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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乱世之君,但崇祯远不如咸丰

史家余焉 史家余焉
2024-09-16

崇祯即位后,大明帝国俨然一派亡国之象。内部,农民起义烽火燎原,大半个中国被打得稀巴烂;外部,新兴的后金(清)如初升的太阳,朝气蓬勃,他们做梦都想入主中原,一统华夏。大明帝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而咸丰接手的烂摊子一点也不比崇祯好。内部,太平天国将江南财税之地破坏殆尽,中原又有捻军起义;外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谁都想扑过来咬一口这个老大帝国。可以说,咸丰面临的局势比崇祯更加险恶。大清帝国也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两人面临的局势如此之像,俨然一对难兄难弟。然而,明朝在崇祯之后便戛然而止;清朝在咸丰之后竟又延续了半个世纪。

这其中固然有这样那样的原因,但和他们俩人的素质也密不可分。相较而言,咸丰更有识人之明,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崇祯刚愎自用,多疑多虑,使得大臣们与他离心离德,最终众叛亲离

崇祯帝是一个极其自私、偏狭的人,猜忌心十分重的人。他在位期间,被处分过的大臣,自内阁大学士至尚书、侍郎、都御史,总共有数百人之多。在他十七年的皇帝生涯中,先后任用过五十位内阁大学士,人称“崇祯五十相”,这几乎打破了历朝历代的记录。六部、都察院的长官同样更换频繁,在整个崇祯时期,共任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8人,礼部尚书11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6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人,“七卿”平均在任时间只有一年零两个半月。

更要命的是,崇祯帝用人多疑,对前线统兵大将一直不信任、不放心。其中最著名的例子便是北京保卫战尚未结束就诛杀袁崇焕,农民起义尚烽火燎原竟将孙传庭下狱三年。

此外,崇祯帝还喜欢诿过于人。松锦之战结束后,兵部尚书陈新甲奉崇祯密令与清廷议和。崇祯叮咛陈新甲在事成之前千万不要泄露出去,因为他怕泄露出去之后,引起朝野纷争,牵连到自己,有损皇帝尊严。

可是陈新甲“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将双方和谈开出的条款随手放在书房,他的家僮误以为是需要发布的塘报,于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拿出去抄传。

这个书僮的无心之过,让这个秘密突然公开了出去。大臣们得知陈新甲在主持对清议和事宜,顿时朝野哗然,言官们纷纷上疏弹劾陈新甲。一时间,陈新甲成了人人唾弃的“卖国贼”,陷入了舆论漩涡之中。

事情泄露了出去,崇祯的气急败坏是可想而知的,只能一腔的怨恨都倾注到陈新甲头上。他在言官弹劾陈新甲的奏疏上批示,要求他作书面说明。崇祯帝要陈新甲作书面说明,其实就是在给他机会,如果他主动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或许还有一条活路;反之,如果他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将是谁承担责任?只有崇祯帝了。可崇祯帝是愿意担责的人吗?这样的话陈新甲就必死无疑了。

果然,陈新甲认为议和是奉了皇帝的命令,自己只是个执行者,以为崇祯会站在自己一边,于是在书面说明中为自己大摆功劳,一连列了十来项之多。崇祯帝见陈新甲不但推卸责任,反而为自己摆功,这种不为领导考虑的做法让他大为光火,于是将他逮捕入狱,不久后被处死。

这件事情的影响十分恶劣,大臣们都看清了崇祯的真实面目,原来皇帝是一个毫无担当的人,一旦出事就会把锅甩给下面。这导致大臣们没有一个愿意为他分忧,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南迁之议和调吴三桂入卫之议。

李自成东征以后,崇祯忧惧不已,曾有迁往南京和调吴三桂入京的想法,但他又想保持自己的高大形象,不愿意承担弃地的责任,于是要求内阁决策,言外之意就是要内阁承担下责任。

内阁大佬哪会上崇祯的当,陈新甲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假如内阁奉旨决策迁往南京或调吴三桂入京,到时皇帝反悔,追究起北京丢失或弃守关外的责任,哪里还有好果子吃?

于是内阁和崇祯打起太极,上下推诿,以致错过了调吴三桂入京勤王的最佳时机,最终落得个吊死煤山,王朝覆灭的下场

相比之下,咸丰就更会识人用人。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政府满洲八旗和绿营军队节节败退。为挽救危亡,咸丰将部分军权、人事权、财政权下放,允许各地督抚乡绅举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就是在这个时候崛起的。

对于这些人,咸丰给予充分的信任,不仅放权给他们,而且即便一时打了败仗,也不会动辄喊杀喊打,这点比崇祯不知道要好多少。

只可惜咸丰发现他做了这么多,竟然还保不住祖宗江山,英法联军还是打到北京来了。这让他瞬间崩溃,逃到承德避暑山庄后精神状态也不见好,嘴里天天念叨着自己要步崇祯的后尘,因为咸丰觉得大清要在他手里亡了……

但咸丰自己都不知道的是,他提拔的一堆汉臣又给清朝续了50年命……

话又说回来,咸丰没重蹈崇祯的覆辙,并不是他能力更强,恰恰是他能力不足,才被迫放权,让这些汉人地主走上前台,替大清遮挡了50年的狂风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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