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观点 | 金菊花：译者的“抉择”与“摇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副文本索引研究
摘 要：副文本是翻译研究的重要领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副文本研究有助于推进其翻译与国际传播。本文在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韩译本索引副文本进行分类和描写基础之上，结合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探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主体性和三大身份扮演。研究表明：借助副文本理论，通过分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索引中的中国特色话语韩译，译者行为和话语建构得到了多维阐释，在实现中国特色话语有效译和精准译中译者发挥的作用也得以被揭示。
关键词：副文本；译者行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中国特色话语
副文本是“潜在翻译或译者显身的场所”（Batchelor，2018:32）。在中华文化走出去背景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与国际传播也需要副文本研究。副文本是“在文本和读者之间起协调作用的语言或其他非语言材料”（Gérard, 1997:1），“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类型的译本阐释与批评中，其中尤以文学作品较为突出”（史芸 杨枫，2021:13）。
“由法国文学理论家杰拉德·热奈特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将译本的伴生文本，如封面、前言、目录、注释、插图、致谢、后记，以及译本外的译评、书信、访谈等内容成为新的研究重点”（刘虎，2020:92），是“将作者、译者、出版社和读者联系在一起的重要纽带”（Içlklar Koçak，2007:171）。同时，副文本是研究翻译规范的重要方法。“副文本对重建某个时期的翻译规范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耿强，2016:106），与翻译相关的副文本如译序、译跋、注释等可以成为翻译规范研究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来源（廖七一，2009:97）。“副文本是为正文本有意设计的一道门槛，这道门槛能潜移默化地影响正文本的接受方式”（Batchelor，2018:142），“副文本能够改变作品对读者的影响，同时对作品的命运施加强大影响”（Pellatt，2017:67），因此，“副文本是研究译本接受和传播的重要材料，只有尽量多地了解译本的副文本信息，才能窥见译作从生成到接受和传播的全过程”（刘虎，2020:92）。
副文本研究多集中在文学翻译领域，政治话语研究较少。如刘兆浩和常俊跃（2021:27）指出了“探索政治话语分析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必要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中国治国理政思想开启全球传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夏江义，2017:17）， 作为近年来“中国声音，世界表达”的一次成功典范，满足了国外受众迫切了解中国信息的需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出版发行，第一卷韩文版于2015年9月正式出版， 由中国的外文出版社与韩国的未来恩出版集团合作翻译出版。作为中方与外国出版机构合作发行的首个译本，不仅打开了中外合作出版的先河，也顺应了读者的期待，意义重大。但是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词汇和文化负载词等词汇的翻译研究（刘嘉懿，2017；李贤淑，2018；金菊花，2021）、翻译策略和隐喻韩译（郑成熹，2019；刘倩，2019；黄进财 罗兹深，2021），以及文体特征与翻译原则（李明鹤，2021）、语体特征比较研究（李贤淑，2022）。鉴于此，本文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的韩译索引进行翻译副文本之于译者翻译行为的社会角色视域研究。
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索引中中国特色话语类型及其解读
索引是文内副文本（狭义上的副文本）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首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富含新思想、新观念和新论断，具体表现为相关话语。如“不忘初心” “中国梦”等中国特色政治话语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高频出现，其客观、精准地表达了攸关国家的政治立场和意志、意识形态和形象、权益等问题，且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黄友义，2004；白蓝，2018；司显柱 曾剑平，2021）。同时，这些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在当前翻译和传播过程中是单纯的译者行为，还是与受众、出版社、赞助人等权利权衡之后的妥协所致，均可从副文本视角展开研究。其次，从知识传播和读者阅读的习惯来看，索引往往集中提供专业术语等信息，方便读者检索和查阅。对其展开研究，也有助于提高译文质量和接受度。最后，从翻译传播和知识传播的效果来看，索引翻译是由外向内开展译文评价和译者行为的一个重要渠道。因此，本文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索引语言形式特点和译者身份着手，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索引韩译类型和特点、归因进行多维分析。
