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为民:《资本论》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

【作者简介】侯为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修订组专家，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资本论》研究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学会理事。

【本文来源】《中国劳动关系学报》2020年第06期。

摘要：《资本论》中构建的理论体体系具有科学性和开放性，其揭示的基本原理和提出的重要论断并没有过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是以《资本论》为基础，以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为前提的。新中国建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为我国探索当代社会特别是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充实的素材，孕育了基本的理论养分。建立在物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基础上的时代变革，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术语范畴和研究内容，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极大程度上拓展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强调了《资本论》中所阐述的主要命题和研究主旨。

关键词：《资本论》；经济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

理论体系总是因时代而生，也因时代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在社会实践中，科学的理论体系其作用是巨大的。自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资本论》巨著诞生以来，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就得到了彻底改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后发国家探索适合自身发展道路提供了全新的选择，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更是无可置疑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真理性。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中国发展道路，不仅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内涵。一个比较容易形成的共识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和现实的材料。而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则在普遍性的意义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成果与《资本论》的科学论断相结合，进而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建构奠定了基础。

一、正确认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开放性

与人们常识中的印象相反，一个经常给人以误导的见解是，从传统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潜在地宣示了《资本论》理论体系的过时和无效。本来，《资本论》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分析和对现代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洞察无人超越，而其对未来社会的具体设计相对来说更易于因现实情境的变化而失去吸引力。然而，当我们回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视域内时，将《资本论》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论断割裂于研究视野之外有时反倒成为一种时髦。这一错误认知，不能不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曲解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继承性的阉割，其错误导向无疑是值得警惕的。

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作为一种完整的理论体系，《资本论》的科学性和开放性，决定了它在人类思想宝库中将永不会退出。《资本论》是立足历史和社会现实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即强调要从异化劳动和私有制范畴推导出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从而表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包含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1865年初，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中，又进一步明确地阐释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政治经济学不是把财产关系的总和从它们的法律表现上即作为意志关系包括起来，而是从它们的现实形态即作为生产关系包括起来。”[2]615从后来的情况看，《资本论》正是围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一种现实的占有关系，而不是单纯的财产归属关系”进行阐述的，这一基本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资本论》又是面向未来社会的，细究《资本论》文本可以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不仅仅限于狭义范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从广义政治经济学范畴确立的研究设想，其中一部分内容在《资本论》中也得到了体现。事实上，尽管《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揭示，本质上属于狭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但是这种狭义上的特殊研究，同时也包含着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某些理论，从而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

（一）《资本论》为研究经济活动确立的理论前提不会消失

研究现代经济生活，需要立足于科学的理论前提。唯物史观是马克思构建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础。早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概要性地阐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要义：“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要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和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3]591在这一简要表述中，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作用第一次在经济学理论中被突出出来并置于基础性的地位，从而与过往以及后来的一切庸俗经济理论相区分。不仅如此，与物质生产力相互维系的生产关系作为另一重要变量，也因此才被纳入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合适位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此序言曾专门指出：“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4]20

显而易见，自《资本论》撰写之始，马克思就将社会性的物质生产作为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立足点。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中，人们首先要与自然界发生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就是人们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其适合人们需要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始终将物质资料生产与社会的劳动生产力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强调指出，对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的研究和分析只有坚持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才能真正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换言之，在《资本论》中对社会物资料质生产的研究，必然是联系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生产力水平来进行的，同时它也必然是与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的不断演进密切相关的。

《资本论》中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为经济理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空间。在探讨生产关系适应或阻碍生产力的主题时，马克思直接摒弃了现象层面的生产关系因素的干扰，始终坚持从生产力的内在要素出发来研究生产力的发展，突出了活劳动要素在生产力范畴中的决定性作用。可以说，这一研究的价值永远不会过时。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构成生产力的实体性要素始终只能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劳动者、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中不会改变。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简单要素论的理论界定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同时体现了逻辑上的完整性。同时，它并不排斥对三个简单实体性要素在内涵上的拓展。如科技要素和与之相应的管理要素，乃至于现代网络社会下的信息、数据等要素，则是渗透于上述三个实体性要素之中。

