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的空楼就像一个谜 | 二湘空间

1

对面的楼空着。一幢能住二十多户人家的楼。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变得空荡荡的。夜晚来临，漆黑一片，在空楼的身后，另一幢楼上的阳台凸出来，一盏灯昏暗的亮着，好像一只来历不明的三角眼。

我不知道这栋楼是什么时候空的。它本来很拥挤，里面住满了人。夏天的夜晚，我听到有人在吵架，两个男人的粗壮声音。一个在叫，过来呀，你过来。接着我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另一个男人叫起来，啊！我的上帝。我以为会有人受伤，急忙撩开窗帘看，街上空荡荡的，并没有人。

还有一次，听到男人和女人在吵架。男人在窗外，女人在窗子里面。男人喝醉了，想回家。女人不肯开门。

让我进去。男人叫到。

是一个黑男人，穿圆领衫，看不清颜色。光头，身体健壮。他趴在窗台上的样子，像一个小孩。他乞求的声音也像。

不行。女人坚决地说。她的头映在灯光里，头上插满了发卷。

她穿一件地中海风格的宽大罩衫，圆圆的脸上胖嘟嘟的。我能看出这一对夫妻的生态，女人在食物链的上方。

那时候他们还在修房子。有垃圾车停在窗下。从房中运出来的砖头瓦砾，扔在垃圾车里，已经是半满的了。他们好像在拆墙。

但是突然之间，这幢楼就空了。他们什么时候搬走的？我居然一点不知道。而且那两个单元十几户人家，搬迁也不是小事情。我在发现的同时，产生了惊讶，惊讶更多的是对我自己。

我发现自己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我害怕出门见人。这当然与疫情有关。因为在疫情之前，我刚开始更年期的时候，我给自己规定的是多出去见人。我努力参加一些社团活动，甚至还会组织一些活动。朋友聚会也必不可少。但疫情之后，我就不再参加任何活动，当然也没有什么活动了，除了线上看到的没有温度的头像。我每天上班下班，两点一线。我把自己放在冬眠状态。我缓慢爬行。

我曾经有过一次出门，只有一次。那次我去奥里的家，他在医院工作。我去的那天，他对我说，他那层楼有新冠患者来就医，是一个年轻医生的患者。他说现在医院按照患者的行走轨迹，要求全部这一层的人去做核酸。那天奥里的脸色有些苍白。他的情绪不太好。他刚与女朋友分手。

人是一团愤怒的气体。他说。如果她对你有误解，怎么解释都没用。他盯着窗外。窗外的树上趴着一只小松鼠。那只小松鼠举着两只前臂，一动不动地蹲着，两只眼睛像玻璃球。

我喜欢看动物。他说。它们没事可做。它们能站在那里很久，傻傻的。但是人不行。人站一会儿就会走开，要去做必须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不自由的，不自然的。人是一种被驯化的动物。

然后我们说了一些野猪和家猪，野猫和家猫，狗与狼的关系。我有一次看见一只大野猫独自走在路上，他伤痕累累，身侧的皮上没有毛，脸上有一个大伤疤，但它气宇轩昂，旁若无人，那一刻我被它迷住了。我停下脚步看了它很久。我向它行注目礼。

我们吃了一些东西。圣女果，烤肉和红酒。还讨论了一些有关鲸鱼乌鸦和蚂蚁的话题。

那时圣劳伦河来了一只鲸鱼。没有人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开始我还不相信，一直到官宣。想想看，在封城的日子里，一只鲸鱼误入河里，还是一头抹香鲸。有人看到了它在船只中闪动的身影，有人看到它剪刀一样的尾巴。专家们说这是一只小鲸鱼。

鲸鱼很聪明。它们会教小鲸鱼求生的技能。奥里说。他喜欢动物，尤其喜欢海里的动物。

乌鸦，你知道吗？乌鸦会用钱换面包。有一个女孩经常给乌鸦喂食，后来乌鸦给她叼来一个钢蹦。女孩就给它好面包吃，于是乌鸦就又给她一个钢蹦。

真的吗？我说。它怎么得到的钢蹦？

也许是捡的。奥里犹豫一下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知道可以以物易物。

也许是。我也在街道上看见过一分钱的小钢蹦，那时候加币还有一分钱，现在没有了，五分钱是最小单位。据说取消一分钱是因为制作一分钱的成本高于一分钱。

还有蚂蚁，蜜蜂。它们的分工多么精细。我想人类不是老虎，不适合单独生活，人类更像蚂蚁。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奥里说。