为考察中国特色话语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索引中的分布情况，本研究用Excel录入所有索引项并提取相关内容，手动进行了分类，得到统计结果见图1。如图1所示，从中国特色话语①的语言形式来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索引话语主要涵盖五大类：专有名词、数字缩略语、动词词组、隐喻和引用、名词词组。（1）专有名词。主要涵盖人名、地名、作品名、活动、条约、文件、事件名等。如玄奘、徐悲鸿、张高丽、陕北、陕西、《霸王别姬》、《红楼梦》、“复兴之路”展、《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星星火炬等。（2）数字缩略语。主要分为带引号的缩略语形式和普通名词两大类。如“两个一百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八大精神、八项规定等。（3）动词词组。主要包括党政建设、社会治理两类。如为人民服务、从严治党、违法必究、节能减排、德才兼备等。（4）隐喻和引用。如“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城”、推陈出新、摸着石头过河、责任重于泰山、“本领恐慌”、“黑水沟”等。（5）名词词组。包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核心价值观、和平发展道路等。其中，名词词组、隐喻和引用接近六成，加上专有名词和数字缩略语，接近九成，这表明以植根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新名词、新事物和集中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词汇、数字缩略语，以及以隐喻、引用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词汇，是中国特色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中国故事的讲述和中国声音的传递离不开中国特色话语的精准、有效传播。
同时，部分索引韩译有待商榷，主要问题有未列索引项、概念不对应、翻译不规范三大类。其中，未列索引项，是指韩译本索引中未列词条内容，以上五类特色话语基本覆盖，如《复兴之路》展览，治国、爱惜羽毛、制度自信等。概念不对应，是指在翻译过程中因语言歧义和标记问题，译文存在语义模糊现象。如，“陕北”的界定就存在参照物模糊问题；而“两个一百年” “四风”等因索引中均未标引号，正文中又使用，出现了索引和正文标记不一致，以及是否将原文名词视为特殊名词的问题。不规范翻译，指部分韩译名在附录和正文中的译名不对应。如“群众”一词，在韩译本中有两个译名“군중”和“인민대중”，分别出现在了附录和正文中，并以“密切联系群众”的形式使用。“密切联系群众”是党员的八项义务之一，不论从语言结构还是语义特点，都具有一定的定型性，应遵循约定俗成的原则。相关的翻译还有固有名词中出现的“领导”一词，索引中列了“영도”，但是正文中却又使用了“지도”。
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副文本索引韩译分析
本文结合社会角色视域下译者的立体、复杂角色，即从译者的职业身份、群体身份、个体身份出发，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身份扮演，拟对译者翻译过程建立全面、立体的认识。
（一）译者职业身份充分隐身
译者是翻译的主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中也不乏译者积极的“创意”和“创译”。
1.译者注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中，译者注共出现31次。译者主动介入文本，是彰显译者身份和译者主体性的基本翻译策略之一。“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査明建 田雨，2003:22）可以说，译者主体性体现在翻译过程的各个环节，从源语文本的选择，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用，对目标语读者的期待等，无一不彰显着译者主体性（王晶 郭佳，2019:41）。
2.翻译策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的译者车慧庭为韩国人②，主要从事翻译相关工作，已出版多部译著。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结合中韩文化和语言特点、文体风格，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灵活使用翻译策略。首先，在词汇翻译时，除“二分法” “零和博弈” “巴黎进程”等专业词汇之外，对“陕甘边区” “十八大” “工会”等和当代中国有关的词汇以及“仁人志士” “大德” “功德”等和传统文化有关的词汇的理解和把握得体，基本做到灵活自如。其次，“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运用自如。其译文行文流畅自然，毫无斧凿之痕。如“定力”一词的翻译主要采取了“归化”策略，从而提高译文可读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文版索引中的“定力”译名是“신념”，采用了“归化”策略，包括未覆盖的其他译名“전략/자신감/힘”也是典型的“归化”翻译。而“两个一百年/2개의 1백 년”和“四风/4풍”的翻译，采取了“异化”翻译策略，因保留了源语的数字缩略语结构，如果没有语境和译注，就很难被韩国读者理解和接受。
