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中国大学”）伴随我党百年华诞而踏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习近平关于“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习近平《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在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2018年9月3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的科学判断，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大学在新征程上必然以更宽广的世界视野和更博大的人类胸襟肩负引领世界高等教育当代发展的远行重任。

“大学是以理想、价值观和传统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尽管大学活动的舞台是在当下，但当它们准备去创造未来时，力量的源泉却来自过去”(注：熊丙奇、熊庆年《大学校长的职业支点在哪里》，《中国教育报》2015年4月1日，第2版。)。“目前，全球治理体系的加速变革构成了高等教育深刻变革的社会背景，信息技术的纵深发展构成了高等教育全面变革的技术背景。中国大学要迈入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央，必须找准并坚守自身的发展道路”(注：汪明义《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第23期，第19页。)。为使前行的步伐更稳健，必须明确中国大学发展的渊源，即“根”。“根”，是生命的本源，标识远行从何处出发，揭示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逻辑，这一逻辑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特别是书院传统和诞生于欧洲的西方大学这两大肥沃土壤中吸取营养。为使前行的力量更强大，必须明确中国大学发展的精神，即“魂”。“魂”，是愿景和使命，彰显为何要远行，揭示中国大学发展的价值逻辑，这一逻辑要求我们应以“系天下苍生，谋人类大同”为己责和使命。为使前行的信念更坚定，必须明确中国大学发展的抱负，即“梦”。“梦”，是目标和任务，指明应该向何处远行，揭示中国大学发展的理想逻辑，这一逻辑要求我们必须以独特的办学治校模式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方能赢得世界性尊重并获得世界性追随。为使前行的方向更明确，必须明确中国大学实现梦想的途径，即“路”。“路”，是远行的轨道，指明应该怎样走才可到达目的地，揭示中国大学发展的实践逻辑，这一逻辑要求我们应扎根中国土地、遵循大学的自身规律、借鉴世界上先进办学治校经验，建设世界高水平的大学群体，为人类当代大学发展提供中国模式，贡献中国智慧。

一　根：中国大学发展的历史逻辑——源书院传统、融东渐西学

“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制度并非直接发源于我国古代的高等教育，而是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注：张斌贤《译校者序》，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欧洲大学史》第1卷《中世纪大学》，张斌贤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但作为高层次教育的集中体现形式的中国大学，是在两块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那就是中国传统书院精神的传承和西方大学的引入。把握中国大学之根，必须从这两个方面洞悉其历史逻辑。

（一）中国大学发展的第一块土壤：中国传统书院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独特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中华文明自身发展所形成的融学术研究和高水平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社会组织形式。虽然，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的办学形式和体制是“舶来品”，但其精神与中国传统书院有密切的内在关联。正如有学者所言，“（早期中国人）经常从传统书院的理想出发了解、肯定近代大学，直面当时中国教育的现实问题，却不是完全否定传统的教育理想”(注：范广欣《中国人的大学印象和中国大学理念的起源（1866—1895）》，《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第142页。)。

中国古代书院从盛唐到清代历经1200多年的发展，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深厚土壤。书院源于两个方面的培育。一是官府的培育。聚集于官学书院学士的主要职责在《唐六典》有明确记载：“刊缉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注：张九龄等撰《唐六典》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9页。)“以发展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官府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注：邓洪波《千年弦歌：书院简史》，海天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二是社会的培育。“民间书院源自读书人的个人书斋……与个人书斋不同的是，民间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从私家专有走向服务公众，是书院从书斋中脱颖而出并走上独立发展的关键一步……这也是早期书院以读书为主要功能的原因所在”(注：邓洪波《千年弦歌：书院简史》，第3页。)。书院经历千年积淀，为中国大学的世界化发展提供了根深叶茂的思想文化土壤和精神源泉。

一是坚守“求是”的治学精神。“求是”就是秉持自由之志探求存在于世界的真相（求真理），发现（追寻）事物的本质特征和固有规律。这种秉持自由地探求学术思想的“求是”努力向内凝，生成内持“穷究学理”的态度、“探究高深学问”的使命；这种秉持自由地探求学术思想的“求是”努力外化为一以贯之的行为，就是不断地发现宇宙人生真理，探究思想方法，创造知识。这些精神内聚性地转化为中国大学的灵魂，比如岳麓书院之“实事求是”院则，也成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党校制定的校训，以此昭明“实事求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求知治学的最高准则，也是其后执政治国的思想路线。

