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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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中国，上海人已成为一个具有明显文化特征的社会群体，与北京人、广东人、湖南人、四川人、山东人等并提。所不同的是，上海人形成自身文化特征的历史，远不及广东人、山东人、湖南人那么悠久，而只是近百年的事。

1843年以前，上海本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县城，规模并不算大，历史也不悠久。中国在夏朝已有城市出现，商、殷、亳等都是那时的城市。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已相当可观，齐都临淄、魏都大梁、赵国邯郸、燕国下都、秦国咸阳、楚国郢都、寿春、韩国宜阳，都是远近闻名的城市。据估计，秦王朝建立以前，全国有大小城市540座。从秦朝到东汉，新建城市460多座，最著名的是长安、洛阳。三国到唐朝，新建城市350多座。但是，在宋代以前，在中国数以千计的城市中，在形形色色的州名、府名、郡名、县名、镇名中，人们还找不到“上海”，当然更无上海人的概念。

距今1200年以前，公元751年（唐天宝十年），唐朝从嘉兴、昆山、海盐等县分出一部分，设立华亭县，约有人口10万，治所即今松江县，属苏州府。今上海市区所在地，为华亭县的一部分，这是今上海地区最早设置的行政建制。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松江知府奏准元朝中央政府，划出华亭东北、黄浦江两岸的高昌等五乡，正式设置上海县。全县有72502户，约30万人。这时，中国已有人口超过百万的大城市杭州，有闻名遐迩的商业名城扬州、广州、成都、洛阳、开封、苏州等，上海还只是有县无城，不但在全国，就是在长江下游地区也不起眼。

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为抵御海上倭寇侵扰，上海筑起城墙，这使得上海在外观上更像中国普通的城市。在明清两代，上海的社会、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全县已有50多万人，其中县城人口约20万，这在当时的中国，属于普通城市，与今天属于上海市辖治、当时和上海县并列的华亭、嘉定、青浦不相上下。那时中国的城市除了京师，下分省、府、州、县几个层次，州是因地而设，所以可以认为是省、府、县三个层次，县城是第三级。清代有十八个省，一千三百多个县，上海为其中之一。

开埠以前的几百年中，上海人口大体来自四个方面，一是随着上海陆地的逐渐形成，从太湖流域顺势东迁的，这是上海地区的最早居民。二是在北宋、南宋之际，随着宋王朝首都南迁杭州，从北方中原一带迁移而来的。三是在元末农民起义时，因避战乱而从江南、江北一带逃到上海的。四是随着明清时期上海经济的繁荣，海上贸易的发达，从广东、福建、宁波等地来此经商的。

在开埠以前，上海人没有什么明显的特征。他们或植棉，或种稻，或捕鱼，或经商，文化上受苏州影响较大。那时文化意义上的上海人还没有出世，即使提到某人是上海人，例如说徐光启是上海人，董其昌是上海人，也只有籍贯上的意义。但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后起性，人口来源的多元性，对上海人的主客观念带来一定影响。在其他城市，如广州、成都、苏州，因其历史悠久，规模巨大，外来人口总是占很小部分，本地人、外地人分得比较清楚，城市居民有浓厚的主客观念。上海则不然，其人口实属由不间断的各地移民组成，因此，对于这个城市来说，居民只有先来、后来之别，主客观念不强。对这情况，民国初年的《上海县续志》写道：“查吾邑水陆辐辏，五方杂处，但可论住年之久近，无从有土客之区分”。 

可能由于上海人口五方杂处的特点，也可能与江南民风纤细柔弱有关，上海居民给人造成的印象是对外来人的排斥力不大，包括对外国人。这在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人多次谈到。有个西方人这样描述上海人与广东人的区别：

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性也是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很好的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在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 

1843年，上海开埠时，城市人口约20万，1853年增加到54万，1900年超过100万，1910年为129万，1915年201万，1930年314万，1947年449万，1949年初达546万。一百年多中增加20多倍。

上海人口急速膨胀，短短一百年中，从一个普通县城，一跃而成全国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五大都市，这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最关键的是两条，一是上海特殊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二是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