3.修辞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修辞主要包括谚语和隐喻。译者熟悉中韩两国的语言和文化，在副文本翻译中针对跨文化阐释、补偿和变通起到了桥梁作用，表现在灵活使用译入语形式转换源语信息和修辞效果，通过文化语境的对应和置换，大部分采取了重复与替代翻译策略，由此彰显汉语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例（1）摸着石头过河
原文：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
（习近平，2014:67-68）
译文：‘돌다리도 두드려 보고 건너는’ 것은 중국 특색이 충만하고 중국 실정에도 부합되는 개혁 방법입니다. ‘돌다리도 두드려 보고 건너는’ 것은 법칙을 모색하는 가운데 실제 지식을 얻는다는 뜻이겠지요. ‘돌다리도 두드려 보고 건너는 것’ 과상부 설계 (顶层设计，Top-Level Design)는 변증법적으로 통일된 것입니다……
（시진핑，2015:93）
例（2）“本领恐慌”
原文：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问题。
（习近平，2014:402）
译文：옌안（延安） 시기에 우리 당은 ‘능력 공황’ 문제에 주의를 기울였습니다.
（시진핑，2015:489）
以上两个例子均使用了直接对应，即重复与替代翻译策略。
（二）译者群体身份若隐若现
译者的职业性、地域性、民族性等复杂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共同对译文发挥作用并产生影响。
1.兼“译者” “出版人” “读者”多重身份
译者是翻译主体和文化建构的主要参与者，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对文本和文化、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深度解读，积极主动去思考和转换，但是当“译者”与“读者” “出版人”的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时，受意识形态和主流意识、目标语文体等因素影响，译者的主体性受到挑战，表现为受动性。可见，译者需要在译者的主动性与受动性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经验、提供中国方案，以及对保留中国特色，包括构建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时，难免可能背离原文的语义，对传播效果产生一定影响。
据观察发现，前文介绍的数字缩略语和名词词组多为与中国智慧相关的内容，动词词组则多指口号、目标、要求、中国方案等。而隐喻和引用则具有较强的修辞效果，这些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汉语遣词造句的特色，因此译者在整体上翻译时，充分发挥了其能动性。但是，出版社和译者针对索引要不要全列，怎么列，如何规范等问题的态度和处理，实则是对翻译和出版这一商业行为的认知问题，属于广义上的副文本研究。由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原文对译者发挥主观创造性的要求较高，尤其是和政治相关的中国特色话语翻译，可能会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由于意识形态和理念不同，加之对中国共产党党情和中国国情、民情的了解和系统的学习、领悟不足，译者对相关概念的理解难免出现偏差，包括术语使用不统一和不规范，对副文本特别是中国特色话语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也是这类译者群体身份的一种表现。
2.具有儒家文化共同基因的东亚人身份
上述译者的翻译意识和积极翻译行为，表现为“副文本与能动性”。中韩两国同处东亚地区，两国在历史、文化领域所奠定的基础，能够为文本解读提供重要素材，包括审美意识和共情。即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中，同为东亚人，其文字、历史背景，为原文和译文，作者和译者之间进行互通互融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和认知基础。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中，“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儒家思想和“笼子” “缺钙” “主旋律” “底线思维”等形象化表达，译者采取了重复翻译策略，均被韩国读者所理解和接受，从某种程度来说也降低了译者的翻译难度和受众的接受度，同时例（3）一词多译表明所谓“新表述”是熟语时，可能存在未定型的情况。从翻译的角度来说，这是外来概念进行表述时常伴随的一种表象，属正常现象。但是从翻译的结果和影响来看，可能需要加以关注其语言结构的定型性和稳定性，与中国特色话语之间所建立起来的整体性之间的联系。
例（3）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原文1：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习近平，2014:388）
译文1：권력 운영에 대한 제약과 감독을 강화하여 권력을 제도의 틀 안에 가두고 부패를 저지를 엄두를 내지 못하게 하는 징계 체제, 부패를 저지를 수 없게 하는 예방 체제, 부패를 저지르기 어렵게 하는 보장 체제를 마련해야 합니다.
