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的伟大和它悲剧性的命运不仅在索福克勒斯的脑海中，更在他的心与灵魂、他为狄奥尼索斯剧场创作那些英雄人物时的全情投入中，他们都盛气凌人，并无一例外地走向同一条狂热的道路。

作者简介

伯纳德·M. W. 诺克斯（Bernard M. W. Knox，1914—2010），古典学家。先后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在耶鲁大学获得古典学博士学位后留校执教，20世纪60年代被任命为哈佛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任，并在这一职位上工作至退休。代表作有《俄狄浦斯在忒拜：索福克勒斯悲剧英雄及其时代》（Oedipus at Thebes: Sophocles’ Tragic Hero and His Time，1957），《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The Heroic Temper: Studies in Sophoclean Tragedy，1964）。他还翻译了《俄狄浦斯王》，编辑了“诺顿古典文学”丛书，并长期在《纽约书评》等刊物上为公众写作。

1992年，诺克斯入选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杰斐逊讲座，这是美国人文学科领域的最高荣誉。

歌咏典范：索福克勒斯的英雄信仰

丨伯纳德·M. W. 诺克斯

索福克勒斯致力于塑造对英雄的崇拜。正是他被城邦指派前往迎接从埃皮达鲁斯（Epidaurus）来到雅典的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os），一个成神的英雄（据推测他有着圣蛇的形态）。事实上，我们的剧作家是英雄哈伦（Halon）崇拜的祭司（很不幸的是，关于这个英雄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即使是他的名字也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根据《生平》（Life）中的一件奇闻逸事，索福克勒斯建起了英雄“揭发者”赫拉克勒斯（Heracles the Denouncer）的神殿。并且在他死后，他本人也作为英雄被同胞们封神：人们正式投票通过了每年一次的献祭，并且为敬奉他建起一座以“迎接者”代克西翁（Dexion）为名的英雄神殿，因为他曾迎接了英雄神阿斯克勒庇厄斯。经考古发掘，这座神殿位于雅典卫城的西坡；考古学家通过一则碑文确定这就是索福克勒斯的神殿，这则碑文也说明“迎接者”崇拜一直延续到了公元4世纪。许多留存下来的记述片段在细节方面令人费解又充满争议，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关于索福克勒斯参与英雄崇拜以及二者紧密联系的证据非常有力，几乎出自他的同时代。

《英雄的习性：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书影

正如我们的证据来源所明确指出的，埃斯库罗斯的“私人”宗教联系与他故乡的厄琉息斯（Eleusis）秘仪有关。索福克勒斯出生在克洛诺斯，那里坐落着英雄俄狄浦斯的坟墓，并且我们知道，剧作家的私人宗教是英雄崇拜。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吃惊的差异了——虽然这两种崇拜都与死亡相关，但厄琉息斯秘仪提供了一个超越了坟墓的幸福生活的愿景，而对英雄的崇拜则将关注点放在坟茔本身。厄琉息斯的宗教仪式是一个欢乐的场合——游行的队伍，桥上粗俗诙谐的逗乐，新成员们终于见证秘密揭晓的狂喜；而英雄崇拜的宗教仪式则是一个由恐惧与悲叹组成的严肃典礼——洒在坟冢上作为献祭的鲜血，一场在世的人不能参与的盛宴。厄琉息斯是对光明的揭示，而英雄只在太阳下山后的黑暗中得到敬拜。