我们闲聊了一会。然后我回了家。第二天我去见戴安，在她家又见了另外两个人。我晚上回家，才知道奥里就是那个见过新冠患者的医生。

立刻停止工作。他对我说。无论多大损失，必须遵守公共道德。

我在家隔离了两天。第三天，奥里打电话，告诉我他是阴性。

这件事让我害怕。如果奥里中招，如果我中招，我就会是传染的源头。

在那次之后，我就将自己关闭了。

2

隔离之后是宵禁。街上空荡荡的，没有人，也没有车。晚上吃了饭，我就看看微信，看电视剧，沙发成了价值最高的所在。看累了，撩开窗帘望望外面的街道。我从没想到过有生之年会遇见疫情。以前只在小说中看过。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霍乱时期的爱情》。新冠之前，我还重读了一遍《鼠疫》，好像有某种感应。还写过一首诗：

至于为什么这样写，我也不知道。这几十年，生活一直是和平的。当然地球一直有战争，但封城禁足宵禁还没遇见。我本来以为自己会平安终老，安死于床榻之上，在百年之后。

这样想着，我就对街那边的空楼有了更强的好奇心。按照蒙特利尔当地习俗，这种大规模动迁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煤气泄漏，一种是有人买了这块地，准备建其他项目。但这种可能不大。因为这幢楼和我住的这幢，是同一时期的工程，旧楼翻新过，或者说不新也不旧。十年的寿命，还很年轻。蒙特利尔的建筑动辄就是百年老屋。

自从发现对面是空楼，我的生活开始有了一些变化。比如我不再拉窗帘了，尤其是白天。原来我会拉一层纱帘。即使天阴，我也拉得严严的，我是个注重隐私而且胆小的人。我喜欢看电影，脑海中经常出现有人窥视的镜头。小街不宽，我能望见对面的生活，他们也一样能望见我的。我能看见女人头发上的发卷，他们也一样能看见我的。

但是现在窗帘完全没用。现在我对面是一片黑暗。

我的胆子突然大起来。

甚至夜晚，我也不再拉窗帘。我突然明白了住在旷野的感觉。如果住在旷野，或者森林里，你不需要阻挡任何事物。因为没有人的眼睛，就没有危险。

我突然感到一种释放，一种自由。我甚至有一种放纵的愉悦。我突然变得大胆起来。在此之前，在我的城市生活中，我一直是谨慎的，胆小的。我的每个房间都有两层窗帘，一层纱帘用于白天，一层厚窗帘用于夜晚。我甚至会注意窗帘的颜色，黑色是最安全的。我小的时候住在北方靠近边境的地方，有一段时间，据说我们要和苏联交战。他们会来轰炸我们的城市。为了避免目标暴露，入夜之后，我们要用黑色窗帘，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不透一丝光亮，有些人家还有再糊上一层牛皮纸。

从那时起，我就相信黑色窗帘。

但是现在，我什么都不用。我住在明亮的灯光中，行走，吃喝，看书，我不拉窗帘，外面的黑暗是最好的窗帘。它就像一副巨大的幕布，没有皱褶，而且它们如此优美和多变。月亮在不同位置，星星也在不同的位置。在上弦月的时候，我能看见启明星。如果天气好，能见度高，我还能看见大熊星，小熊星。有一天我还看见了北斗星中的一个勺子把。这让我兴奋。我傻站了很久，像一个无所事事的动物。当然，如果你仔细看，能看见我的眼睛闪闪发亮。

如今我懒得拉上窗帘，就连换衣服，我也不拉上窗帘。当然我还没有大胆到对外赤裸，但我会躲在墙角里，快速的换家居衣服。换好了，我就坐在沙发上，或者半躺半卧着看书，把自己完全暴露在窗子外，好像窗外的世界也是我家的一部分，是我房间向外延伸的一个巨大平台，是一幅自然风景画。说实话，这真是我心理上的一次突破。我发现我的安全空间增大了。

