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自关怀和部署下，我国开始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设置和研究实践探索，但在官方正式文件中一直使用“外国（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术语②。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为全球大国并日益真正具备了塑造和影响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和大国关系重组的能力，有关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生产的战略需求开始不断上升③。在此背景下，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于2011年11月启动设立首批37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并于次年4月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2015年以后，教育部又陆续制定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等文件，“国别和区域研究”“区域和国别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等概念也日益广为人知。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首次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颁布实施。2024年1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申报工作，并于7月底公布了首批获批高校名单。 由此可见，从区域国别研究概念及设置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正式成为教育部倾力推动的新议程，到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正式启动学科建设进程，中国只用了短短十年有余时间。这一学科建设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后对于外部世界战略知识全领域探究的战略需求，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全球转型”，特别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国际议程所急需的自主知识体系支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也自然而然地日益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话题。为此，国内部分985、211、双一流高校都在“新文科”“多语种+”“+多语种”等理念下开展了基于自身学科传统和比较优势的初步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场景④。在2023年揭晓的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中，直接涉及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教学成果共两项，间接相关成果也有两项⑤。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经多年实践验证有效的课程、田野、智库三位一体育人模式获得区域国别学框架下首个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也标志着上海外国语大学从2014年起基于20世纪80年代即打造“外语+”复合型专业的经验并予以超越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探索初步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上外方案”和“上外经验”。然而，相较于经济学等成熟的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否可以称为学科甚至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新版学科目录后仍被部分重量级专家学者质疑⑥，更不用说对其人才培养路径的共识性意见。从已有的各类学术会议报告等讨论看，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通专兼具的“T”字型人才是否是区域国别人才的专门属性？区域国别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什么样的区域国别人才，才是足以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战略社会科学家⑦？显然，厘清这些关键问题，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区域国别人才的前提和基础。一段时间以来，区域国别人才应该是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三通”⑧人才，大概是正在加速推进相关人才培养实验的各方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从更简约的视角看，“三通”实际上要求区域国别人才既通晓研究对象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法律、军事等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还要对上述众多领域中的特定领域或特定领域内的某些，甚至是某个特定议题具有其他专家学者较难企及的类似“冷门绝学”的深刻理解。不少专家学者因此将其概括为区域国别人才的“T”字型⑨刚性能力结构，中山大学陈杰教授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接受专访时特别强调：“关于人才培养，……我提出‘T’字型人才培养理念。……‘T’的这个横代表支撑学科的基础知识，‘T’的横要画得越长越好。外语肯定是很重要的，世界史肯定是很重要的，国际关系是很重要的，甚至国际传播也很重要的。……不管怎么说，‘T’的横要越长越好，如果所涉及的学科还能覆盖到社会学、人类学，这就更好。”“……当‘T’横越画越长，在积累知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中，可能会发觉自己对某个点特别感兴趣。好，从这个点开始画‘竖’，这就要围绕这个点进行一些密集的阅读，做调研，这个竖也要画得越长越好。……”⑩在另外一次接受专访时，陈杰教授对此进一步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我曾提出了一个‘T’字型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模式，大体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先要有一个很宽泛的知识基础，什么都要懂一点，然后在某一点上挖得很深，这一点是特定学科领域中的某一个小点。要求既要做到横向的通，又要做到纵向的通，这样的人才可能是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应该是在‘地域通’基础上的‘领域专’，通专结合，可能这样的目标设定会更好。”