（시진핑，2015:472）③
原文2：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习近平，2014:391-392）
译文2：권력 운용을 제약하고 감독할 수 있는 체제를 정비함으로써 인민이 권력을감독하고, 권력이 투명하고 공개적으로 운용될 수 있도록 권력을 제도의 ‘우리’에 가두는 것이 관건입니다.
（시진핑，2015:477）
3. 不同认知方式和创造性思维的东亚人身份
除地域性外，译者还受民族性、社会性的影响。
例（4） 陕北
原文1：43年前，他曾作为知青到陕北农村插队，一干就是7年，他的第一个“官衔”，是构成中共组织体系“细胞”的大队（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习近平，2014:425）
译文1：43년 전에 그는 지식 청년의 신분으로 산시 성 북부의 한 농촌 생산대 （生产队）에 내려가 그곳에서 7년간 생활했다.
（시진핑，2015:518）
原文2：1969年初，不满16岁的习近平主动申请到陕北农村插队，来到了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
（习近平，2014:428）
译文2：1962년 초 16세의 시진핑은 산시 북부의 농촌에 내려갈 것을 자원했다.그는 옌촨（延川） 현 원안이공사（文安驿公社） 량자허대대（梁家河大队）에배치되었다.
（시진핑，2015:522）④
陕北地区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黄土高原的中心部分，包括陕西省的榆林市和延安市，因它们都在陕西省的北部，所以被称作陕北（马勇 何彪，2012:144）。而在韩译中，“陕北”的韩译名均为词组形式，由于韩国语的类型学特点，如果没有前面对中国陕北地区的知识背景进行简要介绍，则很难与“革命老区”或黄土高原的中心地带联系起来，甚至会产生歧义现象。即，“陕西（省）北部”既可以是陕西省（省内）的北部地区，也可以是陕西省（省外）的北部邻省——内蒙古。因为“陕北地区位于陕西省北部，属黄河中游地区，总面积8.06万平方公里，约占陕西省的39.2%”（张兴榆等，2007:17），原文中的“陕北”面积固定，特指陕西的延安和榆林地区。显然，其韩译名具有语义模糊性和歧义性，存在隐含关系导致真伪难辨。可能这是由于译者未理解好概念定义，包括对中国地理和新中国发展历史特别是中国当代的革命史了解不充分所致，同时也反映了这是译者行为有可能不尽如人意的一个盲区和“雷区”。
4.协调中韩文化和认知方式的“协调者”身份
副文本是翻译活动的“调味剂”，译者发挥“协调者”身份的作用。不同于文学翻译，在政治文本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更容易受原文的束缚。例（5）中“主旋律”一词的翻译体现了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的“调节”，但是由于译者对包括爱国主义思想在内的思想教育背景和文化没有建立系统的认知，译文2的翻译仅停留在“达义”层面。
例（5）主旋律
原文：当代工人不仅要有力量，还要有智慧、有技术，能发明、会创新，以实际行动奏响时代主旋律。
（习近平，2014:47）
译文1：현시대의 노동자들은 역량뿐 아니라 지혜와 기술로 무장하여 발명과혁신을 추진하고 실제 행동으로 시대의 ‘주선율’을 ‘연주’해야 합니다
（시진핑，2015:67）
原文2：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爱国主义始终是激昂的主旋律，始终是激励我国各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2014:58）
译文2：수천 년을 이어 온 중화민족 발전의 역사에서 애국주의는 언제나 사람들을분발하게 하고（省略）여러 민족 인민의 자강불식을 독려하는 강한 힘이었습니다.
