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在语文课上学习鲁迅。老师说：“鲁迅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他身着朴素的中式长衫，再冷的冬天也不戴手套、围巾，一年四季穿一双黑帆布面胶底鞋。头发乱蓬蓬，很长也不剃。听老师说：国际友人史沫特莱邀请鲁迅在大饭店吃饭，西仔竟然看鲁迅衣衫朴素而不准他进门！许多回忆录记载：鲁迅虽然生活俭朴，却节省很多钱支援革命。“史无前例”时代，25岁的我，从中国科学院被押送到劳改农场。不发工资，每月仅15元人民币的最低生活费。身披无产者的劳动服、头戴“资修反”的“帽子”。人拉犁、扛石料，干牛马活、吃猪狗食之余，还是改不掉老九的臭毛病：一到休息时瞪着双眼就想看书。当时只准学“马恩列斯毛林江”。幸好农场还有一套《鲁迅全集》，这是作为革命文献发下来给群众轮流自学的。我这个“专政对象”，当然在传阅“革命文献”方面最靠边站。《鲁迅全集》前几卷精彩的部分，如《呐喊》、《彷徨》等，都被“内部矛盾处理”的别人抢去看了，连《两地书》、《集外集拾遗》都轮不到我，读书预备队排得挺长挺长……只有那上、下两册簇新精装的《鲁迅日记（1912—1936）》，谁都是翻了翻也不愿过目的，扔在角落里。好吧，我就在冷而又冷的角落，自学这冷而又冷的《鲁迅日记》吧。沉沉的两大本，厚厚的千余页。那是多么枯燥、琐碎、繁复、乏味的流水账啊！记得鲁迅自己描述过：我的日记……写的是信札往来、银钱收付……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来。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圆……尤其是……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几成几了，零零星星，总是记不清楚，必须有一笔账，以便检查……百无聊赖之际想：好罢，我正好是学数学出身的，就来查查鲁迅的账罢。“中国文化人经济状况”的自选研究课题，原来是这样开始的。首先注意到鲁迅每年都买很多很多书，每年日记后面都专门附有一篇长长的“书账”。从1912年5月鲁迅抵达北京，到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病逝，在24年又5个月的漫长岁月里，鲁迅一共记载了25篇书账（每本日记一篇），共计购书9600册，及古碑、刻石、画像等拓片6900百张，真是洋洋大观！一看书名就像翻开菜谱一样：那都是很好的书，其中有许多很珍贵的书！这是我最羡慕的！
鲁迅爱逛琉璃厂、淘古物字画，爱吃馆子、摆酒席，孝敬老母，资助亲友，前期在北京住四合院时就雇用女工和车夫；后期在上海住大陆新村三层楼房，他和许广平、幼子海婴三人更雇有两个女佣，晚年全家经常乘出租车看电影、兜风、赴宴席……但那么大的开销，得需要多少钱啊？中国文化人，一向出于清高“耻言钱”或出于隐私“讳言钱”，然而我在牛棚里，没有钱，才懂得钱的重要性。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那时都是莘莘学子）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地挑明——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61页）那么鲁迅一生究竟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人精确统计过。太费事了！只有像我这样的傻瓜，才干这样的傻事。我庆幸“十年浩劫”没有白过，收获之一就是算清了鲁迅24年又5个月，即8000多天的账。按照鲁迅在日记中的自述，他的收入（如果没有遗漏的话）来自下列四方面：民国一成立，鲁迅就应蔡元培之召，担任教育部公务员，时间长达14年之多；这是鲁迅在北京时期的正式职业。他的名义收入如下——1912年5-7月，每月津贴60银圆；8-9月，每月“半俸”125银圆；10月后定薪俸220银圆。1913年2月后薪俸240银圆，12月后仅有九成即216银圆。1924年1月（民国十三年1月）重缮之《社会教育司职员表》载有周树人应得四等三级“年功加俸”（每年加薪）360银圆。但是20年代以后教育部经常拖欠，实发三分之二即平均月付200银圆左右。“五四”以后，鲁迅除了供职教育部以外，还先后在北京的八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1920—1926）。1920年8月接受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聘请，兼任北大国文系讲师，同时又兼任高等师范学校（后为北京师范大学）讲师，每周各一小时，讲授《中国小说史》，月薪各18圆，共36圆大洋。鲁迅兼职的其他六所学校是：世界语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5圆）、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开始，月薪13圆5角）、中国大学（1925年，月薪10圆）、黎明高中（1925年，月薪6圆）、大中公学（短期），另有一处“集成国际语”学校是义务讲课。但当时北京各校经常拖欠薪金。从1921年4月以后《鲁迅日记》才有“往高师校（北京高等师范）取薪水”的记录，9月以后才有“往（北京）大学取薪水”的记录。1921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52圆（并非全部）；1922年日记缺失；1923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129圆；1924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8085圆；1925年《鲁迅日记》载收入讲课费7283圆。期间他去西安讲学一个星期，得讲学费300圆大洋。