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比尔·布莱森（Bill Bryson）

翻译：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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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6月23日晚上的某一刻，在纽约市发生了一起事件。43岁的威尔逊·希科克斯（Wilson B. Hickox）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一名富商（凑巧是驻法大使迈伦·赫里克的邻居）。他从外面回到自己在罗斯福酒店的房间，给自己倒了杯睡前酒。

没过多久，希科克斯先生开始产生了一种奇怪而不快的感觉——喉咙和胸口发紧，苦涩的疼痛在整个身体中蔓延。我们可以想象，随着症状越发严重，玻璃杯从他手里滑落，希科克斯先生痛苦地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向门口想叫人帮忙。随着马钱子碱的剧毒作用席卷而来，他身体的各个系统逐一崩溃、麻痹。希科克斯先生没能奔到门口，而是慢慢地、悲惨地倒在房间的地上，茫然、惊惧着，哪怕一丝肌肉都无法动弹。

希科克斯先生之死最值得说明的一点是，他不是被人下了毒，而是政府害死了他。从许多方面来看，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最奇怪、最不可思议的10年，禁酒令更让它怪上加怪。这是一个原本理性的国家有史以来做过的最极端、判断最失误、代价最沉重、却也最易为后人所忽视的一项社会工程实验。它一下就斩杀了美国的第五大产业，把每年将近20亿美元的收益从合法商人的手里夺过来，交给了杀气腾腾的暴徒。它让老实人变成了罪犯，实际上还增加了全美人民的饮酒量。

然而，最奇怪的地方莫过于美国政府还公开实行这样的政策：为了让其他公民保持清醒，而随机毒死一部分公民。希科克斯先生之所以显得有些不同寻常是因为富人一般会谨慎地从可靠供应商那里买私酒，难得受此戕害。这就是为什么在禁酒令时代阿尔·卡彭那样的人大发其财，因为他们不害死自己的客户。希科克斯先生被害死是因为颁布禁酒令时没充分考虑到一个问题：除了饮用，酒精还有其他各种用途。酒精是（基本上至今仍然是）油漆稀释剂、防冻剂、洗涤剂、防腐剂、防腐液等的关键组成部分。所以，为了这些合法的用途，政府必须允许它继续生产。不可避免地，一部分酒精，数量相当庞大，据估计每年有2.3亿升进入了私酒交易。为了让工业酒精无法饮用，政府往其中添加马钱子碱和汞等毒物（能让饮用者致盲、致残甚至致死），使之“变性”。一位禁酒官员快活地说，“变性”酒精成了“美国的全民新饮料”。到底有多少人因为喝下工业酒精命丧黄泉，各方统计数据差异很大。饮食文化史学家鲁特和罗什蒙在其权威的《美国饮食报告》中称，光是1927年就有11700人因喝私酒被政府毒死。其他数据来源提供的数字要小得多。但不管总数多还是少，这肯定是美国历史上最怪异的罪恶情节：官方竟然以痛苦的方式处死自己的公民，只因为他们坚持了一种前不久还属于文明生活的一部分、在世界其他地区几乎全都合法适度进行时明显无害的行为。

有关禁酒令的一切事情不是荒谬的就是滑稽的。财政部负责执行新法律，但它完全缺乏承担这一工作的必要资质、资金和热情。因为国会拒绝提供资源，禁酒部门只聘用了1520名特工让他们去完成一项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阻止全美963万平方公里疆域里的1亿公民参与酒精生产和消费活动。这样的话，就要每名特工负责盯守75000人，同时还要监管19924千米的海岸线和边境线，禁止走私。联邦政府希望各州承担、执行该法律，但几乎每个州都极不情愿。到1927年，每个州用在执行渔猎法规上的时间是执行禁酒令的8倍。

禁酒令给国家造成了庞大的经济损失。联邦政府失去了每年5亿美元的酒税——占国民收入的近1/10。州政府痛苦不堪，在禁酒令生效前，纽约一半的收入都来自酒税。这也就难怪各州不愿从本来就少的预算里分出一部分钱，执行一套克扣了自己收入的法律了。

地下酒吧疯狂发展。曼哈顿中城的一个街区就出现了32个提供饮酒的地方。人们到处都喝得到酒，而且卖酒的大多不遮不掩，禁酒令就像是压根儿不存在似的。芝加哥仍在营业的酒吧差不多有两万家，有些街区的酒吧甚至连招牌都不改，公然卖酒。在纽约，饮酒场所的数量比禁酒令生效前翻了一倍，达到了32000家。