二是坚守学术大师治校的基本制度。传统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首先要具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同时还是主要的讲学者，因而书院的主要管理者必须是融通古今的学术大师。例如，朱熹、张栻、王阳明等均做过书院的负责人。同时，被邀请讲学的也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如北宋的周敦颐、程颐、程灏，南宋的朱熹、吕祖谦、陆九渊等均将书院作为自己探求真知和传播思想的重要场所。正是以这种学术大师治校的经验传统为参照，习近平对当今大学怎么培育“大先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三是坚守德育为先的人才培养目标。古代书院发展了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4页。)和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页。按：朱熹引“程子曰：‘亲当作新’”，又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下引同。)的传统，明确教育“以陶冶心性、提升德性”为宗旨。比如，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手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将这一宗旨发展为“义理之学、修养之道”，并从“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和“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五个方面做了具体规定，强调培养学生“为学”与“为人”并重的同时，突出“为人”为先(注：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邓洪波编著《中国书院学规》，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115页。)；张栻在《郴州学记》中指出，“学以何为要乎？孟子论三代之学，一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伦’也”(注：张栻撰《张栻集》下，邓洪波点校，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563页。)；王阳明在《教条示龙场诸生》中提出“明德修身”四条目：“一曰立志，二曰勤学，三曰改过，四曰责善。”(注：王守仁《阳明先生集要三编（黔南今本）》，施邦曜辑评，刘宗碧点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53页。)书院发展形成的这种“德育为先”的深厚传统，成为当代中国大学“立德树人”教育的思想源泉。

四是坚守“教学与研究”和“独立与自由”相结合的教学原则。书院虽然以传授本学派学术思想知识为要，但因鼓励学生自由思辨而注重与外界展开学术交流，并特别提倡不同见解的讨论、交锋和诘难。这种开放的学术姿态和广纳的思想视野，自然形成兼容并包的治学理念、主张与原则。例如，朱熹和张栻于乾道三年（1167年）在岳麓书院的会讲中，因不同师承所形成的不同学术观点而就许多具体问题展开争辩，形成“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注：王懋竑撰《朱熹年谱》，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和“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注：赵宁《新修岳麓书院志》，湖南大学2018年版，第270页。)的学术大论辩盛况，这种“崇尚学术、发扬民主、追求卓越”的求真精神，可看成是“学术3A原则”(注：学术3A原则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包括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学术自治（Academic Autonomy）和学术中立（Academic Neutrality）。)的中国早期探索，它比创立于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所坚守的“教学与研究统一”和“独立与自由统一”的现代大学原则早了600多年。书院这种“教学与研究”和“独立与自由”相统一的教学原则，同样成为当代中国大学在基础科学领域如何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有益借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政府对书院进行改制。这是一次对中国传统教育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改革。经过这次改革，中国传统教育基本上被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所代替,传统教育机构的主体书院被废，学堂兴起，中国高等教育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注：刘少雪《书院改制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但中国书院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品质为我国高等教育及大学发展提供的依据及其文化回响意蕴悠长、连绵不绝。

（二）中国大学发展的第二块土壤：西方大学引入

西方大学在事实上构成中国大学的必需土壤。客观地讲，中国大学要获得更稳健、更健康的发展，不仅应很好地翻耕书院这一肥沃土壤，更应该从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中吸取有益资源，但其前提是客观了解西方大学的诞生和发展。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产生于欧洲，同样有诸如埃及的寺庙学府、古希腊的“阿卡德米”（Akademia，亦曰学园，Academy）等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的千年培土。博洛尼亚大学的诞生，才标志着人类大学的真正开端。尔后，大学的中心从意大利转向英国，再从英国转向法国。在法国革命影响下，落后的德国基于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觉醒而首开大学的现代改革(注：维纳·洛赫《德国史》，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13页。)，从1694年创办哈勒大学开始，到1810年柏林洪堡大学诞生，德国经历150年努力，建立起现代大学的完善组织形态和制度保障，确立起拥有制度保障的大学精神，这就是独立、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精神具体落实为大学建设、治理、发展的三大原则：独立性、自由与合作三者相统一的原则，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原则，科学统一的原则。这三大原则的思想核心是“教学自由”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意大利创造了大学，英国和法国为大学的现代发展奠基培土，德国塑造了现代大学，美国却发展了现代大学。作为从英属殖民地中独立起来的美国，原本信守清教戒律而呈保守倾向，但数以万计到德国留学归来的美国人却推动了美国大学的改革，并将德国大学教育的理想、理念、原则和精神予以发展和弘扬。所以，美国对德国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的发展，不是数量上的，也不是物质投入上的，而是对大学的组织、结构、制度、认识、视野、精神等层面的发展。美国大学的发展，赋予了大学的社会责任和国家使命。曾留学柏林大学的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怀特曾回忆说：他在柏林大学的学生生活进一步加强了要为美国大学做点什么事情的愿望。他认为自己不仅能够实现大学的理想，而且能够扩展和完善大学理想。怀特之言，乃是19世纪到德国留学回国的美国学者的基本理想，他们秉持教学自由推动学术研究和“学术研究照亮了世界”(注：瓦尔特·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第4卷《1945年以来的大学》，贺国庆等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页。)的基本理念，以德国大学服务德意志之未来的长远国家精神作为改造美国大学的根本动力，塑造了美国大学的国家精神和人类理想。美国大学秉持如上精神而发展欧洲传统的现代大学，对世界大学建设产生了根本性影响，也成为中国大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丰富资源。