⑪应该说，这一类型学描述确有其合理性，抓住了区域国别人才通专兼备、以专为先的基本特征。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不足之处似乎也同样明显。类似经济学上的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斯密动力”⑫，一旦学术成为一门专业和职业，日益细化的学科分工也必然会促进更高效率的知识生产，因而专精于特定领域、特定议题的专家必然成为普遍现象。彼得·德鲁克甚至强调，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高度学科化，从一般性、统合性知识向细分性、专门性知识的转换这一从古至今人类智慧史上的巨大变化赋予了知识创造新社会的巨大力量⑬。但学问上的专门家，并不意味着对其所属学科的其他领域和议题一无所知，没有广谱性的理解和认知。恰恰相反，成为狭义上专家的前提是首先拥有广义上更多知识的学者，以至于在当下的中文语境中专家和学者常常连用或互相替换。换而言之，通专兼备实际上是对所有学科研究从业人员的共同要求，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学科的单一属性⑭。因此，区域国别人才如何界定其身份边界、知识结构及能力体系，需要在新视角下的新思考。在笔者看来，学科是中国高校组织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发展环节的绝对中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每一个学科，尤其是每隔5—10年学科目录调整的主要驱动力正是来自于国家需求，因而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性。在这一点上，每个学科都不例外。问题在于，不同学科和国家需求的结合度并不完全一致，“自下而上”的学科自主发展和“自上而下”的学科顶层设计在不同学科上的均衡度差异明显。交叉学科门类下新设的9个学科，无一例外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国家对于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战略期许。区域国别学，在此意义上，“含国率”要远大于绝大多数学科⑮。美国等主要大国系统性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比中国早很多年。但从概念来看，美国自1947至1953年创建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只见区域不见国别。而且即便不回溯至《山海经》《玄奘大唐西域记》等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史前史，更符合现代知识范畴的、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边政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历过几波的“国际问题研究”浪潮，都隐含着中国政府和学术界对民族国家绝对主权的高度认可及遵循。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2011年推动成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2017年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备案中心，将“国别”置于“区域”之前，及至2022年区域与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一级学科，都进一步充分表明，区域国别学和其他传统学科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其国家性，这是该学科得以存续和发展的根本动力。也就是说，服务于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用性基础学科是区域国别学的内核和本质。相应地，区域国别人才必须首先是“国之干才”，舍此，学问再好也只能是一般意义上的专家学者，而不是国家在国际失序日益加剧、大国战略竞争向纵深发展的大背景下孜孜以求的战略社会科学家。区域国别人才的知识结构因而必须首先具备知识高度，即以国家为中心服务国家利益、满足国家需求，而非纯知识探究，这必然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前提，以此可以确保，区域国别人才首先是“党和国家中心主义”的人才。从能力素养建构的视角看，这也意味着区域国别人才必须首先具备更坚定、更纯粹、更深刻的政治定力，“知政治”“懂政治”“讲政治”是区域国别人才区别于其他学科人才的先决条件。在此基础上，区域国别人才同时必须和其他学科的人才一样，兼具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既是特定国家和区域的“万事通”，又是特定领域和议题的“专门家”⑯。除此之外，区域国别人才还必须做到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大功能互为支撑的“一专双能”，二者不能偏废。对于正在稳稳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而言，建立在扎实基础研究根基上的富有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决策咨询服务，甚至是国家更为重视的功能。如果说学术在中文语境中既包含着反映在知识体系上的“学”，又涵盖了折射在应用效能上的“术”两大层面的话，区域国别人才必须同时擅长“学”和“术”，必须是把“讲政治的学术研究”和“有学术的政策研究”有机且精巧地结合起来。区域国别人才不能光做书斋中的学问，而必须把学问做在世界大地上，做到全球每一个中国利益指向的地方。区域国别人才的最高境界是在坚持中国主体性的基础上，在“将心比心”“文明互鉴”的理念指引下，不仅解决中国的问题，同时为全球和区域治理及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提供“中国方案”，在国别区域全球知识层面上供给战略支撑。想要做到这一点，区域国别人才还应该拥有上海外国语大学前党委书记、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研究员早在2021年9月即提出并写入学校第十五次党代会文件的“四力”，即以“政治定力”为中心，建构起多语能力、学科能力、话语能力三位一体的能力体系。具体而言，笔者的理解是，首先，区域国别人才应具有“多语能力”，即熟练掌握英语及一至两门研究对象国家和地区通用语言。在语言作为特定民族或国家基于其主体性而建立起来的系统知识载体的情况下，掌握多门语言意味着可以在多重主体性的比对中获得更客观、更均衡、更科学的国别区域全球知识，而不会被单一主体性制造“片面的深刻”⑰。其次，区域国别人才应具有“学科能力”，即能拥有扎实的研究对象国或地区基础知识，掌握区域国别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并开放吸收和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具备围绕研究对象国或地区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的跨学科研究的素养。区域国别人才提升学科能力在中国语境下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宏观、轻中观和微观研究的痼疾，在保有战略思维的基础上于精细化上下功夫。有必要在知识高度为本、知识广度为器、知识深度为根的辩证思维中获得对研究对象国或地区的可靠理解。