而且，在这些新开的地下酒吧中，贩售的酒水当然完全不受监管。在芝加哥，市政府的一名化学家把私售的威士忌往水槽里倒了几滴，惊讶地看着它腐蚀且穿透了陶瓷。《纽约电讯报》（New York Telegram）的记者出于好奇想了解私售的威士忌到底有些什么成分，请了一位化学家检验了从全城地下酒吧里买来的341种样品。化学家分离出了煤油、尼古丁、精苯、粗苯、甲醛、碘、硫酸和肥皂等多种成分。此外，还发现约1/6的样品都严重有害健康。

读者们想必要问，一切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令人颇感意外的是，答案竟藏在一个獐头鼠目的小个子男人身上。这人叫韦恩·惠勒，他蓄着整齐的小胡子，戴一副夹鼻眼镜。虽说外表全无威胁感，但有一段时间，韦恩·惠勒曾是全美最令人生畏、最有权势的人，也是最举措失当的恶魔——除非你认为，就因为喝了一杯酒人就该痛苦地死掉。

韦恩·惠勒出生于1869年，在俄亥俄州东部的一座农场长大。有一天，有个喝醉酒的农场工人不小心用干草叉刺伤了他的腿。虽然惠勒并不曾被酒精害得脑袋不清醒，但自此以后便产生了一种传道式的热情，即要把酒精从美国人的生活里赶出去。

取得律师资格后，他担任了俄亥俄州反聚会联盟（Anti-Saloon League）的负责人，并迅速表现出了玩弄政治手腕的才华。1905年，他盯上了俄亥俄州大受欢迎的州长。两年前，此任州长凭有史以来最多票数当选，还经常被人说成是总统的候选人。遗憾的是，州长并不支持驱逐酒精的诉求。凑巧的是这位州长就是未来的美国驻法大使迈伦·赫里克，他马上就会吃到苦头了——反对韦恩·惠勒永远得不偿失。惠勒是个宣传大师，他只有一个明确的目的：把所有不肯全心全意支持禁酒令的政客赶下台。而且，他还打算不择手段地这么干。他雇用私家侦探监视对自己不够热情的政客，深挖这些政客身上见不得光的丑事，还认为勒索是实现预期目的的合理手段。

除了让美国全面禁酒，一切对他来说都无关紧要。其他禁酒团体则投身于各种枝节问题——烟草、短裙、爵士乐，甚至邮局政策和政府对公共事业单位的所有权。而惠勒只宣传唯一的一条信息：喝酒让人贫困，让婚姻解体，喝酒造成经济损失，喝酒是现代社会一切罪恶之母。

迈伦·赫里克反对惠勒在俄亥俄州禁酒的号召，让自己显得像是跟民众脱了节，缺乏同情心。他被压倒性地击败了，再也没能当选任何公职。相反，一位后起的政治之星，平庸得一无是处的沃伦·哈丁却成了副州长。美国各地的政客们迅速认识到，要么支持惠勒，支持他的反聚会联盟，要么放弃再次当选的指望。

在“惠勒主义”的大旗下，美国的许多州早在禁酒令生效前就彻底禁酒了。到1917年，实现了27个州完全禁酒，还有好几个州基本上禁酒。那时候，若旅行穿越全美——从得克萨斯州到北达科他州，从犹他州到东部沿海地区，你有可能连一个贩酒的地方都碰不到。只有零星散落的少数居民点，大多集中在城市和工业区中有大量居民的地方，才可能弄到一杯酒下肚。不过，这些地方的饮酒习俗也最根深蒂固，反聚会联盟改变地方法律的机会很小。但没过多久惠勒得到了一块幸运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大多数美国人心满意足地认为那是一场遥远的欧洲冲突。但德国在战术上犯了一些天大的错误，彻底扭转了美国人的这种情绪。首先，它开始轰炸平民。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针对平民的战争，但在20世纪最初的10年，有意杀害无辜民众被普遍认为是野蛮行径。起初，德国每天下午5点派飞机到巴黎往城里投掷一枚炸弹（只投一枚），以此作为实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异常愤怒，亲笔写信向德国当局表示抗议。接下来的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德国宣布将以海上的客船为攻击目标。1915年5月，一艘德国U型潜艇用鱼雷击中了在爱尔兰海岸金塞尔附近中立水域航行的客轮“卢西塔尼亚号”。短短18分钟船就沉没了，造成了1200人丧生。1/3的遇难者是妇女和儿童，其中有128名死者是母国并未参战的美国人。美国上下义愤填膺，紧接着德国又令人难以置信地宣布将这一天作为全国性节日，以庆祝该次屠杀，让事态无限恶化下去。德国红十字会驻美负责人伯恩哈德·德恩堡（Bernhard Dernburg）说，“卢西塔尼亚号”上的人死得其所。他被美国驱逐出境后侥幸保住性命。