梳理西方大学的诞生与发展有利于我们了解西方大学的精神实质。当然，西方大学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不是齐头并进的，往往是伴随着近代列强对中国侵略“能力”的此消彼长而变化，也随着教会对中国教育的渗透和对教育权的攫取而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不可否认，近代西方列强和教会在对中国进行输出和攫取大学教育主权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大学精神，这些精神为我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以及中国特色大学的建设发挥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这些精神概括起来包括科学精神、自治民主的精神和服务社会的精神。

科学精神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向近现代大学转型过程中得以确立，这种精神直接体现为对自然科学的高度重视和对大学之研究职能的重视；自由独立精神在大学内部与外部均有体现，其内部主要表现在对学习者学习权利的尊重，外部主要表现在大学不受政治和社会的干预，在学术和管理上保持自由独立；自治民主精神主要体现在按照教育规律由大学内部相关主体办学治校，这一精神可谓是西方大学精神的核心；服务社会精神产生相对较晚，也算是对自由独立精神和自治民主精神的超越，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这一精神对我国近代大学有直接影响，但其与我国近代大学举办初期就具有的救国抱负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也是我国现代大学发展所必须具备的精神。

二　魂：中国大学发展的价值逻辑——系天下苍生、谋世界大同

从欧洲大学的产生我们能发现，“大学一直是智力的机构，它的使命是研修和传递所有得到精心研究的知识领域的知识瑰宝”(注：向小丹《从移植到扎根：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历史演进》，《科教导刊》2018年第24期，第1页。)，并且，“大学所发展和传递的科学和学术的知识以及传递知识的方法，产生于普遍的欧洲知识传统，并且是这个传统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大学形成了一种学术精英群体，其精神气质基于欧洲的共同价值观，并且超越了所有国界”(注：瓦尔特·吕埃格《大学是欧洲的机构》，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欧洲大学史》第1卷《中世纪大学》，第9页。)。大学立足于国家，既有服务国家现实的责任，更有服务国家未来的使命，同时必须彰显大学自身的本性，即大学本身就是世界性、人类性和国际性的。尤其是经历二战、冷战之后进入全球化时代，“大学不再局限于由层层凌驾于全欧洲的权力统治之下的一元化欧洲框架之内发挥作用，而是在一个无论是在宗教和政治上都分裂的欧洲，开始扮演着连接全欧智力精英的桥头堡的角色”(注：瓦尔特·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第4卷《1945年以来的大学》，第8页。)。大学的世界性、人类性和国际性的汉语表述是“系天下苍生、谋世界大同”，这是大学“超越了所有国界”的真谛所在：大学，就是“系天下苍生、谋世界大同”的地方；服务于大学的知识分子，必须肩负起“系天下苍生、谋世界大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系天下苍生：传统大学社会价值取向的现实延续

系天下苍生这一责任是时代的赋予，因为现代社会“无限度的扩张”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注：乌尔里希·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的发展，使全球化陷入新的丛林，国家政治、市场经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在这种全球化丛林中变得更加复杂，这种复杂性本身使国际政治、市场经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在“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面显得更为有限，它吁求大学发挥更大的文明动力功能予以更有深度更为广阔的社会参与。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对大学的当代建设和发展提出了“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要求。