第一，特殊政治格局的影响。1840年至1842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1842年8月29日，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个城市为通商口岸。上海在1843年11月17日正式开埠。1845年11月29日，《上海土地章程》公布，英租界设立，上海由此成为中国最早辟设租界的城市。随后，法租界、美租界相继设立，而后是英、美租界的合并为公共租界，各租界的不断扩展。英租界初设时仅占地832亩，美租界并无界至，到1899年，公共租界面积达33503亩。法租界初设时占地986亩，1914年达15150亩。沿租界和县城周围的大片地区也逐渐城市化，形成闸北、沪西等社区。上海城市面积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急剧膨胀。

如果按照被视为租界根本法规的《上海土地章程》，上海租界仅仅是由中国政府划定一块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居住的居留地而已，其地的领土主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有。在租界开始的十多年中，实际上也是这么运作的。但是，在1854年以后，由于租界当局屡次违约，利用清政府的软弱和无知，豪夺巧取，终于把租界经营成中国政府权力难以达到的地方。在这里，外国人有类似于议会的纳税人会议；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有巡捕、军队、监狱。在这里，中国军队不得随意进出，甚至华人犯法，中国政府也不能独立处罚。

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的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政府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最早意识到这一特点的是维新派。1898年戊戌政变以后，康有为、黄遵宪等维新志士都利用这一特点而得以活命。此后，清政府的反对力量更加清楚地看到上海租界的这一特点，并有效地利用了这一特点。蔡元培、章太炎、邹容、吴稚晖等革命派在上海办爱国学社，在张园频繁举行爱国集会，出版《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书籍，放言攻击清廷，鼓吹反清革命。上海地方政府认为其意在谋反，应该捉拿严办，租界当局则不这么认为。1903年发生的震惊中外的“苏报案”，是革命派利用上海租界所造成的缝隙效应的典型。在民国时期的各种进步力量，都有效地利用上海租界的特点，发行报刊，出版书籍，进行各种活动。

因租界存在而出现的社会控制缝隙，不但存在于租界与华界之间，也存在于租界与租界之间。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家分治，事权不一，发生在一个区域里的犯罪，另一个区域可以不闻不问，无动于衷。这个区域里的罪犯，到那个区域里可以悠然自得，逍遥法外。于是，走私、犯毒易于得手，流氓、帮会组织得以横行。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处、法租界与公共租界的交界处，成为走私、犯毒的理想交接地。

由于租界的存在，上海在近代中国，实为一个政治孤岛。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号令，可以行至天涯海角，在上海租界却不能畅行无阻。在中国各地进行战争的各种政治势力，也不敢贸然将战火烧到租界。于是，中国其他地方硝烟滚滚，上海租界却风平浪静。太平天国的战火、义和团的大刀长矛，辛亥革命的大炮，都没有波及到上海租界。由于近代中国是在连绵不断的外侵、内乱、天灾、人祸中走过来的，上海这个相对稳定的孤岛，意义就特别重要。上海地下无矿藏，地上无特产，地皮又很贵，但是很多理应开在外地的工厂却偏偏开在上海，考其原因，就是因为上海比较稳定。稳定，意味着意外风险较小，这在一定的条件下，比资源、地价更为重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西方人这样说：很多人不理解上海何以会这样迅速地成为一个大工业城市，因为从环境来看，上海并不是理想的地方，地价贵，房租高，工资昂，水源不洁，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其他地方经常动乱不安，工业发展遭到骚扰，上海则不然，“这就形成了工业集中于上海的趋势。许多本应迁出或开设在原料产地的工厂也都在沪设厂。虽然运费成本有所增加，但在上海特别是租界内，可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干扰。” 

