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和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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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新冠疫情的爆发，改变了全国人民庚子年春节的打开方式。

众多网友和各路大咖也都从自己的专业角度提出了看法和建议。

我们的总法老师们，也都有自己的思索和总结。👉（沈悦志老师🔗总法开药方，合规治肺炎）

让人遗憾的是，2019年12月30日在同学群中发布华南海鲜市场疫情信息的“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于2月7日凌晨2点58分，因感染新冠病毒不治去世，年仅34岁。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再回头看另一位总法老师的这篇《谣言与谎言》，真是百感交集。

我们沉痛悼念李文亮医生，希望他的哨声，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曾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

1986年4月25日。苏联乌克兰东北部。苏联最大的核电站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其辐射量相当于500颗美国投在日本的原子弹。

爆炸后8小时。莫斯科。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被告知发生了火灾，而没有提到爆炸。苏联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亚历山德罗夫后者让戈尔巴乔夫绝对放心：“反应堆绝对安全，甚至可以装置在红场，过程跟煮茶没两样，就像在红场摆个茶壶。”

次日。距离切尔诺贝利最近的普里皮亚特市。虽然已经开始传言，核电站夜里发生了爆炸并造成死亡，但官方没有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居民正常的生活，孩子们仍然在广场上玩耍。而就在这一天，当地居民吸收了到正常值的60万倍的辐射。因为在没有接到莫斯科的命令前，没有人敢通知当地居民。

5月1日。离切尔诺贝利140公里的基辅市。为了不造成恐慌情绪，苏联政府仍举行了盛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大游行，约百万民众为此遭到了过量的核辐射。

2002年12月5日。广东深圳。打工仔黄杏初感觉不舒服而就医。他不知道的是，他第一个得了后来让整个国家和世界害怕的SARS。2003年1月初，中山市同时出现了几起医护人员受到感染的病例，SARS开始人传人。广州政府禁止媒体报道有关病情并切断香港电视台的新闻片段，同时当地政府也要求媒体不要过度渲染该地区的疫情，以免引起民众恐慌。

2003年2月。广州。流言四起，市民抢购白醋、板蓝根。一大包10元以下的板蓝根一下子飙升到三四十元，白醋价格也节节攀升，从10元至80元、100元。为了稳定市民情绪，2003年2月11日上午，广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所有病人的病情均在控制当中。强调对于广州千万人口300多人染病是个很小的比例，SARS型肺炎只是局部发生，河源中山等市已无新发病例报告。

2003年3月27日。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河内、新加坡、加拿大多伦多，还有中国的广东、北京、山西、香港、台湾发出旅行警告。

2003年4月3日。北京。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文康，在新闻发布会上声称中国是安全的。他说北京当时SARS病例只有12例，死亡3例，还笑着说，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

4月5日《时代》周刊在网络发表了《北京遭到SARS袭击》的报道，世界才了解到疫情远比中国官方公布的严重。

4月20日之后，政府和媒体放开了信息的管制。

2019年12月8日。武汉。27例病人被诊断为不明肺炎病症。

12月30日。武汉。卫健委要求各医疗单位严格上报不明肺炎病症，严禁对外发布救治信息。

12月31日。武汉市政府。宣布没有人传人，没有医务工作者感染；同时，武汉市公安传唤并处理了8名违法人员，因一些“网民”在不经核实的情况下，在网络上发布、转发不实信息，造成不良社会影响。这则新闻上了央视，被8万人点赞。

2020年1月3日。温州、北京、深圳、日本等地。均出现不明原因的肺炎。同日，中国向美国开始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

1月5日。武汉市政府。宣布没有人传人证据，没有医护者感染。

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宣布1月3日后未发现新增病例。而实际情况武汉当地医院床位爆满，“疑似患者”激增，且有医护被传染。

1月19日。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通报一夜新增136名患者，同时宣布疫情可防可控。

1月21日。武汉市。湖北省春节团拜会在洪山礼堂举行，演员们“带着层层口罩，克服肺炎恐惧”，得到了省领导的赞扬；在此期间的一月，武汉十万人参与的万家宴，还启动了春节文化惠民活动。

1月23日。凌晨两点，武汉“封城”，高速仍可通行。500万人离开武汉。湖北省长接受央视采访称武汉物资储备充足。

1月28日。最高法标题为《治理有关新型肺炎的谣言问题，最高法这篇文章说清楚了！》的文章为这8名武汉“传谣者”进行了正名与“平反”。

1月29日，平安武汉通报了此前8人因“散布谣言”被处理的具体情况，称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因这8人情节特别轻微，只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批评教育，均未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的处罚。

历史何其相似。在上述这些重大公共事件中，我们都看到了“谣言”走在了前面。而在第一时间，有话语权的肉食者却选择了沉默或者掩盖。

让我们聚焦当下的武汉。先来看这8名违法人员，他们不是网民，而是医务工作者。这些人看到了一份SARS检验盒（插图）检验出来的报告，认为不明病毒疑似SARS。他们在一些小群里告诫自己的家人，并且叮嘱“大家不要外传，让亲人注意防范。”现在，网上很多文章都说这些人是英雄，我看也不需要神话他们。当时当刻，他们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都会做的事情，告诉至亲好友要当心，同时，叮嘱不要外传。为什么要叮嘱不要外传？恐怕这些在体制内的医生也清楚，没有官方确认，这些小道消息可能为自己惹来麻烦。他们，没有造谣的动机，没有主观的恶意，没有捏造事实的情节，但被作为武汉市政府所说的“没有人传人”的反面典型。

