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 著 《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6年3月 

史学最需想象力 

以我的陋见，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为学生的想象力装上翅膀，可以翱翔于学术、知识和思想的宇宙之中。在各学科中，历史学尤其需要具有丰富的想象力。遗憾的是，一般人的看法，史学恰是既不需要也最缺乏想象力的（一位史学出身的杂志主编即曾如此对我说）。这是我们大学历史教育失败的表征，应该引起我们这些教史学者深自反省。此事要紧，我只能多引一些通人的见解，看看过去关于史学与想象力的关系有些什么看法，以及经历了怎样的变化。 

史学无需想象力的看法素为非史学者所相信，钱锺书曾半带挖苦地说：“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本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在他看来，“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这是“它的艺术的责任”。简言之，“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钱先生是读集部书的大家，今日也有人在发掘其史学方法。然而集部书中究竟“文学”成分多些，曲传人物“未吐露的心理”，尤为钱先生最所擅长。不过，当年学了惟物史观的郭沫若曾特别强调，他们的古代“批判”与胡适等人的国故“整理”不同：胡适等只要“实事求是”，他们却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胡适等的整理只能“知其然”，而他们的批判则要“知其所以然”。不论郭沫若对双方的判断是否准确，史学不仅“断定已然”，更要探寻“所以然”，应当是不错的。 

梁启超的立场相对中立而偏史学，他说：文学和史学，看似关联密切，其实两者“各走不相同的方向。史学最重科学精神”，而纯文学则“都是超科学的，都是全靠想象力”。正因“文学家最重的是想象，神经太健康的人，必不易当文学家”。在梁启超的时代，“科学”受尊仰的程度不输于今日。梁氏自己也曾提倡小说革命，并写过小说，后来则更多从事史学。以常人的眼光看，“神经太健康”而近于“科学”的人，恐怕太过无趣，却正是一些史学中人和史学之外的人对史学的“想象”。 

换言之，说史学无需想象力，不一定是负面的看法，有些毋宁是正面的肯定。他们认为，史学是一门实证的学问，凡事能证实即可。不过，实证的基础是史料，而实际遗留下来的史料，可能不过是原初材料的千百万分之一。古代史不用说，研究近现代史的人，每觉史料汗牛充栋，常有被史料没顶之感。然而真到了论证具体问题时，立刻产生“书到用时方恨少”之感。盖史料不足是任何史家始终面临的常态，有此不足之感，则立言或能不失分寸；那些每觉史料充足而勇于立言者，除表明自身的胆大敢言外，也婉转道出其尚未入流的消息。 

明确了史料不足是常态，就需要重新思考史学之所能了。根据史料以实证的方式“考定已然”，恐怕只是史学的第一步。孔子曾说：夏殷之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所谓“征”，一般的解释就是以史料证实之意。但不足以证实的，也还能有所“言”。这一点至关紧要，可惜过去的人不够重视。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是慎言，而非不言。 

胡适就说：“历史家需要有两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一是精密的功力，一是高远的想象力。”前者用以“严格的评判史料”，近于科学；后者则偏于艺术。正因“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有时“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由此看，胡适并不满足于“知其然”，郭沫若显然误解了他。 

最重要的是，不能因为史无明文，便以为实无其事。作曲者可以于无声处表意，画家可以不着笔墨而传神，史家亦然。若因史料的空缺而主动“湮没”一段历史，历史就真正被割断了。后人了解历史必须依靠史料，但不意味着存留的史料就是过去的全部历史。用蒙思明的话说：高明的史家，“不仅能够根据史料知道历史，更能由有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去知道那无史料留存部分的历史”。他的哥哥蒙文通，也特别提倡从历史记载的蛛丝马迹寻觅往昔的真相，以连接那些可能割断的历史。 

想象的近代中国

中国人对教育的注重，可谓源远流长。甲午中日战争，中国被素所轻蔑的日本打败，天下震惊。据严复的观察，大家群起探寻致败的原因，“乃恍然于前此教育之无当”。一般打败仗多往军事或政治经济等方面寻找原因，那时的中国人却因此而举国认识到教育不当，最能体现传统思路对教育的重视。现在外国的第二、三代华人，有些已经不会说中文了，通常仍比所居地之人更看重后代的教育。