第二，多功能中心城市的积聚效应。上海在开埠以后，逐渐发展成中国特大的多功能中心城市。这里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贸中心。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在广州，上海开埠以后，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广阔的腹地，很快便取代了广州的地位，在1850年代便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1949年以前，上海港口与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三百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对外贸易占全国总额的50%。从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对外贸易值占全国总值的比重，最高达60%以上,低的也占40%以上。这里是近代中国的埠际贸易中心。大量进口商品通过上海转向内地。1936年上海的埠际贸易值包括转口贸易值为8.9亿元，占全国各通商口岸埠际贸易总值的75%,1940年更增加为13.2亿元,占全国的88%。这里是中国的交通运输中心。外资轮运业首先在这里产生，并迅速获得发展，民族资本的轮运业也首先出现在这里。在19－20世纪之交,上海已形成了包括内河、长江、沿海和外洋航线在内的水路运输网。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海港,被列为世界十大港口之一。这里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早在1847年,英商丽如银行就在上海设立了分理处,以后一批实力更强的外资银行，纷纷在沪开设支行。1897年中国最早的一家本国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首先诞生,以后一些本国大银行也纷纷开设。至1935年,中国共有银行164家,总行设在上海的有58家,占35%。加上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的银行，上海共有银行机构182个。这里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据1933年时的统计,上海拥有工厂3485家,占当时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36%。资本额共为19087万元,占全国12个大城市数的60%。这些工厂的生产净值为72773万元，占全国总值的66%,1947年,上海工厂数更达7738家，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这里是近代中国的书籍出版中心，西学传播中心，报刊发行中心，邮电通讯中心，文化教育中心，鸦片贩运中心，娼妓活动中心，娱乐赌博中心，股票交易中心……。

这么多的这个中心，那个中心，吸引着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人，也消化着形形色色的人，为各色人等施展才华，寻找生路，提供了广阔的天地。你有钱在内地不安全么，到上海来，投资工厂，买房地产，或进行股票交易。你念不好四书五经、做不来八股文么，不要紧，只要你能读好洋文，照样能找到一份薪水优厚的职位。你会画画吗，行，每天涂他几幅，照样丰衣足食。能处方治病，能搭台唱戏，能跑街算账，算命打卦，耍拳卖药，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即使你目不识丁，也不要紧，只有你能吃苦，肯出力，拉黄包车，当码头工，也能混一碗饭吃。

于是，难计其数的逃难者，投资者，冒险者，躲债者，亡命者，寻找出路者，追求理想者，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富翁，穷汉，红男，绿女，政客，流氓，都向上海涌来。上海成了容纳五湖四海各色人等的人的海洋。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单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色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 

上海外来移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内移民，二是国际移民。国际移民来自英、法、美、日、德、俄、意、葡、波兰、捷克、印度等近40个国家，最多时超过15万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上海是世界上人口进出最方便的城市，不需要签证，又没有排斥外来人口的传统，因此，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上海常常成为外国难民的避难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一大批无国籍的俄国人（通常被称为白俄）逃到上海，1925年法租界的白俄有一千四百多人，1936年近一万二千人；1935年公共租界的白俄也超过三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两万多犹太人从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逃到上海，躲过了纳粹的迫害。上海的国际移民中，1915年以前以英国人为多，1915年以后以日本人为多。这些人有的是短期移民，经商、传教、办企业，事情完了或发了财便返回原籍，也有一些人是长期移民，一辈子或几代住在上海。这些国际移民，对上海的建设发生过重要的影响，但由于他们在国籍、肤色、语言方面，都保留着母国的原色，当然不被上海人认同。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出生在上海，按照国际通例可以算是上海人，有些人也自认为是上海人，但那只有出生地点的意义。1949年以后，他们都回到各自的国家去了。因此，本文所论上海人，不包括这些国际移民。

进入上海的国内移民，从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有组织的集团性移民。在一个多世纪中，共有三次移民潮涌入上海。第一次是太平天国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一带，战事频仍，大批难民涌如上海，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11万。第二次是抗日战争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

这么多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迅速地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远远多于上海本地人口。据上海自1885年以来历年的人口统计，公共租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80%以上，华界非上海籍的人口通常占75%以上。1950年1月的统计，其时已无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85%，上海籍人口仅占15%。

上海的国内移民来自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山西等十八个省区。据公共租界和华界对人口的分省籍统计，上海外来移民的人数，第一是江苏，第二是浙江，至于第三名，在公共租界是广东人，在华界是安徽人。综合而论，按1950年1月的统计，人数最多的是江苏(2393738)、浙江(1283880)，均超过百万；其次是广东(11917 8)、安徽(118567)、山东(109925)，均在十万以上；再次是湖北(38524)、福建(23820)、河南(19271)、江西(17550)和湖南(17525)。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到上海以后，所处之处，是由两个租界和华界三个不同的市政管理体系构成的，华界又被分割成南市、闸北、沪西等区域，所以，上海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上海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的家乡，也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的家乡在潮洲，在宁波，在扬州，在漳州，他们常有一种有朝一日衣锦还乡、叶落归根的愿望。上海只是上海人的客居之地，上海人只是上海的过客。连原先本地的土著居民也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因为他们大多数人居住在偏离市中心的地方，在浦东，在江湾。他们把到市中心去说成是“到上海去”。