而那些街上走着的人，他们大多低头走路，或者一直看手机。我俯视他们，我能看见他们的头顶。他们好像大头针。

我望着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我从没遇见过一个仰望天空的人。

有一天，我看见一个人仰头向上望。

3

我靠着窗台接电话的时候，看到秃头男回来了。他站在人行道上，手里托着一个纸袋，收据还订在上面，是一份外卖。他穿黑色短外套，肚子腆得像一个小山丘。很奇怪，虽然我在三楼，他居然仰头望见我，然后微笑。我因此对他有了好感。我认为他是个友善的好人。

苏珊跟在他身后。大概是泊车耽误了一会儿。苏珊比以前瘦了半个身子，也是黑外套，一条又长又宽的围巾，一直垂到腿上。他们一起进门，消失不见了。

我对苏珊这么快与秃头男住在一起充满好奇。同时非常理解。因为一个月前苏珊的前夫刚被抓走了。

那天我出门，突然发现门前有好几辆警车。这让我十分好奇。忍不住放慢脚步，探头探脑地张望了一番。没想到刚走出十几米，有看到一辆警车，而且被里面的警官直接叫住。那警察长了满脸红豆。

女士。他说。绿豆眼睛很严肃。

我站住，将吊在脖子上的口罩戴好，在鼻梁上使劲按一按口罩的松紧部分。然后犹豫地走近一点，两米距离。等他说话。

你住在哪里？

38栋。我说。

几号？

6号。

他怀疑地看看我。我也看着他。我眼光直率。没有做贼，也不心虚。于是他松一口气，对我说，扔纸片是不好的。

疫情以来，我就在兜里准备了几张小纸片，每次开门时就用小纸牌去触摸门把手。我出了门，意外看到门前停了好几辆警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把小纸片扔在地上。平时我都是装在一个特别准备的塑料袋里。

我转身走回楼门口，捡起纸片，将它放在塑料袋里。我来到警车前，拎起来给他看，他点点头，没有表情，这时我看清他是一个麻脸。

谢谢你。我说。

他的眼睛已经直视前方了。

我很快忘记了这个早晨。被警察叫出去捡纸片是一个屈辱。如果不是看到几辆警车，我不会把纸片随手扔在地上，这对环境不好。我是一个守法公民。

但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在我住的公寓楼里。虽然好奇，我却不去问，害怕被别人认为无聊。后来看到苏珊家门上贴上了报警信号。有一天我们在出门时相遇，我说你家还有报警信号？她很惊讶，她说你不知道我家发生的事？我摇头，她说我前夫被抓走了。全楼的人都知道。我想起那几辆警车和绿豆眼警察。我说为什么？

因为家暴。她说。我差一点被他掐死。

是半年前的事情，我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她丈夫在家暴之后就逃跑了。他是个大厨。苏珊说她6岁的儿子救了她。因为当大厨掐着她的脖子时，她已经翻白眼儿了，她感到窒息，灵魂出窍。但她的儿子叫了起来。扑到大厨的身上，哭喊着叫妈妈。大厨松了手，苏珊立刻就报了警。

大厨被抓之后，秃头男很快搬进苏珊家里。

我需要一个男人，就像护身符一样。苏珊说。我也希望你们了解我的事情，如果有什么事情，还请你们帮忙。

我很惭愧。我居然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次我们站在门口聊了一会。我，苏珊，202的西蓝。西蓝就要搬走了。她说她在郊外买了一个房子，有个院子，可以种花。她本来与儿子住在这里，现在儿子上大学了，她空巢了。

他去他父亲那里。西蓝说。我就不需要住在城里了。

苏珊变化很大。她原来是个略胖，行动有些缓慢的女人，但现在她瘦了一半。行动如风，眼睛变得很大，平滑的头发烫成卷毛，染成酒红色。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原本不太会说英语，101的珍妮与她交谈时候，她需要我翻译。现在她怎么同男友相处的？我疑虑地想。