这一使命是历史赋予中国大学发展必须有“系天下苍生”的视野、胸襟和情怀。首先，大学既是一古老的社会组织，也是常青的社会组织。大学的“古老”，并不在于她年代久远，而在于她是整个人类“唯一在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其基本模式和社会功能与作用不变的机构”，而且人类发展越是向前，“大学的这些方面一直在得到加强和扩展”(注：瓦尔特·吕埃格《大学是欧洲的机构》，希尔德·德·里德-西蒙斯主编《欧洲大学史》第1卷《中世纪大学》，第8页。)。大学的常青，源于她在任何巨变的时代，都始终不渝地引导一代代年青人“学习如何去学”，大学的根本工作就是通过研究得来的成果展开教学，以此唤醒人们真诚地追求知识的理念和对知识本身崇敬的意识，而且这种对知识的崇敬意识和真诚追求理念层累性地积淀成为人类的一个指导原则。其次，大学延续千年而生机如初，既“由于相信人类理性可以认识世界秩序，才能够进行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就是为了洞悉上帝创造物中所蕴含的理性秩序”(注：瓦尔特·吕埃格主编《欧洲大学史》第4卷《1945年以来的大学》，第5页。)，更源于“为了更好而改革”（reformatio in melius）必须在返本开新的传承中坚守品格，这就是本其“一以贯之”的批判和创造实现“苟日新、日日新”的变革。基于这两个方面的自身要求，大学一方面被定义为“象牙塔”，在探求真知中发展学术，培养创造性人才；另一方面又成为人类文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动力站”，在推动古今文化大融合中引领社会正义、国家前进和人类文明，这是大学被誉为“人类智慧的花朵”和“人类精神的家园”的本义所在。

如袁贵仁所言：“在近代中国的强国梦中，教育革新、大学的兴起无疑是重要篇章。早期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福建船政学堂、湖北武备学堂、唐山路矿学堂、四川中西学堂、湖南时务学堂等新式学堂，以及1895年创立的北洋大学堂、1896年创立的南洋公学、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都是教育兴国、强国的最初尝试，成为孕育新知识、新观念、新方法、新的组织形式和制度结构的创造基地。”(注：袁贵仁《序：大学与大国》，李清川、于丹《世界知名大学校长访谈录》，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2页。)可见，现代意义的中国大学自产生之日起就体现了“系天下苍生”的特点，而这一特点随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的推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体现，但是其主旨和精神内核是始终如一的，是具有时空穿透力的。

在新时代，中国大学“系天下苍生”之魂的具体体现须从两个层次展开：首先表现为从教育目的上必须以超前思维服务于各种规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培养，要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找准办学定位、优化专业设置、促进教学改革；同时，还表现在服务于文明互鉴，通过促进学术交流、共享科技文明、强化沟通了解来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维护世界和平。这两个层次是彼此关联的，没有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培养，就很难提升文明互鉴过程中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凝聚力，而没有文明互鉴的意识与眼界，又很难真正以开阔胸怀培养优秀的建设者。只有两者相辅相成才能真正促进现代大学“系天下苍生”之魂落地。

（二）谋世界大同：“天下大同”崇高追求的现实传承

对于中国大学而言，“谋世界大同”之魂，不仅是世界大学发展基本规律所致，也是中国“天下大同”崇高追求的现实延续。

中国儒学经典之一的《礼记·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4页。)。可见，“治理好国家后天下太平”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的共同追求。虽然此“大学”非现代意义的“大学”，但无论从“博学”之态的定位，抑或是与“小学”相对的“大人之学”的定位都贴近当今大学的层次定位，其精神追求自然带有延展性。此外，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引用的北宋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注：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页。)，言简意宏，一直被人们传颂不衰，并被视为知识分子和高等学府的远大志向。事实上，此二者仅为代表，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谋世界大同”之文化脉络从未断过，也是近代中国大学起源便镌刻入骨的文化基因。

与此同时，“谋世界大同”之魂与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大同”的崇高追求一脉相承。“天下大同”是传统中国世界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它立足于世界的统一性、共有性、道德性、差序性想象，没有狭隘的畛域观念，不是纯粹的“乌托邦”，而是中原王朝国家效法的模板和努力践行的目标，赋予了中华文明鲜明的开放性和博大的包容性精神。近代以来，民族国家体系的形成固化了世界的分裂局面。随着对这一体系的深度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世界主义政治哲学的核心理念(注：何君安、闫婷《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兼论中国世界主义政治哲学》，《东南学术》2020年第5期，第10页。)。“谋世界大同”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思想在当前的延续，又是中国大学参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然使命。具体说来，大学向学生传播探索、创造得来的知识，并使之转化为人的智慧和力量，从而承担起构筑大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时代使命(注：汪明义《大学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使命及实践方式》，《中国高教研究》2021年第7期，第35页。)。新时代的大学需要从人类学出发，立足全球视野，探求新知，培养具有全球责任意识及能力的国际化人才，服务国际社会，积极推进国际文化交流与传播，承担起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伟大历史使命。