崇拜者们在英雄的埋葬之处——实际的或推测的——敬奉他们，祭品是黑色的牺牲，鲜血倒入一条在地面上挖出的沟壑，英雄崇拜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迟暮的神，治愈的力量，历史人物，城市的创建人（真实的或想象中的），甚至是当地的小妖或地精灵。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另一意义上也是英雄——希腊长篇故事，尤其是史诗中的著名英雄。这些人因为他们人格上令人惊叹的力量、他们获得的巨大成就、他们遭受的苦难，以及在大多数例子中他们激愤的怒火，似乎在生命的意义上超越了普通人的界限，甚至在坟茔中也能继续激起人们的恐惧与钦佩。他们的坟墓是神圣之所，是人间力量与繁荣的源泉；当他们的信仰被忽视时，也会成为世人灾难的起源。难以应付的脾气是大多数英雄与普通人的区别之处；他们的激情之强烈使得自己不仅与世人，甚至与神产生冲突，比起稍稍降低一点点骄傲的自尊心，他们宁愿大开杀戒并慷慨就义。即便是死，他们的怒火仍旧鲜活而可怕；对英雄的崇拜实质上是一个意在平息他们怒火的仪式，祭品被称作μειλίγματα，即“抚慰劝解的礼物”。尼尔森（Martin Nilsson）说道：“英雄崇拜比任何其他宗教崇拜都更具有辟邪的性质，诞生之始便是用来安抚那些愤怒的伟大亡灵的。”而英雄本人除了对世界不屈不挠的怒火外，可能再也没有其他可对信众们说的了。“英雄，”尼尔森说道，“并不因他的奉献而得到认可，而是因为他有着非凡的力量，这力量并不一定用于行善。”英雄的主张“与道德或更高的宗教理念无关，只是赤裸裸地展示出权力或力量”。

希腊人对这种天性的崇敬与恐惧有时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例如斯坦帕利亚岛的克莱奥迈季斯（Cleomedes of Astypalaea）——保萨尼亚斯（Pausanias）与普鲁塔克（Plutarch）都曾讲述过他的故事。克莱奥迈季斯是一个杰出的古希腊拳击运动员，在一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不幸将对手打死。裁判认为他“违反规则”（ἄδικα εἴργασθαι），并且宣布他的获胜是无效的（ἀφῃρημένος τὴν νίκην）。他悲伤得发疯（ἔκφρων），然后回到了家乡。在那里，他袭击了一所有16个孩子的学校；他将支撑屋顶的柱子打倒，整个建筑塌了下来，孩子们全都被压死了。当愤怒的公民向他投掷石块，他逃到雅典娜的神殿寻求庇护。他躲进一个木箱中，盖上盖子。公民们同心协力，但仍无法打开这个箱子。当他们终于打破箱子上的木板，却发现无论是活着的克莱奥迈季斯还是他的尸体都不在里面。他们派代表去德尔斐神庙（Delphi）询问他的下落，阿波罗的女祭司回答：“斯坦帕利亚岛的克莱奥迈季斯是最后一个英雄。你们要用牺牲敬奉他，他已不再是一个凡人。”当斯坦帕利亚岛的公民们听到他是最后一个英雄时，他们一定感到轻松了许多，但他们还是按照阿波罗的指示为他建起了神坛，并且直到保萨尼亚斯写作的公元2世纪还令他受到敬奉。对古希腊人的想法而言，在激昂的自尊中有着某些近乎神性的东西，无论它多么无理，无论它造成了什么样的罪行。

德尔斐神庙遗址

这一希腊宗教观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当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它在公元前5世纪（克莱奥迈季斯的故事发生在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海战之间）及其后仍持续存在，尤其索福克勒斯还是英雄崇拜的祭司，这令它很难被视作一个简单的原始兽性的遗留物而被忽略。并且，在其他也保存英雄尸骨并敬奉安抚英雄狂暴灵魂的地中海国家，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也存在对圣徒坟茔与遗物同样的敬奉；再者，许多早期的圣徒也像英雄一样不可思议、难以应付和令人敬畏，并且也像英雄一样宁愿赴死也不屈服。英雄给古希腊人带来某种确证：一些被选中的人能够达到超乎常人的伟大境界，并且，有些人能够傲慢地抗拒那些其他人为了活着而遵从的必行之事。英雄们并非作为人们行为举止的榜样而受到敬奉，他不是真正的城邦公民或理想的城邦生活的向导。但他的存在提醒着众生，人有时能够冲破公共意见、共同体行动甚至死亡的恐惧强加在我们意志上的枷锁，人可以拒绝侮辱与冷漠并不计后果地遵从自己内心的意志。