《资本论》对生产力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是持开放式思维的。马克思认为，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具有劳动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生产越是发展，劳动者越是具有“总体劳动者”的性质，使生产的直接操作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和设计者成为相互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在生产力构成要素中，劳动者是最重要的、也是决定性的因素。生产工具无论如何先进，它们都是由劳动者制造出来并使用。只有劳动者的活劳动才能构成生产性的劳动。与物质生产相关的科技劳动是活劳动的一部分，主要以脑力劳动为特征，它在本质上属于生产性劳动，而且是生产性劳动中的复杂劳动。相比于简单劳动，科技劳动要求的社会投入更大，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更高，所能推动的劳动对象数量更多，最终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质量上也更可靠和更有效。马克思还指出，作为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劳动对象是劳动的物质资料和劳动基础，而劳动资料则是劳动的物质条件，决定着社会采用何种劳动手段进行生产。劳动资料中最重要的是生产工具，相当于人的器官的延长和扩大。生产工具的发展状况，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物质标志，如石器、铁器、蒸汽机、电动机、计算机、机器人、互联网+等，均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历史性地产生了主导作用。除了生产工具以外，劳动资料还包括除劳动对象以外的一切物质条件，如道路、桥梁等，它们是劳动过程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生产要素具体内容的不断丰富，现代信息技术及其激发的生产潜力，现代交通和基础设施建设所推动的市场空间的扩大，证明了《资本论》关于生产力要素理论的科学性。

（二）《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起点仍然成立

逻辑起点是理论体系赖以展开的最基本范畴，是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要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现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内在规定性和商品交换的普遍联系出发，将“商品”这一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抽象出来，确定为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构建了科学而严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中社会生产本质规律的深刻洞察，他才指出：“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5]412

商品范畴作为逻辑起点，为揭示现代商品社会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奠定了基础。由于对商品的分析，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才得以被提出并得到科学的论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剩余价值规律才得以被揭秘。商品成为社会财富生产的基本形式，是资本增殖运动赖以进行的物质载体。以商品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运用科学抽象法，客观而全面地考察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具体形式。一切笼罩在商品交换面纱下的经济利益关系的谜团和悖论，就这样被解开了谜底。

不仅如此，《资本论》中关于一般商品生产和交换一般规律的分析，对商品价值规律的揭示，对货币本质上是一般商品的阐释等等，仍然是指导人们分析和考察当代经济现象的有力工具。只要生产力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商品经济赖以存在的条件没有消失，《资本论》中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价值规律、风险规律的分析，仍然会在现代社会中顽强地发挥作用。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来看，无论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还是建设制造业强国、扩大对外贸易和增强国际竞争力，都与认识和利用好商品经济内在规律密切相关。只有遵循商品经济规律，才能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才能改进激励机制，促进经济平等和推动经济主体间的公平竞争，在整体上改进劳动效率和提高经济效益。

（三）《资本论》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具科学性

在《资本论》理论体系中，其研究对象既是总体的，又是具体的。这一特点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现实世界的准确把握。马克思始终是从历史的发展和现实经济条件的变化中，辩证地分析社会制度和经济现象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它和任何其他一定的生产方式一样，把社会生产力及其发展形式的一定阶段作为自己的历史条件，而这个条件又是一个先行过程的历史结果和产物，并且是新的生产方式由以产生的现成基础；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6]993

毫无疑问，就《资本论》中的具体研究对象来说，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意上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7]这种生产的社会形式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一方面，它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占有制度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它需要以雇佣劳动为条件。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形式和物质资料生产的特殊方式。这一分析仍然是对当今私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关系及其本质的最科学的说明。

