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曼 | 信任：复杂性简化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 1927.12.8-1998.11.6），德国当代重要的社会学家，社会系统理论的创新者，被视为卓越的社会学大家。1962年至1965年在施派尔的德意志行政大学担任讲师，1965年到1968年在多特蒙德的明斯特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部门主管，1968年起担任比勒费尔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至1993年退休。

从现在起我们有可能把信任问题阐述为冒险，一种风险投资。世界在不可控制的复杂性中消失到这种程度，以致人们在任何时刻都能够自由地选择不同的行动。然而，我得在这里、在现在行动。我只有短暂的片刻才可能看到其他人做了什么，并有意识地调整我自己。就在这一片刻，只能把握和处理少量的复杂性，因而只能获得少量合理性。倘若我对他人未来（或确切说同时发的或过去的，如果我只能在未来确立它的话）特定行动的过程赋予信任，那么，更复杂的合理性的其他机会将会产生。如果我能够相信能分享这种收益，那么我就愿意合作，这种合作不是马上得到回报的，也不是直接看得到收益的。如果我参照这个事实：他人是否与我协调地行动或不行动，那么我就可以比较合理地追求我自己的利益——比如说，在车流中更加顺畅地行驶。

只有在充满信任的期望对于一个决定事实上产生影响时，信任才算数，否则我们所有的只是个希望而已。如果一个母亲把孩子交给保姆看管，那么许多希望也包含在其中：任何不测都不要发生，这个保姆会对小孩好，不会睡觉时打开收音机吵醒孩子等等。她的信任只会延伸到那些不测事件，倘若它们发生，就会使她懊悔自己不该离异，不该把孩子交何人照管。所以，信任总是与关键性的抉择有关，背信弃义所造成的伤害，大于从被证明为适当的新人表示中将要获得的益处。因此，信任者意识到因其他人行动选择而产生的过分损害的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铭记在心。抱有希望的人任凭有怎样的不确定性，只是纯粹地怀有信心。信任虑及偶然性，而希望则忽视偶然性。

另一方面，这并非假定，风险与信任的根据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被理性地权衡。尤其当期待接近于确定性时，信任也可能表现为不假思索、粗疏随便和墨守成规，从而无需处处花费心思。现如今，与人一起外出时，人们总是对别人赋予信任，才不会认真权衡是要带刀还是带枪。信任逐渐地融合到对连续性的期望中，成为我们经营日常生活的坚定的指导方针。但是，并非所有这种性质的期望都包含信任，只有那些与行为有关的期望才包含信任，而且即使是在后者当中，也只有那些人们借以对自己的行动做出承诺，要是它们没有实现、人们将懊悔自己的行为的期望，才真正包含着信任。

因此，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行动，最终回顾起来是否正确，取决于信任是受到尊重还是遭到背弃。从于决策论中获得的那种纯粹客观、毫无时间性的视角看来，这似乎只是众多不确定性中的一个所产生的问题，其可能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被估算出来。然而，这种观点没有充分注意到以下事实：由于贬低了期望的确定性，它对时间估计不足。决策者在做决定时并没有可以利用的知识，至少它极少以可计算的可能性这种字眼出现。所以，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行动是否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就构成了似乎能够获得的行动合理性的本质区分。

在所提到的两个例子，合作行动与个人的协调的行动中，信任，通过复杂性的简化，排除了某种行动的可能性：这种行动离开信任是不可能的，无吸引力的——换言之，本来不会实行的。执是之故，以信任为基础行动的益处和全部理由——特别在“囚徒困境”与市内交通的例子中显现出来——与其说对更长的行动链或更广的因果联系（尽管这也可以成为信任的个结果）的确定控制。还不如说，首先，在向不在意发展时，通过引进信任，某些发展可能性就可以不予考虑某些不能排除掉的、但不会扰乱行动的危险中性化了。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两个被捕的囚徒之间的一种特殊博弈，说明为什么甚至在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时，保持合作也是困难的。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虽然困境本身只属模型性质，但现实中的价格竞争、环境保护、人际关系等方面，也会频繁出现类似情况。[图源：Wikipedia]