当然，英雄也有作为榜样的时候。比如在战争中，英雄的品质正是每个人都应具备的：将死亡视作轻于鸿毛之事；以及在精神的巨大危机中，当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受到挑战与威胁，当忠诚于他生活的指导原则意味着遭受苦难甚至死亡时。作为一个耐心的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穷尽一生对道德定义的探索似乎与英雄们的事业南辕北辙；但当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所援引的例子却是阿喀琉斯和埃阿斯。对一个哲学家来说，这是两个奇怪的权威——然而也没那么不可思议。他拒绝放弃神赋予他的使命，这展现出与英雄相似的固执，他嘲讽而不按常理出牌地提议应罚他享用奥林匹克获胜者的公费娱乐消遣，这展示出了他挑衅的自负，而这正是英雄习性的标志。在苏格拉底审慎地选择了死亡而非屈服时，他自己也加入了英雄们的行列。

因此，索福克勒斯与英雄崇拜的紧密联系似乎在他的悲剧英雄创作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他的戏剧理所当然反映了这一想法。《俄狄浦斯在克洛诺斯》是一部神秘剧，处理的是俄狄浦斯从人到英雄的转变过程；英雄的葬礼是《埃阿斯》最后一个部分的冲突。当然，在索福克勒斯有生之年，许多剧中的英雄都在雅典或其他地方受到这些宗教仪式的敬奉。

然而，这一解释实质上不过是以不同方式重述了问题。在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与普罗塔哥拉的雅典，英雄崇拜对许多年轻人而言，肯定是一件蒙昧的过去令人尴尬的遗留物，在伯里克利的民主雅典，阿喀琉斯或埃阿斯反抗权威的习性与关于城邦中个人处境的全新民主的完美典范毫无关联；那么，索福克勒斯究竟为什么要担任英雄崇拜的祭司，并且为什么要使这些桀骜不驯、拒不合作的英雄在他的悲剧中大量出现？他们似乎从《伊利亚特》中走出来，以再次向朋友、敌人、城邦和神宣称他们的优越是无可争议的。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索福克勒斯并无意像许多19世纪的批评家认为的那样，从历史学的角度重构英雄时代（因此他们频繁地引述他的“年代误植”）。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并不真正是一个荷马英雄，正如莎士比亚笔下的理查德二世不是一个真正的14世纪君主（正如伊丽莎白女王很快地就意识到这一点）。所有伟大的戏剧都必须在思想与情感方面具有当下性，必须对观众产生非常直接的影响；英雄必须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一个和我们一样的人”，而非一个生硬的历史重构。索福克勒斯对阿喀琉斯式的性情与处境的迷恋并非来源于他对过去的兴趣，而是因为他深刻地相信，这种性情与处境是对他自身所处位置与时代悲剧性的两难境地真实而唯一可行的戏剧性表达。

陶瓶：阿喀琉斯和埃阿斯对弈 约公正前540年

我们只能在索福克勒斯作为公民、政治家和军人充分发挥作用的这一年里的重大事件中找到英雄的习性与伯里克利民主政治的辉煌成就和光明前景之间的联系。他的一生几乎跨越了雅典英雄传奇兴起的整个过程：英雄传奇所达到的高度令人惊叹，似乎整个雅典世界的统治及其灾难性的毁灭都在其股掌之间。