“你是哪里人？”这是移民社会永恒的话题，也是上海陌生居民习见的话题。他们对同一原籍的人有一种本能的信任感。同乡会是上海居民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之一。还在开埠以前，来上海的浙江人、安徽人、福建人、广东人，已组织了十多个同乡会馆、公所，诸如浙绍公所、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洲会馆。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这类会馆公所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诸如四明公所（宁波人）、三山会馆（福建人）、广肇公所（广州、肇庆）、平江公所（苏州人）、锡金公所（无锡人）、江宁会馆（南京人）、京江公所（镇江人）、山东公所、徽州会馆（安徽人）、湖南会馆、楚北会馆（湖北人），等等，不胜枚举。到1911年，上海已有此类会馆、公所60多个。这些组织，为在沪同乡寻找工作，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办理婚丧嫁娶之事。特别是设立义冢，建立殡舍，为在沪死去的同乡能魂归故里而提供方便。有些会馆、公所还设立诊所，设立义学。他们开有适合同乡口味的饭店、菜馆，如粤菜、川湘菜、淮扬菜，设有上演本乡地方戏的戏院。特别是大多数会馆、公所，供奉着各地的乡土神，岁时祭祀。四明公所供奉关帝（关羽，三国人物，是讲究信义的化身），泉漳会馆供奉天后（福建莆田人，五代时闽王都巡抚林愿的女儿，据说能预知吉凶休咎，死后着灵还上，能救海上行舟遇险之人）。江西会馆供奉许真君（东晋道士，住南昌，据说学道成仙，能显灵济世）。徽宁会馆供奉朱文正（朱熹，宋朝大儒，徽州人）。山东会馆供奉孔子。说乡土话，交乡土人，吃乡土饭，听乡土戏，供乡土神，这是各地在沪居民自我认同的重要象征。

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53年到1855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小刀会起义。小刀会队伍的成员主要是在沪的广东人与福建人。上海当地人一般都将此视为广东人、福建人的事。小刀会起义失败后，上海地方当局也不认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而只追究在上海的福建人、广东人的责任，所以，清政府采取的惩办小刀会的十条措施中，有三条是明确针对福建、广东人的。这三条是：慎选闽、广会馆董事；递籍安插闽、广游民；闽、广商民会馆一律迁出城外。1870年代，上海爆发了四明公所事件，在沪宁波人与法租界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当地人谁也不认为那是上海人的事情，而只认为那是宁波人的事情。1893年，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是“广帮”、“宁帮”之类，他们的身份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而是上海的广东人或上海的宁波人。

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上海移民开始了对上海的认同了呢？我以为这是二十世纪初年的事。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创议设立总工程局，以进行铺路、筑桥之类所市政建设，获得上海道台批准后，便即刻投入行动。1909年，清朝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总工程局相应改名为城自治公所。上海地方自治持续进行了９年，修路100多条，筑桥60多座，建造码头6个，新辟、改建城门９座，制订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这对于改善华界的市政设施，缩短华界与租界的差距，建立了卓越的功勋。这是上海居民上海意识增强的表现。领导这一运动的李平书有一段话，最能反映当时人的上海人意识：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悲。愧则愧乎同一土地，他人钟事增华，而吾则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内地也；商埠也，非县治也。岂非所谓喧宾夺主耶！抑非所谓相形见丑耶？而吾上海之人，数十年来，处之夷然，安之若素，面不赧而心不惭。 