需要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资本论》确立的研究对象，但它在内涵和范围上也不断发展、丰富和演化。这里有多重原因：其一，在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其适应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一直在发展和发生变化。实际上，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日益商品化的生产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标志并构成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其中，小商品生产向商品生产的过渡是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而机器大工业发展则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地位。因此，对前资本主义到资本主义结束后的过渡期这样一个历史长周期，《资本论》中已经历史性地给出了科学的说明。其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的分析，始终需要紧密联系当时的客观现实来进行。这就意味着，当新的生产技术条件、新的组织制度等出现时，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必须对其给出逻辑上一致的解释，以增加理论本身的针对性和说服力。例如：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新出现的现象，如福特制、订制式生产、订单式生产、外包式生产等，需要根据其形式的变化说明其本质和特点。这是因为，上述变化本身所暗含的资本和劳动结合方式的变化，能够更全面地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内涵。其三，对现实经济生活新出现的典型事实，也要结合时代变化给出科学诠释。在马克思的时代，相比于资本和劳动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对立，生态环境和文化等问题还没有完全地显现其本质，而只是暂时地显露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部分内容。生态和文化的影响和波及范围有限，有时甚至只发生潜在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达到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深度和广度。国际垄断资本主导全球生产体系后，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因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生态和文化因素的潜在影响会逐渐显现出来，并愈益成为劳资矛盾和国际经济贸易争端中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要对这种变化给出解释和说明，从而拓展其研究范围。

总之，《资本论》中所确立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开放的。一方面，《资本论》为社会生产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跨越过程及其规律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路径；另一方面，《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现象和规律进行了科学的揭示，从而为通向未来社会打开了理论窗口。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不仅揭示了商品经济，尤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而且也可应用于促进一国内部和国际社会间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并最终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中国道路成功密码内置于《资本论》理论体系之中

《资本论》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不是单纯批判性的，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每个经济现象和范畴的背后，它都运用或借用其中的重要范畴对未来社会的特征加以描述。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中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自觉遵循《资本论》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有关。《资本论》中所科学阐述的客观经济规律，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比如，对商品经济交换基本规律的重新重视、对市场经济下物质利益关系的再探索等等。从《资本论》所揭示的核心原理出发，中国发展道路的合规律性，最主要的还是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资本论》中关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思想的认识深化

一切社会发展进步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生产力的更快发展，需要尊重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确立以后，能否坚持生产力标准，就成为能否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试金石。马克思在《资本论》对资本逻辑的审视和批判中，同样也蕴藏着历史的肯定，即出于生产力标准对资本的文明面的认识和认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指出，从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家庭劳动”通过“扬弃”发展为工厂的机器大生产，“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变的趋势”。[8]545这种“趋势”归根到底是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其直接原因在于劳动工具的改进、生产条件的优化、生产原料的节约和劳动时间的节约。从根本上看，其动力形成的基础还是来自于劳动者能力的提高，即与科学技术的推动、教育的普及提高和资源利用上的集约化有关。从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前提，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有一个曲折的过程。就中国改革开放前后的两个时期而言，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解放生产力的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要求也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体现。可以说，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具有同一性的现象，是中国发展道路中展现出的历史趋势。由于坚持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我国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1979-2018年的40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从4100.45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跃升至世界第二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巨大成就。在新时代，生产力内涵得到了进一步拓展，生态环境等因素开始成为生产力的内在要素，成为提高劳动者素质和节约社会劳动要素成本的基本要求。显然，将保护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并重，同样体现了对《资本论》中生产力发展规律的遵循。

（二）对《资本论》关于生产关系演变规律的全新审视

生产关系衍生于物质生产过程，体现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不仅涉及到交换、分配、消费等关系，更涉及到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物质得益关系、社会分工和相互协作关系等等。生产关系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社会组织形式，在狭义上一般体现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出发，科学论证了生产关系总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演变的客观规律，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及其未来被取代的历史趋势。这一论断同样适应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生产关系的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生产力的总体水平不发达和不平衡，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没有超越马克思所说的“人对物的依赖”阶段。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试图强行实现对商品经济的逾越，只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生产力不发达、不平衡，决定了人们之间交换劳动必然借助商品交换这一曲折的形式，只有摒弃片面的“一大二公”思维，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力发展和尽快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改革开放后我国对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以生产力发展要求为旨归的。商品经济客观规律被重新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和巩固，使《资本论》关于商品经济的重要论述重新回归到现实视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境界。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出发，我国在经济管理体制、所有制结构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均做出了重大调整和变革，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创新了条件。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推动了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的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对生产交换规律的尊重和对物质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上。与此相适应，我国对科技要素、管理要素有了新的认识和重新重视，对土地要素的作用进行了再定位和科学利用，在新时代我国对数据要素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突出和强调等等。这些认识上的深化，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生产关系变革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适应性。

