被判为加害者。▲幸德秋水（1871~1911）日本明治时代的记者、思想家、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本名幸德传次郎，秋水这个名字来源于《庄子·秋水篇》，是其师父中江兆民起的。他是“幸德大逆事件”中被处刑12人中的一人。大杉再次意识到自身的“口吃”，是在真正接触到社会主义运动以后。太田雅夫等人的研究显示，大杉第一次拜访平民社是在1904年3月。这时大杉已经实现了进入外语学校学习的当前目标，然而母亲的去世、家庭环境随之发生的重大变故，使得大杉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大杉在这种精神彷徨中四处走动，平民社也是其中一处。大杉在第一次参加平民社茶话会时，在席上对堺利彦以及其他参与者公开表达了自己想“为社会主义奉献一生”的决心。而讽刺的是，在将社会主义作为新的人生目标后，大杉又与从幼年学校退学后理应早已烟消云散的“口吃”再次相逢。▲早期社会主义者左起：新居格（着白衬衫者）、大杉荣、堺利彦、山崎今朝弥、山川均、近藤荣蔵。左后方者不明那么，为何大杉在这一时期又意识到了自身的“口吃”？这是由于“演说”这一实践在当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演说表达”也即“‘舌头’运动”并不亚于“文章表达”，也即通过媒体来获取读者、行使影响力的“‘笔头’运动”，是运动中重要的推动力。安部矶雄、片山潜、西川光二郎、木下尚江、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等，当时社会主义的领袖们，虽然类型各异，却都是有名的“演说家”。“演说”，被视作展示人物个性的指标，而领袖们的“演说姿势”，也经常登上各类报纸的版面。▲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自由俱乐部时代龙泉寺内的演讲会，1914右起：加藤辰五郎、添田哑蝉坊、小生梦坊、（不详）、久坂卯之助、堺利彦、渡边政太郎、远藤无水、吉川守邦、佐藤玄海、（不详）大杉在早期社会主义的“演说”文化中，又一次品尝到了曾经在幼年学校所感受到的那种紧张与疏远。既有研究将这一时期大杉与这些运动所保持的距离，归结于他自身的社会主义思想仍不成熟、还处于有可能进入陆军大学就职的阶段等等。但是我从这里读出的是大杉对当时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一种违和感。大杉此后的盟友荒畑寒村曾如此回忆当时的大杉。这段文字所刻画的，正是一个烦恼于发声所造成的自卑，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加以克服的“口吃者”形象。大杉远离“完全自由的，自己怎么想就怎么做便是”的生活，试图加入一个把“雄辩”作为领袖理应具有的条件，成员则以“雄辩”为目标、热衷于反复开展“舌头运动”的圈子。这让大杉不得不再次痛切地认识到自身的“口吃”问题。从“国民”到“革命家”然而，国家对社会主义运动的镇压逐渐加强，并剥夺了社会主义者们说“国民”语言的机会。从这一时期的一些小片段中可以窥知，通过对“革命性”行为的实践，大杉在运动内部的发言权逐渐加强。比如，在1908年1月的“屋上演说事件”中，大杉与堺利彦、山川均一起从平民书房的二楼，向500名听众“演说”。同年6月的“赤旗事件”，则与荒畑寒村一起挥舞着红旗，高唱革命歌曲。而在“赤旗事件”的审判法庭上，判决一宣读完毕，大杉就从被告席上高呼：“无政府党万岁！”《熊本评论》这样描述此时的大杉：“大杉荣君一直呵呵大笑。在情绪极其兴奋的时候，吾等就会听到他这样的哄笑。”这一时期的逸事中，并没有出现大杉的“口吃者”形象。大杉在这一时期，通过获得“革命家”这一发声位置，似乎自行“克服”了自身的“口吃”。▲锦辉馆赤旗事件是发生于1908年6月22日镇压社会主义者的事件。别名“锦辉馆事件”、“锦辉馆赤旗事件”。1908年，日本在农民斗争蜂起、政府大力镇压社会主义运动的气氛下，爆发“赤旗事件”。荒畑寒村、大杉荣等在东京街头高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大旗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演变成大规模械斗。日本警察野蛮制造的“赤旗事件”激怒了社会主义者，这成了“大逆事件”发生的原点。▲『赤旗事件の回顧』[日]堺利彦，青空文庫，2012▲堺利彦（1871~1933）社会主义者。1899年进入《万朝报》，致力于家庭改良和言文一致体的普及。1901年与内村鉴三、幸德秋水等为寻求社会正义而组成“理想团”。1903年创立平民社，发行《平民新闻》，1906年成立日本社会党。1908年因赤旗事件入狱，2年后出狱。