最后，区域国别人才应具有“话语能力”，原则上应具有在研究对象国长期学习、研究及实地调研的经历，争取前往区域与国别研究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或国际机构开展学习交流，在国际田野实践中提升“全球理解力”“全球表达力”“跨文化沟通力”⑱。这种话语能力实际上对应着两种具有高度关联性的启民功能。一方面，区域国别人才应通过在国内主流媒体向对国际问题感兴趣的民众及时提供一手、专业、丰富的评论文章，引导国内民众更好地理解我国对外战略布局及具体的双多边外交、国际组织、热点问题等涉我重大问题，使其增强“四个自信”，增进对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并化为文化自觉。另一方面，区域国别人才应发挥已有国际合作网络的比较优势，在国际舆论场域积极发声，讲好中国故事，驳斥海外反华势力对我内政外交“污名化”的林林总总言论，最终为解决中国国际传播难题和营建更为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贡献力量。总而言之，国家急需的区域国别人才应该是聚焦特定区域和国家、基于问题导向、兼具知识高度（“国”之干才）、知识广度（通才）、知识深度（专才）以及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专双能的“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高层次特殊战略人才。在政治定力、多语能力、学科能力和话语能力的加持下，区域国别人才可以成为向上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向外瞄准国际竞争主战场、向前盯紧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战略社会科学家。这种特殊的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决定了区域国别人才不是英文字母“T”字型，而是汉字“杰”字型。与一横和不出头的一竖组成的彰显知识广度和知识深度的“T”相比，一竖出头的部分构成了表征国家中心主义的知识高度，一撇一捺对应着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两大功能，四点则是实现一专双能的支撑性能力体系。综合各种因素看，在认知层面上，从所有学科共有的“T”字型上升到区域国别学专属的“杰”字型知识结构和能力体系综合体，是实现区域国别人才培养转型的关键所在。而这又是尽快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由之路。注释：【1】本文为教育部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基于‘多语种+’和‘HAG+’理念的新时代全球治理卓越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编号：2021110049）、2023年上海市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文文/文理交叉育人体系研究”、2022年度上海高校市级重点课程“国别区域研究经典案例分析”阶段性成果，其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4月25日第6版。【2】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相关情况可参见任晓《中国国际关系学史》，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其中，有关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宣部于1963年12月15日联合向党中央提出并获得毛泽东主席批示的《关于加强研究工作的报告》，通常被视为国家推动区域国别研究的第一份关键文件，这份报告连同毛泽东主席批示被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3〕866号）转发全国，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同步成立。【3】杨成：《国别区域全球知识重构与中国崛起的世界知识保障》，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8期。【4】相关总结可参见钱乘旦、兰旻《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之道——来自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思考与实践》，载《北京大学校报》2022年6月5日第4版；宁琦《区域与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理论与实践——以北京大学为例》，载《外语界》2020年第3期；陈涵《“共处、共生、共享”的国际区域学——张蕴岭教授访谈》，载《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1期；高丙中、谭萌《从海外民族志到区域国别学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载《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任鹏、颜维琦《走出国门的“田野育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创新培养区域国别人才》，载《光明日报》2022年11月24日第8版；杨成《区域国别学与国际关系学的差异性及其学科化路径》，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5】在1998项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与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直接关联的成果有“国别和区域研究复合型人才分层分类培养体系的创新与实践”（北京大学）和“课程育人、田野育人、智库育人——新时代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上海外国语大学）；将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作为重要内容的优秀教学成果包括“多语种人才全球胜任力培养的北外模式”（北京外国语大学）；与区域国别人才间接相关的还有“突出‘讲好中国故事’能力培养的外语专业教育创新与实践”（南京大学）。【6】南京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王逸舟教授新近撰文明确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科”“已有的区域国别研究，更多像依托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文化学、政治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所做的专题，而不是有独立的概念与工具，有自身的本体论及二级学科的一门学科”。参见王逸舟《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门学科吗？》，载《南大区域国别研究》2024年第1期。这一看法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复旦大学任晓教授、上海大学江时学教授等近年来多次在不同学术会议上提出区域国别学的“非学科”问题。与此同时，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等则强调，“区域国别学不是学理上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不能按照传统学科建设的思维模式来发展区域国别学”。