1924年在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是一个转折点：在他的年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本职收入（教育部薪水）少于业余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占59%，超过一半；而本职收入仅占41%，也就是不到一半。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大学，由林语堂推荐专任厦大国学院研究教授，月薪国币400圆；1927年2月，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受聘担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月薪国币500圆。从1927年12月到1931年12月，整整4年又1个月中，由蔡元培推荐，鲁迅受聘为“大学院”特约撰述员，得月薪300圆大洋（1929年1月起《鲁迅日记》中改称为“教育部编译费”，实质上是一回事）。由大学院和教育部定期支付49个月之久，未曾拖欠，共计14700圆大洋，折合黄金490两。1907—1908年曾有《人之历史》等多篇论文在东京《河南》杂志发表，稿酬约为千字2银圆大洋，共约得100银圆；他和二弟周作人一起翻译外国小说也得到200银圆左右的稿酬，主要贴补家用。但是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小说、诗歌、论文、杂感，都是不计稿酬的无私奉献（详见下文）。到1923年他的日记中才开始有收入稿酬的记载。后期鲁迅在上海（除了领取大学院津贴以外）主要以“卖文为生”，也就是作为自由职业者，依靠版税、稿酬和编辑费生活。一开始北新书局每月支付给鲁迅的版税是国币100圆和《奔流》杂志编辑费100圆；他在报刊发表文章的稿酬为千字5—15圆，鲁迅每月收入至少500圆，生活比在北京时宽裕得多。但是北新书局经理克扣大笔版税，1929年8月鲁迅找律师与之谈判，维护了自己的著作权，索回2万多圆应得版税，合2009年人民币140多万元（详见后文）。到1932年“大学院”津贴撤销以后，版税和稿酬成为鲁迅的最重要经济来源。我统计的结果：1912年春至1926年夏鲁迅在北京期间，共收入银洋大约41000圆（其内1922年日记残缺，为估计数），月平均245圆；1926年夏至1927年秋，鲁迅在厦门和广州期间整一年，共收入教学费国币5000圆，月平均417圆；1927年秋至1936年，在上海期间，他共收入国币（法币）75278圆4角1分，月平均697圆。从1912年到1936年，国内的物价是基本稳定的，升降平缓、浮动不大。以基本生活用品的购买力计算——190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73元，2009年人民币146元；1912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50元，2009年人民币100元；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1936年法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0元，2009年人民币60元。那么，按照实际购买力计算，鲁迅24年间的收入相当于今天人民币多少钱呢？根据历史资料换算，1912年1圆银洋约合人民币1995年50元、2009年100元，1927年1圆国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5元、2009年70元；1936年1圆法币约合人民币1995年30元、2009年60元。由此可以计算鲁迅历年收入对于日常生活用品的实际购买力，给出一个比较符合真相的描述。鲁迅前期（北京时期）是以公务员职业为主，14年的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64万元、2009年328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9000多元、2009年人民币近2万元。中间（厦门、广州时期）1年专任大学教授，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7.5万元、2009年35万元，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1.4万多元、2009年3万元。后期（上海时期）完全是自由撰稿人身份，9年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26万元、2009年452万元以上，平均月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2万元、2009年4万元左右。若不计入1922年的收入（日记缺失）则23年间共收入1198733圆，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从公务员到自由撰稿人，他完全依靠自己挣来足够的钱，超越了“官”的威势、摆脱了“商”的羁绊。值得注意的是，他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年收入，超过他作为公务员年收入的两倍。鲁迅的收入，除了足以保证全家（包括母亲等）的中等水平生活费以外，还有富余；他为了写作、译述、教学、研究等购置的图书就达到16万多册（幅），24年中共计耗资13万多银圆，相当于1995年45多万元、2009年90多万元人民币，占其总收入的九分之一左右。然而，他有了那么多的金钱之后，却丝毫不为金钱所动，而始终保持勤俭奋斗的本色。我在牛棚里算清了鲁迅一生的经济账目，才睁开眼睛看清：离开了钱的鲁迅，不是完整的鲁迅，更不是真正的鲁迅。多少夜晚在牛棚暗淡的灯光下，透过1000多页密密麻麻的银钱账目的算草，我解读了鲁迅和钱的纽带。