（시진핑，2015:82）
原文3：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2014:155）
译文3：우리는 지금 역사적이고 새로운 위대한 투쟁을 하고 있으며, 유례없는도전과 시련에 직면해 있으므로, 주류 사상 여론을 강화하여 기조를 고양하고 긍정적에너지를 전파하며 사회 전체가 단결해서 나아갈 수 있는 강력한 힘을 끌어내야 합니다.
（시진핑，2015:194）
（三）译者个体身份部分显形
译者除受职业性、地域性、民族性影响之外，也是独立的个体，译文也不乏留有译者个体的“痕迹”。翻译是充满智慧和创造性的社会行为，译者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表现出主动性的同时，受语言、认知、文化、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限制，从翻译策略的选择和翻译结果来看，都会不同程度地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甚至会出现误译。作为第一版的译本，其翻译价值，理应得到认可和尊重⑤。它不仅对之后的再版，而且对翻译教学和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借鉴。但是，也不能因此忽视对第一版译本中出现的“纠正式”翻译进行剖析的必要性。
下面逐一分析作为“译者”，其个体因素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翻译中的集中体现。不同译者会对同一问题持有不同观点，所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尽相同。
1. 遣词造句欠妥致译文不统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索引韩译是“자기가 하기 싫은 일은 남에게 강요하지마라”，但是正文中还有“자기가 싫어하는 일은 남에게 시키지 말라”表达。两种译文，最大区别是体现在动词“강요하다”/（强迫）、“시키다”/（支使）上，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是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其韩译“이웃과 잘지내고 이웃을 동반자로 삼는다”“이웃 나라와 화목하게 지내고 서로 동반자가되다”对施事主体的理解和把握显然失之偏颇。
特别是涉及党的十八大有关的表述方面，也有失规范性。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或被译为“18차 당대회 보고”，或被译为“18차 당대회 보고서”，这两种译法分别出现2次和1次，前者作为后者的变体，采取了缩略语形式。“十八大精神”在韩译本索引中是“18대 정신”，但正文中还使用了“18차 당대회 정신”，与索引译文不对应，且多次出现，达16次。可见，十八大精神、十八大党代会（含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缩略语形式和“两个一百年”的数字标记，在译文中有待进一步规范。
2. 文化空缺引起的译文问题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韩译有“인민을 위해 정성껏 봉사한다” “전심전력으로 인민을 위해 봉사한다” “인민을 위해 전심전력으로 봉사한다”，在副词“全心全意”的翻译和语序排列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在副词的翻译问题上，分歧主要表现在固有词和汉字词的选择上。“전심전력으로 인민을 위해 봉사한다”为主要的译文形式，共出现了6次，使用频次超过其他译文表达（各2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也是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中走来，在一百多年的奋斗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也创造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群众路线”。因此，“人民”“群众”等与政党相关的词汇，容易构成跨文化交际和翻译的难点。诸如此类的文化词汇，显然没有引起译者和出版社的高度关注，也就未被定型处理。
3. 认知障碍和意识形态干扰引起的译文问题
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行为受译者认知水平和意识形态（广义上的）的影响。“中国梦”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经统计发现，《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索引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韩译是“중화민족의 위대한 부흥이라는 중국의 꿈”，但是在正文中未被定型，出现了“중화민족의 부흥이라는‘중국의 꿈’” “중화민족의 위대한 부흥을 실현하는/하기 위한/하려는”等多种表达形式。动词“实现”后面接的语法形式囊括了表同位、修饰、目的等多种情况，表明译者对这一新表述的理解不够透彻，对内涵的把握不够充分。特别是对“目的”语法范畴的理解和把握，表明译者对这一新表述的理解程度和认知水平与原文有一定出入。由于译者对源语的时代背景、基本内涵、实现路径、提出背景、主要内容等未能建立综合、全面、客观的认识，仅通过文字表面则很难准确领会和把握。这对外国译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因此，其译文凸显了译者的这种认知障碍和意识形态抉择。尽管多种译文形式并存，但是通过相关统计发现，最为主流的翻译为索引译文，高达38频次，其余为个位数，并未频繁出现。