晚清中西“学战”的结果，外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方式，产生出不少颇具想象意味的认知。湖南学生林圭曾比较中西之人说：西人除劳累外，身心愉悦，“一生均极乐世界，无一时有郁伤之事”，过着连感冒也不生的幸福生活。而中国人则不仅“劳顿一生，无日不在忧患”；行事又皆不畅，致生郁病，更因极度郁闷而身心皆伤。

后来邓实也说，“泰西之民，神智飞扬，精神充足；其社会之内，光华美丽，如锦如霞。而泰东之民，则志虑短浅，颜色憔悴；其社会之内，阴暗凄惨，愁云遍结”。与林圭此前对中西情形的想象性描述，如出一辙，代表着当时中国读书人一个普遍的倾向。这类对西人生活的想象性描述，那时大多数西人想不能同意；恩格斯和汤普森所考察的英国工人阶级，更绝不能接受。但当年中国读书人的心中，却充满了这样对西方的美好憧憬。

类似中西对比的想象是整体的，时人不仅觉得西人身心都愉快，且基本人皆识字。林圭的老师梁启超在一八九六年说：国强基于民智，“德、美二国，其民百人中，识字者殆九十六七人。欧西诸国称是。日本百人中，识字者亦八十余人。中国以文明号于五洲，而百人中识字者不及三十人”。这大概是根据当时各国国势强弱反推出的想象判断，实际上，日本当年的识字率，恐怕不比欧美低。

类似趋向发展甚快。在梁启超眼里，中国的识字率虽不高，也还接近百分之三十；在后来的认知中，这一比率越降越低。王照在一九○○年说，中国“通晓文义之人，百中无一”。到一九○八年，在朝廷的筹备立宪目标中，“人民识字义者”要到第七年才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第八年达五十分之一，第九年到二十分之一。前后不过十二年，在政府官员眼里，素重教育的中国基本已成一个很少有人识字的国度；梁启超此前相对保守的估计，竟然要朝野努力八九年才能达到了。

这个负面形象当然也是出于想象。往前推到清雍正二年，那时颁布的《圣谕广训》要求：“各州县大乡大村人口稠密之处，俱设立讲约之所，于举贡生员内拣选老成者一人，以为约正；再选朴实谨守者三四人，以为直月。每月朔望，齐集乡之耆老、里正及读书之人，宣读《圣谕广训》，详示开导，务使乡曲愚夫，共知鼓舞向善。”可知在乡村人口稠密之处，不仅有相当数量的举贡生员可供选择，齐集的更多听众也都是读书人，然后才向乡曲愚夫推广。

往后推到一九三○年，毛泽东在江西省寻乌县进行了社会调查，那时全县十万人口，识字率达百分之四十；并有一位举人和四百个秀才，即平均每千人中有秀才四个（这已是废科举二十五年之后，若加上自然减员，早年的比例应更高）。当地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有初小学生五千人（百分之五）、高小学生八千人（百分之八）、中学生五百人、大学生三十人，还有六个出洋学生。

寻乌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偏远而相对“贫穷落后”，尚有如此高的教育水准，其他交通更便利也更富庶的地区，至少应该不比寻乌差。与雍正朝的整体认知，大体相符。

上述读书人数的多寡，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它所反映的，是社会对读书的态度。近代人对中国教育水准的负面想象，也仅是当年众多中外想象中的冰山一角。

这样看来，清末朝野对人对己的不少认知，都已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若朝野对国情和外情的了解如此，其所推动和实施的各项改革，到底有多少是基于想象，有多少是应对现实，恐怕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对国情外情的准确把握，是任何改革的基础。清末新政的难以成功，或可由此理解。

如今我们对外国历史了解更多，已经很少有人会说那时欧美的识字率接近百分之百，但仍有不少研究者喜欢引用类似关于中国教育水准的想象表述。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从字面义看，倒非常接近这些研究者心目中的近代中国。