其他人就没那么走运了。据说，圣路易斯州的一名德裔男子因说了美国的坏话，就遭到暴徒袭击，被暴徒用美国国旗绑了起来，拖着游了街并吊刑处死。事后，陪审团宣判暴徒首领无罪，理由是此乃“爱国谋杀”。德国企业遭到抵制，还有人朝其窗户上扔砖。很多有类似德国名字的人为了安全起见都改了名。阿尔贝特·施奈德就是其中之一，他改名为艾伯特·斯奈德，10年后成为了一桩谋杀案的被害人。餐厅停止供应德国食物，要不就得给菜品改名。最出名的要数德国腌菜改名为自由白菜了。一些社区禁止演奏德国作曲家的音乐。出于安全考虑，艾奥瓦州禁止学校、教堂或电话里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对话。有人抗议说这样就没法用自己的语言做礼拜了，州长威廉·哈丁（WilliamL.Harding）回答：“任何人用英语之外的语言祈祷都是在浪费时间。上帝只为说英语的信徒竖起耳朵。”

所有人都注意到了，美国酿酒厂几乎全为有德国血统、立场大概也偏向德国的男人所有。禁酒令的倡导者们抓住了这一点，让喝啤酒显得像是叛国行径。“我们要跟3个敌人对抗——德、奥，还有酒。”美国刚一参战，玉米片公司凯洛格（Kellogg）就在广告里这么说。从事实的角度看，这个说法是站得住脚的。一家主要靠酿酒厂资助的组织全国德美联盟（The National German-American Alliance）不但游说反对禁酒令，还暗中迂回支持德皇威廉二世。这样的利益联合，可不会给自己赢来多少朋友。

反德情绪的高涨带给禁酒运动极大的推动力。在获得新能量的反聚会联盟的熟练引导下，一个州又一个州批准了宪法第十八修正案，禁止酒精的生产和消费。1919年1月16日，内布拉斯加州成为了第36个批准该修正案的州，禁酒令得到了多数州的支持，一年后生效执行。

虽然第十八修正案宣布饮酒为非法活动，让禁酒令成为法律事实，但它对法律应怎样运作未作定义，也没有说明什么是、什么不是“酒精饮料”。于是又制定了另一项法令史称《沃尔斯泰德法案》（Volstead Act），来应对细节问题。该法案以安德鲁·沃尔斯泰德（Andrew J. Volstead）为名，他是林德伯格在明尼苏达州的老乡，所蓄的大胡子像块熊皮毯子一样挂在他脸上。沃尔斯泰德本人虽不喝酒但对此事并不狂热，从没想过要在全国禁酒。他的名字之所以跟这部法令挂钩，只不过是因为他当时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受命负责起草这部法案。在接下来的10年里，沃尔斯泰德的名字尽管到处回响，但下次选举时他就遭到了选民的抛弃，回到故乡格拉尼特福尔斯静悄悄地从事着法律工作，并以阅读国会议事录为主要爱好。韦恩·惠勒一直宣称这部法律是自己亲手起草、撰写的，但沃尔斯泰特德强烈抗议。不过，这两个人为什么要争夺这份“荣光”，谁也搞不明白，因为事实证明那是一部构建大有问题的法案。

1919年5月19日，国会颁布了《沃尔斯泰德法案》。关于法案的意图在序言里做了言简意赅的声明，看起来没什么扰乱人心的地方：“为禁止醉人饮料，规范非饮用之高尚目的的酒精的制造、生产和销售，确保科研、能源开发、燃料及其他合法行业酒精的充分供应，促进其发展。”措辞或许略有笨拙，但语气没有太多威胁的味道。只有在小字的附加条款里，人们才发现《沃尔斯泰德法案》将醉人液体界定为酒精含量超过0.5%——跟腌菜一个水平。许多以前支持禁酒令的人以为啤酒和清淡的葡萄酒能幸免于难。然而到了这一刻人们才恍然大悟：禁酒令要一网打尽，一个也不放过。