他们没想做英雄，更没想成为造谣者，但就在过去的1个月里面，他们作为反面典型，受到了警方的训诫，但很快的，又戏剧性地被全国人民封神。网友哪是为他们封神？网友是在向包括这8位在内的武汉的一线医护人员致敬，在向不分青红皂白乱扣帽子的行为示威。

再看看武汉政府。从2019年12月8日，27例病人被诊断为不明肺炎病症到12月底这段时间里，按照我们现在都知道的冠状病毒潜伏期3-7天，应该已经传播了好几轮了，武汉政府在12月底应至少对存在人传人的可能性是了解的。但如同所有患上绝症的病人一样，第一时间都不愿意接受这个现实，还在找相反的证据证明不存在人传人。同时，与切尔诺贝利事件和SARS事件一样，如果宣布发生了疫情，当地ZF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恐慌。所以，和古代波斯人选择把带来真实的坏消息的信使杀掉一样，武汉警方选择惩戒“造谣者”。但，波斯报信综合征的问题在于，杀了信使，还有谁敢报坏消息？

还有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是武汉市公布疫情是否需要得到中央授权。1月27日，武汉市长在央视专访时说：“因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作为地方政府只有得到授权以后才能披露，而直到1月20日国务院召开常务委员会议，确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并要求属地负责，武汉的工作就主动多了。”

的确，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二十五条，突发公共信息必要时可授权省级人民政府向社会发布。而2006年3月3日卫生部印发的《卫生部法定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发布方案》（“《方案》“）的通知中，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其实就已经将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布权，“授权”给了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了。

有法律方面的专家认为《方案》位阶太低，属于部门规章，对其效力存疑。但实际上《方案》并没有与上位法冲突，所以，从法理上讲，湖北省有权对外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但现实中，武汉和湖北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已经把疫情报告给了卫生部（否则也不会有中国向美国开始通报疫情信息和防控措施的新闻），因此，兹事体大，在其明确何时发布消息之前，武汉和湖北也不敢擅作主张。

再想想那8万个点赞的人。谁都愿意相信，在这个大过年的日子里，那关于会人传人的病毒的故事只是一个“谣言”，传谣者得到了应有的处罚。而那则遥远的来自武汉海鲜市场的消息，让我们在春节点菜的时候，稍微犹豫一下——野味今年就不点了吧。但是，病毒并不会在众志成城或者美好愿望面前退缩，它们唯一的使命就是找到宿主，复制自己。

正如最高院用难得的说人话的文章阐述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尽管新型肺炎并不是SARS，但是信息发布者发布的内容，并非完全捏造。如果社会公众当时听信了这个“谣言”，并且基于对SARS的恐慌而采取了佩戴口罩、严格消毒、避免再去野生动物市场等措施，这对我们今天更好地防控新型肺炎，可能是一件幸事。

所以，我们需要第一时间公布与大家休戚相关的信息，大道不畅，小道自然满天飞。同时也需要那些报信者基于事实的合理推测，进而推动信息的公开透明。同样的，也需要官方的辟谣途径，让趁火打劫的假消息无处藏身。所幸的是，在1月20日以后，我们就看到了这三管齐下的威力，从第一例冠状病毒被发现才用了1个半月；而17年前的SARS所经历的这个过程为4个半月，且是被WHO和外媒倒逼之后才公开的。

在面对真假难辨的传言时，公权力最好的辩驳是拿数据和真相说话。面对疫情，我们看到充分披露的信息，并没有引起民众的恐慌，就医的就医，该在家的在家、该隔离的隔离。但是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民众的期待，那么公权力将丧失公信力，湖北红十字会就是一个例证。 

在这些事件中，除了“谣言”还有谎言。什么是谎言？

避重就轻是谎言。切尔诺贝利的官员对上把爆炸说成火灾；而SARS期间，卫生部长坚持中国是安全的。此一役，武汉当局在一开始，宣布疫情可防可控，这些都是避重就轻的谎言。

在该说的时候不说，也是谎言。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本应在第一时间疏散周围民众的，但直到事故发生48小时后，一些距离核电站很近的村庄才开始疏散，而更远一些的地方的居民并没有被告知已经遭受了过量辐射，因避免外出。还有更可怕的是，以雷霆万钧之势，打击基本属实的真话，让说真话者在政治正确面前无处可逃，

还有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的谎言了。坚持认为切尔诺贝利事故只是操作不当引起，不存在设计缺陷；明明SARS已传遍神州大地甚至到了国外，却说SARS只在局部发生；武汉政府在1月初始终坚称没有人传人。这些都是谎言。大致准确的谣言都可定罪，那么造成这么大损失的这几种谎言是不是该入刑?

后续

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死亡人数：9.3万人，致癌人数：27万人，经济损失：180亿卢布。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价此事时指出，这一事件可能就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其影响远比自己所进行的改革更大。

SARS事件造成的774人死亡，经济损失近千亿。当然有更积极的影响，SARS推动了政府信息公开，在SARS爆发后的几个月里，广州市率先出台了《政府政务信息公开法》，及至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

而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的损失和影响很有可能超过SARS。而我们自SARS以后建立的信息公开制度也有可能进一步被完善。

让我们记住这个2020年的超长春节。在这样一个宅在家里的春节里，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质疑和反思的声音，以及政府对于这些质疑和反思的正面回应，有谣言、马上就有辟谣，有谎言、马上就被人肉真相。新媒体时代24小时无死角全方位的全社会高度关注一件事，这还是头一遭。如果因此进一步推动了信息公开，也算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本文原文刊载于公众号“坚持装深刻”，作者周伯通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国内A股市场最大的汽车上市公司的总法。在日常繁忙的工作之余，他会坚持写一些“装作”深刻的东西，他说，装着装着，就说不定真的深刻了。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 “有好看皮囊的有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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