成立卖文社，1914年创刊《一朵花》，次年改名《新社会》，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参加普选运动和劳动运动。1922年日本共产党结成时，他是第一任委员长，但第二年因第一次共产党事件脱党。1927年与山川均等人创办《劳农》，次年创建无产大众党，直到晚年为无产政党的团结而努力。但是，在这些努力结出最终的果实之前，大杉又一次失语。而介入其中的，则是国家权力所做的镇压。大杉的“口吃”再次恶化的过程，与因“赤旗事件”被囚禁在千叶监狱的时期相重合。大杉被夺去“话语”的过程，更因“大逆事件”迎来了决定性的时刻。大杉因这一事件，完全丧失了言语能力。在“大逆事件”的相关逮捕开始时，大杉仍在千叶狱中。检察局传唤大杉去配合“大逆事件”的调查，因而被移送到了东京的监狱。在那里，大杉与幸德有了一次擦肩而过。对于那一决定性的瞬间，大杉的回忆如下。某天看到幸德经过。“哎，秋水！秋水！”我试着叫了他两三次，却怎么都发不出大点的声音（我现在很后悔当时为何会有那么愚蠢的顾虑），而幸德又有点耳背，所以一脸没听见似的走了过去。终于到了刑满之日。喜出望外的看守们把我送出了东京监狱的大门。有六、七名同伴早已等在那里。和大家互相握了手。大杉在1910年11月29日出狱。在仅仅两个月后的1911年1月24日，幸德及其他11名犯人被执行了死刑。如文字所写那般，这一时期，大杉在完全失语的状态下度日。他自己这样回忆当时的状态。我出狱那天，一整天都在不停唠叨些监狱里的事情。然而从第二天起就像个哑巴一样，完全开不了口。或许是因为将近两年时间几乎没说过话，或许是因为出狱后被生活的突变所刺激，反正原来的口吃一下子又加重了。严重到都不能称为口吃的地步。而此后的整整一个月，几乎都靠笔谈过活。这一时期大杉的“失语”，并不能像在狱中的“无言行为”那般，仅仅归结于由外部因素所引起。大杉在狱中还能发出声音，还能呼叫幸德的名字。象征性而言，大杉的失语开始于他对幸德的呼叫未曾传递到幸德耳中的那一瞬间。我们已经看到了在军队中曾一度失语的大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再次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而这时大杉所获得的，是“主义”的话语，是从“革命家”的发声位置所发出的话语。在大杉这里，重新获得话语能力与对“主义”的研究以及作为“革命家”的实践，三者共同存在、密不可分。对于大杉而言，幸德最能代表“革命家”。对大杉而言，幸德的死刑意味着“革命家”立场性自身的消失。“大逆事件”最终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即无论是“无政府主义”还是“革命家”，都不被允许存在于这个国家。▲大逆罪的判决日本“大逆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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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从“Cypher”一词的“知识考古”入手，考镜Hiphop（嘻哈）文化，将其还原于“黑人民权运动”等1960年代以降的非裔美国人政治、社会与文化史中，揭示出作为“亚文化”的Hiphop及其分支街舞文化（此外还包括说唱、DJ、涂鸦等文化形式）生成的时代语境，展现了更为立体、细腻的非裔美国人社群的多元面貌及族群政治下美国社会的重层结构。作为“流行文化”的Hiphop，包含音乐、诗歌、舞蹈及美术等多种文化要素，因此对其讨论也兼具文化研究及跨学科的辐射力。Hiphop的出现可追溯到非裔美国人的口头文化传统，兴起后也波及了后续的非裔美国文学书写，Hiphop由是或隐或显地深植于非裔美国人文学和文化史中。作为“离散者文化和音乐风格交织的结果”，Cypher及Hiphop展示了非裔美国人的文化韧性与文化政治创造力。对这一话题的深入阐释，势必将读者带入有关“语言、种族和族性”三者复杂的辩证关系中，进而进入“少数族裔”、“离散”（Diaspora）、第三空间（Third

编者按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交往，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各种活动，民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也不可或缺。