通过信任简化复杂性的下一个例子，在越来越组织化了的社会结构中变得意义重大。不管组织与理性计划怎样努力，人们不可能根据对行动后果的可靠预测来指导所有的行动。仍有剩余的不确定性有待处理，也必须有一些角色，其任务就是妥善安排这些不确定因素。例如像政治家、经营主管之类的角色，就是根据成功的结果而不是根据可测量的标准象征性地受到监督，这恰恰是因为，正确的行动不可能事先在细节上充分地加以辨别。但是成功——如果它确实要出现的话——并非直到行动过后才显现出来，虽然之前必有承诺。通过对某时成功作预支，不成功则撤销，例如，通过任命某人官职，资本信贷等等，信任克服这种时间难题。复杂性难题以这一方式被分摊，因而变少：也就是说，一方暂时信任另一方会成功地驾驭暧昧不清的情况，换言之，将会简化复杂性；确实，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另一方实际上有更好的取得成功的机会。

在此意义上简化不是演绎。相反，它与归纳相似。归根到底没有确切根据供给信任，信任总是从已有的证据进行推断，如西美尔指出的那样，它是知与无知的融合。尽管信任者从来不会没有理由，而且他完全能够说明为什么在这个或那个事件中表示信任的理由，这些理由实际上意在维护他的自尊并在社会上证明自己的正当的。在滥用信任的事件中，这些理由防止他在自己和其他人面前显得像个傻瓜，像一个没有经验的、对生活不适应的人。它们至多用来解释赋予信任的理由，而不是解释信任本身。信任仍旧是冒险行动。

西美尔，又译作齐美尔（Georg Simmel, 1858-1918），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出生于犹太家庭，并从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这使得他得以在以后的岁月里潜心追求一种自在的学术生活。一生交友甚广，如马克思·韦伯等人都是他家中举办的沙龙的常客。1881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后在该校任副教授、编制外教授。1914年转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以这种方式超越现实情境，从具体的先前经验、从信任的特定根据中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在学习理论中。这被称之为“普遍化”（Generalisierung）。信任判断将经验泛化，使它们延伸到其他“类似的”案例，而且在它们经受得住检验的范围内，它们使对区别的不介意稳定化。这种期望的泛化过程有三个重要方面，值得进一步考虑：它包括疑难问题从“外在”到“内在”的部分移位（Teilverlagerung Problematik von “aussen” nach “innen”），一个学习过程，对周围世界结果的符号记述。

所有这些形式的普遍化，特别是对信任的阐述，假定系统的存在是对其运作的支持，系统本身复杂到足以能够在其内部再生产出世间的某些关系当然，没有一个系统能够在其表象中重复或复制带有一切深不可测复杂性的实在世界。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与这一假设顽固地联系在一起，它把“主体”或“意识”抽象化为世界的同伴，因而把它提升到相同的复杂性水平。它所忽视的是，实在与表象，世界与意向，“外在”与“内在”之间复杂性的减少，所以，它不能够把握通过简化复杂性创造秩序的表象的功能。

事实是，一切内在过程——而且在此确切地说，是“内在”与“外在”之间的差别的意义。还有待发现——在一个更低的复杂性水平上运作，从而相较其环境而言，展示出较少的可能性，或较多的秩序。它们有选择性地运作，世间的数据间的关系被吸收进来并被作为与系统相关的信息处理。因此，它们用数据加工的内在秩序代替最初无组织的环搅复杂性，这种内在秩序的问题作为适应环绕的正常运作基础输入到系统之中。

就信任来说，复杂性的简化因为其主观性而采取了特殊的形式。我们以把这些形式描述为不确定性被吸收，或被容忍的程度变化。系统用内在的确定性代替外在的确定性，因而提升它对外部关系中不确定性的耐受性。复杂性如何减少的问题，与它在环境中的存在有关，因而转变为这种内在确定性次要问题的一部分。

内在的确定性在两个不同的、确实对立的方面产生——很大程度因为，不论系统条件差别多么大，信任的发展可以相当可靠地一再被预料到一方面，它可以以下述事实为基础，即信任的对象对内在的结构发挥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功能：对经验进行处理。信任的削弱相应地会对自我的信心产生极其深远的后果，因为它会导致内在性情的巨大改变，所以不会作为一种可能性得到鼓励，对它来说，系统缺乏时间、能量以及环境的支持。在完全相反的方面，信任的确定性可能依赖一个比较强分化了的内在系统，其后果是，信任的对象的失败只能导致部分的、孤立的损害，而且信任的对象可能被功能等价物取代。在这两种情况下，信任的首要的支持力，来自系统内在信息处理安排中它发挥的功能，而不是直接来自环境中原生的保证。因此，处理经验的内在安排逐渐取代处在外在世界复杂性简化的“正确性”的基础。