这或许是美国推出禁酒令时最突出的特点——它让太多的人大吃一惊。一如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在《浮华时代》（Only Yesterday）里所写：“这个国家（对禁酒令）接受得心不甘情不愿，甚至还有点漫不经心。”

禁酒令的缺陷太多了，从很多方面看，就连原则上支持它的人也为它在实践中的变形感到震惊。首先，它将美式生活推到了全新的危险层面上。禁酒令推出后，全国谋杀率上升了近1/3。担任禁酒特工十分危险——光是最初的两年半时间就有30名特工因公被害，可靠近特工也往往十分危险，因为这些人喜欢随心所欲地扣动扳机。光是在芝加哥，10年里禁酒特工就枪杀了23名无辜市民。

除了危险，禁酒特工的薪水比垃圾工还低，这必然带来腐败。一种常见伎俩是特工没收了酒之后，立刻又把它卖给原主。贿赂则是例行公事，地下酒吧平均每月向警方和市政官员支付400美元。在纽约市，光是行贿用款就总计达到了1.5亿美元。总之，禁酒令让很多人赚了很多钱。腐败的诱惑远远蔓延出了美国的国境线。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加拿大的啤酒和蒸馏酒制造商无法把产品卖给美国人，但足智多谋的私酒贩子则在纽芬兰南部的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找到了中转站。由于历史的偶然性，北大西洋上的这块弹丸之地自1763年就属于法国，不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管辖范围。一夜之间，圣皮埃尔和密克隆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酒精饮料进口方。它们买入了300万瓶香槟，外加数量庞大的白兰地、阿马尼亚克酒、苹果烧酒和其他酒精饮品，成为了法国最大的海外市场。

美国当局询问为什么只有4000人的小地方突然之间这么贪恋酒精，当地总督带着高卢人特有的沉着回答说，他不知道酒精饮品进口出现了大幅上涨，也不曾注意到圣皮埃尔的主要港口新建起了20多座大型仓库。但他答应调查此事。随后，他向美国人证实，圣皮埃尔和密克隆的确进口了少量葡萄酒，但都是运往饮酒合法的巴哈马的。很明显，这批货物不过是暂时在圣皮埃尔搁置一下。

禁酒令还滋生出了无限的虚伪。1926年的夏天，北加利福尼亚的禁酒督导员内德·格林上校遭到停职，因为他在旧金山的禁酒管理办事处举办鸡尾酒会。“我早该被停职了。”他善解人意地告诉记者。

就算政府查获了非法饮用酒，也并未严加看管。1920年夏天，芝加哥一处存放所收缴酒水的仓库里，50万升、670000瓶威士忌莫名地消失了。负责夜间执勤的警卫说，他们交接班时没有注意到任何可疑之事——必须要说的是这话完全无法让人信服。在全美范围内，有记录显示1.9亿升由政府仓库保管的威士忌到1933年禁酒令结束时失踪了2/3。

禁酒令几乎根本无法执行，因为其法律条文千疮百孔，遍体漏洞。医生可以合法地为自己的病人开出威士忌处方，而且也热情洋溢地这么做，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他们已经靠这项服务挣到了4000万美元。按《纽约客》的说法，大多数时候医生会干脆拿出一张空白处方单只开出威士忌。林德伯格飞往巴黎的那个星期，美国禁酒专员詹姆斯·多伦刚批准了医用威士忌可额外生产1140万升。有人提出，这样的医疗用量太大了，财政部的一位官员说“因为蒸发”，库存消耗得太迅速。

宗教团体可为圣典仪式存储酒精饮料，事实证明，其市场需求同样十分强劲。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葡萄酒种植户提供14种圣餐葡萄酒，包括波尔多酒和雪莉酒，他说这些饮料恐怕并不全都用于神圣用途——事实的确如此。禁酒令生效的最初5年，加利福尼亚州改种葡萄的土地从4万公顷飙升到近28万公顷。当然并不是因为人们突然喜欢上了吃葡萄干，而是因为葡萄酒无法进口。为满足蓬勃发展的私酒市场，人们对国产葡萄的需求激增。