“观日文丛”是由赵京华教授主编的学术随笔丛书，出版初衷即旨在对两国民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这次推出的四册分别是赵京华《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王中忱《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张明杰《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以及陈言《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以此为契机，在疫情渐趋消散的酷暑中，在京相关研究者7月23日在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书店，以本套丛书为切入点，围绕日本问题、中日之间的问题展开讨论。如下是此次讨论会发言记录的下篇。袁一丹：夸父逐日与火中取栗今天是“大暑”，近日拜读几位老师的新著，十分解渴。我想从“观日文丛”这个丛书名讲起。如果我们不仅是把日本当作一个纯粹的知识课题，那么“观日”就不是一种与对象始终保持着安全距离的静态的观察。“观日”一词让我想起抗战时期周作人写给汤尔和的一句诗，“漫策断株追日没”，他是化用夸父逐日的典故。以观察日本、研究日本为毕生志业者，在我看来，都有夸父逐日的勇气，甘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失败者。陶渊明诗有云：“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馀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夸父逐日看似自不量力，而陶渊明却认为这种必然以失败告终的志业，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文化意义，即所谓“功竟在身后”。夸父逐日这一意象，也似乎暗示着研究者（夸父）与研究对象（日本）之间的关系不是稳定的，二者都处于持续的移动、竞逐中。当我们长期凝视这一对象时，很可能被刺目的日光灼伤眼睛。此次活动的主题是：“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日本”。言外之意是，“谈论日本”在今天已成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如若我们把日本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域，仍能在中日之间找到许多“安全”的题目、“安全”的论述角度、“安全”的表达方式。然而，在沦陷区研究中沉浸多年的我所感兴趣的是，如何有可能从不那么“安全”的角度谈论日本，换言之，以日本为坐标理解中国。这种“火中取栗”的方式在今天是否可行？这两天我重读了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下，鲁迅应日本改造社之邀写作的一篇杂文《我要骗人》。这篇文章并不好懂，无论对当时的日本读者，还是对今天的中国读者。鲁迅在里面絮絮叨叨地写了许多生活见闻与琐事，如在马路边看人逃难，在电影院给一个小女孩捐款，看起来“漫无条理”。从这些不相干的琐事里能隐约读出鲁迅某种踟蹰的姿态，或说欲言又止的两难。骗人是容易的，难的是瞒过自己。1936年战争逼近，被视为知日家的周氏兄弟还能说些什么呢？他们藏在心里的老实话，恐怕不是日本人爱听的，也未必是国人想听的。“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不能说较真的话，也难以保持沉默，只好说“我要骗人”。▲二战期间东京大轰炸的现场，整座城市宛如月球表面据统计，美军的17次的大规模轰炸中，共出动飞机7000架次，每次平均在400架以上，投下炸弹和燃烧弹4.2万吨。王中忱老师《地之缘》中有组文章，名为“介入的谱系”，给我们呈现了不同立场的介入者，有维护日本宪法第九条的“九条会”，也有参与缔结日美“冲绳密约”的体制内介入者若泉敬。我最喜欢的是谈加藤周一这篇，题为《在语言和装甲车之间的思考》。作为1945年东京大空袭事件的亲历者，加藤周一从个人局部的战争体验出发，执拗地追问战争责任。在加藤周一这里，“知识的动机不是知识本身，而是从当事人的行动中生出的一种感觉”（《六十年前的东京之夜》）。只有与研究对象之间保持这种主体性的血肉关联，才有可能重返历史现场，发现“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战争来临，在一个晴朗的日子战争远去”。▲Invasion

