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 《钦定本圣经》译者前言（汪晓丹 译）
译者致读者
无论是我们亲自设计某种东西，还是改进他人的劳动成果，这种促进公益的热忱都理所当然地配得尊崇与崇敬，可是在世界上碰到的却是冷遇。它遭受的是怀疑而非喜爱，得到的是妒忌而非感恩；如果有任何所谓的漏洞可供挑剔（即使找不到漏洞，挑剔心也会制造漏洞），这样的漏洞肯定是错误推导出来的，且极有可能是一种盖棺定论。这一点了解情况或有点经历的人都会同意。因为若有人推出什么带有新意或更新味道的东西，他难免同时要忍受强烈的否定或反对。人可能会以为文明修养、完全的法规、学问修辞、教会议会、教会维持之类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说这类事了）都如圣坛般安全，正如人们所说，没有人会攻击它们，绝不会的，连狗也不会对它们的威胁狂吠。因为文明修养将我们与动物区别来。
完全的法规使我们受到约束，防止我们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阻止我们有伤害行为，无论是欺哄，还是施行暴力；学问修辞使我们能够通过我们获得的亮光与感受去告诫、改变别人；通过教会议会，简单地说，我们在一起面对面交谈，不用没完没了的书面文字就能很快解决意见分歧；最后，人们的理性和良心都认为教会应得到充足的供应，在他们看来，抚养孩子的（不管他们在哪里）不给吃奶的（而他们自己依赖于这些父母，获得纯净的灵奶）孩子生存所需，比孩子一生出便将之杀死的父母还残忍。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东西显然十分必要，没有人能批评它们而不显得荒谬，也没有人能摈弃它们而不被视为心怀恶意。
尽管如此，那些满腹经纶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事：一些优秀的人会过早地死去，不为别的过犯，仅仅是因为要使自己的同胞守规矩懂自律；在一些民主国家里，提议废除一条旧法律制定一条新法律会是一项重罪，即使这条旧法已臭不可闻；国家的一些栋梁之材，品行的楷模，很长时间里没有写作与言论自由，只好克制自己避开这些事，就像避开大批毒药一样；第四，他不是小孩，而是一名伟大的圣品人员，可以发表充满激情的猜测（写下来以传后世），而且他还是发表了意见，说他看不出圣品人员的会议有任何益处，倒是恰恰相反；最后，反对教会维持费和俸禄金，在这个问题上万王之王的大使和信使应当得到供应的，大家都知道一部小说或寓言（很是被人推崇，实际上这人就是作者本人，虽然是迷信的）会虚构出什么，即当罗马公教这个当时真正的教会里的基督教教授教师们自由地领受供应时，这时一个声音真实地从天传来：“毒药已倾泻在教会里了。”
有人断言这就是我们每次说话，每做一件重要的事情时，我们都会受到种种指责，不被指责就会很高兴快乐；完全逃避是不可能的。一个人如果自义，仅仅是比较低劣而已；王子如果因其高贵的社会地位而享有特权，他就是被欺骗了。当刀剑吞食了所有人时，一如《撒母耳记》所载，不仅如此，当扫罗这位伟大的将领命令自己的战士与仇敌面对面作战时，即当这位叙利亚王命令他的主将“矛头只对准以色列王时”，正是邪恶的嫉妒之火在毁坏人类最美好、最主要的价值。
大卫是一位高贵的王子，没有人可与他早期的行为相比；然而，甚至他将神的约柜隆重地运回耶路撒冷这样的高贵行为，都受到妻子的奚落与嘲弄。所罗门比大卫更伟大，并非因其德行，而是因其权力；他用权力与智慧建造了一所神的圣殿，这所圣殿标志着以色列国的荣耀辉煌，也是整个世界的奇迹。
但是，人人都喜欢他的丰功伟绩吗？我们表示怀疑。否则，为何有人请求他儿子减轻他让人负的重轭？他们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作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作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历代志下10：4）大概他曾经向他们征税，并且奴役他们；他们因此遭受苦难，他们真心希望圣殿根本就没有建造。一件事要取悦于所有人该是多难呵，即使当我们在最讨神的喜悦且确实希望获得每个人良心上的印证时也是如此。
如果我们继续考察后来的年代，会发现很多此类的善意地，或不善意地对待的例子。根据可靠的记载，第一位罗马皇帝，从没有做过一件比修正日历，以太阳运行轨迹定为一年更让学者们高兴的事，更有利于后世的事，然而人们将它归因于他的猎奇心理与狂傲自大，结果他受到公开的咒骂。
所以，第一位信基督的皇帝（最不明智，因为他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而且也允许别人如此行）致力于加强自己控制下的帝国，致力于供给教会，他的所行为自己赢得了Pupillus的称号，即人们所说的，一位挥霍的君王，这种君王需要有一位监护者，或一位监督者。所以，最好的基督徒皇帝，因为热爱和平，使自己与臣民同享富足；由于他不寻求战争，而是遇见战争，他被判定为不会打战的人（虽然他的武艺高超，无人能敌；受到敌人攻击时，英勇善战），专心致志于自身的安逸享乐。
简言之，在过去的历史中，最有学问的皇帝（最起码是最伟大的政治家），因为删除了大量繁杂的法律，将它们条理编纂成册，他会受到人们怎样的感谢呢？有人贬斥他为大剪辑家，因为他毁灭了极有价值的书卷，使人们仅使用他的缩略本。这就是历史上杰出的王子们所遭到的待遇，真所谓“功绩被攻击”①。嫉妒、刻毒等邪恶从来就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亡、被掩埋。从来没有！对摩西的责备始终在历史的长廊中回荡：“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者如是说。圣司提反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
① 原文为：cum bene facerent, male audire。
正因为此，正在掌权（而且永永远远，耶稣基督，他的子民，子民的后代，直到万世代！）的主，根据神赐给他的独特智慧，根据他拥有的罕见的学识与经验，他清楚地知道谁只要为公众做事（尤其是，如果这件事与宗教，与宣告解释神的道相关时），谁立即就会遭邪恶的鄙视，是的，他立即成为众矢之的，被尖刻的舌头碾得粉碎。只要是在哪一点上触犯了他们的宗教，就是触犯了他们的习俗，噢不，就是触犯了他们的自由；尽管他们对现状并不满意，却不能容忍听到任何的修改。即便如此，他的心志忠贞不渝，他风声鹤唳不丧胆，千钧压顶不动摇。“稳如磐石，坚如铁砧”，有人如是说。他知道谁拣选了他作兵士，或者说作将领；因为清楚他所要做的是大大地荣耀神，就不再让别人的言行中止他的教会建造。