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首次明确提出全人类共同价值，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注：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习近平《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新时代，中国大学“谋世界大同”的核心表现就是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大学应该加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与阐释，并实现从“价值体系”到“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的转化，促进全人类共同价值入脑入心，代代传承。同时，大学需要遵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历史号召，从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合作等五大职能出发，自觉承担起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伟大使命。具体说来，要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理性培养人类进步事业的新人，以探索创造新知解决人类发展进程中的认知难题，以更开放的姿态服务民族国家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以返本开新中华文明实现美美与共的卓越，以坚定文化自信加大国际文化交流合作。

三　梦：中国大学发展的理想逻辑——创中国范式、图民族复兴

在风云巨变的当代进程中，中国大学独特的范式能否得到世界的尊崇和追随，依赖于能否在中国诞生若干既体现鲜明的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水平的一流大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支撑。只有如此，方能在全球高等教育界彰显其磅礴伟力。因而，为民族复兴，创建中国特色并具有指标意义和文化意义的世界一流大学，构成当今中国大学的伟大梦想。

（一）民族性：中国大学创中国范式、图民族复兴的根基

创建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大学应夯实其民族性根基，使之成为统摄其先进的政治思想、优秀的传统文化、古老的教育智慧和独特的办学方式的内在凝聚力和创发力。之所以必须以民族性为内在凝聚力和创发力，是源于大学之世界性、人类性、国际性和地域性、民族性、国家性之双重本性的激励。并且，大学在自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要全面地铺开其世界性、人类性和国际性，必须从地域、民族、国家出发，并充分发挥地域功能、全面释放民族创发力和紧紧应对国家发展的未来需要。其中，民族性将地域优势和国家发展的未来需要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社会文化动力机制。诚如俄国教育思想家乌申斯基所言：“如果教育不想成为无能为力的，那么它就应当是具有民族性的。”(注：乌申斯基《乌申斯基教育文选》，郑文樾选编，张佩珍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版，第80页。)

传统当然体现了人类性，但它的根与本却是民族的：民族性既构成传统的根和本，更内铸为传统的魂与灵。要实现创建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大学这一必为梦想，必须深植于传统，提升民族个性，用强化服务国家未来的能力与方式来服务世界，推动人类文明的前进。从根本讲，大学的存在与发展，一方面必须在与人类文明前进同步的基础上引领人类朝向未来，返本开新更高水准的文明；另一方面必须弘扬传统的精神，增强民族的个性，服务国家的发展和未来。以此审视中国大学的当代发展，应该名正言顺地扎根于中西大学优良教育传统的土壤之中，以知识和理性为指南，以富民强国为不变追求。

乌申斯基指出：“一个民族的公共教育的特性表现得越明显，它就越能自由地向其他民族借鉴自己所需要的一切。”(注：乌申斯基《乌申斯基教育文选》，第66页。)一国之教育，越是民族的，才越可能走向世界；越体现民族性格，才越能成为世界的。基于此一基本认知，只有扎根于中国大地，才能办出世界化的中国大学。

而扎根中国大地办当代大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做到从起点、过程和结果的三重民族性“扎根”。起点“扎根”体现为，必须以书院精神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传统“中国文化”为文化根基，要让以“四个服务”为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需要”成为办学基点，要以现有中国办学经验和办学环境为组成部分的“中国基础”为现实起点。过程“扎根”体现为，在办学过程中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全面体现立德树人，全面实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开放育人，以此确保政治方向正确，育人过程科学，育人格局开阔。结果“扎根”体现为，中国的高等教育要办出“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就中国特色而言，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和建构中国特色的培养范式；就世界水平而言，要建成具有世界水准、中国气派的多层次、多类型的大学体系；形成能解决中国问题，并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中国方案的研究成果；培养服务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人才。