清末的本本主义

我曾说清末朝野对国情和外情的不少认知，都已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之上。所谓想象，是一种有凭借也有期望的构建进程。清季新政时期，也曾依据外来的新观念，反看中国社会，构建出一些几乎可以说想当然的“现状”。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对外竞争中屡屡失利，不少人反求诸己，回向传统找问题。康有为曾说，“数千年之文教，不能以数十年之贫弱屈”。只要去掉中间的“不能”二字，便是那时（以及现在）很多人的写照。中国传统并非没有问题，但这些人确因近代几十年的屈辱，便否定了几千年的教化。还有一个较少为人所注意的连带现象，颇类后来的出口转内销——明明是对外打仗不行，却反求诸内，看到了作战之外的社会问题。

在对中国传统政治的诟病中，一个常被人提及的现象，就是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连吕思勉这样的通儒，也不免跟着责备专制集权导致“治官的官愈多，治民的官愈少”。实则不论官多官少，社会是否能大体安定，才是判断吏治的根本标准。若官少而世治，该大得表扬才对；但那时一些人却因外国的地方官多，而“发现”了中国的问题。

出洋考察政治的两位大臣戴鸿慈和端方就观察到，外国的“州郡府县，其下画区数十，置吏数百，以分举各务”。而中国自隋唐之际废乡官，州县官乃“以一人而治彼数百人之事，绝无佐理之人”。且不仅州县官“以一人举欧美数百吏之职，其受治之人民，亦复群焉依赖，未尝自结团体，自开智识，以谋一方之公益”。

实际上，中国州县官能以一人治欧美数百吏之事，恰因民间能自治，即人民像端方和戴鸿慈所说的那样“自结团体，自开智识，以谋一方之公益”，充分体现了小政府的长处。如果人民并未如此，而以一人治州县，则在以千年计的长时期中，中国岂非一片乱象？

眼光敏锐的陈独秀看出了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与众不同”，将其概括为“上面是极专制的政府，下面是极放任的人民”。吴天墀先生后来也说，宋以降中国社会是“君权独尊之下，万民转趋平等”。两人表述不一，而所见略同。这一社会的特色，即陈独秀所说的人民“不和政府生关系”。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天高皇帝远”。

陈独秀注意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除了诉讼和纳税，“政府和人民几乎不生关系”。但人民自己“却有种种类乎自治团体的联合：乡村有宗祠、有神社、有团练；都会有会馆，有各种善堂（育婴、养老、施诊、施药、积谷、救火之类），有义学，有各种工商业的公所”。而这些久存的“联合”，就是中国实行民治（即今日所谓民主）的历史基础。

看到这些也无需什么后来的新知识，御史胡思敬当年就指出，这种事事“莫不有会”的机制，虽不“树地方自治之帜”，却“隐然具一自治之规”。

其实戴鸿慈和端方也知道，地方自治的意思，就是“以国事之一部分委之人民之自理，以补官吏之不及”。但他们心中已先有一个自治的典范，即“其在乡者，必有乡会以司立法，有乡长以司行政。乡长大率一人，乡会则置议员数人、数十人不等，以户口之多寡为衡；皆由人民公举，官不过问”，市镇亦然。据此标准，他们可以确信：“地方自治制度，中国所无，而各立宪国皆有之。” 

换言之，必须像外国一样通过选举产生基层长官和各级议会，然后可谓自治；而地方实际是否已治，则基本不予考虑。外来的“自治”观念，遂成为评衡中国既存事实的标准。用后来革命者的话说，这是典型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和“洋八股”。其背后的预设，即地方不可能无官而治；只要无官，即是不治。端方、戴鸿慈与胡思敬同朝为官，对胡氏所见的“自治”，他们显然视而不见；仅因看到无官，便据此推出“不治”。

眼目前的事实可以被外来的观念所遮蔽，已有些匪夷所思；而这样的认知竟成为朝廷决策的基础，据以推动和实施改革。可知清廷的灭亡，还真不乏自取的成分。也正因此思路，基层的议会并未产生，一县设置数百官吏却渐成事实，后来还在步步扩充。本本主义何以能有这样大的影响，或许值得我们反思。

