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哲学的身体政治：疯癫与文明

写在前面的PS：不久前，“被精神病”的问题引发网上争论，公众号成了最大的舆论场。当时本号还在“七天套餐”中，只能先发到知乎，现在补充一下在这发，以供参考，照例略去引证。

在幼儿阶段，这是正常的认识：当他们看到脸突然消失，又突然重现，他们会觉得开心，人们常这样逗他们。因为他们还没有把对象当成恒常的客体，如果看不到母亲的脸，他们会以为母亲永远消失了，拿走他的玩具也是如此，所以他会哭闹。直到儿童阶段，基于这种认识，他们还喜欢玩捉迷藏。

在成人阶段却是精神病。轻度的癔症：餐厅聚餐，即便周围是亲朋好友，还有摄像头，也不敢把手机放在桌子上去上厕所；结账时必须把钱直接交给收银员，不敢放在桌上；如果要自己取餐，必须等在窗口……总是怕被别人偷走或者引出其他麻烦。重度的癔症：亲友没有立即接电话，就以为他们故意不理自己或者被人害了。强迫症也与之相似：刚摆放好的物品，正要离开，又觉得没摆好，又反复摆弄……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对疯癫的理解是着魔，一种严重的罪。福柯发现，这种理解源于将身体当成肉体。他说着魔的身体中蕴含了分裂，其实是基督教神学中蕴含了矛盾：当身体作为客体时，虽然可能被诱惑，但还可以被控制，自外在的引导、审查下，获得内在的克制、忏悔，变成一种权力关系，只能向神父告解，而且要毫无保留地说出他的一切（精神分析何尝不是如此？精神分析师不就扮演着神父的角色？）；当身体作为主体时，会为了自己的欲望，用身体和魔鬼做交易，基督教怕的不是身体为魔鬼服务，而是不为自己服务，着魔意味着意志、契约自由，个人不仅会摆脱基督教的控制，而且会重新组成共同体。这还是和尼采一样，指控基督教压制欲望。早在奥古斯丁，并不认为欲望本身是罪恶，而是希望人能拒绝受欲望的诱惑。

“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裁判，不许上诉。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福柯认为，现代化的进程之一是司法与精神病学结盟，共同控制疯癫，并互补了各自的正当性：前者通过后者证明，控制疯癫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后者通过前者证明，自身是科学的，也是对社会公益有重大贡献的。社会学也与医学融合，将个人的社会生活当成治疗的对象。

其实，政治与医学起初就密不可分，根植于人的历史与身体。阿甘本甚至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部生命政治史。但他过于宏大的视野，就和生命政治一样将身体抽象成可量化的符号，无法像福柯那样洞察到权力的具体运作，尤其是阶段性变化；他就无法像福柯那样看到生命政治中的光明与善，只看到黑暗与恶，也无法看到后者可供前者利用。漫画与影视作品《风云》中的两位男主角武功盖世，都是体内有魔性，火麒麟的血肉与复仇欲望迸发出强大的力量，但仍然能在情义中自持。

权力陷入了这样的矛盾：想要控制欲望，本身就是一种欲望。看，本就意味着控制。正如法语saisir，基本意思是抓住，也引申为看到、理解；如同汉语的“把握”，理解才能把握，把握可以控制。现代认识论中更为突出，培根说做实验就像刑讯，要在物的身上拷问出真理。斯宾格勒将这种认识论当做掠食者，窥视着猎物。比如，学心理学一般是为了把握别人的心理。问题并不在于看，也不在于全景式，而在于这样的看只是单向的窥视，卡夫卡、昆德拉的文学都对其中权力关系有生动、感切地描绘；如果看与被看是相互的，双方地位才可能是平等的，进而形成共同体。就像边沁设计的圆形监狱，狱警可以在圆心监视所有犯人，犯人却不能监督狱警；同样是圆形，福建人却建成土楼，用来团结、保卫家族，也节省建造、维护成本。

福柯研究疯癫时考量的理性，只是笼统、抽象的理性，没有具体区分动机、目的、手段、态度等等。实际上，精神病鉴定虽然不像外科那样精准、缜密，但远比福柯的研究复杂。疯癫和政治都想控制世界，后者还往往依靠前者。帕斯卡早就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写《法律篇》、《政治学》是最不哲学和严肃的内容，这些政治内容，像是给一群自以为是统治者的的疯子制订章程，让他们假装是在讨论大事，缓和他们的疯癫。现代理性企图消灭疯癫，就像现代医学企图消灭病菌、病毒一样。

福柯过分强调了疯癫与理性的对立，似乎疯癫只是理性制造的敌人，他没有像弗洛伊德、梅洛—庞蒂那样发现疯癫与理性可以在人的身体中可以共存，那么在社会中应该也可以共存，而且可以是平等、互惠的。比如精神分裂的军医威廉·切斯特，发作时杀人沦为罪犯，却对英语词汇有超强的记忆与理解，成为第一部《牛津英语词典》的编纂人之一，贡献了上万个词条，这在电影《教授与疯子》中有生动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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