（二）全人性与全球化：中国大学创中国范式、图民族复兴的基本准则

中国要建设体现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水平大学，必须以全人性为首要准则。所谓全人，既指“至为善通、至为平凡”胸襟的人，也指“健全人格”的人，更指“完善性格”和“独立个性”的人。以此为内涵规定性的全人性教育呈现三方面的基本要求。首先，全人性教育是指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社会，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422页。)。其次，全人性教育是指引导人“从一切方面认知自己”和去了解“人的一切方面”，这要求正视人的身心，不仅研究人的身体（生理）和心理与智商、情商、心商共运的关系，更要研究社会环境、时代精神、文化传统以及先进理想对人的影响。其三，全人性教育不仅指从真（智）、善（德）、美（自由）、健（体）、富（劳）全面发展培养人，更指培养人“具备文化的全部”(注：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上卷，由其民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如上内涵的全人性，既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人本特征，更是中国大学所追求的应然境界。这需要哲学的指导，因为哲学是受到教育实践的压力而兴起的，但教育又反过来提供了机会对哲学的探讨进行实际的验证，由此两个方面使“哲学就是教育的最一般方面的理论”(注：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建设中国范式的一流大学，只有在哲学的指导下，才能深入探讨“全人”的内涵，探索全人性教育的实践路径和根本方法，积累全人性教育的成功经验，推广全人性教育的基本理论。

大学不仅是民族性和人类性的有机结合，更是地域性、区域性与全球性的有机结合。这是因为人类已全面进入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时代，作为人类物质存在空间的地球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地球村”。地球村式的空间存在，必然要求大学改变过去那种相对单一甚至片面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价值观设计和运行模式，必须走出地域，耕耘全球化。所以，全球性构成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大学的基本路径。基于这一基本要求，开创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必须重建一种面向未来世界的高等教育学。这种面向未来世界的高等教育学，首先要着眼全球伦理实践，着眼“地球村”的安全存在和共同繁荣，从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打造新的课程教学体系；其次，必须借鉴古往今来中外一切先进的办学经验。

（三）服务民族复兴：中国大学创中国范式、图民族复兴的时代命题

从人类发展史看，无论古今，世界大国的崛起无不与其拥有顶尖级大学群体直接相关。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指出，英国的崛起取决于三个两个人的思想：以牛顿力学定律为代表的自然科学进步开启了英国通向工业革命的大门；以亚当·斯密《国富论》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发展为英国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注：中央电视台《大国崛起》第4集《工业先声》，央视网，2017年7月4日发布，2022年11月5日访问，https://tv.cctv.com/2017/07/04/VIDE7yJmGHjtSrfPtcE7EHUx170704.shtml。)。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牛顿和毕业于牛津大学的亚当·斯密成为两校杰出校友的典型代表，也为世界提供了大国崛起与大学繁荣相互成就的典型案例。

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德国之所以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领头羊，与其从17世纪起步持续不懈展开大学改革、创立引领世界的研究型大学直接相关。以柏林洪堡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使德国从强大走向更强大。柏林洪堡大学之所以构成现代大学的标志而获得引领人类大学向现代方向发展的美誉，下列事实为之作出了最好的诠释：哲学家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先后出任该校前三任校长，他们为这所大学奠定学术文化的基石；马克思和恩格斯均就读过该校；亚历山大·洪堡的《宇宙学》在该校完成；该校教师约翰纳斯·米勒的名著《生物学手册》成为世人之经典；德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由柏林大学教师古斯塔夫·马克努斯建立。除此之外，在柏林洪堡大学有过学习或工作经历的还有：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奠基人之一赫尔曼·亥姆霍兹，电磁波与光电同一性的发现者海因里希·赫兹，光速的测定者阿尔贝特·迈克尔逊，量子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斯·普朗克以及相对论创始人阿尔贝特·爱因斯坦等。

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引领几乎整个20世纪，其根本源于它拥有顶尖级的研究型大学群体。这些研究型大学群体不仅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文化提供坚强的支撑，同时也成为人类大学发展的样板。

同样地，进入21世纪的中国，要引领世界，亦必须创建世界一流的大学群体来为之提供创造性动力。这样的大学群应该是“拥有一流的学术实力，做出了一流的学术贡献，从而获得社会高度认可的学术声誉”(注：眭依凡《一流教师队伍是一流本科教育建设成效之基础》，《教育发展研究》2019年第23期，扉页“时评”。)的中国世界一流大学的集合。今天，中国大学已进入新时代并踏上新征程，这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新征程，也是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新征程。