通过上海地方自治，最能反映上海移民认同意识的，还不在于修了多少条路，筑了多少桥，而是参加地方自治运动的人。领导上海地方自治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上海地方自治领导机构有二，一为议会，二为参事会。议会由33人组成，由领袖总董与办事总董5人领导，领袖总董李平书是上海本地人，办事总董４人，莫锡纶、郁怀智是上海人，而朱葆三是浙江人，曾铸是广东人。后二人都是经商来沪的移民。至于参事会中外来移民更多。董事都是经上海绅商选举产生的。参加上海地方自治运动，与1905年参加抵制美货、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或其他政治运动，在地方认同问题上，具有明显不同的意义。后者不带有地方身份认同的色彩，而前者本身便是地方身份认同的一种行动。那么多的外来移民，投入上海地方自治运动，说明这些移民已经认同了自己的上海人身份，同时也说明上海当地人也认同了他们。

第二，上海地方官员表彰外来移民。1903年，前任上海道台、后任商约大臣的吕海寰，奏请朝廷表彰上海私人办学有功人员。他所开列的名单中，既有上海本地人王维泰、苏本炎、秦荣光，也有从江苏吴县来沪的俞复、杜嗣程、许士熊、丁宝书。这表明，此时，这些外来移民已被地方官府视同本地居民了。

第三，上海沪军都督府成员结构。1911年11月，上海革命党人举行反清起义，成功后成立沪军都督府，是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江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只有民政部长李平书、军务部长钮永建算是上海本地人。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地反清起义风起云涌，但有一规律，即各地革命党人反对各地方清政府，然后组成各地军政府，湖南人在湖南搞起义，广东人在广东搞起义，陕西人在陕西搞起义。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领导沪军都督府，本身是他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这与湖北、湖南、广东、安徽、陕西、贵州等地反清起义后的军政府纯由当地人主持很不相同，与正常情况下，朝廷任命外地人来沪做官也有本质不同。他们是从上海社会之中产生出来的，代表着上海的利益，以上海人的身份在行事。当时，并没有人说他们不是上海人，那些上海本乡本土的李平书、钮永建、郁怀智等，也没有人出来说“你们这些人不是上海人”。

第四，中共一大上海小组的代表。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聚集到上海的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都是各地人代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毛泽东、何叔衡代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王烬美、邓恩铭代表济南。上海两名代表，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此前在上海活动时间都不超过五年。其中，李汉俊（1890-1927）是湖北潜江人，1904年留学日本。1918年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到武汉。1919年到上海，此后在上海参加《星期评论》撰稿与编辑， 1920年参与上海发起组工作。李达(1890-1966)是湖南零陵人，1913年、1917年两度留学日本， 1918年5月，参与留学生组织的“留日学生救国团”回国请愿，暂居上海进行活动，同年6月又回到日本。1920年夏，他再从日本回到上海，在这里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事宜。二李都不是上海本地人，也不是上海附近人，如果以今天上海城市关于人口管理的条例去衡量，这两个人连取得上海城市暂住证的资格都没有，但在那时，没有人会对他们的身份提出质疑。他们之所以被确定为上海代表，因为他们已经定居在上海，活动在上海。

第五，《上海指南》的出版。从1909年开始，上海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出版了《上海指南》《上海游览指南》等多种介绍上海的书籍，其中单《上海指南》从1909年到1912年就出了7版。这些书，除了一般地介绍上海的名胜古迹、著名商店、旅馆、饭店、妓院，还介绍了在上海旅游、居住的常识，包括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特点，常见的一些上海话的含义和使用方法。这一方面说明，到这时，上海、上海人已有一个比较确定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起了进一步规范在沪移民行为方式的作用。

到民国初年，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已成普遍现象。民国初年，上海出版了一批《上海名人像传》、《上海工商名人录》，所收多不是上海本地人。例如，1919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陈伯熙编的《老上海》，将许多外地在上海的人物都列为上海名人，如浙江上虞的经元善、余杭的章太炎、吴兴的陈其美、广东佛山的吴趼人、江苏吴县的王韬。

最典型的是1930年上海文明书局出版的、海上名人传编辑部编写的《海上名人传》，共收上海名人100人，其中只有杜月笙、林康侯、黄涵之、叶惠钧等10人是上海本地人，正好占10%。其余都是在上海的外地人，占90%，如浙江吴兴的王一亭、浙江镇海的方椒伯、江苏元和的贝润生、江苏吴县的朱寿丞、安徽合肥的李伟侯、广东台山的李煜堂。此书出版时，这些人都在上海，且配有他们的照片，无疑是征得他们同意的。这也可以说，这些人早就认同了他们的上海人角色。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了这些移民对上海的认同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条：