后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又两次按照《鲁迅日记》和相关资料做了反复验算核实，得出了大致准确的数据。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鲁迅以他的脑力劳动所得，总收入相当于1995年人民币408万元、2009年816万元以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阶层”即社会中坚。他受之无愧。从“而立之年”以后的24年间，鲁迅有平均每年相当于2009年人民币34万元、每月人民币2万—4万元的收入，保障了他在北京四合院和上海石库门楼房的写作环境。在残酷无情的法西斯文化围剿之中，鲁迅能够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坚持了他的自由思考和独立人格。这使他永远成为文化人的榜样。
丘吉尔曾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鲁迅之于中国，应该不亚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
说实话，近些年鲁迅的很多作品被移出了语文课本，然而，稍微了解鲁迅价值的朋友们都知道，鲁迅作品中的人物——无论是异乎常人的狂人、穷困酸腐的孔乙己、被岁月躺平的闰土，苍白婚姻里的四铭，愚昧麻木的华老栓、还是屡屡落弟的陈士成，偏执悲怨的祥林嫂，还有谁都不配姓赵的赵太爷，当然更难忘的是那个阿Q，他们在中国社会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了。
有人曾说中国的问题鲁迅看得最准，鲁迅的作品，不是过时了，而是太超前了，他是我们永远无法忽视和回避的作家，不会迎合时代潮流，因此时常成为刺耳的杂音，但观念的进步、文明的留存，却必须依靠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杂音。因此，鲁迅的作品，书架上不妨放两套：一套用作日常随手翻读，一套用作收藏与学习品鉴。用来读的书和用来藏的书是有区别的，一套书之所以值得永久收藏，往往取决于二点：一是其历史深度——出版年代、出版过程与其背后的历史意义，二是书本身就有极高价值，从存世量到版本、内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今天推荐的这套38年版《鲁迅全集》，便是一套不可复制，值得永久珍藏的“特别纪念版”。它是一个诞生于“非常时期”的“非常版本”——不管是纵向对比历史深度，还是横向对比版本稀缺性，都具备后世无可复制的特殊性。书是人类思想的载体，尤其是像《鲁迅全集》这样的经典大部头，它们的编纂与出版既应运时代而生，同时也深刻影响、甚至塑造了未来时代的走向。因此往往越是非常的时代，往往也就越能诞生出“非常的经典”。而38年版的《鲁迅全集》出版，不但出自非常时期，其过程与结果也同样特殊，堪称一套非常时期的“出版奇迹”。1938年，鲁迅已经逝世近两年，正值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后的危急存亡之秋。蔡元培、宋庆龄于此时筹备发起“鲁迅纪念委员会”，旨在扩大鲁迅精神的影响，以唤醒国魂。出版《鲁迅全集》已不仅是保存遗稿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在内忧外患中，如何通过批判与反思完成文明突围，进行自我拯救的问题——以深刻性、战斗性著称的鲁迅，其作品自然担起了如此大任。
民国的书报审查不可谓不严，鲁迅生前因“不合时宜”，作品多被毁禁。但《鲁迅全集》出版时，他生前的那些“政敌”们却尽释前嫌，让整个过程前所未有的顺利。国民党“文胆”陈布雷的不顾反对当众支持，宣传部长官邵力子更是批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摧残”，这些都让《鲁迅全集》的出版干扰烟消云散，于是《鲁迅全集》的审核，不但一字未删改，更在他们的干预下一路绿灯，迅速通过。鲁迅“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得于四个月中短期完成”，且质量出奇的高。鲁迅的遗孀许广平感叹此举：“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此后十余年，尽管战火绵延，但《鲁迅全集》均曾被多次再版并很快售罄，无疑是最接近原始状态，也是鲁迅被“推向神坛”前仅存的唯一版本。衡量一本书的收藏价值，除了看历史纵深，还要横向对比各个时期的不同版本。只有具备后世版本无法复制的价值，才能在众多版本中，愈加凸显其收藏价值。而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委会”之豪华，和作品之全面，既是中国第一部鲁迅著作全集，更是中国出版史上少有的规模恢宏、装帧考究的稀世珍本，也因此在出版已近40年，有众多后续版本的情况下，仍作为中美破冰的“国礼”赠与美方。38年版的《鲁迅全集》拥有中国出版史上最豪华的“出版阵容”：——蔡元培、宋庆龄亲自挂帅，担任正、副主席，胡适为其接洽出版，柳亚子、徐川、唐弢、席涤尘、周建人等收集摘录写本，标点是国学大家郑振铎、吴文祺、冯都良等人，编辑以郑振铎、王任叔为主，校对是朱础成、林珏、周玉兰、唐弢、柯灵、吴观周、许广平等等，这套书几乎每一环都有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参与，仅算直接参与的就多达近百人。这些大师们通力合作，严守着每一道工序，从而奠定了1938年版《鲁迅全集》在诸多版本中的经典地位，不但空前，甚至绝后。后续所有版本无论删减还是增添，无不以38年版为底本。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率使团访华，“两国领导人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性握手”标志着“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在如此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尼克松将美国的国宝级学者巴巴拉·塔奇曼的作品选为“国礼”，将其送给了中国时任领导人，尼克松借芭芭拉·塔奇曼的作品，委婉地表达了美国对这种失败的承认和接受，这也意味着美国希望与中国搞好经济建设、遏制苏联独霸的诚意。