（三）对《资本论》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设想的探索实践

社会生产的物质性决定了社会经济制度演变的路径。从生产力标准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废除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主张。而如何取代私有制以及用什么来取代私有制，在当时还仅仅是一个猜想。不过，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已经在理论层面解决了这个难题。针对私有制下的商品拜物教弊端，马克思提出了自由人联合体的设想，即“设想有一个自由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9]95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分析中，马克思更是从积累、信用、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经济危机等层面揭露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批判了私有制度对现代生活中社会化大生产的阻碍。在马克思看来，公有制的优势在于它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使个人劳动转化联合劳动，相互竞争的生产转化为联合和协作生产。这样，社会生产目的将直接转向满足联合起来的劳动者的需要，因而能够更大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更高地发挥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作用，从而创造比雇佣劳动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资源的利用率和使用效益。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积累、形成现代产业体系、推动工业化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和强调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体角色的同时，我国又创新性地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改革思路。这一改革思想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被明确表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重大突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以来，我们党一再明确和深化了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政策原则。在功能定位上，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10]在实践中，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日益增强，非公有制经济在创造税收、扩大生产、解决就业、搞活经济和对外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没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就没有根基，也缺乏其关键基因，中国模式就难以取得成功。

（四）对“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思想的坚持与完善

《资本论》中关于“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社会生产总过程进行有计划的控制和调节”的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政府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地强调：“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8]97还指出，在未来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调节和共同控制生产，“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8]96可见，从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来看，克服商品经济的内在缺陷带来的矛盾，必将产生一种社会需要，即社会在整体上应当超越自然人和单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法则，进而将社会生产活动的全社会调节作为经济活动的客观要求。这就决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府作为现代经济生活中的参与主体，必须深度介入市场活动并对经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实际上，即使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看，资本主义工厂立法的普遍化，也“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8]549这表明政府作用的发挥和法律等人为因素的干预，可以更好地促进新的生产力要素的积聚和发挥作用。从我国的实践也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势，不仅在于公有制经济为主导基础上的举国体制，而且还在于政府作用能否充分发挥。可见，具有计划性的国家调节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运用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相反，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始终坚持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的原则，始终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的有机结合。由于遵循了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我国在长期发展中避免了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生产的市场自发调节带来极度过剩所隐藏的巨大风险，促进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优化配置，使之成为中国经济持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重视借鉴《资本论》

经济理论永远是对现实经济生活内在规律的科学反映。一个适合于当代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然是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方法出发的理论体系，必然是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历史经验中诞生、并在长期实践中显示出其生命力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同志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1]诚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能是本本主义的固守，但它在理论立场、基本原理、核心观点、研究方法和逻辑框架上却不能犯颠覆性的错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仍然需要从《资本论》中得到借鉴，这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明确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

任何一门经济理论体系都有一个逻辑起点。是坚持从当代物质生产的客观性出发，在高度抽象中概括当代中国经济生活的本质？还是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象出发，将具体的制度或理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理论彻底性。目前，尽管学界普遍同意“以人民为中心”作为逻辑主线。但关于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学界的观点却各不相同。目前主要有商品逻辑起点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起点论、半商品逻辑起点论、剩余产品的逻辑起点论、产品的逻辑起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形产品”的的逻辑起点论、“人民主体论”逻辑起点论、“现实的人”逻辑起点论等等。

笔者认为，时代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是判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建构的逻辑起点的一个重要标准。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由于商品的社会属性受到削弱，支配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规律并不能全部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生产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所有制基础，即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不可回避的逻辑前提，它必然成为理论体系的发展始点。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之外，其他多种所有制广泛存在并参与市场活动，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规律必然重回理论视野，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顽强发挥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它也导致公有制内部的商品生产者也不得不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之中。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在《资本论》中所确立的商品逻辑起点，其适用性现在已经成为无可质疑的现实。由此，商品逻辑起点的复归，也就具有了理论上的依据，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在建构过程中再次重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理论逻辑。应当说，马克思对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分析仍然没有过时。物质财富采取商品的形式，仍然是当代社会物质生产的基本特征。

（二）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这一研究主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的现实经济生活，切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事业的现实要求。现实经济生活总是不断变动的，而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一变动过程中总结其内在规律，在对客观经济规律的把握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近期目标和宏远蓝图。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11]153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清晰地表明了新的事实材料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重要性。