有一天我看见他们在人行道上拥抱。我突然明白，他们是不需要语言的。肢体也是语言。

苏珊和她儿子在街上跑，她背着儿子的小书包和饭盒。她跑得像风一样。她的头发浮起来，爆炸得像一朵蘑菇云。

我说你们看见对面那幢空楼了吗？她们相互看一眼。西蓝和苏珊。

它们空了。我说。他们什么时候搬空的？

她们不知道。就像我一样，没有注意到。

冬天的时候，我发现他们空的，西蓝说。但是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搬走了。

那幢楼，其实比我们的楼保养得好。他们有一排绿色回收垃圾桶。夏天时，门前和小径上都种了花，草坪不大，但是绿色的。我们的草坪经常是癞痢头，一块一块的草地和泥土，如果少雨，草地就发黄。我们没有绿色垃圾桶，也没有黑色的。周一是垃圾日，门前堆着黑色垃圾袋。有时松鼠会拔来拔去，黑塑料袋被咬出洞，滚出垃圾，腐烂和不腐烂的。不是每个人都坚持处理有机厨余。一楼的珍妮痴肥，养好几条小狗，散发出腥臊气，但她喜欢用铁叉子插起广告报纸，把它们放在回收垃圾袋里面。她做这些事情时弯不下腰，不停地喘气。广告们挂在门把手上，风来时四散的飘。

对面的楼就像一个谜。我越来越发现更多细节。比如他们搬离时居然没有关严玻璃窗，不止一家的窗子都开着一条缝隙，有一家是半开的。我透过窗子，能看见后窗。它们通透着，后窗的那边是一面砖墙。

我于是想起夏天夜里，男人和女人吵架的声音。

开门。让我进去。男人穿着黑T恤，趴在窗台上祈求。

不开。女人双手叉着腰，威风凛凛地说。拿礼物来。

什么礼物？男人嘟囔着。

情人节礼物。女人说。让你换酒喝了，对吗？ 

我那时候像看戏一样看他们，心里还抱怨他们不安静，打扰了我的心情。但现在我想念那时的月夜，想念月夜下的俗世男女，想念他们凌乱的生活，生气勃勃的生活。女人赤裸的双臂，蓬松的身体，戴发卷的头，好像戴着假发，男人半跪着，趴在窗台上，手里领着酒瓶子。他们大声争吵，小声道歉，争论谁花了谁的钱，他们为玫瑰花和酒精争吵不休。

4

有一天我注意到空楼的一楼有一扇窗子是亮的，我非常惊讶。我想这样一幢集体迁移的楼，居然有一扇窗子后面有人。这说明了什么？只能说有一户人家没有搬家，或者有陌生人住在里面。这样想时，就产生了某种惊恐。威廉姆，就是住在乔治餐馆后面的那个从奥斯陆来的男人，有一年去度假，回到家，发现有人曾住在里面。那人在他的床上睡觉，吃光了存在冰箱里的食物，喝光了啤酒和可乐。不仅如此，那些不速之客还在地上堆了一个垃圾堆。威廉姆的妻子吓得大声尖叫。后来威廉姆将窗子按上了铁栅栏。我还听说过一个故事，街上来了一辆卡车，开到一户人家的门前，开始搬家。街上的人走来走去，都以为这家在搬家，并不知道其实是打劫的。他们将这一家都搬空了，却大摇大摆，好像主人一样。

这样想着我感到惶恐，好像看到窗子后面的贼人。于是我重新拉上窗帘，在窗帘后面观察那户人家。慢慢我发现每天晚上窗帘都那样拉着，左侧有一个没拉严实的缝隙，这个缝隙每天都一样，好像精准量过。而窗帘纹丝不动。有一次我下班早，从下午到晚上，看清楚那家的灯原来一直都亮着，只是白天看不清楚。我想还有一种可能，这户人家搬走之前没有关灯，或者他们还想念着老宅，曾经来过。这虽然有点出乎意料，但也不是没有可能。也许这些人家搬走时十分仓促，有的人家没有关窗----这个显而易见-----，有的人家没有关灯。我对距离如此近的环境改变居然无知无识。我对自己的观察力和敏感产生了怀疑。我们居然如此无视生活中环境的改变，这真让我对自己感到失望。

想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对邻居的情况也熟视无睹。比如从后窗望过去，每天早晨都有一个男人从后街过来，从防火楼梯走到另一个门栋的二楼去。他不进门，里面的人送出来二个孩子，一大一小，男人抱着小孩子，领着大孩子，下楼，沿着街道走，一会就消失了。大约15分钟之后，男人重新出现，怀里抱着小孩子。这次他进了屋，关上门，然后就不见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操作是什么意思。我每天都能在窗口看见那个男人，有时我端一杯咖啡，有时我端一碗粥。我怀着好奇的心情，看他走来走去，却不明白他行动的含义。