世上的君王们所做的当然是，噢，他们所做的尤其是：关心信仰，认识信仰；热心地宣扬信仰；竭力推动信仰。这就是他们在善意的万国面前的荣耀，这也将把他们带入主耶稣日子里极重无比的荣耀中。因为《圣经》上并非枉然宣告：“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很久以前优西比乌也绝非徒然地说过：“君士坦丁本人得以保守，得以所向披靡的一个武器──惟一的武器，就是对神的敬虔。”
第一部《钦定本圣经》（1611年）
但是眼下，没有真理，何为敬虔？没有神的道，何为真理？何为救赎的真理？没有《圣经》，我们何以知道何为神的道？神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以赛亚书》８章20节中命令我们必须查考《圣经》。《使徒行传》17章11节、8章28、29节上指出的查考学习的正是这些经文。《马太福音》22章29节、《路加福音》24章25节都指责人们对《圣经》不熟悉、不明白。《提摩太后书》3章15节指出，《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
如果我们愚昧无知，《圣经》会教导我们；如果我们偏行己路，《圣经》会领我们回归正道；如果我们大逆不道，《圣经》会改造我们；重轭下，《圣经》安慰我们；浑浑噩噩中，《圣经》使我们苏醒振奋；如果我们冷淡了，《圣经》将我们重新点燃。拿来，读吧！把《圣经》拿来读吧（因为《圣经》就是方向）。据说圣奥古斯丁听到了一个超自然的声音对他说：“请相信我，《圣经》中无论说的是什么，”奥古斯丁说，“都是高贵的，神圣的；《圣经》里有至圣真理；有使人灵魂苏醒，使人生命复兴的教义；《圣经》大有能力，人只要有一颗真诚敬虔的心──此乃真宗教所需要的，他就能丰丰盛盛地得到。”
奥古斯丁就是如此做的。正如哲罗姆所说：“爱《圣经》者，得智慧之青睐也。”西利尔驳斥朱利安①时说道：“用《圣经》养育的孩子，即使是流氓恶棍，也会变成谦谦君子。”然而无论信什么，行什么，盼望什么，我们三四次使用《圣经》经文，其含义是什么呢？既然从基督时代起凡是配得教父称号的人都同样地不仅提到《圣经》的丰富，也提到《圣经》的完美无瑕，那么教父们的三四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爱慕《圣经》纯全”，德尔图良反驳赫莫杰尼斯（Hermogenes）时如此说。再有，他还对阿佩莱斯（Apelles）之流的异教徒这样说过：“我不允许你不引用《圣经》就提出建议或做出总结。”
① 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331—363年）：罗马皇帝（361—363 ），宣布与基督教决裂及宗教信仰自由。
在他之前的殉道者圣查士丁也说过类似的话：“我们必须清楚，如果没有众先知，我们是不可能学习神的话语，也不可能学习敬虔，正是他们用神的启示教导我们。”德尔图良之后的圣巴西尔也说过：“拒绝《圣经》里的任何一句话，就是宣告偏离信仰；提议《圣经》里所没有的一句话，就是任意妄为。”我们省略耶路撒冷主教圣西利尔类似的话吧。还有圣哲罗姆驳斥赫维迪乌（Helvidius）的话，圣奥古斯丁在他的第三本书中驳斥佩蒂里安（Petilian）的书信时所说的话，以及散见在他诸多著述中类似的话。
我们也不再把教父的言论一一追述下去，免得使读者厌烦。因为举世公认《圣经》极其完全，极其完美，如果我们不学习《圣经》，如何为自己的疏忽怠慢推卸责任呢？如果我们不满意《圣经》，如何为自己的矫情挑剔辩解呢？人们夸夸其谈橄榄枝，挂在其上的有多少美善；夸夸其谈点金石，可以把铜变成金；夸夸其谈丰饶角，里面一切应有尽有；夸夸其谈仙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夸夸其谈万应灵药，可以洁净一切污秽；大谈特谈伏尔甘（Vulcan）①的盔甲，可以抵挡一切进攻与打击，如此等等。
① 伏尔甘（Vulcan）：罗马神话中的火与煅冶之神，专门象征破坏性的火，如火山、火灾等。
噢，世人把一切都归结于为了肉身得益处，此乃虚枉、徒劳；我们学《圣经》是为了灵命得长进，此乃正当、明智之举。它不仅是一个盔甲，还是一个全能的利器，进攻防御并举；这样，我们既可保护自己，又能战胜敌人。它并非一棵草，而是一棵树，或曰生命树的天堂，每月结果子，果实作食物，树叶当药物。也并非一篓吗哪一罐油或一两顿肉，只是让人们记住而已；它是从天而降的食粮，丰丰盛盛，虽然不多，却是将地窖里的油罐都装满；因此我们生存所需要的一切都得到供应，我们的债务也被免除。
总而言之，是抵御腐坏饮食的健康食品，是防御各种有毒的异端邪说的防毒药铺（圣巴西尔如此说），是对付悖逆之灵的法律大全，是预防贫穷的百宝箱，是泉涌不息直流到永生的泉源。奇妙吗？因为它的源头来自天，而非来自地；它的主人是神，而非人；它的作者是圣灵，而非使徒、先知；它的写作者在母腹时就被分别为圣，神的灵时常在他们身上运行；《圣经》确凿，真实，敬虔，纯洁，正直；采用书的形式，传扬神的道，为神作 31 49663 31 15759 0 0 3210 0 0:00:15 0:00:04 0:00:11 3210证。《圣经》所写的是神的旨意、真理、救赎以及显示圣灵做工的效果，有亮光启示、坚定信念、认罪悔改、更新生命、圣洁、和平、喜乐；最后，学习的目的与回报就是：与圣徒团契，同享天国之乐，得到永恒的、纯洁无瑕的、永不朽坏的生命。喜爱《圣经》的人是幸福的，昼夜思想《圣经》的人幸福倍增。
但是，人们如何能够思想那些他们理解不了的东西呢？如果用的是他们不懂的语言，又如何去理解？正如书上所言：“我若不明白这话语的力量，在说话者眼中我便是野蛮人，在我眼中说话者则是野蛮人。”使徒保罗能说万国的语言，包括最古老的希伯来语，最丰富的希腊语以及最优雅的拉丁语。自然教会了自然界的人承认：对我们自己听不懂的语言，我们不过是聋子，不过是聋哑人。锡西厄（Scythia）①人认为他们所不知道的希腊语为粗俗难听；罗马人对叙利亚人、犹太人皆如此（甚至圣哲罗姆本人也称希伯来语为野蛮的，多半是因为它对很多人而言太陌生）；君士坦丁大帝称拉丁语粗野难听，尽管尼古拉（Nicolas）教皇对此极为恼怒；主耶稣诞生前犹太人一直称其他民族为外邦人（Lognasim），比野蛮一词稍好一点。
① 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里海北岸为中心的一地区。