四　路：中国大学发展的实践逻辑——集中西文明、循教育规律

2014年，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我们要认真吸收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学经验，更要遵循教育规律，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注：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年5月4日），人民出版社201年版，第13页。)四年后的师生座谈会上他再次重申：“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转化为办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自信。”(注：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8年5月2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他为创建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大学勾勒出正确的方向、宏观的思路和根本的方法：世界上先进的办学治校经验为中国“扎根中国大地”办好大学提供了融中西文明视域的有益借鉴，这就是将人类大学的当代发展要求和自身教育规律（包括原则、经验、方法）化为探索建设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源泉。

（一）集中西文明：充分遵循人类的教育规律

要“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大学，必须要遵循的根本教育规律，是人性规律。夸美纽斯说：“人是一个‘可教的动物’，这是一个不坏的定义。实际上，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注：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教育的本质是把原本动物的人化育成文化的和文明的人，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则是“恰当”的人性规律。教育的人性规律可从两个维度表述。第一，人在本性上是非恶的，人作恶是因为无知，教育就是引导人不断地变无知为有知。为此，苏格拉底提出人性再造的两个教育原则，引导人“认识你自己”并鼓动人追求“知识就是美德”。第二，人的本性是天赋的，因而“性相近”，但后天利欲的膨胀却将人性导向“习相远”。解决人性分裂困境的根本方法就是教育：教育就是使“习相远”的人性变成更“相近”的人类学方式，运用这种人类学方式必须遵循孔子所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注：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89页。)的原理。

人性规律是基础教育和大学教育都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大学必须遵循过程规律。从根本讲，教育既是“社会进化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更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中具有永久不朽价值的那部分的过程”(注：巴格莱《教育与新人》，袁桂林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因为人是一个未完成、待完成和需要不断完成的生活过程，它使生活成为不断生长的努力，教育就是促进人的自我生长(注：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第58页。)并不断自我实现的改造、转化、拓展、升华和超越的过程，大学必须遵循这样一种性质规定的过程规律。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大学，必须明确确立“大学的作用是使你摆脱细节去掌握原理”(注：阿尔弗雷德·怀特海《教育的目的》，徐汝舟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因为大学的目的是培养人探索真理、创新新知的智慧，而“智慧意味着了解事物的原则和起因”，所以“学生的学习将不是从最近的观察开始，再回到那些首要的原则，而是从首要原则开始”(注：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汪利兵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61-62页。)。这就意味着大学需要教给或者引导学生去发现原理性和真理性的知识。每一所大学的每一类学科都应该归纳、整理这类知识，把这类知识的教育作为重要任务。让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和课程优化为此服务，在此基础上，再根据大学的类型差异、学科特点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和综合能力。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大学，必须充分遵循人类的教育规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学办学治校的基本规律。

欧洲大学校长常设会议反思二战后的10年间改革大学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得出的教训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10年改革大学各种努力的失败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对大学发展及其悠久传统的深入认识，是根本不可能探求到解决大学问题的真正有效办法。大学的发展史阐释了大学产生的条件、变迁的规律、兴衰的更迭、外溢的影响等，为我们提供了横向比较和纵深参照的视角。所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借用历史的叙述可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

美国教育家菲利普·G·阿特巴赫指出：“大学是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们有着共同的历史渊源，又深深地植根于各自所处的社会之中。”(注：菲利普·G·阿特巴赫《高等教育的发展》，菲利普·G·阿特巴赫、罗伯特·O·波达尔、帕崔凯·J·甘波特主编《21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第2版）》，施晓光等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大学产生于不同的文化环境，适应于特定的社会需要，形成迥异的教育传统和文化特色。凡是对大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理念和制度，无不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推动下，大学依托内在的超越性不断打破时空边界，国际性日益凸显。大学是具有民族文化特质的国际文化“共和国”，民族性和国际性并存。“扎根于中国大地”的中国大学，要办出世界一流的水平，必须稳健地拓宽民族性与国际性并存、国家性与世界性共生的知识和理性、实践和创造的道路。

（二）循教育规律：充分吸收一切先进办学经验

“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大学，必须充分吸收人类一切先进的办学经验。自大学诞生以来近1000年历史进程所积累起来的办学经验可谓浩瀚，但择其主要者有五，这些经验都是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大学所必须充分研究、分析、甄别、内化的宝贵经验(注：汪明义《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第23期，第20页。)。