清末的聚敛想象

按孟子的说法，士可以无恒产，一般人则不可无恒产。古代中国实行“士治”的小政府模式，国家似也带有士人的特点，即国可以无恒产，而藏富于民，民富则国强。梁启超一八九七年就曾说，“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是古今中外“有国者之通义”。稍后的报纸也说：专制之君“最不相宜者，则干涉民之财政”。王莽和王安石的改革，“皆欲为民整顿财政”，结果是天下大溃。故“无论其用意之为善为恶，而君位皆不能保”。

此说揭示出那时朝野的一个想象性共识，即中国是因“专制”而致民信不足，故不能像立宪的外国一样征收大量赋税而民不怨；若能实行立宪，推行公开的预算决算制，并实施正确的“理财”方法，就可以立刻改进。这是晚清的一大变化，即在中外竞争的压力下，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疏离于“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传统思路，在不知不觉中转而信奉“国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观念，倾向于政府直接理财。

梁启超到一九一○年就说，当时政府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故虽“竭泽而渔”，“所得不能增数千百万，而举国已骚然”。若“遵财政学之公例，以理一国之财，则自有许多，可以绝不厉民，而增国帑数倍之收入”。他自己就拟出一个《中国改革财政私案》，说施行后“每年得十万万元之收入，殊非难事”。这数字约等于那时国家岁入的三倍，极具吸引力。但其明言，所谓理财，便是广辟“新税源”，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不论当时民间是否有这么多钱，骤增数倍税收而百姓还可以安然接受，确实需要非常丰富的想象力。

类似的想象以前也有。元代中书右丞卢世荣就曾建议：“我立法治财，视常岁当倍增，而民不扰。”皇帝诏下会议，礼部尚书董文用问，“此钱取于右丞之家耶？将取之于民耶？”如果取诸民，则“民财亦有限，取之以时，犹惧其伤残”。若“尽刻剥无遗，犹有百姓乎？”就像牧羊，原本每年剪毛两次，若改为每日剪毛，主者必“悦其得毛之多”，然而“羊无以避寒热，即死且尽”，则毛从何来？卢世荣不能对，此议遂罢。

可惜清末对外竞争的压力太大，又缺少董文用这样的大臣，故“理财”建议常为朝廷采纳，各类征收频出，不久就真正举国骚然。其实春秋时孟献子即提出，大不与小争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礼记·大学》曾引此言并指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若有“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盖“得众则得国”，故国以德为本，以财为末，长国家者当知“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道理。

唐代陆贽曾本此精神上奏说：“理天下者，以义为本，以利为末；以人为本，以财为末。本盛则其末自举，末大则其本必倾。”若想方设法侵削人民，不啻“为天子取怨于下”。自古德义立而财货不给，皆不致“丧邦失位”；反之，德义不立而财货可保，都难以“兴邦固位”。按《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盗臣诚可恶，然一人之害尔；聚敛之臣用，则经常之法坏，而下不胜其弊”。聚敛之臣的危害，即出现朱子所说的“伤民之力”，也就破坏了国不与民争利的“经常之法”。

不过，《新唐书·食货志》也观察到，凡“财利之说兴”，则“聚敛之臣用”。窃以为反之亦然，凡“聚敛之臣用”，则“财利之说兴”。而清末的聚敛之臣，又多一新的思想武器，即已经“成功”的外国事例。那时鼓动增加税收者，常说“欧美纳税重于吾国，人民应尽义务，多取之不为虐”。以桐城文著称的马其昶在一九一○年上奏说，欧美纳税重于中国确是实情，但“今日中国之民，其应享利益，何一事可比泰西？”若不效其人民应享利益而“独欲效其纳税”，恐“宪政成，而陛下之赤子无噍类矣”。

到一九一一年初，杜亚泉也警告说：“国运之进步，非政府强大之谓。”若随意“增加政费，国民之受干涉也愈多，国民之增担负也愈速。干涉甚则碍社会之发展，担负重则竭社会之活力。社会衰，而政府随之”。马其昶表述的大体是“民无恒产则国不可理”的传统见解，杜亚泉则具有国家（state）依赖于社会的新知，尤属睿见。这在那时或有些超前，但当年就为历史所证明。（注：本文来自该书的四个独立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