作为某种内在物的信任条件，使对某些事物的信任态度形成特定风格的可能性增加。其实，这种风格，一般地来说对信任问题有影响，因为它既与不信任也与信任有密切关系。译成帕森斯的“模式变量”的概念语言，信任和不信任，通常会被看作是情感的（非中立的）和弥散的（非特定的）态度，按照其对象给出的方式看，是特殊的（非普遍的）和先赋的（Eigenschaften）［非自致的（Leistungen）］。所以，信任与对象的关系，不依赖特定的个人利益与经验背景，不顾它会与之相关的特殊事态而出现。举一个典型例子，无论在什么地信任者遇见现实的个人，不管他们各自的角色背景如何，对这个特殊个人的信任都会被激活。但是，甚至对比较抽象的功效结构的信任，例如，对货币价值的信任，预先假定与对象同样具体的关联，如果它要成为信任，而不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知识的话。只有通过对象的中介，信任才成为符号方面可控制的，我们将在下文详述这种方式。所以，信任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既不是客观的，也不是主观的，它不可能转换为其他对象或者其他信任者。

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是帕森斯学派对社会系统进行分析的重要概念，它用来说明行动者的行为取向特征，又称在一定情境下人们的角色选择类型，是一种类型学的分析工具。[图源：SlidePlayer.com]

这样一种态度，信任——在此我们也看到，它并非简单地包括来自环境的机械的影响——必须学会，就像任何其他种类的泛化一样。这一学习过程的潜在假设在婴儿期就规定下来了。在家里，由于社会制度，也是由于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的特定运作，信任的最早期形式找到了它在已高度复杂化世界中第一个确证。当然，学习过程并没有在那里终止。新的处境，新的人，在整个一生中不断地提出关于信任的新问题。为恋爱和朋友关系，或者更一般地讲，为所有种类的人际纽带以及深化熟人关系做准备的生活道路，可以理解为是对信任关系的检验和学习。分化了的、易变的社会系统，设定了一个特别高的标准，如果人们可能学会，不只是信任本身，而且还学会学习怎样去信任，才能符合这一标准。这是家庭的社会化功能的一部分。如若假定诸社会系统也必须学习信任的话，也不会太误导人。

我们对这种学习过程的理解决不是全面的。大概而言，它不单单是从孤立的世间的经验中做概括，也是对特定的、信任未被出卖的处境中的经验进行迁移和概括。首先，认为最初的经验是特殊处境持有的观念是非常成问题的；这一观念（就像一般的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不能说明，普遍化是怎样开始运作的，孩子是怎样才把好的信任经验从母亲迁移到父亲、兄弟姐妹，最终迁移到陌生人。相反，我们必须从起点开始：学习过程通过学习者的经验自己调整的，该过程也由学习者自我发展的（也是学习到的）同一性控制的。

如果一个孩子通过区分“我”与“你”建立起他的自我，他必须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忘记他的第一次、几乎没有动机激发的信任行为，并找到一种顾及这一区别的信任形式学习过程不会硬把我与你的分离变成完全的绝对的区别。相反。你是作为“另一个我”存在的。学习者推己及人。因而有可能使他与其他人的经验普遍化。因为他感到，他从心理上准备尊重某些不相识的人的信任，他也能够把信任赋予别人。

最后，信任的麻烦性质在它反射到周围世界的方式和途径上一目了然。赋予信任的人与社会格局变成符号复合休，这种复合体对骚乱特别敏感，它仿佛根据信任问题记录下每一个事件。所以，在这种信任问题的范围内发生的任何事情获得了典型的关联。如在随机检验的例子中，个体事件对整体而言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一个谬误就可以使信任全然无效，根据它们的符号值，相当小的错误和表达不当，都可能揭开某人或某事的“真面目”，经常带有冷酷无情的严格泛化的强迫性质，从环境的简单化形象的不可避免性生成的紧张，表现在信任的脆弱性之中。