在当代中国，经济建设和发展中面对的最重要的事实材料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2]将社会矛盾分析方法应用于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是探索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进行社会矛盾分析，前提是要立足问题导向和现实导向，立足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事实材料。笔者认为，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展开的研究，必将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新趋向，而且应当成为整个理论体系的重点。在对这一基本矛盾的研究中，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应当成为研究的主要方面，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研究过去一直欠缺，现在应当被突出出来加以强调。当然，在这个研究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消费结构和市场机制等问题也是需要被联系起来考察的。

探索新历史条件下的经济规律，需要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就要求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力范畴深化认识，使之更加符合马克思的本意。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的内涵具有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一方面，作为技术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与生产关系相区别的，自然不可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属性层面的生产力要素，是包含在广义的生产关系内涵之中的，就需要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加以拓展。从社会生产的分工协作角度看，尽管它们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但在广义上它与生产关系具有高度的交叉融合性，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得到体现。

（三）当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要坚持唯物辩证法

理论建构是通过思维方法，对现实世界的客观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及发展变化趋势的再现。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在理论层面的反映和诠释，是适应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理论建构的灵魂，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元理论和核心思维访求，即仍然是以唯物辩证法这一基本方法为标志。《资本论》正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对资本主义一切现实的经济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蕴含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从使用价值与价值、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而且，马克思还从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在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商品的内在矛盾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以及买与卖的矛盾、买者和卖者的矛盾等方面，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才开始展开其对资本矛盾运动的分析，科学阐释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客观运动过程；并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蕴含的矛盾运动，其中包括：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关系、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两大部类下生产与需求间的关系、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其实现之间的关系、人口与资本的相对过剩关系、生产扩大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等矛盾运动，最终在根本上揭示出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根源。概言之，唯物辩证法从本质上革命性的，始终坚持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将经济现象中的范畴以及相关范畴的转化过程作为研究视角。这一理论研究和理论建构过程中的方法论，在今天对分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与现实经济运行过程仍有指导意义。

哲学思维在经济理论建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与西方庸俗经济学的静态思维不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始终强调事物发展变化的本质属性。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辩证法可归纳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转化和统一的规律；否定之否定的规律。[13]310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现实社会的经济关系体现为对立统一的经济要素，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相互冲突，推动着经济规律发挥客观作用。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需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社会生产过程出发，科学分析新历史条件下的各种包含对立面的经济关系，如生产和消费关系、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关系、国家调节力量与市场机制作用的关系、劳资关系、供求关系、自由竞争与垄断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等等，在对立统一的视野下重构以“劳动”范畴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学。同样，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总量规模与经济发展质量效益的变动关系、经济范畴在本质和内涵上的演化，也需要联系实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四）当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路径的双重依赖

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在路径上需要依托于两个层面。首先，在理论的形成上，需要借助于对历史经验和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当代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并且正在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和实践创新。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中外两大时空的历史经验和历史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可以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实践来源。

对过往一切旧理论观点的审视、质疑和反思，是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就这个意义来说，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建构，必然意味着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需要进行理论突破和创新。这其中包括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概念、范畴和术语庐山的体系化构建，也包括着对其他经济思想特别是《资本论》中思想观点的创造性转化。任何理论的原创均离不开前人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思想资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运用中形成的经济思想和理念，两者是统一的。在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构中，它们均是必不可少的思想源泉。

抽象化是理论体系建构的必要前提。抽象化在理论构建中往往以术语、范畴和概念为特征和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立足现实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从凝结新概念、创建经济学新范畴和概括新术语入手，坚持将概念范畴的原创性和思想性作为基本原则。恩格斯在《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序言》中指出：“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8]32-3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构，自然也需要创造与当代中国发展相适应的新术语，准确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特质。实践证明，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中，我国已经提炼出大量原创性的政治经济学话语，如承包制、现代企业制度、科学发展观、现代化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改革、双循环格局等。这些被提炼出来的新的范畴、概念和话语，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在学理层面回应了现实的需要。