虽然生产葡萄酒供私人消费是违法的，葡萄园场主却可销售成包的浓缩葡萄汁，在家里你就能把浓缩葡萄汁变成葡萄酒。以免有任何人错过这一关键信息，葡萄汁包装上用大号字写着：“注意：务必在60天内发酵制成葡萄酒。”遗憾的是，对优质葡萄酒爱好者而言，葡萄种植户把之前的大部分葡萄树给砍了，换上了产量大但质量差的品种。禁酒令废止后，加州的葡萄园用了整整一代人才将其恢复元气。

禁售白酒重创了许多餐馆。纽约倒闭的可爱小餐馆包括尚利、雷克特、谢莉和布朗。最古老的德尔莫尼科餐馆坚持到1923年才最终摇了白旗，那时离它的百年生日只有短短几天了。基本上酒客全被赶到地下酒吧（speakeasies，这个词在美国最早出现在1889年，用来描述各种非法贩卖烈酒的地方）去了。这些酒吧的名字普遍不够优雅，但充满想象力。比较著名的是斑点鬣狗俱乐部、“熔炉”、“哈！哈！”、优生俱乐部、木屑饭馆和脂粉俱乐部。对喜欢伴着酒精欣赏音乐的人，哈莱姆区是他们的好去处。在那里，人们蜂拥到翠竹饭馆、莱诺克斯俱乐部、花蛤楼、斯莫尔天堂、蒂莉鸡棚、棉花俱乐部，还有名字一见就让人难忘的哈喇子饭馆。星期日晚上最为热闹，酒客们可能会遇到一群天才，艾灵顿公爵、凯伯·凯洛威、费兹华勒、尤比·布莱克、贝西·史密斯、贝西伯爵在那里表演精彩原创音乐。哈莱姆区的许多俱乐部只准白人进，屋里的黑人只有服务员和艺人。最热门的俱乐部里附加服务费可能高达20美元，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的周薪，客人再喝上几轮酒服务费轻轻松松就翻倍了。

法令的推行充其量只能算零零落落，只偶尔有些机关会认真对待。1925年3月，一名成功的律师埃默里·巴克纳成了纽约的禁酒令执法员。他想出了一套新策略，一时间让喝酒和卖酒的人都闻风丧胆。

本文摘自《那年夏天：美国1927》

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对违反《沃尔斯泰德法案》的场所，巴克纳开创了查封政策。法律允许他不上诉至法院就将涉事场所关闭一年。此前，执法官只能逮捕几个无伤大雅的服务员和调酒师倒霉蛋，但现在，巴克纳的做法击中了酒吧老板的利润线，足以让他们感到肉疼了。巴克纳宣布要关闭纽约数千家地下酒吧，并从最出名、最抢眼的地方着手，比如由塔克萨丝·吉南（TexasGuinan）经营的埃尔·费伊俱乐部，还有欧尼·梅登的“银拖鞋”。这是对城里成熟酒客们的直接攻击，酒客们表现出了近乎恐慌的反应。

好在对俱乐部而言危机只是暂时性的。禁酒令带来了太丰厚的利润，让它太容易被击溃了。至少有多家俱乐部以查禁作为掩护，它们让正门一直锁着而从十分不起眼的后门欢迎主顾们回来。另一些俱乐部则搬到新地方，换个新名字，所以艾菲俱乐部就变成了德尔·费伊俱乐部、费伊歌舞团、银泰俱乐部、修道院俱乐部、皇家沙龙和三百俱乐部。尽管大家都知道它们的幕后东家还是那位漂亮的老板娘。吉南是个颇具传奇性的人物。她来自韦科市，1927年时她43岁，一头金发，笑起来牙齿闪闪发亮。她特别爱侮辱自己的主顾，尤其是在他们不肯大把花钱的时候，她也因此备受顾客喜爱。她的口头禅是“：你好，蠢货。”她的大多数俱乐部都小而紧凑。舞娘们衣着暴露，几近裸体，大多年轻得叫人咋舌。鲁比·基勒（Ruby Keeler）在14岁时从吉南手下出道，3年后离开，嫁给了喜剧演员阿尔·乔尔森（AlJolson）。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乔尔森被基勒苗条的身材和轻微的小结巴给迷得神魂颠倒。吉南手下的另一位舞娘鲁比·史蒂文斯后来成为了大明星芭芭拉·斯坦威克（Barbara Stanwyck）。吉南在俱乐部里充当司仪的角色。她对自己的姑娘关爱有加，但并不把她们的才华太当回事。“现在这个小妹子还算不上歌手，”她这么说，“她是通过函授课程学唱歌的，还漏上了好些课，但她是全场演出里最可爱的小姑娘，所以我希望大家给她来点热烈的大巴掌。”（据说，“来点热烈的大巴掌”就是吉南首创的说法。）所以，吉南的俱乐部被查封成了城里的一件大事。1927年，百老汇的剧院大亨舒伯特三兄弟（Shubert brothers）为此专门排演了一出关于她的滑稽剧，名字就叫《查封》（Padlocks）。