参见2023年8月13日刘新成教授会见上海外国语大学姜锋研究员及杨成教授时谈话记录。【7】罗林：《发现并培养区域国别学领域的“战略社会科学家”》，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24年3月25日。罗林教授在此文中将区域国别学领域的战略社会科学家和普通的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做了区分。笔者则倾向于认为，区域国别人才与国家的紧密关联性及其重在供给国际急需的战略知识，因而可以整体上视为都属于战略社会科学家群体。【8】201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特别强调，“在人才培养目标上，要从‘会语言’到‘通国家’并‘精领域’，造就能够参与全球事务的通才和通晓国别区域与领域的专才”，可以视为区域国别人才必须是“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三通”人才的最早版本。参见赵婀娜《“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访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载《人民日报》2016年6月23日。此后，“三通”概念及其理念内涵逐步为学术界所接受，并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制定颁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的区域国别学部分吸收，相关文件明确指出“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要紧密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培育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9】笔者在2009年9月30日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主办的“俄罗斯与中亚问题研究方法论”全国青年研究骨干高级研修班上所作学术讲演“经验范式空间：后冷战时期中国的俄苏问题研究”中，曾以“万事通”卡通形象和“恨天高”高跟鞋为隐喻描述了作为区域国别人才的俄罗斯-欧亚研究人才应该具备的通专知识结构。当时我刚从外交部系统转入高校系统从事研究两年半的时间，更多是基于从事外交调研工作的一种直观感觉，尚未对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和总结。彼时“T”字的“横”我的理解就是关于俄罗斯和欧亚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等方方面面的知识，而不是从学科的视角进行知识覆盖；“竖”指的是对具体领域和议题的深度理解。【10】《以人为枢纽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教授、高校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联盟秘书长陈杰教授访谈》，载《南大区域国别研究简讯》特刊2023年第4期。【11】陈杰：《走出“小楼成一统”，做深区域国别研究》，载“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2024年5月8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296452【12】有关“斯密动力”的分析，可参见韦森《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研究西方世界近代兴起和晚清帝国相对停滞之历史原因的一个可能的新视角》，载《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13】［美］彼得·德鲁克：《知识社会》，赵巍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年版，第42—43页。转引自章清《什么是学科知识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7页。【14】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在横向上具有广博的知识面，同时在垂直领域拥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和经验的“T”字型人才是各个学科人才在当代必须具备的共性特征。参见Francesca Gino.
"The Business Case for Curiosity."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18，September-October.
https://hbr.org/2018/09/the-business-case-for-curiosity。按照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弗兰西斯卡·吉诺教授的观点，“T”字型人才指的是拥有某个深度的专业，并围绕该专业拥有跨学科广度的专业工作者，并不限定在特定的学科领域。【15】全国政协时任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刘新成教授与该校国别区域研究院梁占军教授联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区域国别学要协同培养双复合型研究人才》一文首句即明确指出“区域国别研究是服务国家的一门学问”。参见《光明日报》2022年6月28日第13版。北京语言大学罗林教授则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是一国由地区走向全球、深入观察世情、构建本国战略的“大国之学”。参见罗林《区域国别研究的使命担当——从“大国之学”到“大学之学”》，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22年6月16日，https://www.cssn.cn/skgz/bwyc/202208/t20220803_5468636.shtml【16】推动和促进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领军学者钱乘旦教授将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的方向概括为“通才+专才”，参见钱乘旦《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任重而道远》，载北京大学新闻网2022年10月1日，https://news.pku.edu.cn/xwzh/3a4c457455634f87a4d26bead7e5f74d.htm【17】彭成义：《用古人的解蔽智慧消解当今学界片面的深刻问题》，载《学术探索》2020年第12期。【18】参见姜锋《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载《中国高等教育》2020年第21期。(原文链接：https://elsxk.hlju.edu.cn/info/1183/2959.htm)作者 | 杨成，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处 | 《俄罗斯学刊》，2024年第4期。 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 高涵若审核 | 毛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