因此，正如人们所埋怨的那样，连罗马元老院也总是需要翻译。为了避免教会四面受敌，必须有就便的《圣经》译本。翻译就是打开窗户，让光照进来；就是敲开果壳，让人吃到里面的果仁；就是拉开幔子，让人得见圣所；就是挪开井盖，让人得着那活水，甚至雅各也把井口的石头挪走，使拉班的羊群饮水。①的确，没有通俗的《圣经》译本，对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就像孩子在极深的雅各井旁要打水却没有器具一样；或者就像以赛亚说的人那样，一本封条封着的书递到他面前并示意他说：“读吧，我为你祷告。”他昏头昏脑地回答道：“我不能读，因为书封着呢。”
① 参见《创世纪》29章第1—13节。
神向雅各显现，正是在这里，为他改名为以色列；露水只降在基甸的羊毛上，而别处全是干的时；①当时他们都是说迦南地语言，即希伯来语，同样的希伯来语对同样的希伯来人已足矣。但是，随着末日的临近，公义的太阳、神的儿子②将降临这个世界，神差派他用生命为代价，使人因信得以与神和好，不仅仅是犹太人，也包括希腊人，以及全人类；这时看哪，主感动了一位希腊王子（就其血统和语言而言）的灵甚至埃及国王托勒密·费拉德尔弗斯的灵，花气力把这本神写的书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七十士译本》，它为在外邦人中传扬我们救主的名预备了道路，正如施洗约翰在犹太人中所大声疾呼的。
① 参见《士师记》６章。
② 公义的太阳、神的儿子均指耶稣基督。
由于喜爱知识的希腊人，不习惯于忍受好书在国王的书库里发霉，他们就动用大量的劳力和熟练的抄写员，把书抄出来，使之广为流传。而且，由于希腊人屡次征服亚细亚一带，也由于希腊人向外的移民，那里的居民大多数都非常熟悉希腊语。正因为同样的原因，欧洲很多地方的人都通晓希腊文，连非洲也是如此。神的话，经由希腊文发表，像蜡烛放在灯台上，满屋子都照亮了；又像集市上发出的公告，大多数人立刻知情。这样的语言最适合载承《圣经》，既可以使福音的早期传道人做出见证，也可以使当时学习《圣经》的人对《圣经》研究、查考一番。
当然，这个译本并非十全十美，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谁曾像使徒们或早期基督教领袖们那样为这项工作呕心沥血呢？是圣灵做工，让他们把自己所发现的随时记下（这些也都同样绝对真实，绝对充分），好像他们翻译《圣经》是在尽自己的本分，而不是在当时那个教会初期的新世纪里另造出一本《圣经》，使自己遭人反对、挑剔；因为为自己做见证，他们的见证不为人看重。这也许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为什么《七十士译本》可以穿越时空直传到今日。尽管它得到了普遍的赞誉，却没有使饱学之士完全满意，并非犹太人不满意。因为主后不久，阿奎拉①完成了一个新的译本，在他之后有狄奥多仙②，又有西马库斯（Symachus）；甚至还有第五、第六个版本，译者不为人知晓。奥利金把它们与《七十士译本》汇编成册，编纂成《六文本合参》。
① 阿奎拉（Aquila）：于140年前后完成《旧约全书》希腊文本的直译。据传他是罗马皇帝哈德良的亲属，奉命重建耶路撒冷，改奉基督教。他的译本笔调拘谨，能传达希伯来原文的真义。
② 狄奥多仙（Theodotion）：活动于2世纪，希腊文化时期犹太学者和语言学家。曾编纂希腊文本《旧约全书》，较之古代闪米特文本或希伯来文本更为精确，对后世基督教各种《圣经》版本颇有影响。
这一工作影响深远，意义重大。尽管如此，《七十士译本》的地位显赫突出，它不仅被奥利金置于中心位置（正如伊彼芬尼所总结的那样，其价值与优点均多于其他几个译本），也为希腊的教父们引用，作为他们著书立说的基础。是的，刚才所提到的伊彼芬尼认为，该书的作者不仅仅是那些译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其倡导者，例如，查士丁尼一世，他将犹太人并入自己的臣民，并为他们特别提供了《七十士译本》；因此我们也当感谢这些人。因为他们被赋予说预言的恩赐，事实也正如此。
因此，正如埃及人所言，先知是人非神，他们的马也是肉身非精灵；显而易见的是（圣哲罗姆谈得也很确定），《七十士译本》的七十名人士都是译者，他们绝非先知。作为饱学之士，他们做了很多出色工作；但是作为人，他们也有缺陷和错误，有的是由于疏忽，有的是因为知识的欠缺。是的，人们会注意到他们对原文时有增删；这使得使徒们多次在他们违背希伯来原文的地方与他们分道扬镳，按照圣灵的带领来释放真道的信息。关于《旧约全书》的希腊文译本就说这么多吧。
在主后几百年内，有多种拉丁文译本，拉丁文也非常适合用来传播律法与福音，因为当时东方、西方、南方、北方许多国家都是罗马帝国的行署，那里的百姓都会说拉丁语，都通晓拉丁文。但是，拉丁文译本太多太滥，良莠并举。（“Latini interpretes unllo modo numeratipossunt，”圣奥古斯丁说。）其次，这些译本并非根据希伯来文本这个源泉（我们指的是《旧约全书》的拉丁文译本），而是根据希腊文这条溪流；因为希腊文这条溪流并非清澈，源于此的拉丁文一定也会混浊。这种状况促使圣哲罗姆这位博学的教父，当时甚至算得上从古到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语言学家，承担起根据最原始的《旧约全书》原文翻译《圣经》的工作，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学识、才智、勤奋与忠诚。教会将永远特别地纪念他，感谢他。
教会虽然远在基督教信仰被帝国普遍之前就拥有了希腊文和拉丁文本的《圣经》（有点知识的人都知道，甚至在圣哲罗姆时期，罗马执政官及其妻子二人都是异教徒，大部分元老也是如此），但那些虔诚的学者仍对《圣经》只有他们自己懂得的语言希腊文本和拉丁文本感到不满足（正如治愈的麻风病人并不仅仅满足于跟自己的过去告别，而是要与邻舍同享神的恩典，他们也会自食其力），但是也为了文化程度低的人，为了教诲这些人，使之饥渴慕义，拯救他们的灵魂，教会为他们提供通俗文本的《圣经》，这样，地上的万民在他们皈依基督后立刻就能通过牧师的口传，还通过白纸黑字，亲耳听到基督用他们的乡言对自己说话。如果有什么疑问，会有足够的经文来解决，来满足。
首先，圣哲罗姆说过：“此前用多国语言翻译的《圣经》明白无误地表明了那些（被卢奇安[ Lucian ]或者赫西基奥斯[ Hesychius ]）增加的部分都是虚谎的。”圣哲罗姆这样认为。这同一个哲罗姆在另一场合声称，当时他是为他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同胞阐释《七十士译本》。不仅是伊拉斯谟而且西克斯图斯·塞嫩西斯（Sixtus Senensis），阿尔峰苏斯（Alphonsus a Cantro）等等都把这句话理解为哲罗姆把《圣经》译成了达尔马提亚语。未遭到罗马人反对的人承认是这样的。所以与哲罗姆同时代的圣克里索斯托证明道：“圣约翰的教义（他说）并非在某种程度上（如哲学家所言）消失，而叙利亚人、埃及人、印度人、波斯人、埃塞俄比亚人等等各种人，因为都属异教民族，他们把《圣经）译成自己的文字，都已经成了（真正的）哲学家。”他所指的哲学家即基督徒。