由于俱乐部随时有可能关门，自然只舍得用最少的钱搞店内装修。顾客们对此似乎也并不介意，只要能喝到不错的酒水。对酒店这类更为公开、需要长期经营的地方，选址范围就小得多了。禁酒令生效之前，尼克博克酒店附属酒吧（鸡尾酒干马天尼的诞生地）每天能有4000美元的收入，这可不容易找到替代渠道。没了酒吧收入尼克博克便破产了。最先创造出曼哈顿鸡尾酒的曼哈顿酒店也倒闭了。有些酒店想通过提供所谓的“添头”（冰块、苏打水、安哥斯图娜苦精〇1等）生存下去，顾客可以自己加酒，但这很难填补酒水业务彻底丧失带来的亏空。还有些酒店继续销售酒精饮品，希望躲过官方的追查。但或迟或早它们总归要失望的。

1926年3月，巴克纳将布雷武特酒店的餐厅查封了6个月。这意味着酒店不仅失去了所有酒水收入，还失去了午餐和晚餐生意。它甚至无法为客人提供早餐，所以许多客户彻底改投他门。最终，雷蒙德·奥泰格认输投降，关闭了布雷武特酒店。

巴克纳的查封政策继续推行，遍及全美，连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棵红木树也因为有人发现了非法的蒸馏酒而被挂上了锁，尽管这听起来很像是宣传噱头。总之，在最严的1925年美国各地的禁酒机构查封了近4700个涉嫌卖酒的场所。

有趣的是，巴克纳其实并不认同禁酒，他承认自己之所以执法只因为法律就是法律，而不是出于任何道德信念。“我对它不太感兴趣，但它是个法律问题。”他解释说。他坦言自己经常喝酒，但担任地方检察官之后便不再喝了。在他看来，整件事情是个可怕的错误：“这带来了恶性的犯罪，伪证、谋杀、袭击、盗窃使政府官员的道德沦陷，以及诱发了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较之它每天引发的一连串严重罪行，这部法律带来的好处不值一提。”

几乎所有人都意识到禁酒运动是场巨大的失败，但美国却坚持了13年。富兰克林·亚当斯（Franklin Pierce Adams）在《纽约世界报》（New York World）的热门专栏“指挥塔”里写了一首诗，完美地捕捉到了官方的态度：

禁酒令可怕地砸了锅,我们乐意。它阻止不了想要阻止的事，我们乐意。

它留下了一条黏糊糊的贪腐途径，它让我们的土地充满恶与罪，它的禁令分毫不值，可我们就要支持它。

事实上，正是因为禁酒令行不通，惠勒及其支持者才坚决要求政府往工业酒精里加入毒药的。也有加入其他变性剂的，比如肥皂水和清洁剂同样能让酒精无法饮用，但铁杆禁酒支持者对此不满意。惠勒真诚地认为，喝下有毒酒精的人是罪有应得。在他看来这是“故意自杀”。约翰·斯特拉顿牧师（也即前文希望尽快判处露丝·斯奈德死刑的人）更是态度强硬，毫不动摇。他听说印第安纳州州长和检察长遵循医嘱给患了重病的亲人服用小剂量威士忌，竟义愤填膺地说“：他们应该让家人去死，然后自杀，而不是违背就职时所发的誓言。”1927年6月，禁酒令似乎还看不到尽头。事实上，转折点很快就会出现。不过，韦恩·惠勒丝毫都没察觉，1927年夏天会是他生命里最糟糕的一个夏天，也是他的最后一个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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