四、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建构要着眼于若干重大突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历史的必然性中产生的。作为其理论指导和思想诠释，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精髓是一以继之、一脉相承的。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生命力和实践魅力在历史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并将在现实中进一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不断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开辟。从现实的要求来看，当前仍需要联系《资本论》中的相关阐述，从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入手，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理论研究和突破。

（一）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分配结构的演变规律

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及与其相应的分配结构，是社会生产的基础和前提。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与我国所有制改革以及与之相应的分配制度变迁具有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出发得出的科学结论。这一判断，摒弃了发展公有制经济时过于追求“纯而又纯”的错误，纠正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超前情结。经过4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使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格局基本固化下来，使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的制度得到基本的明确，有效激发了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力。围绕中国发展道路下所有制结构与分配结构演变的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其一，对我国所有制结构的演变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的阐释。所有制结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决定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改革中的主要经验，一是处理好公有经济主体与非公经济辅体的关系。二是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式。主要包括：关于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界定；关于公有制经济质和量的界定；公有制经济的布局、规模、数量与其控制力的关系；壮大国有经济和振兴集体经济的具体路径；廓清非公经济本质，坚持其补充辅助地位。通过政策法规消除限制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的壁垒；发挥好非公有制经济解决就业问题和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等等。关于所有制层面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近年来在这方面的认识深化，大大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视野，为中国道路成功提供了科学的解答。

其二，对所有制结构下微观经济主体关系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处理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关系，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促进不同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路子。明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改革思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探索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的重要出发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目的和方向，是增强而非削弱甚至消灭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在实践中国企对于振兴国家实体经济、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与参与国际竞争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分工协作的视野看，我国鼓励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都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发展。在具体政策上，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从单纯的相互竞争、相互补充走向共同发展。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推动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从理论层面看，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各种所有制相互合资合营等，都是混合所有制的具体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下的混合所有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混合所有制具有本质的区别，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澄清。总体上看，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共同构成我国社会化大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各自发挥并逐步走向共同发挥其不同作用。

其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结构演变规律的研究与阐释。分配制度是与所有制结构直接关联的。从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出发，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保证。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积累，我们仍然需要从《资本论》出发，重视其内在的规律性，防止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报酬的过度侵蚀。不过，从传统体制下较普遍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结合，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非劳动要素进入收分配制度范畴，这一进程表明收入分配制度并没有现成的模式，也不会长久维持不变。相反，收入分配领域本身存在的矛盾和对立性因素，也会使收入分配结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历史发展而不断调整和发生变化。例如，在历史上土地、资本和管理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地位的上升就是如此。而现代经济生活中知识、科技要素作用的上升也使得其受到日益的重视，当前我国更是在收入分配中强调了数据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总之，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无论是分配的对象方面，还是分配的主体方面，都极大地得到了拓展。这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在内涵上的深刻变化。需要进一步澄清的是，坚持劳动分配为主体，并不意味着按劳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唯一的、固定不变的，因而是不需要创新的。同样，承认和强调多种分配方式的作用，也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分配方式天然具有正义性，不需要调整和改变。相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分配方式只有在市场绩效评价机制下才能有效实施，才能激发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和潜力。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上升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发展过程，适应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变迁的要求，适应了我国从解决绝对贫困向化解相对贫困的阶段性历史任务，也适应了我国激发广大劳动者积极性和发挥各类生产要素作用的现实需要。

其四，对当代中国民生福利结构演变的研究。民生改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之一。从发展是硬道理、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共同富裕，到提出实现共享发展的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生改善上经历了不断摸索，探索出一条不断改善民生的现实道路。民生改善体现出公共经济的本质特征，它是在客观规律支配下运行发展的。在这基础上，我国正确运用相关规律自觉驾驭公共经济，增进了人民福利。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的本质内容。当然，这种保障和改善总是渐进式的，总是要根据现实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维持在一个历史的、合理的限度上。从局部和短期角度看，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要尽可能提高保障水平，更快地改善民生福利。从整体角度和长期视野看，社会保障的提高和民生福利的改善又不能超越能力，不能拖累或影响到整个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与经济的长远发展。可以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民生水平越来越高、公共物品结构不断优化和均衡发展，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下民生事业发展的一般趋向。

（二）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规律

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社会主义制度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先有科学的理论，而后才有具体的实践。而社会主义建设只有在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下，才有可能。党的领导是内生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本质属性。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的规律，从根本上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