值得一提的是狄奥多勒（Theodoret），他比哲罗姆稍晚一些，学识上也仅次于哲罗姆。他说：“日光之下到处都有圣使徒与众先知的话；希伯来文（他指的是希伯来文《圣经》）事实上不仅仅被译成希腊人的文字，而且也被译成罗马人、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亚美尼亚人、锡西厄人、绍罗马田人（Sauromatians）等民族的文字，简言之，即译成了万民用的万国文字。”他如此说。
同样，据保罗斯·迪亚克努（Paulus Diaconus）和伊西多尔（Isidore）以及他们之前的索宗曼（Sozomen）说，乌尔皮拉斯（Ulpilas）曾把《圣经》译成哥特文；瓦瑟斯（Vasseus）说塞维尔（sevil）的约翰大主教大约在主后717年把《圣经》译成了阿拉伯文；西斯特田西斯（Cistertiensis）说比德（Beda）把《圣经》的一大部分译成了撒克逊文；特里特米乌斯（Trithemius）说埃弗那德（Efnard）大约在主后800年节选了法语《圣经》中的《诗篇》（正如比德对待希伯来文那样）；国王阿雷德（Alured）听从了上面所提到的西斯特田西斯劝说，将《诗篇》译成撒克逊文；（在因戈尔施塔德印刷的）阿文蒂努斯（Aventinus）说美多迪乌（Methodius）将《圣经》译成了斯拉夫文；贝亚图斯·雷纳努斯（Beatus Rhenanus）说弗里星（Frising）的瓦尔多（Valdo）大主教当时促使译成的荷兰文《四福音书》现仍保存在科比尼安（Corbinian）图书馆里；瓦尔多大约在1160年亲自或者促使将《圣经》译成法语；很多人说瓦尔多后大约二百年那个被称为“智者”的查理五世使《圣经》译成法文，贝罗尔都（Beroaldus）证实现在仍存有多本该译本。
首部四开本《钦定本圣经》（1612年）
那段历史中《圣经》译本很多，甚至在英王查理二世期间，约翰·特里维萨（John Trevisa）将《圣经》译成英文，现在发现的多种手抄本《圣经》，极有可能就是那时翻译的。所以叙利亚文的《新约全书》译本以及维德明斯塔典（Vidminstadium）的注释还存在一些大文豪的藏书中；很多人还有阿拉伯文的《诗篇》以及奥古斯丁·尼便西斯（Augustinus Nebiensis）的注释。所以，波斯特尔（Postel）坚信，在他的游历中他看到了埃塞俄比亚文的《福音书》；安布罗斯·特修斯（Ambrose Thesius）引用印度文的《诗篇》，他还证明说波特肯（Potken）曾用叙利亚文字阐释过这篇《诗篇》。
因此最近由英格兰的克伦威尔勋爵、波罗尼（Polony）的拉德威尔（Radevile）勋爵以及罗马帝国属领的翁格那迪乌（Ungnadius）不约而同地提出拥有自己母语文本《圣经》不是奇思妙想，而且甚至从过去，从一开始皈依基督教时人们就想过、做过；毫无疑问，因为它极有利于培养人的信心迅速成长，使人能够用《诗篇》的话说出：“我们既听到了，就看到了。”
现在罗马教会似乎终于对她的孩子们怀有一种母爱，允许他们拥有自己母语文本的《圣经》了；这的确是一份礼物──称之为礼物不太恰当，一份无利可图的礼物，因为他们在使用之前必须首先得到一份书面许可证；为了得到这份许可证，他们必须完全听从他们的告解神父，他们得到的教诲即使不是僵死的，也是已经被迷信的酵母发酵而变酸变味。
即便如此，克莱门特八世①还觉得太过分了，他认为对每一种通俗文本《圣经》的使用都存在许可与否的问题太过分了，因此他否决并推翻了庇护四世②的授权。他们极其害怕《圣经》的光辉（正如德尔图良所说），他们不相信拥有《圣经》的人，不相信自己盟友所说的，也不相信持有他们自己主教与审判官许可的人。是的，他们极不愿意他人以任何形式交流对《圣经》的理解，他们毫无愧色地承认，我们强迫他们把《圣经》译成英文，委实违背他们的意愿。这似乎是一种邪恶动机或邪恶心理或者兼而有之。我们确信真金不怕试金石，而赝品才害怕；追求真理的人不躲避光明，惟有恶人才会躲避，以免他的行为遭指责；光明磊落的商人极喜欢有天平，并且总不离手，弄虚作假的人正好相反。我们还是把这种谬误置之一边，回到翻译话题上吧。
① 克莱门特八世（Clement Ⅷ，1536—1605年）：意大利籍教皇（1592—1605），与法兰西结盟，支持法王享利四世发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曾印行《武加大本圣经》及其他礼仪书。
② 庇护四世（Pius Ⅳ，1499—1565年）：意大利籍教皇（1559—1565）。
很多人的嘴一直在谈论（到现在还没停下来）关于翻译问题，或者说关于研读以前的种种译本问题，追问其原因、其必要性。他们发问：教会是否一直处于被欺哄状态？是否美味的面包掺和了酵母？纯银掺杂浮渣？酒兑了水？奶掺杂了石灰？我们希望我们一直走在正道上，因为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一切律例诫命，即使整个世界都有理由被冒犯而生出抱怨，我们却没有理由。难道乳母的乳汁枯竭时，乳房里就只有风吗？难道饼一直由教父们传递，如塞涅卡所说，“同样的东西结果变成了石头”？如果这样不是妄解神的话语，什么是呢？某些弟兄就是这样做的。
犹大及耶路撒冷的仇敌也如此，就像《尼希米记》中的参巴拉，我们听到了他对建造圣殿的圣工以及工人的嘲笑，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从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他们所建造的石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塌倒。”他们以前的译文准确吗？那为什么现在要修补呢？不准确吗？那为什么还要强加给人呢？还有，天主教徒（指教皇统治下的教徒）为什么总是要故意充耳不听这一切呢？而且，如果必须译成英文的话，天主教徒是最佳人选。他们有知识，他们知道当一件事还过得去时，就别去理它。
我们简短地回答他们这两个问题吧。至于第一个问题，作为弟兄，用圣哲罗姆的话来说：“我们能责备古人吗？绝对不可以；相反，我们是在前人的努力之上竭力建造圣殿。”哲罗姆会说：“由于受到在我之前的学者的煽动，我一直认为我有责任考虑我在语言方面的才能是否有利于我为神的教会作工，免得我枉然劳力，免得有人以为我因上述这些人（尽管是古人）得到原本属于他们的荣耀。”圣哲罗姆很可能会如此说。