而生活在僭主政治统治下的埃斯库罗斯，这位马拉松战役的战士，看到的则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建立，他作为军人还参与了大胜波斯的战役；对他而言，未来充满了希望。在他去世前两年完成的《俄瑞斯忒亚》展示了人类的进步与发展，虽然盲目而狂暴，但仍旧是在严厉却仁慈的宙斯的神秘指引下从原始野蛮到文明开化的进步。这部三联剧的模式是两股针锋相对的力量，看似是不可调和的两个极端，最后却达成了和解，并且这一和解还奠定了一个更好的新政治或宗教制度的基础。在他的城邦越战越勇的民主制度中，埃斯库罗斯看到了他调和人类之间与诸神之间对立的原型；暴力被劝说取代，武力复仇被法庭替代，内战被集会辩论取代。虽然会有更多纠纷和新的对立需要调解，虽然人们需要忍受新的发展带来的未曾体验过的痛苦，但是这些冲突与苦难在埃斯库罗斯看来是具有创造力的——《阿伽门农》中歌队赞颂的诸神“狂暴的恩典”。

然而，在索福克勒斯心智成熟的阶段，他的时代与埃斯库罗斯的完全不同。那时，雅典的政治权力与物质财富已经达到了一个即使是对雅典的伟大未来充满信心的埃斯库罗斯也未曾预料到的高度；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未来愈发灰暗。雅典的帝国政策迫使那自由城邦间一开始基于希腊的自由而结成的同盟演变为专制、独裁的力量，即便是伯里克利也会将其比作僭主政治。索福克勒斯本人也不止一次参与了对这些城邦的惩罚，它们一度是自由的盟友，而现在则沦为向雅典纳贡的附庸。对雅典这一“暴君城邦”的恐惧与憎恨与日俱增；对解放的呼喊再次遍及整个希腊，但这一次是为了从雅典手里解放诸城邦；年迈的索福克勒斯见证了漫长而致命的内战，并几乎看到了苦涩的结局。我曾在另外的场合谈到过，雅典本身，它英雄的力量，它对撤退与妥协的拒绝，都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这一人物的灵感来源。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俄狄浦斯与其他索福克勒斯英雄如出一辙。对这样一个英雄人物的选择，诗人作为一个剧作家在其职业生涯中对这一人物多年来的着迷，也许要更多地归功于他曾作为战士与政治家参与了这充满戏剧性的伟大英雄时代——小城雅典试图统治整个疯狂扩张的希腊世界，像推行它的艺术与思想一样，将其政治立场强加于整个希腊、岛屿、大陆，甚至在一次埃阿斯式的狂妄而冒险的远征中，波及富饶、强大又遥远的西西里。百折不挠、冥顽不灵、总能为对其自身优越性狂热的信仰找到新力量之源的雅典，随着索福克勒斯逐渐老去，终于将自己顽强而壮丽的前进轨迹推向了最终的灾难。它就像个索福克勒斯英雄一样，总喜欢做不可能之事。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记录的最后一场演说中，伯里克利对希腊人说：“你们必须意识到，雅典拥有在众人之中最伟大的名声是因为它从不屈服于厄运（διὰ τὸ ταῖς ξυμφοραῖς μὴ εἴκειν，2.64，3），而在战争中，它比任何其他城邦都牺牲了更多的生命和劳力，因此成为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最大强国，即使有一日我们失败了（因为世间的一切生来就走向衰败），但这样的强国将为后世永远铭记。”这段演说中的强调（“因为世间的一切生来就走向衰败”），用语（“从不屈服于厄运”）以及对失去荣誉的坦然接受（“将为后世永远铭记”）都与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一模一样。

索福克勒斯半身像

在所有这些史诗般宏大的事件与争议中，无论在战舰上还是在会议厅中，索福克勒斯都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是他的人生及行为的背景，这是他呼吸的空气。雅典的伟大和它悲剧性的命运不仅在他的脑海中，更在他的心与灵魂、他为狄奥尼索斯剧场创作那些英雄人物时的全情投入中，他们都盛气凌人，并无一例外地走向同一条狂热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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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悲剧研究

〔英〕伯纳德 · M. W. 诺克斯 著  

游雨泽 译

“古典与文明”丛书

精装，284页，定价：68元

ISBN：9787108074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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