编者按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交往，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各种活动，民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也不可或缺。“观日文丛”是由赵京华教授主编的学术随笔丛书，出版初衷即旨在对两国民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这次推出的四册分别是赵京华《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王中忱《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张明杰《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以及陈言《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以此为契机，在疫情渐趋消散的酷暑中，在京相关研究者7月23日在鲁迅博物馆院内的鲁迅书店，以本套丛书为切入点，围绕日本问题、中日之间的问题展开讨论。如下是此次讨论会的发言记录的上篇。▲“今天，我们如何阅读日本：‘观日文丛’新书座谈会”海报

“观日文丛”新书座谈会缘起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交往，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各种活动，民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也不可或缺。“观日文丛”是由赵京华教授主编的学术随笔丛书，出版初衷即旨在对两国民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这次推出的四册分别是赵京华著《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王中忱著《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张明杰著《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以及陈言著《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以此为契机，在疫情渐趋消散的酷暑中，在京相关研究者汇聚一堂，围绕日本问题、中日关系问题展开讨论。主题：今天，我们如何谈论日本？主办：清华东亚文化讲座时间：2022年7月23日（周六）下午2:30到5:30地点：鲁迅书店（北京鲁迅博物馆内西城区阜内大街宫门口二条19号）与谈人

编者按202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周年。中日两国长久以来的友好交往，不仅有国家层面的各种活动，民间的文化交流和思想互动也不可或缺。“观日文丛”是由赵京华教授主编的学术随笔丛书，出版初衷即旨在对两国民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这次推出的四册分别是赵京华著《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王中忱著《地之缘：走读于中日之间》、张明杰著《海东游艺：中日文化交流纵横谈》以及陈言著《万壑有声：中日书间道》。丛书收入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即以中日近现代思想、文化、艺术的关涉为主题，从东亚区域的视角出发，侧重挖掘和描述中日之间多被遗忘的各种复杂关联，以及当代日本文化的众生相。特点之二，即对学术之外的现实关怀。在当今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东亚局势下，以文化搭桥促成民间的对话互动，是达成相互理解与信任不可或缺的力量。出版缘起“观日”，自然是观察和叙述日本的意思，但本丛书是从中国的视角出发来观察邻国日本，因此也就同时包含了中日之间思想文化的种种“接点”，呈现了双向交叉、彼此对话的关系。这是本丛书收入文章的共同特点之一，即以中日近现代思想、文化、艺术的关涉为主题，从东亚区域的视角出发，侧重挖掘和描述中国与日本之间多被遗忘的各种复杂关联，以及当代日本文化的众生相。日本是一个复杂的观察客体，中日近现代关系更是十分缠绕，难以述说清楚，需要人们从总体性的方面和综合的文化视角加以观照。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不断分科细化、研究题目渐趋专业窄化并形成通观障碍的当今，努力打通学科壁垒，实现交叉跨越，从而获得对观察对象的整体观感，也就显得十分重要。本丛书的作者们都是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科研的学者，在各自的领域自然要根据学术规范“生产”一些专业性研究论文。然而，为了打开视野、把握日本或中日关系的大势，我们也时常跨出专业领域，写作一些跨学科乃至跨文化的尝试之作。