同样，我们会说，我们远不能责备在此圣工上侍奉的前人，无论是本土的还是海外的，无论是亨利王时代还是爱德华王时代（如果该时期有任何译本或译本的修订本的话），还是赫赫有名的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我们感谢他们为振兴、装备神的教会所做的一切侍奉，他们值得我们及其子孙后代永远纪念缅怀。亚里士多德有一个著名论断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没有提谟修斯①，我们就没有如此美妙的音乐；但是如果没有弗里尼斯（Phrynis）（提谟修斯的师父），我们就没有提谟修斯。”因此，他们是有福的，他们的名字永垂史册；因为他们打破坚冰，为灵魂的拯救工作努力助一臂之力。
① 提谟修斯（Timotheus，公元前450一前360年）：古希腊诗人，音乐家。
眼下，有什么比把用自己懂的语言写就的神的书送到属神的人手中更有益的事呢？既然这是一个隐藏的宝库，一个隐秘的泉源，就没有利益可言，正如托勒密·费拉德尔弗斯写给拉比们即犹太人的师傅的信中所言，如伊彼芬尼所作见证；也如奥古斯丁所说：“人宁愿与自己的狗呆在一起，也不愿和陌生人呆在一起。”（所谓陌生人即他的语言是陌生的。）对所有人而言，因为没有任何事一开始就完美，后来的想法总要明智一些；所以，如果我们在前人的基础建造房屋，得益于他们的工作，我们就要努力使他们所做的好上加好；可以肯定，没有人想要嫌弃我们；我们宽慰自己说：如果他们还活着，他们会感谢我们的。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固然重要；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也不可轻看。（参士师记8：2）
以色列王约阿施只击打大地三次便满足了；然而他却因自动停止击打而激怒了先知以利沙。①前面提到的阿奎拉极其认真娴熟地翻译了《圣经》后，他还是认为最好再重头译一遍，这才得到犹太人夸赞，称许他译得准确，圣哲罗姆可以为证。同样的译者，或其他译者，翻来覆去地译了多少本异教作品呢？亚里士多德的一本《伦理学》，其译本不下五六种。如果让这种耗费占用人的脑容量，我们心里感到有些沉重，因为它如花草般今日发旺，明日即被割掉；我们所要奉献的，不，我们不能拿出手的，使人心里快乐的果实和永远承受果实的树枝是什么？是神的道，是我们所要翻译的。
① 参见《列王纪下》13章18、19节。
德尔图良说：“主说，‘糠秕对麦子有何意义？’。如果我们对一个小玻璃球尚且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评价真正的珍珠！”噢，愿人的目光不再邪恶，因为陛下的眼目是美善；愿人们哀恸，因为我们有一位国王，他竭力为我们增添以色列人的精神财富（让桑巴拉兹[ Sanballats ]和托比亚斯[ Tobiahs ]如此行吧，他们会因此而受到公正的责备）；让我们为神在他心里动如此的善工──使他让人精心推敲《圣经》的译本，从心灵深处向神献上感恩。因为，已有译本已经很好的部分（我们所有版本的英译本都不错，即使最差的，也远比他们的钦定通俗本好得多。）修改后，如同擦亮打光后的精金更加熠熠生辉；如果有任何增删，或与原文不相符的地方，就进行修正，还去本来面目。
英王所做的，能有什么比这更能给他带来赞誉呢？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除了用他们的服侍和内心所有的来完成这项工作，如何能更好地表明他们对国王当尽的本分，对神的顺服，以及对众圣徒的敬爱呢？这一切远不是仅仅被动地完成任务，这项工作的完成，其本身意义深远，意味深长。毋庸置疑，这些就是翻译英文本《圣经》的主要动力。因为历史事实是，就在詹姆斯王前去登基路上遇到清教徒们纠缠不休的请愿后，拟定在汉普顿宫举行会议以听取人们的意见；当他们的其他都被驳回时，他们最终诉诸这一手段，即他们不能问心无愧地赞同大家却认为这是极其糟糕的译本。虽然这个手段被认为很拙劣、很空洞，但它毕竟促使詹姆斯王开始亲自考虑用一个新译本取而代之，并且立即下旨着手新译本，就是此刻呈献在诸位面前的这本。愿我们严谨认真的弟兄姊妹们感到欣慰。
现在我们来回答后一个问题，即我们没有否认，不，我们确信，我们这些同行译者们所翻译的英文本《圣经》即使漏洞百出（因为我们至今未看到他们的《圣经》全译本），也包含着神的道，不，也是神的道；正如国王在议会上的演说，无论被译成法语、荷兰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它仍然是国王的演说，虽然并非每一位译者都能等额地传情达意，并非每一个短语都能恰如其分地表述，都能明确表达。这种情况比比皆是。
应当承认，我们的初衷大部分已实现；一个正常的人会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何况世上并无圣贤，因为我们会在很多事情上得罪别人。）同样，一位英俊的男子，手上会有疣，脸上不仅有雀斑，还有疤痕。因此，没有理由否认翻译过来的文字不再是文字，也没有理由禁止它流传，虽然其后的表述尚有瑕疵与欠妥之处。若没有使徒或使徒般的人，即被神的灵充满，被赋予无误之特权的人的介入，日光之下岂有完美？罗马方面对翻译《圣经》充耳不闻，胆敢烧毁《圣经》译本，他们的行径是蔑视施恩的圣灵；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心思意念，不过表达了人的软弱。试举例一二为证。
普卢塔克（Plutarch）写道：罗马被高卢人焚烧之后，很快就又建造了一个，但是建造得太匆忙，没有设计街道，缺少一定数量的式样美观的房屋，不像以前的罗马那样美不胜收、便利实用。难道卡特林（Cataline）不是一条诚实的汉子，不是要使罗马群情激奋的爱国者吗？尼禄（Nero）是一位好君王吗？可他的的确确把罗马置于大火之中。通过以斯拉与先知哈该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所罗巴伯从被掳之地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后重建的圣殿，与先前所罗门所建的圣殿根本不可同日而语；那些记忆中还存留先前圣殿景象的人，当他们想到这后建之殿时大声哭号。难道这后建之殿就可以被犹太人憎恶、厌弃，被希腊人亵渎吗？
我们对待《圣经》译本的情况正是如此。《七十士译本》的确在很多地方与原文有差异，在易懂、庄重、威严方面与原文相去甚远。可是，哪位使徒责难它了？责难了吗？相反，他们使用它（这一点显而易见，哲罗姆和其他学者也承认这一点）；如果《七十士译本》不配神的道这一称号、这一名称，他们是不会使用它的，也不会树立极其敬虔地使用它的榜样，并把它举荐给教会使用。罗马方面极力使用的第二个招数就是诋毁、辱骂英文《圣经》或他们碰到的其中某些经文，说异教徒倒成了译文的作者（他们自称为天主教徒，他们运用同样的权利称我们为异教徒，其实这两种称号都错了），我们奇怪何方神仙教导他们如此。