其一，上海形象的稳定。在开埠以后的二三十年里，上海租界的各个方面，都未定型，工部局是到五十年代才出现的，英美租界是到六十年代才合并的，会审公廨是到六十年代才出现的，公共租界、法租界的较大规模的扩展，是到九十年代才完成的。特别是租界为中国政府权力无法达到这一点，是通过戊戌政变和庚子事变、东南互保等事件，才为中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于是，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不断地向上海集结，上海的声音在中国各种事件中，越来越不同凡响，越来越引人注目。

其二，移民居留的时间。移民对移居地的认同，与居住时间的长短成正比。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来沪移民，即开埠初期便来沪的，和太平天国时期大批来沪的，在沪居住时间已有四五十年了。据估计，在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前，上海已有广东人８万，福建人５万，照此比例，当时江苏、浙江在沪人数当各在８万以上。因太平天国和小刀会的关系，从江、浙又涌来六、七万（扣除来而复回的）。如果这三十来万人构成了近代上海最早的一批外来移民。如果这些移民在沪结婚成家的话，到十九世纪末，则不但有了儿子，很可能已经抱了孙子，他们的生活重心已不在宁波、扬州、潮州、香山，而在上海。

其三，公共舆论的整合作用。上海自开埠以后，便成为国内外舆论关注的重点，自上海有了《六合丛谈》、《万国公报》和《申报》等中文报刊以后，上海的消息，上海的形象，便日日被舆论宣传着，不管捧也好，贬也好，上海是被作为一个整体形象被传播着，活动在上海的人，也往往被笼统地视为上海人。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除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分，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但外界报道或谈论时，往往径称“上海绅商”。以后，黄宗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经常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这样日日宣传，月月宣传，公共舆论如此说，他们也认同了。

移民对上海的认同程度，与他们在上海居住的稳定程度有直接关系。长久居住，易于认同，短期居住，不易认同。1949年以前，上海人口变动明显地依中国国内战争、灾荒情况而呈潮汐现象，即战争、灾荒起时，上海人口大增，战争、灾荒过去，上海人口减少，沉淀下来的那部分便是增加的部分。

1958年以前，即使是已经长住上海、并已认同上海身份的人，往往也保留着对故乡的认同，即保持对上海与原籍的双重认同。不光在街上说上海话、在家里说家乡话，而且准备在适当时候叶落归根的大有人在。这种情况与早期海外华侨有点类似。但是，1958年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上海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并没有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从1951年至1954年，上海每年净迁入人口21万。自1955年起，中央政府对上海城市进行改造，动员部分工厂迁往内地，并疏散上海人口，当年从上海净迁出58.6万人。从1958年开始，上海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严格控制人口迁入。从此，上海人口迁出容易迁入难。外地人进入上海的闸门被关住，上海人成了固定的一群，上海人的身份也有了固定的含义。这对于催发上海人特殊的上海意识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上海在中国的特殊地位，由于城市生活的种种方便，文化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商品丰富，物价也不高，上海人极其珍惜自己的上海人身份，珍视城市生活的种种优越性。“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成为普通市民的共识。于是，青年学生不愿意报考外地的大学，担心将来无法回到上海。在外地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只要能够返回上海，不惜一切代价，甚至放弃已在外地建立的家庭。上海人也渐渐变得看不起外地人。

这种情况，对上海人的身份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老一辈移居上海的外来人，少有再作归根之想的。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青年一代，宁波、扬州、潮州等原籍，对于他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地方，只是在填写身份表格的“籍贯”一栏里才用得到他们。

作为上海人，有些什么共同的特征呢？这个问题，上海学术界曾经讨论过，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条：一是语言，二是行为方式，三是审美情趣。

会不会说上海话，是能否被上海人认同的主要标志。在开埠以后最初的三四十年中，来沪移民，各操原籍土语，苏州话，广东话，宁波话，福建话，苏北话，南腔北调，应有尽有。清末一首竹枝词写道：“他方客弱主人强，独有申江让旅商。各操土音无敢侮，若能西语任倘佯” 。时人称： 