第一，应充分吸纳“文理学院”的经验。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对文理学院教育理想的经典概括。文理学院教育的精义有二。一是将大学定义为一个集思想、知识、创造和交流、传播的场所，即“一间大学根本是一个藉着人与人彼此交往，在一大地域中实行思想上的交换与流通的处所”(注：约翰·亨利·纽曼《纽曼选集》，徐庆誉等译，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版，第209页。)。它为有意愿于探究真理和知识的人们提供思想及行动准绳，这种性质的场所本身会带来真正的教育，随着空间的拓展和时间的沉淀，它会形成一个“人才汇集地”，并塑造出一种生生不息、自我发展的传统(注：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节本）》，徐辉等译，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6-67页。)。在当代人类进程中，充分吸纳并创造性地发展这一经验传统，将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学术系统与其说是为专门知识所统一，不如说是日益被它们所分裂”(注：伯顿·R·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王承绪等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1页。)。虽然各学科联系日趋紧密，但这种联系仍然是建立在各学科高度专业化基础之上的，可见，真理和知识需要各学科共同形成其完整的知识领域。二是基于促进自由发展的需要而实施博雅教育，促进人的理智发展，最终培养出头脑冷静、通情达理、直率诚恳、克己自制及立场坚定的人。为了更好地培养这样的人，需要向他们传授人类整全的知识。

第二，应充分吸纳“研究型大学”的经验。研究型大学始于洪堡创立的柏林大学，兴盛于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面对普法战争的战败，普鲁士政府希冀通过改革高等教育，以精神的力量来弥补在物质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柏林大学就是在这种民族意识觉醒和社会变革背景下诞生，并构建起了对世界大学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四原则，即“大学自治、教授治校、教学和科研相结合、学术自由”。其中，学术自由不仅指不受外界干扰，而且反对大学内部的霸权，更包括学者心无旁骛地自由探索的品质。这类大学将探索自然物质宇宙的规律和文化意识宇宙的法则作为己任。这对“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三，应充分吸取服务型大学的经验。大学是社会发展的智力之轮。智力之轮的发动和运转不是在社会之外，而是需要嵌在机体之内自然启动和运转。这就要求大学与社会组织和产业之间建立有机的联系。社会需要什么，大学就发挥知识、技术和观念的生产、创新优势去做什么，以满足和服务于社会的需要。这就是大学“威斯康辛理念”的要义，也是创始于美国的各类社区大学的要义。如今这一要义所引发的实践不只是局限于一社区、一城市，它已经扩展到整个民族国家甚至全人类的大学服务理念。

第四，应充分吸纳“多元化巨型大学”的经验。这一经验由克拉克·克尔在《大学的功用》中所总结：二战后，在政治、社会、科技等诸多因素作用下，美国大学日益成为联邦政府优先发展的对象(注：Clark Kerr ，《大学的功用》，陈学飞等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36页。)。大学不仅要重视学生的教学，兼顾科学研究，还要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大学不再是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而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得到了全面的明确和广泛的展开。美国社会创办多元巨型大学的办学经验，对中国大学如何更好地创建世界一流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五，应充分吸纳“交互式大学”的经验。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大背景下，从文理学院、研究型大学、多元巨型大学演化而来的一种新形态即“交互式大学”。这类大学的典型经验是大学组织及其成员的跨国跨界流动和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探索新型样态的大学经验，必将为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中国范式的世界一流大学开阔新视野，提升新认知，赋予新智慧。

上述五种类型大学的创办及其经验展示了人类大学发展历程中几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典型案例，为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和中国大学模式走向成熟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注：汪明义《大学高质量发展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中国高等教育》2022年第23期，第20页。)，也是我们在高等教育领域化“他山之石”创“中国范式”，“扎根中国大地”建设具有中国气派高质量大学的重要基础。

综上所述，历史逻辑、价值逻辑、理想逻辑与实践逻辑是任何事物发展的基本逻辑，也是任何实践活动所必须关注的核心逻辑。从这四个维度思考当代中国教育发展，既是反观中国大学从何处来之“根”，也是归纳中国大学从历史到现实中所凝聚之“魂”，还是锚定当代中国大学的抱负追求之“梦”，更是探寻中国大学负重前行不辱使命的实践方略之“路”。核心问题是要回答当代中国大学“从何处出发”，“为何要远行”，“向何处远行”，“应该怎样走”。

故此，基于如上认知，重新审视中国大学的根、魂、梦、路，思考大学的昨天、今天、明天和未来，对于进入新时代并踏上新征程的中国高等教育，将大有裨益。

［责任编辑：罗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