我们相信德尔图良的观点肯定不一样，因为他说：“我们可以根据人的行事为人检验他的信仰吗？”我们应当根据人的信仰检验他的行事为人。奥古斯丁的观点也不一样，他认为，当神光照他更好地理解由泰苛尼乌（Tychonius）这位多纳徒派①信徒制定的某些规则时，他并不耻于使用它们，而且还把它们写入自己的书中，而且给予它们当之无愧的高度赞赏。请参见圣奥古斯丁第三本书《基督教教义》。简言之，奥利金以及千百年来神的教会的观点也与之相左，他们远离阿奎拉这位已转入犹太教的变节者译本的脚踪（主要来自焚烧的灰烬），也远离西马库斯和狄奥多仙的译本，这两位伊便尼派②分子，极其卑鄙的异教徒，把自己的货色与希伯来原文、《七十士译文》揉在一起（伊比芬尼③一直这样认为），然后公之于众，供人学习研读。我们可能使那些对此知之无多的人厌烦了，因为他们不需要了解这么多；也可能搅扰了那些有知识的，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一切了。
① 多纳徒派：公元4世纪时北非基督教中的一个派别，强调教会的圣洁，反对国家干涉教会，接连受罗马、汪达尔和拜占庭统治者的迫害，几乎从未间断过，但他们的教会一直存在，直到中世纪基督教在北非绝迹为止。
② 早期基督教会苦修派别，强调基督教义中犹太教成分。
③ 伊比芬尼（Epiphanius，315？—403 ）：巴勒斯坦人，热忱的基督徒。坚持正统教义。他主要攻击奥利金，认为奥利金并非基督徒，而是希腊哲学家。
然而，在我们结束之前，必须回答他们攻击我们的第三个苛责，即我们改换修改译本过于频繁；真的，就他们这样乖戾而怪异地对付我们。一个人（即使是哲人智士）如果想检查一下自己所行的，修补他发现失误的地方，难道不对吗？奥古斯丁从不惧怕规劝哲罗姆撤回声明。就是这个奥古斯丁也不耻于变卦，或者说，不耻于销毁他经历过的许多事，甚至看到自己的软弱他会更发出颂赞。如果我们要作真理之子，我们必须仔细思量真理所说的；如果我们自己的荣誉或者他人的荣誉妨碍我们得到真理，我们就必须将它们踏在脚底下。这就是原因。
下面我们再同那些在这件事上应该保持沉默的人说几句话吧。不仅是他们的礼拜礼仪书、文集、祈祷书，而且包括他们的拉丁文译本，又有多少变种？做了多少修改啊？公认由圣安布罗修写的的礼拜礼仪书长期以来一直有着特殊的用途与需求；但是阿德里安（Adrian）教皇在查理皇帝帮助下，召开会议，予以废除，并且烧毁，下令在世界范围内使用圣格列高利的礼拜礼仪书。噢，圣格列高利就这样得到了荣耀；可是，事情不会发生变化吗？不！就是这个礼仪书罗马人有新旧两个版本，一本在这个教会使用，另一本在那个教会使用；一位天主教徒帕梅柳斯（Pamelius）在他的《简论教会的节日》一书的前言里谈到了这一点。
这位帕梅柳斯在拉杜尔夫·德·里沃（Radulphus de Rivo）中报道说，大约在主后1277年左右尼古拉三世教皇从罗马教会中消除了一批较古老的礼仪书，启用弗莱尔（Friers）小兄弟会的弥撒书，并且下令遵守该书上的规则；大约一百年以后，当时上面提到的那个拉杜尔夫碰巧正好在罗马，他发现所有的书都很新，是又一种新书。这种不断变换的情况，不仅在早些时候存在，后来也有。庇护·昆图斯（Pius Quintus）本人也承认，每个主教管辖区几乎都有一种独特的仪式，与其他区域的完全不一样；这使得他废除了各主教在自己教区里特许并发行的其他所有的祈祷书，尽管这些祈祷书并非陈旧，同时，授权并认可他于1568年亲自阐释的那一本祈祷书。
这时，当教会的神父乐意温柔地、轻轻地愈合他子民的女儿的创伤，并且尽力去做时，他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不同的问题；我们不希望孩子们炫耀自己的同一性。但是，我们的译文中有差别，我们经常予以纠正，正是这个差别让我们备受指责；那么让我们来看看他们这么做是否是一个错误（如果这是应当予以纠正的错误），他们是否有资格攻击我们──自己不健康的人不应当嘲笑有病痛的人。如果我们告诉他们说，瓦拉，斯塔普兰西斯（Stapulensis） ,伊拉斯谟，维韦斯（Vives）从他们的钦定拉丁文译本中发现了谬误，很自然地希望予以修改，或者再出一本新版；他们可能会回答说，我们为他们的敌人反对他们提供了证据，其实他们的敌人并非敌人，只是像圣保罗对加拉太人那样，把真理告诉自己的敌人──真希望他们敢于更经常更明了地把真理告诉白己的敌人。
利奥十世教皇（Pope Leo X）发诏书谕旨，允许伊拉斯谟的《新约全书》译本有很多地方与钦定本不同，他们对此事会说什么呢？就是这位利奥十世鼓励帕宁①翻译整本《圣经》，并且承担由此带来的全部指责，他们对此事又会说什么呢？诚然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言：“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希伯来书8：7）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原有的钦定本已经很完美，耗费时间精力重译一本新的，意义的确不大。
①（Pagnius Santes，1470—1536年）：意大利天主教多米尼克会学者，继哲罗姆后第一人把《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这对以后的圣经翻译大有助益。
如果他们说：那只是教皇本人的观点，供教皇个人查阅的；我们就能进一步反击他们，并且断言：他们当中更多的头面人物，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特兰托（Trent）斗士派瓦（Paiva）和维加（Vega），他们自己的宗教法庭审判官耶罗尼牟斯( Hieronymous ab Oleastro），他们自己的主教伊西多拉·克拉里乌（Isidorus Clarius），他们自己的红衣大主教卡耶坦，要么自己亲自翻译，要么使用另外的新译本，要么把钦定本中不可继续使用的翻译记下来，没有一个人害怕与教皇持异议，或害怕对教皇质疑。他们当中如此多的名流要人拒绝已被普遍接受的版本，他们还能把这个版本称之为统一的版本与判断标准吗？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步步逼近追问下去：他们的巴黎版本不同于鲁汶版本，亨滕尼乌（Hentenius）版本又不同于这两个版本，他们不也允许了吗？西克斯图斯·昆图斯（Sixtus Quintus）不是承认某些天主教徒（他指的是他这一派）居然还把《圣经》译成拉丁文，这是撒旦在利用他们，而自己还没意识到，撒旦使尽浑身解数，导致如此变幻莫测、品种繁多的译本，把所有的都掺合在一起，以至最后没有一件事看起来肯定确实了吗？