这些文章文体灵活机动，往往取不拘一格率性而谈的形式，反而可以直抒胸臆，达到通观全局的效果。本丛书所收的大概是这样一些文章的结集，称之曰学术随笔或知识小品均无不可。对学术之外的现实关怀，也是本丛书作者们共通的追求。那就是，在当今东亚局势扑朔迷离、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以文化搭桥实现民间的对话互动，就成为促进相互理解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我们希望，未来的东亚能够成为一个和平共生而彼此和睦的共同体。如果本丛书可以起到加深东亚各民族文化沟通、推动心灵交流的作用，或至少帮助中国读者打开几扇了解日本的窗，那么丛书作者们哪怕付出再多辛劳，也在所不辞。以上，是我们编辑这套“观日文丛”的缘起。赵京华2021年10月23日▲《思想构筑未来：中日思想文化读书记》赵京华，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思想构筑未来》小

摘要本文观察在东京写满洲新文学史的旅顺诗人——骆驼生。骆驼生（仲同升，1913~？）出生于关东州旅顺市老铁山，1930年代东北新文学运动的旗手，在“满洲国”统治期间鼓吹“满洲普罗文学”，是东北抵抗作家的一种典型。他的满洲文坛建设论、满洲新文学史、诗歌，都反映了反帝解殖的特色和力道。骆驼生在大连、奉天和东京之间的努力，本文将由四个层面带出：首先介绍新出文献，骆驼生于东京留学后期的1941年，发表的《满洲新文学运动小史简评》之内容。其次，透过与欧阳博、秋萤的分期法与史观比较，归纳骆驼生东北新文学运动史的左翼史观。第三，介绍骆驼生被取缔后，于1942年作为供诉书一部分撰写的《満洲プロレタリヤ文学運動史概論》，兼及其与山丁、衣云的史论比较，说明骆驼生及其同时代左翼作家“东北人书写东北文学史”的共识与隐喻。第四，介绍骆驼生的抗日诗歌《铁的纪律，铁的洪流》，说明他如何具体示范了“我们需要的文学”。最后总结以上，阐述骆驼生的文学史论、反殖民诗歌及其意义。

编者按《华文大阪每日》由大阪每日新闻社和东京日日新闻社创刊于1938年11月，面向战争时期日本占领的汉语圈发行，曾被视为日本帝国的政治宣传杂志，号称发行7万册。除了文艺作品之外，还刊有大量的时事报道，为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文化、民俗等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该刊自第101号起更名为《华文每日》，到终刊号（1945年5月）总计141册。现已全部完成复刻，由不二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现经该刊编辑组授权，刊发复刻版相关信息，以飨国内读者。在抗战时期的中国日本占领区，日本的综合杂志《华文大阪每日》的发行量曾名列前茅。它为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文化状况、风土人情以及日常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现已全部完成复刻！特色1本刊为大阪每日新闻社、东京日日新闻社面向中文圈发行的一部由中文撰写而成的综合性杂志。由日本员工与在日留学中的年轻才俊们于1938年11月共同创刊，目前得以确认的最后一期为1945年5月第141号。

编者按张业松教授在其《鲁迅文学的内面：细读与通讲》一书中对《狂人日记》进行细读，提出了诸多与通说不一样的观点。在该书第四章《兄弟关系书写与鲁迅文学的变貌》中，作者认为文中的弟弟狂人“赴某地候补”是脱离权威的控制而离家出走，这种书写是对传记材料中“走异路，逃异地”的作者自己却是大哥身份的颠倒，二者其实是自我审视装置中互为镜像的存在，彼此斗争又互为羁绊。作者由此提出《狂人日记》里“大哥”角色的意义与价值，进一步探讨鲁迅在其系列作品中对“怎样做大哥”的思考，并推衍到中国文学作品中“大哥”意义的生成，认为“大哥”这个在观念对立的状态下被新话语制造出来的落伍者，他的恶来自于相对于“狂人”的思想和社会位置。这里节选第四章以飨读者。《狂人日记》里除了讲到狂人，还有一个重要角色，就是大哥。过去我们对他着墨不多，许多对《狂人日记》的讨论基本无视了他的存在。照过去的讲法，《狂人日记》讲的是狂人发了一通狂，又回归旧的秩序，病愈赴某地候补了。作品的意义、价值和问题，就包含在这样的“走出—返回”的结构模式里，像蜜蜂或苍蝇，“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1]。过去我们一直这样讲，有很多高明豪迈或曲折深沉的论述。但我发现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病愈候补并不是狂人自己说的，而是大哥说的。