此外，“道路自信”单列时用的是“对道路的自信”结构，但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其他词组并列使用时，对重复修辞性处理表现出三种不同形式，即，单列三个名词和通过虚词（韩语格助词）“及”/（과）对前两个名词进行并列，以及重复使用“对……的自信”词组。此外，未列词条⑥“制度自信”，其韩译分别用了“对……的自信（제도에 대한 자신감）”词组，以及通过名词词组形式（“제도적자신감”）， 结合前面的“道路自信”翻译来看，形态更为自由。
三、结语
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从副文本角度考察了译者身份对译文带来的影响，为把握中国特色话语的对外接受与传播，特别解决对外传播“最后一公里”和指导翻译实践，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材料。本文聚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本索引中中国特色话语结构特点及其译者身份间的互动关系，将翻译视为社会行为，结合案例分析，剖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副文本索引的韩译特点和归因。本文强调准确性和达义、共情在翻译活动中，特别是在译者角色中的作用，厘清了译者行为中译者的“为”和“不为”，副文本在文本、作者、出版社和读者之间起到的复杂斡旋作用。翻译副文本研究理应且唯有全方位地审视作者、译者、出版社、编辑、读者，以及翻译过程和参与者间的互动关系，才可以说是客观、全面地揭示了翻译全过程的动态关系。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译者行为研究，特别是对外政治翻译不可避免地关涉政治立场、意识形态等问题，这不仅体现于翻译本身具有的价值体系，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社会观念体系，需要通过实证和访谈等研究方式进一步阐明。因此，本研究也为后期运用语料库研究方法和实证方法，包括访谈法等对其开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和借鉴。
注释
①中国特色话语，具指内容和形式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如“简政放权” “中国梦” “一带一路”等。在政治文本和对外话语语境中，主要由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构成，还包括一些专名，且普遍使用术语、数字缩略语、熟语、隐喻等语言形式。近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之后，不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从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上，中国特色话语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和中国新闻网、韩国东亚日报的报道显示，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外文局编辑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于2014年9月由外文出版社以中、英、法、俄、阿、西、葡、德、日等多语种出版发行，但是由于外文出版社翻译部门语种及其特点所限，据肖刚介绍，2014年年底，韩国一家知名出版社开始和外文出版社洽谈韩文版的出版事项，决定唯有韩文版通过由韩国知名出版社组织翻译和出版。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文版封面译者署名来看，车慧庭最终承担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韩译工作。本文只对书中不规范翻译现象进行客观描述，探讨学术问题，不评判对错和好坏。希望这样的努力，能够为双方今后更好的合作，“讲好中国故事”，把好“最后一公里”提供一定理据和经验。
③韩文版出现了索引页码标的470和474内容不对应的情况，其真正对应的页码是在472页。
④韩文版索引有少标的情况，即原书“陕北”索引列有4个页码，但在韩文版缩为1个。
⑤“中国特色话语核心概念的自创译名一开始都有若干译法，如‘命运共同体’就有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share a common destiny，community of common future等，后来统一用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说明自创译名有自我革新和统一规范的过程”（司显柱 曾剑平，2021:23）。
⑥这里的“未列词条”是指原书索引列出，韩文版未收录的中国特色话语。从副文本的角度来说，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具体可参见引言中对副文本的研究意义和重要性有关描述。
参考文献
作者简介
金菊花，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 / 语言科学与多语智能应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语料库语言学、话语研究、翻译研究。
文献来源｜原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24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