他应该是不住在这里的。也许他是帮助别人带孩子，也许他是离婚的父亲，或者是年轻夫妇的长辈。这样想时，我对男人多了好奇，却无从知晓什么。

我每天像蚂蚁一样走来走去。清晨去上班，黄昏回家。住了十年的公寓并不认识几个人。一楼的珍妮是个肥胖的西人，养至少一条小狗，两只猫。隔离时期，我休息在家，有一次从防火楼梯下去，看见珍妮的猫趴在地板上，在啃她的鞋。隔壁的西班牙人也养猫，英格兰大爪猫。老猫的肚子几乎坠到地上，到我的阳台上吃细叶草。西班牙女人喜欢抽烟，有时在夜色中，黑漆漆的，她站在阳台上，只有烟头一点细小的光。有一次我拉开门吓了一跳，她转过身，眼神淡然，像一坨冰。她男人喜欢用一根绳子遛猫，天气好的时候，他和猫都躺在草地上。与妻子相反，他细瘦，四肢如木杆，长而直，身体是略粗的木杆。他有一个细长的鼻子，好像是为了和四肢配套一样。他是一个活动的木偶。我叫他匹诺曹。

这样想着，我对自己又有了一点信心。或者我还没有那么差劲，对生活的环境还有一些观察和思考。比如后院的松鼠，常在阳台找东西吃，如果没有食物，就挖盆里的土。有一次它合起前爪，跟我要吃的，我没有坚果，不敢乱喂，它就站在花盆上，看着我，两个爪子往怀里一搂，就把含苞待放的野百合折断了。这个小土匪。

我撵它走，它不肯，趴在栏杆上望着我。我们对视良久，我败下阵来。

夏天来的时候。开始有蝉叫。我于是想打开心扉，努力挣脱出我的内在世界，将眼睛转移到更广阔的世界。这并不是说我忽略了自我，而是我认识到了这世界上的两元统一，认识到在即使人们认为是充满病毒和危机的世界，春天和花朵依然开放，而松鼠和小鸟依然鲜活生动，活蹦乱跳。它们依然生活在与疫情之前并无二致的世界里，春天并没有因为病毒而缺席，甚至没有迟到。它们依然按时到达。玉兰和迎春花依然会在四月的某一天绽开笑脸。无论它们斜倚在墙角，还是傲立于庭院，颜色如故人。

对面的楼依然空着。有一天我特地过了马路，到对面楼前去看。如今楼前的草坪上长满了荒草，七月来临，细长的苦苣菜已经快到一楼窗台了，它们开细小的黄花，像长高的蒲公英。曾经平坦的草坪，没有人修理，充满被遗弃的味道。我迈过野草，接近那幢楼，看清楚那个有灯光的房间，白天也开着灯，只是不是对着街的房间，而是另一个房间，那灯光折射进来，在我家的角度，就好像是窗帘的缝隙。看到这里我长舒了一口气。

5

圣诞节的时候，奥里回到蒙特利尔度假，那时他所在的加迪诺是黄区，而蒙特利尔是红区，他的前女友也从安大略回来，他们约好见一面。前一天他们都测试了核酸，开始奥里有点紧张，我看出来他很想见前女友，他们已经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上一个圣诞节，他做急诊，没有回家。

那时奥米克隆还没有来，是疫情波浪中的缓冲时间。他们约好在玛格丽塔咖啡馆见面，那是个很小的咖啡馆。

奥里对我说见面很好，开始时他们都说一些让对方开心的事情，后来交换了对分手的看法。前女友打算留在安大略，而奥里会继续做急诊。

没有共同的未来。奥里说。

在这二年里，奥里成熟很多，理性，更少情绪。他不再抱怨人是愤怒的气体。

如今我越来越多的站在窗前观察着。它静默伫立。我一直没有去了解那些住户为什么离开了这里，我也无从了解。我错过了他们搬走的时间，现在我睁大眼睛，注视着这幢空楼。我希望在新住户搬来时，或者有人开始施工，给予它新生命时，抑或它们被拆迁，在这块土地上消失的时候，我能作为见证者，观察者，而不是一个缺席者。

我耳边还能听到他们的对话，光头男人和他的女人。男人弯下腰，在地上摘下几朵花，放在窗台上，他哧哧笑，然后说，花在这里。还有一块巧克力。现在可以开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