这位西克斯图斯·昆图斯不是在到他的红衣主教们的指点与赞同后下诏书命令，特兰托市政会认可的拉丁文本的《新旧约全书》，无可争议地就是他勤勉地纠错后在梵蒂冈印刷厂刊印的那一本吗？西克斯图斯给他的《圣经》如此作序。而他的继任克莱门特八世出版了另一个版本的《圣经》，其中极多处与西克斯图斯版不同，而且大多是在至关重要的实质性问题上如此；而这也是得到权威认可的。既然纷争如此之多，什么是对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信呢？而且，如果有这些纷争，又哪里来甜美与和谐呢？
因此，正如哥林多的德马拉图斯（Demaratus）在他对希腊人谈论不同政见前，力劝国王调停国内各种争端（因为当时王后、王子以及王位继承都与国王为死敌），我们的对手一直就在制造如此众多、如此繁杂的版本，对自身的价值、权威制造如此多的冲突，他们根本就不配指责我们更换、修改版本。
现在我们不谈他们了，来谈谈我们所提议的我们自己研读、通读这本《圣经》的意图和过程。亲爱的基督徒读者，的确，我们起初并没有想到我们需要做一个新译本，也没想到将一个劣译本修订成一个善本（因为当时西克斯图斯的非难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们人喝的是龙胆而非酒，吃的是脓而非奶），但是为了使原本好的变得更好，或者从众多好译本中以一本为主，博采众长，绝非只是否定哪一个；我们一直在为此努力，我们的目标也在于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挑选了很多人来，这些人都是在他人眼中视为大，在自己眼中视为小的人，都是只求真理不求自己荣耀的人。
而且，有人说，他们来着手，或者被认为来着手这项事工，是有备而来的，绝不是现学；因为国王任命的主审，不仅我们，而且我们全体教会，都深知纳西盎森（Nazianzen）很久以前就教导了一个荒谬次序，即教导在先，学习在后；学用结合，对人而言不值得称道，对工作而言也不安全。因此，有人会认为，就像谦卑地说到圣哲罗姆那样：“我们已经掌握了部分希伯来文，至于拉丁文，我们几乎从婴孩时就开始使用了。”圣哲罗姆没有提希腊文，而他的希腊文精湛过人，但他不是从希腊文，而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旧约全书》。
这些书卷都是如何汇编成册的呢？是根据作者自己肉身的知识、敏锐的智力和深邃的判断力吗？不！他们信靠拥有大卫之钥的主，打开大门，无人可以再关上；他们向主祷告，向我们主的父祷告，圣奥古斯丁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他曾祷告：“噢，主啊，求你使我读《圣经》成为我的惟一乐趣；使我不要曲解其意，也不要使我偏离其意。”因为这样的信心，因为这样的忠诚，它们终于汇编成册；没有太多人参与，以免互相干扰；然而又有不少人参与，以免很多事偶尔遗漏。
如果你问他们根据的到底是什么，当然是希伯来文本的《旧约全书》和希腊文本的《新约全书》。这是两个金管道，或者说金渠道，橄榄树由此变成精金。圣奥古斯丁称它们是源语，或原语；圣哲罗姆称之为泉源。这位哲罗姆坚信，格拉提安①没有在他的命令中省略不提《旧约全书》的出处为希伯来文，《新约全书》的出处为希腊文，他所指的是最初的希腊文。如果真理是用这两种语言发掘的，那么，如果不根据这两种语言的原文，翻译从何谈起？
① 格拉提安（Gratian，359—383年）：西罗马皇帝（367—383 ），保卫高卢，抵御异族入侵，信奉基督教，把异教胜利女神像从元老院撤除；末期沉湎狩猎，被暗杀。
因此，这两种语言的《圣经》原文就是我们翻译的根据，神在当时也乐意使用这两种语言通过他的众先知、众使徒向自己教会说话。我们没有像那七十二士那样只是匆匆忙忙地完成任务，据说他们共用了七十二天的时间就完成了《旧约》的翻译；我们也没有像哲罗姆那样只是从头到尾译一遍，据哲罗姆本人说，因为他是随着灵感写下来，否则他一个字也写不出，一个字也不会发表，所以他不会作修改；简言之，我们也不是心血来潮把《圣经》译成英文的第一人，不是毫无前者的成果可借鉴，如奥利金，据传他是第一位为《圣经》写评注的人，所以他多次说得过火就不足为怪了。这项工作并非堆积在七十二天内完成，很清楚，是花费那些译者双倍的七个七十二天的艰辛，或许更多；不说这些了。
如此重要、如此重大的事，应当进展神速，达到炉火纯青，虽然有“慢工出细活”之说法。我们没有太多地考虑去请教迦勒底语、希伯来语、叙利亚语、希腊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或荷兰语的翻译家或评论员，也没有不屑于修改己经完成的内容，而是把已经打造好的再加锤炼；由于我们尽量接受必需的援助，不惧怕被指责进展缓慢，也不指望被称赞迅速敏捷，通过神加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们终于把这项事工奉献在你眼前。
对有些疑问，我们不在旁注上加不同的解释，以免在表达不确定性时动摇《圣经》解决争论的权威性。我们认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评论并不完善。因为如圣克里索斯托所言：“必要的都是显明的”；如圣奥古斯丁所言：“关乎信望爱的一切事，都可以在《圣经》中所明确记载的找到根据。”
为了运用、磨练我们的才智，为了使挑剔的人不再因译文的朴实无华而心怀不满，也为了通过祷告激起我们对得到神的灵帮助的渴慕，最后也为了我们能早一点通过商讨寻求弟兄们的帮助，为了使诸多有待完善之处不遭嘲弄，对散见在《圣经》中的难点、疑点，我们不是从关于救赎的教义角度（这一点《圣经》已表明得明白无误，毋庸置疑），而是在相对次要一些的问题方面──与其说我们有信心，不如说是畏惧──我们多方寻求，以多多做出合神心意的解释；与其我们满怀谦卑，与圣奥古斯丁一同来解决这些难点、疑点（可能不是针对同一个问题，也是基于同一根据），即与其竭力突破，不如使这些隐秘之事保持神秘──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圣经》中有很多单词只出现过一次（它们既无弟兄也无邻舍──如希伯来人所说），我们无处寻得帮助。
再有，还有很多罕见的鸟类、兽类、珍宝名称，关于这些名称的判断就连希伯来人自己也众说纷纭，这是因为他们要说些什么，而非因为他们能肯定他们所说的，正如哲罗姆谈到《七十士译本》时所说的那样。有鉴于此，旁注没有鼓励读者作进一步探究，也没有时常武断地下结论，不是吗？怀疑那些早已显明的，这是不信的过犯，正如神的灵留下诸多疑问一样（甚至在明确无误的审判问题上也是如此），确定这类事也只是推测假设。如圣奥古斯丁所言：不同的译本有利于人们发现《圣经》的精髓，所以在文本含义不太清楚之处，旁注的重要性及其意义显而易见；的确，旁注是必要的，我们坚持这样认为。