上海之口音庞杂，不可究诘。各地混合之俗语有２７种，游荡无形之切口有５２种。至于方言，此乡与彼乡异，浦东与浦西异，或杂以英语，或代以反切，细言之不致几百种。大致分为数项：第一广东话，第二宁波话，第三苏州话，第四北方话，第五始及上海本地话。除城南城西一带尚有完全土著外，其余一变再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发展，逐渐产生了上海话。究竟是什么时期产生的，很难确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话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已经形成。1892年，上海出版了韩邦庆的小说《海上奇书》，所用语言即为上海话。此书出版以后，颇受欢迎，在清末便出了六版。这说明，在九十年代以前，上海话已在上海通行。

上海话并不是上海开埠以前上海方言的简单延续。民国年间，一位日本学者研究过上海方言的结构，认为上海方言由四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上海、宝山、南汇、昆山、嘉兴、崇明、湖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语等。四大部分中，苏州语系占75%，宁波语系占10%，广东话占0.5%，其他方言占14.5%。

就像上海人来自五湖四海一样，早年上海人讲的上海话也带有各自的乡音。一位在上海生活多年但后来离开上海的老人回忆说：

当初我们在上海，讲的当然是上海话，但并不纯粹。例如浦东人讲浦东人的上海话，宁波人讲宁波人的上海话，苏州人讲苏州人的上海话，扬州人讲扬州人的上海话，可以称得上是大杂烩。 

1958年以后，随着城市人口流动的停滞，上海话也逐渐变得统一、纯净。电台广播的上海话节目和沪剧（上海话）的演出，实际上起了规范上海话的作用。

上海话的规范化，成为上海人的自我认同、区别上海人与外地人的重要依据。有一首妇孺皆知的民谣，“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弗来，咪西咪西炒咸菜”，就是上海人嘲笑外地人的。

至于行为方式和审美情趣，上海人表现为比较注意衣着打扮，居室内力求布置得舒适典雅。上海在开埠以后，逐渐成为一个高度商业化也十分世俗化的社会，形成了以衣貌取人的习俗。还在1873年，《申报》便刊载过文章，批评上海社会过分重视人的衣着的倾向，称“耻人衣服不华贵”是上海第一陋习。鲁迅也曾生动地描绘过上海人以衣貌取人的习气：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色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进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底下，事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1949年以后，虽说不像从前那样明显地以衣貌取人，但讲究穿着的习惯一直保留下来。衣着得体，外表整洁。质地不一定最好，但款式的设计、颜色的搭配，都比较得体。民谚云：“吃在广州，穿在上海”，“北京人什么都敢说，广州人什么都敢吃，上海人什么都敢穿”，便是对上海人注意衣着的一种看法。一位北京学者说，“他在北京街头，能很自信地判别路人的职业、身份，在上海却不行：你很难根据一个姑娘的服饰、仪态，区别她究竟是大学生、是青工，还是炸油条的” 。考其原因，就是因为上海人普遍注意服饰打扮。在住房布置方面，上海人最舍得花钱，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最近几年，空调，地板，音响，热水器，铝合金阳台，在新迁住宅里，已相当普及。

在中国人群中，上海人的行为方式较多地继承了江南文化的传统，机智，纤细，文雅。上海人的聪明，多表现为智力型，比如踢足球、打篮球，上海队一定以技术取胜，而不靠猛打猛冲，斗智不斗力。互相吵架，也多为“君子动口不动手”类型，不会动辄拔拳相对。在中国近代史上，上海将军少而文人多，多舞文弄墨之人，少悲歌慷慨之士。由于多年大都市生活的影响，上海人一般对与己无关的事，不大关心，与热情好客的北方人比起来，似乎显得比较冷漠。也由于多年的大都市生活的熏陶，上海人在中国人群中，显得见多识广，聪明，灵活。在大街上，一个人如果仰着头看高楼看半晌，围着外国人看半天，对着橱窗面露讶异之色，那大抵不是上海人。聪明而冷淡，使上海人在中国人群中显出异样的色彩，于是，“出主意要找上海人，交朋友莫寻上海人”，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上海人成为人们既欢迎又不太欢迎的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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