对上述最后一点的较好的说明，有关在美国筹备联邦预算时议员们和行政人员的关系的描述中找到。公共行政管理的现实远比议员们能够完全理解和评判的更为复杂。政府人员具体地控制着行政运作，议员们若没有对前者人格正直的信任就无法行动。因此，议员们实际上并不对现实环境实行控制，而是对他们准备去信任的程度实施控制。而且只是通过这种方式对现实处境实施间接控制。在这些受到相当大约束的环境中，他们通过收回信任以及其他制裁。对不诚实的非常细微的迹象，做出情绪激烈的反应。

美国的联邦预算程序非常复杂，每个预算周期长达33个月。整个联邦预算程序要经过四个阶段：预算编制、预算审批、预算执行和预算审计。[图源：blog.sina]

换言之，无论是谁付出信任，都不得不对他自己接受其中包含的各种风险的心理准备保持警惕。即使仅仅因为要消除疑虑相信，他自己也必须明白，他不是无条件地信任，而是在某种限度之内，与特定的、理性的期待成比例付出信任当他把信任赋予某人某物时，他必须约束与控制的正是他自己。这是动机结构的固有部分，它使信任成为可能，它通过值得信任的符号，使信任的目标更可能达到而产生。

当然，符号调整的信任对骚乱敏感的形式和方向因事而异。然而，原则仍是同样的：因为现实对实际控制来说太复杂了，借助各种符号的暗示，信任得到控制，一种粗略简化了标志框架，作为传送有关继续信任是否正当的信息反馈圈，为此提供支持。

虽然如此，并非每条信息都威胁或破坏信任。信任的对象享有一定的信誉，甚至允许不好的经验能得到有效的重新解将或被吸收。就如我们将要论证的，特别在区分信任与不信任（第10章）时，控制是根据界限实施的，若不收回信任，就不可能跨越这些界限。在风格、技术、弹性方面，这种控制与依据明确目标、规范或价值的控制有根本区别。它是一种可调适于更大复杂性的更简单的方式，但是它的确预先假定：各种界限，或信任批判的行为方式，可能得到识别并能足够清晰地界定。

此外，各种符号控制起作用的方式，典型地趋向于不受质询和不确定的。它大多通过推论实行。这些推论仍然是不传播的，因而甚至不必做界定，或不必适当地证明为正当的。这就是理由和观点的非常精确的表达与信任的管理、信任的收回都不协调的原因。没有必要为一个寻求信任的人这样做，它甚至可能很容易地变成一个分裂的因素，或者更严重，可能唤起不信任因为提供详尽的实际信息和专门的论证，就是否认信任的真正功能和方式，尽管这种说明的可能性应当提出来。当某专家沿着那些同样的思路开始论证时，他可能成为某政治家及其论据的一种威胁。该政客能提出的论据越多，信任他的需要就越少，究竟是谁使该方案生效就越无关紧要。如其不然，倘若信任问题仍然是相关的。那么论据的积聚反倒暴露了一种可能导致收回信任的不确定性。

信任关系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用一种内在秩序及其疑难问题代替更为复杂的外部秩序及其疑难问题，学习的需要，和符号控制）进一步确认了我们的假设：信任与复杂性简化联系在一起，更具体地讲，是因其他人自由进入世界的复杂性的简化。信任发挥功能以便理解并减少这种复杂性。

按照“A对B有功能”的模式，功能命题看起来好像是见识，而且可能轻易地诱导分析研究在那里止步。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这种命题的知识价值，主要来自它与其他类似构造命题的关系。所以，进一步仔细审视表明，信任概念决不是这种说法：它给问题提供现成的解答，只要使之生效，世界的难题就消除了。倒不如说，它是最初复杂性问题的一种替代表达形式。信任是，而且将依然是一个问题。复杂性是不可避免的危险。鉴于风险的不可避免性，它采取的形式将是决定性的。在大多数事例中，系统能够比较容易地承受作为信任固有的风险复杂性。但是仍然要问：在什么条件下，而且具有什么进一步的后果问题？

*本文节选自《信任：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第四章。尼古拉斯·卢曼著，瞿铁鹏、李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封面图为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手放宪法之上宣誓就任的场景。图源：Chicago Trib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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