我们知道西克斯图斯明确禁止他们的拉丁文钦定本《圣经》标有旁注（虽然这跟我们现在所做的旁注不是一回事，暂且还是称之为旁注），但是我们认为他麾下并非都赞同此举。明智的人会自由选择不同的注释，绝不会死认一种注释。如果他们肯定他们的大祭司已将所有律法藏在心里，像保罗二世所自吹自擂的；如果他因享有特权而不犯错误，如同罗马的独裁者因法律规定而神圣不可侵犯一样，这是另一回事；这时他的话就是圣旨，他的看法就是决定。但是，感谢神，现在世界的眼睛已打开，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伟大的时刻；人们发现他也与常人一样喜怒哀乐，他的肉身也会受伤；因此他们承认并接受他所证实的，而非他所声称的。
另外，我们想最好告诫你，亲爱的读者，在遣词造句方面，我们并非总是前后保持一致，或完全照搬，有人猜测我们可能会这么做，因为他们观察到某些学者就是这样严格精确。的确，我们不能偏离我们以前译本的精髓，如果一个单词在两处表示同一件事（因为有些单词在不同地方有不同含义），我们会特别谨慎，特别小心翼翼，这是我们的责任使然。但是，我们会用同一个特定单词表达相同的概念；例如：我们在翻译希伯来文或希腊文时，一旦用了“目的”一词，就不再称之为“意图”；一旦用了“行路”，再也不用为“旅行”；一旦用了“疼”，再也不用为“痛”；一旦用了“喜乐”，再也不用为“高兴”，诸如此类。
委婉地说，我们喜爱希奇的事过于智慧，它助长了无神论的亵慢，不利于造就敬虔的读者。神的国度岂不成了单词或音节？既然我们可以自由，为何还要受捆绑呢？既然我们可以用一个恰当而就便的词时，为何非要精确地使用另一个词呢？远古时一件新奇的事是称Krabbaton为skismos，虽然其差别微乎其微，敬虔的祭司（Father）还会深受感动；另一件事是,如果把cucurbita（人被用来这样阅读）变成hedera，他会觉得莫大的羞辱。这一来，眼下之清明盛世，即使在极其细微的环节上，如果是我们不必要地篡改了字句，我们理所当然会害怕严厉的责罚。
我们也会被人嘲弄、指责，说我们没有能力处理好大批的英语优美词句。因为有记载古代的一位大哲学家曾说，当那些木头被制成形状敬拜时，木头会很高兴的；而它们的同类，与它们一样，则被堆放在火堆后面。所以实际上我们应该说：昂首站立吧，在《圣经》里永远有一个位置；对另外一些同样质量的词则我们会说：走开吧，永远走开吧！我们可能会指责没有全面落实詹姆斯的指示，即“对我们自己以及对恶念的判断是片面的”。此外，渗透在字里行间的优美总是被视为无聊懒散的引言，对名称也是同样挑剔苛刻，即说我们表述的技巧远比神的表述逊色，因为神在《圣经》中对本质上的一件事用词广泛多样，造词遣句中性；如果我们不是过于谨小慎微的话，我们也可以同样潇洒把神赐给我们的希伯来文、希腊文《圣经》译成英文。
最后，我们一方面避免了清教徒的顾忌，当他们用“洗涤”代替“洗礼”，用“会众”代替“教会”时，其实是取消了一些传统的教会术语，用别的词取而代之；另一方面我们也避开了天主教徒许多用词上的模棱两可，如azymes, tunike, rational holocausts, prepuce，pasche，等等，他们最近的译文中充斥了这些词，因为既然非要翻译《圣经》不可，他们就使用让人看不懂的语言，以达到遮挡真理的目的。我们渴望《圣经》自己说话，就像是用迦南语一样，即使是地道的方言乡谈，也让人明白易懂。
亲爱的读者，如果我们尚未超过一篇序言所能容忍的篇幅，我们还有很多事想提醒。我们还是要把你交托给神，交托给神恩惠的灵吧，他将进一步做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他除去我们眼睛上的鳞片①，揭开我们心里面的帕子，开启我们的智慧使我们明白他的话，开阔我们的心胸；他调整我们的感情，使我们爱他的话胜过爱世间的金银，使我们爱他的话直到世界的末了。你没有费力挖掘开采就被领到了活水源头面前；不可像那非利士人，将它们用土掩埋，也不可像那作恶的犹太人，宁肯选择使人败坏的坑。别人劳碌，你们可以坐享其成。噢，得到了如此厚重的礼物；噢，不可轻视这至大至重的救赎之恩。
① 根据《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使徒保罗（原名扫罗）起初迫害基督徒，在一次捉拿基督徒的路上被复活后的耶稣光照，扑倒在地，顿时眼就瞎了。随后耶稣差遣另一门徒亚拿尼亚前去用手按在保罗身上，传达主耶稣的信息，保罗的眼睛上好像有鳞片立刻掉下来，就恢复了视力。
不可像猪那样把如此珍贵之物践踏在脚下，也不可像狗那样破坏毁谤圣物。别像加大拉城中的人那样对我们的救赎主说：离开我们的地界吧；也别像以扫那样为了一碗红豆汤就把你的长子名分卖掉。如果光进入世界，不要爱黑暗胜过爱光；饮食衣物已摆在你面前，你不可赤身露体，不可饿死你自己。请记住纳西盎森的忠告：“人之悲哀（或危险）莫过于对大集市视而不见，过后却去竭力营造小集市。”记住圣克里索斯托的鼓励：“清醒（并警觉）的人竟会被忽视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最后，请记住，圣奥古斯丁的告诫与威吓：“对神的邀请置若罔闻的人将招致神的怒气。”落入又真又活的神手中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当神向我们说话时，要留心听；当神把他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时，要用心读；当神伸出手呼召我们时，要回应：“我在这里，神啊，我们要谨守遵行你的旨意。”这时落入又真又活的神手中就是一件蒙福的事，并且使我们得到永远的祝福。主在我们心里动工，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能认识他，服侍他，使我们得以通过我们主耶稣基督而为主承认，愿借着圣灵将一切的称赞和感恩都献给我们的主神。
阿们。
威廉·丁道尔（William Tyndale）
（辜正坤 校）
选自《基督教文学经典选读》 ，麦格拉思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录入：梓悦、陈涛
预读/校对：汤圆酱、陈涛、zzj
整理：zzj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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