而且按小序结尾所署日期，大哥说这个话时是民国七年，也就是《狂人日记》实际写作的1918年。到1918年，中华民国建立已经七年，还在用“候补”这样的前清时期的词语说话、思考、认识和管理自己的周边世界，说明大哥的头脑没有从旧的时代中走出来，“落伍”了。所以他说狂人病愈候补去了，这个信息其实是不准确的，被他一厢情愿的意图、观念和想象“污染”了，并不能不加思考地直接当作确定无疑的事实来接受。那么对狂人来说所谓“赴某地候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研究下来觉得其实是“离家出走”。在此之前他被大哥关在家里，完全屈服于大哥“长兄为父”的家长权威之下，而“赴某地候补”实际上就是脱离这种权威的直接控制，像作者鲁迅自己那样，“走异路，逃异地”，到广大陌生的世界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和别样的可能了。[2]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看待作品与作者的“视界融合”[3]。▲鲁迅小说《狂人日记》插图李桦，木刻版画，1962但有趣的是，在这样一种“视界融合”中有个微妙之处：《狂人日记》里“离家出走”的是身为弟弟的狂人，而传记材料中“走异路，逃异地”的作者自己却是大哥身份。这样的作品和现实中的角色身份转换或混淆，会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或对理解作家作品有所帮助吗？我想是的。因为这种角色身份转换或混淆，在文学创作活动中通常意味着一种自我审视和对象化的努力，作者将自身具有的特征和条件分配给作品中的不同人物，使他们相互敌对和冲突、补充和协助、竞争或共荣，由此达到更好地处理自身的矛盾性和可能性的目的。我们知道，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鲁迅正是一位擅长使用此种创作方法来增强其作品的结构张力、丰富其作品的思想内涵，使之呈现“复调”效果的作家。因而，当我们从鲁迅作品中得到看待作品与作者的“视界融合”的同时，也要充分意识到，在这种“视界融合”中揭示了一种书写的颠倒，即作品中作为审视对象的他者往往是作者自身全体或某一部分的外化，是作为一种自我审视装置中的镜像而存在的。正如作者在《野草·影的告别》中所书写的，这种镜像化的自我并非本我的傀儡，而是具有充分的主体性：“然而我终于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知道是黄昏还是黎明。我姑且举灰黑的手装作喝干一杯酒，我将在不知道时候的时候独自远行。”[4]由此，作品所拓开的空间成为思想与情感的剧场，本我与镜像成为舞台上相斗相争的主角，互为对象，也相互羁绊，演出的是现代中国文学中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纠缠的思想与情感的戏剧。作者通过这些戏剧编织意义，自我清理，尝试从中找出可行之路，“在刺丛里姑且走走”[5]，毕竟“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6]▲《狂人日记》日语版上海开华书店，1933《狂人日记》为狂人留下或狂人为自己开拓的未来想象空间很大，但这样一来，大哥在《狂人日记》的文本世界和作品所开拓的想象空间里就被局限乃至锁死了。因为狂人代表新的倾向，一个面向未来的倾向，大哥就被推到沉落于过去的、落伍的、完全陈腐的世界，这对大哥公平吗？这样的疑问提醒我们，在《狂人日记》里大哥的存在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大问题，里面所包含的隐微和复杂性，一点都不比狂人少。甚至说，二者是相互密切关联的，意义和价值的消长起伏、转换生成与对方的存在和作用密不可分。《狂人日记》实际上是一个家族框架，这个家族没有父亲，但有母亲、弟弟、妹妹、哥哥，对大哥来说，长兄为父，母亲妹妹需要看护，弟弟是发狂的，需要管理，他的一举一动，关系着整个家族的安危荣辱，其职责和表现实在非同小可。所以对他来说，这里就有一个怎样做大哥的问题。鲁迅写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没有直接写过以“怎样做大哥”为题的文章，但关于这个题材，他实在写得不少。除了《狂人日记》，还有《我的兄弟》《风筝》《弟兄》等，而且既然涉及到“长兄为父”，那么“怎样做父亲”的议题里，实际上也包含了“怎样做大哥”的思考。本文拟于处理的，正是鲁迅笔下这个可以称为题材史或类型学的怎样做大哥的问题。以为从这个问题切入，可以触摸到鲁迅文学的运思方式和意义空间之一般。▲《狂人日记》插画赵延年，木刻版画，1985▲『阿Q正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