而中方则计划以“批判中国人之国民性”著称的鲁迅作品回赠，尽管在此之前已出版了多种《鲁迅全集》，但都因种种原因存在缺陷，几经比对，又多方寻找，尽管已经出版了近40年，但最终还是从鲁迅博物馆中选出了一套38年版的库存纪念本赠予尼克松。
◎迄今对鲁迅作品极为完整的呈现，一本真正的“全集”1938年版的《鲁迅全集》，是迄今对鲁迅作品的一次极为完整的呈现，即使相对后续诸多版本也毫不逊色，堪称一本真正的“全集”。后世的版本，比如58年版、73年版、81年版、05年版的《鲁迅全集》，大多出于时代原因，要么在38年版奠定的基础上做删减：要么删掉了蔡元培的序言，要么遗漏了鲁迅的翻译作品，要么缺失了鲁迅的日记，都无法称作真正的“全集”。因此尽管各有优劣，但38年版的《鲁迅全集》，无疑更当得起“全集”二字。但非常惋惜的是，38年版的《鲁迅全集》，因时间久远，目前除了少数馆藏及个人收藏之外，已几乎绝迹。在鲁迅逝世八十周年之际，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怀着敬畏之心，携手上海图书馆以馆藏1938年版《鲁迅全集》珍本为底本，精心一比一复刻了此书。堪称一套专门为弥补“收藏空缺”而生的“特别纪念版”：好的版本更需要好的出版人用心复刻，这版《鲁迅全集》，从全书工艺设计、内容收录、到编排体例，均是对1938年原版100%的还原，完整呈现初版本《鲁迅全集》的原貌，并对原版进行了修图，用八十克双胶纸印刷，使观感和手感都更加舒适。放在书架上尽显审美与品味。藏书票设计大家邵黎阳，专门为本书设计了“纪念藏书票”，更添收藏、传家之价值。1938年影印版《鲁迅全集》，限量发行1000套，一套一编号，一经售罄，绝难再印，稀缺程度可见一斑。经与出版方多方争取，先知书店取得最后200套的全国独家授权。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先生的文字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生活，成为了数亿国人的共同回忆。先生曾言：死者倘不埋在活人心中，那就真的死掉了。为此，挚推荐这套值得收藏传家的38年版“珍本影印版”《鲁迅全集》，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真正的政治学，直到近代才出现。虽然亚里士多德写过一部同名的著作，中国古代也出现过“政治”这个词汇，但一直到1880年，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研究院之后，人们才开始说，现代政治学诞生了。也因此，很多人认为，政治学对中国来说，是一门真正的舶来学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设的这门课，首先从西方政治开始讲起的原因。
而在这之前，古希腊、古罗马、到文艺复兴、再到近代之前的这些时间段里，就没有政治学相关的著作、理念了吗？
答案是有的，但是很散、很繁杂，光凭书名去搜索，可能怎么也搜不到。
比如“修昔底德陷阱”这么一个对后世影响极大的政治概念，它的源头，你可能要在一本讲战争的书里面才能找到，并且这本书有足足八卷的体量。
如此繁杂、散落，要以一己之力去研学，可能会相当吃力。
这就需要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来为我们搜集、解读这些著作。在过去数十年里，任军锋教授一直在扩大、挖掘他在西方政治这一大领域的阅读和思考，比方说在研究古希腊政治思想的时候，任教授的研究范围还旁及希腊悲剧、喜剧、哲学，并且下延至罗马政治史。任教授从他数十年的研究、阅读里面，挑出了25部具有代表性的西方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著作，包括这25部经典之间的关系，教授也会在课程里一一详述。
朋友们在朋友圈发表对华为事件的看法时，你已经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猜测出了美国可能采取的下一步措施；
人们谈论三权分立、民主、宪政的时候，你的手机里在放着政治学经典著作《利维坦》的独家解说。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代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都能在经典著作中找到对应的影子。从这门课开始，你可以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成为一个懂政治的聪明人。
带你重塑对政治的认知
民主如何从一个贬义词变为褒义词？雅典的民主为何衰亡？
真的是东方重人治，西方重法治吗？为什么我们要遵守法律？
什么是好公民？一个好公民就等同于一个好人吗？
什么样的政体是好的政体？自由和权威之间有何种关系？
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具备哪些特质？特朗普不是一个好政治家吗？
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怎样形成的？这与如今的中美贸易关系有何关联？
英国脱欧波折不断，全民公决能作出科学、审慎的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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