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筱敏:一个人要活得足够长久

筱敏 译者秦传安 2020-02-19

Blessed is the One Reading
讀書的人是有福的

一个人要活得足够长久

© 筱敏/文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


  蓝英年和徐振亚先生翻译的利季娅作品选名为《捍卫记忆》,可以说这个书名准确描述了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一生。先前看过利季娅的三卷本《阿赫玛托娃札记》,便惊叹她怎么能有这样的耐心和韧性,从1938年直到1966年阿赫玛托娃去世,她日复一日从不懈怠地记录着。其实她的记录又岂止于阿赫玛托娃,她大概一生都是记日记的,一生都从事着即时的记录,那些重大的属于公众的事情,那些细小的属于个人内心的事情,都在她的关注之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捍卫记忆》,其中部分篇章——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就出自她的日记。自从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大清洗的恐怖,她就有了抵抗遗忘的自觉,因为她亲眼看到强大的国家正使用其大型机器铲除记忆,这种铲除和遍布国家的大搜捕、刑讯、监禁、流放、处决等等一样,严重侵犯了公民的生活。在强大的国家机器面前,一个人是何其弱小,她不可能躲过搜捕、刑讯、监禁流放、处决,但却可能做另一种抵抗,守住记忆。
  关于记忆的形式,利季娅在《阿赫玛托娃札记》中有一段描述:

  安娜·安德列耶夫娜来看我时,同样不敢小声向我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说着说着话,她会猛不丁地打住话头,用眼睛向我指指天花板和墙壁,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随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满了字,把纸递给我。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安德列耶夫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生活,相似的情景在同时代的作家回忆录中能得到相互印证。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想要过顺当的日子,就得关闭自己的视觉和听觉,顺流而去,让自己的知觉跟随官方的风向,风很强劲,很容易摧毁并席卷个人的一切,血和泪一下就干了,变成谁也看不懂的污痕,瞬间被清除干净。如果想要为自己保留下一点什么,就需要训练出非常的记忆力,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集就是这样印刷在他夫人的脑子里,从而保存下来的。如同在强风之中埋下种子,期待将来发芽的可能。非常的记忆力是支撑人们活下去的力量,是对朋友和亲人最好的馈赠。
  我不了解利季娅早年的生活,她生在一个作家之家,父亲的名望使她自幼处在上层社会,即使不说养尊处优,她的成长也该是顺当的吧,如果她早年就养成了即时记录的习惯,恐怕多与作家之家的教养有关。转折应该是20世纪30年代,她的丈夫——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在大清洗中被捕,1938年被处决。她被抛到社会的另一面,长长的受害者家属的队伍,从白昼到夜晚,从这个衙门到那个衙门,排队等候听到亲人的消息,等候衙门接受她们送给亲人的衣物和食品,等候一线希望而得到的都是绝望。阿赫玛托娃也曾排在这样的队伍里,同命运的人问她能否写下这一切,面对残酷的命运,她们唯寄望于诗人的一支笔。大概在这时候,利季娅有了个人明确的即时记录的自觉。我今天所看到的她的即时记录文本,就是从那时开始的。《阿赫玛托娃札记》开始于1938年,《索菲亚·彼得罗夫娜》写作于1939年。
  此时,此地,也就是后来她所说的“这里和那时”,对于作家利季娅来说是写作的伦理。这些作品在“这里和那时”都是不可能出版的,而且会给自已带来祸患,但她坚持这样的写作,苏联文学长期宣扬倡导“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利季娅的写作才是真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不能相溶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利季娅就被苏联作协开除了。
  利季娅当时就写了《被作协开除记——文学伦理随想》,她在文中写道:“不久前我还是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苏联作家。这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集体谎言和集体沉默的同谋。”“像所有苏联作家一样,我在书报审查所允许的范围内发表作品,在这个范围内文学家必定变成计算器。”但谎言的步步进逼使她不再能容忍了,在记忆与遗忘的对抗之中,强大的国家机器迫使人们沉默,越来越多受害者的名字被删除和掩埋,刻骨铭心的个人经历在重压下碾碎,化为乌有,铲除掉人的生命,再铲除掉这个生命曾经存在的所有痕迹。对于作家,一边有豪华的殿堂、奖金、别墅,一边有封禁、流放、驱逐、极刑。你可以在这边或那边做出选择。利季娅认为:“文学繁荣不需要豪华的客厅或中央情报局宽阔的大厅,只需要外人的爪子不要爬上自己的书桌。”这就是说她选择了忠实于自己,她决定不再让步。她说“我不想评论用这种计算方法思考的人”,“就让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吧。我自己已经解决了。”
  历史是空洞的建筑,除了年代的时间顺序是自然公认的,其他的一切都是人的记录和书写。这个人是谁?最容易见到的是胜利者和统治者,他们占据最有利的位置,最多的资源,有大型的写作机器,更有大型的禁止别人写作的机器,他们能迅速地制作自己需要的材料,以最高意志决定建筑的模式,这是一些最积极去占领历史的人,他们需要以对历史的占领确立他们的胜利,圣化他们的统治。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哪里?它不存在,它的面目取决于它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如果只有一个书写者,它就没有什么公正。因此需要众多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尤其是失败者和被统治者的记录。如果说历史有一个本来面目,它本来就该是一个公共的建筑,必得有众多不同的人,从不同的位置观察和记录,才可能使它公正。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历史的记录者和书写者,这是人的基本权利,但强势者往往侵占和吞噬弱小者的权利,而弱小者由于畏惧往往会放弃自己的权利。利季娅决定不放弃自己的权利。
  她接受传唤,独自去往将要开除她的作协书记处会议,带着下水好的水笔、放大镜和铺好在木板上的白纸。她的视力不好,眼睛贴在纸上才能写字,阅读必须靠放大镜。她被安排的位置光线不好,无法记录,她就把她的家什搬到窗台上站在窗边记录,这样她就看不清坐在会议桌前的人。她不时放下笔跑到会议主席那里,低声讯问发言的人是谁,再跑回窗前记录,与会者发言热烈,她一面回答攻讦和质问,一面来回跑着记录。没有一个人帮她,她的友人都被拦在门外了,而她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反击和记录的。
  在诗人布罗茨基被审判的时候,一直为救援布罗茨基奔走的作家弗丽达沮丧地告诉利季娅,她不想去法庭旁听了,亲友们都说去了于事无补,“没必要去:判决已经事先作出,我去干什么?”“记录!”利季娅说,“您说去了没用……有用:除了您没人记录。要是我眼睛好,我就去记录。”弗丽达去了,记录了,庭审的全过程她一直在场,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她所听到的和看到的,人们企图强迫她停止记录,企图抢夺她的笔记本,她死死抓住笔记本,继续记录。利季娅珍藏着这个笔记本,她把这称为弗丽达的功勋。她在《纪念弗丽达》一文中写道:“如果不能拯救人的生命,起码应当保存他留在世上的痕迹——她觉得这是做人的职责。”在这里,记录是对人的生命的虔敬。
  强权的国家有其国家的逻辑,在其逻辑里人不是无可替代的个体,只是被统领起来的集体,一个人的生命就应该是奉献给国家的,应该给国家的车轮让路,假如记录生命,在它那里只会是一些粗糙的数字,加减乘除都是不会计算到个位的。它不在乎某一个弱小的生命,更不会记录一个弱小的生命。国家的车轮滚滚向前,碾过轮下的生命便远去了,和一般的肇事逃逸者不一样的是,它有大型的配套机器,能够迅速清理现场,使得一切仿佛并没有发生。不仅如此,通过设置于巨大车轮之上的眼睛,看到和摄下的是另一种伟大的、强盛的、鼓乐齐鸣的景象。一个人在这样的机器面前实在是太弱小了。一个受害者,一个目击者,你不能够用身体挡在轮下使它停止,你还可能做什么?你可能做的是迅速记录下来。此时,此地,从你的视角,记录下来,因为现场会很快消失。你不能指望旁人代替你,旁人的眼睛跟你不一样,更不能指望未来的人们,未来的人们不在现场,而且未来的人们有未来的事情。
  相信未来,这是一首诗的题目,四十年前在中国以手抄的形式流传,灾难中的人们总是寄望于未来的,否则很难熬过那样的灾难。利季娅记得索尔仁尼琴曾经对她说起对未来的幻想:要建造一座教堂,镌刻上所有在集中营和战争中牺牲的人的名字。半个世纪过去了,索尔仁尼琴早已荣归故里,那座教堂是否已经建成了呢?所有那些名字是否已经搜寻了呢?人们愿意相信的未来只是一种理想,一种假设,其假设的前提是未来必定天朗气清,人们想象未来的某一个早晨风停了,雪住了,从黑暗深渊里升起了太阳,使大地明亮,温暖,走出地狱的人们就可以清理积雪了。人们将一层一层挖下去,就像传奇人物谢里曼执意要找到特洛伊古城,把一座山头跟葱头似的一层一层剥下去,终竟剥出一个时代叠一个时代的九座古城。未来的人们会像考古学家那样,从一段残墙一片碎瓦读出从前的故事,耐心并公正地厘清历史。我曾经是相信未来的,现在不信了。未来未必天朗气清。雪很可能不住地下,即便有短暂的间歇,旋即又是小雪连着大雪,未来的人们也就习惯了冰雪,在他们的理解里,终年积雪就是世界的本相了。即使未来真的天朗气清,积雪已经成了喜马拉雅,人们更可能的是在雪山上滑雪,嬉戏,研究利用融雪发电的问题,对积雪下的瓦砾不感兴趣。
  所以,为了捍卫自己的记忆,一个人还要活得足够长久。“活下去,并且要记住”,这便是利季娅的生活状态,可惜这个句子被另一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用作了他一个小说的题目,他要记住的和利季娅不同,那篇小说出版于1974年,1977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那类的苏联小说我年轻的时候颇看过一些,如果说中国有两三代人很受苏联文学影响,可以说就是受那种苏联文学的影响,那种影响是经由国家推介的。与之相反的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同时代的另一些重要作家,例如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恰好也是1974年,利季娅被开除出苏联作协,她完全失去了在国内发表作品的权利,更不用说什么国家奖金。
  她的国家删除她的名字,封禁她的作品,已出版的作品从书店和图书馆下架,从图书目录中抹掉,她的名字从所有已出版和未出版的文字中抹掉,任何人(包括她的作家父亲,作家兄弟)在任何场合从来没有提到过她,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留下她的一点痕迹,查无此人。这是个量大而繁琐的工程,但国家有足够的人力去完成这个工程。利季娅消失了,不存在了。因为坚持要记下这个国家发生过但不允许记下的事情,这个国家动用法术将她化为乌有。
  然而,利季娅的生命力强韧,她活下来了,1907年至1996年,她穿过了那个国家的历史,比那个国家活得长久。她把手稿保存下来,她回来了。

  本文选自《涉过忘川》,筱敏/著,东方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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