其一，党的领导在时序上先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因而在逻辑上也先于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党的领导具体体现在政治领导，也体现在经济领导。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创新，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的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证明了党的领导的历史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丰富了党的领导的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经济制度的成熟，体现了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

其二，党的领导在现实层面上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在当代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相互嵌入、密切联系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劳动人民主体地位为特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性质上同样要遵循这些本质的规定性。而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维护劳动者当家做主的地位，才能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直接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其他属性和特征，无论是政治的、法律的，还是社会的、文化的，或者是生态方面的特征，都只有在党的领导基础上才能确立和得到充分的体现。在社会主义的各种特征中，党的领导不仅无可替代，而且作用唯一，这是由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决定的。

其三，党的领导在实践层面上决定了社会制度优势的发挥。党的领导是全面领导，这一特点决定了它能够在更广泛的领域和更大范围集中资源，使社会生产的相关要素被调动起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主要目标。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明显要优于西方私有制基础上的政党制度。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可以使我国更好地对国民经济进行有计划的调节，更好地对经济秩序进行管理和规范，甚至更好地通过法律对经济生活进行有目的性的干预，从而最终更好地发挥出《资本论》中已经论证过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这方面的研究，显然可以进一步揭示出中国道路下政治与经济关系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及其成效。

（三）“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

“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的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从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转向“劳动的政治经济学”的强调。“以人民为中心”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只有强调“人民主体性”地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才是符合历史和社会发展规律，才能经得住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研究主要涉及到如下内容：

其一，坚持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间的逻辑一致性。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只有从社会人出发，将人民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才能使社会实践合乎规律性。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所揭示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只有坚持劳动价值论，才能真正体现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防止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大劳动者利益遭受损害。从根本上维护人民群众的生产主体地位，尊重劳动，崇尚劳动，为劳动者谋福利，为劳动者求解放，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根本立场的发展规律的核心内容。

其二，强调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但公有制必须占主体地位。就内容而言，后者不仅要求公有资产的数量和比例，即在社会总资产中公有资产要占相对优势；而且要求公有资产的质量优势，包括资产的经营性、资产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等。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基础。在经济领域，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突出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只有在公有制条件下，劳动才能成为唯一的分配依据，促进和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公有制主体下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可以最大限度地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其三，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实现人民共同富裕。公平观和效率观的统一，是中国发展道路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反映出我国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和科学，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依靠劳动为第一推动力的发展，因而必然是保障和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发展。可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本质上是强调社会活劳动的高效率，同时更加注重社会成员间的分配公平。在实践中，收入分配制度将逐步转向更加体现分配的合理和有序，更好回应人民群众对共同富裕的价值诉求。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确立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规律的体现。

（四）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作为整体性的发展理念，是经历了长期经济建设实践后才得出的结论。这一结论和论断，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时代性认识。五大发展理念的形成，回应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五大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和价值诉求，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为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提供了指引。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各有其自身要求和内涵，同时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就创新发展而言，它对《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力理论做了进一步的凝练和简化，将马克思关于复杂劳动、机器生产和“一般智力”的论述进一步具体化，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剩余”、“财富积累”和马克思的竞争理论运用于指导当代社会主义实践,阐明了集约化生产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协调发展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重申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劳动的按比例分配思想，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城乡关系、部类关系和区域关系的思想。强调绿色发展,纠正了资本视野下单纯注重价值增殖的偏差，重新将使用价值纳入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促进了生产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形态约束等因素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回归。谈到开放发展，在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世界市场的论述、以及市场需求扩大同样可以创造生产的角度来深化认识；在另一种意义上，从生产力层面看开放发展意味着协作和共同劳动范围的扩大，这种协作产生的生产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作用。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来说，共享发展是其应有之义。当前中国已经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化解相对贫困的急迫性开始浮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探索出一条让劳动人民更好地共享发展成果的路子，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可回避的新挑战。

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规律的研究，既可立足于实践的发展视角，也要从经济发展理论的逻辑演进来认识。从“发展是硬道理”到“科学发展观”，最后发展为五大发展理念。这种认识上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整体上对经济发展的五个重要方面给出了具体的规定，标志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逻辑的理论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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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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