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史荐读｜胡斌：论《龟鉴》的文献性质与流传过程——兼论《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中的“诸儒讲义”
中古史中心｜荐读
胡斌《论〈龟鉴〉的文献性质与流传过程——兼论〈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中的“诸儒讲义”》
论文提要：《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等书征引的《龟鉴》，与何俌《中兴龟鉴》实为两书。《龟鉴》成书于度宗咸淳二年之后、南宋亡国以前，是一部由场屋众举子编著的评议两宋史事的“讲义”。关于此书的流传过程，《中兴两朝圣政》、元刊《续资治通鉴》等书所征引《龟鉴》文本均不重叠，而明代中期以后著述所引《龟鉴》多为转引《宋史全文》，表明此书主要流行于宋元书坊。作为评议两宋史事的“诸儒讲义”之一，《宋史全文》等书注下《龟鉴》被系统性散入《永乐大典》所收《续资治通鉴长编》注下。四库馆臣辑录《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又系统性删去其注下《龟鉴》等“诸儒讲义”，造成了《续资治通鉴长编》通行本与《永乐大典》本的差别。（本文发表于《文献》 2023年02期，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等书注文，广泛征引一部宋代史评类著作——《龟鉴》[1]。既有研究已发现该书可能不是绍兴十三年（1143）何俌所上《中兴龟鉴》。但由于未见历代目录文献著录，关于该书文献性质（包括成书时间、地点，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等）和流传过程的研究推进有限[2]。诚如汪圣铎所言：“《宋史全文》征引的《龟鉴》，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3]
在目录文献无征的情况下，佚文成为我们了解《龟鉴》的重要线索。全面的辑佚工作，不仅是恢复《龟鉴》文献面貌的基本手段，也是探索其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重要路径。关于《龟鉴》，无论其体例结构、叙述风格、学术渊源、政治倾向等文献学性质，还是其编纂、抄刻、流传、被引用乃至散佚的文献流传过程，都与特定历史情景密切相关[4]。本文基于上述认识，将在广泛搜集《龟鉴》佚文的基础上，考察《龟鉴》与历史情景的互动关系，深化拓展关于《龟鉴》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认识。
一
《龟鉴》与绍兴十三年
何俌所上《中兴龟鉴》实为两书
《要录》引用《龟鉴》作“何俌《龟鉴》”，将《龟鉴》当成了绍兴十三年何俌所上《中兴龟鉴》（以下简称“绍兴《中兴龟鉴》”）。既有研究虽已发现《龟鉴》至少部分不是绍兴《中兴龟鉴》，却仍然相信《龟鉴》与绍兴《中兴龟鉴》之间存在关联。如孔学推测称：“或南宋有两何俌，或何俌后来对此书有所增改。”[5]邓小南师提出：“该书是否由这位龙泉何俌在其《中兴龟鉴》基础上增补修成，尚缺乏直接有力的证据。”[6]汪圣铎认为：“《宋史全文》征引的《龟鉴》，至少有一部分不是何俌《中兴龟鉴》。”[7]，却也没有完全将两书视作完全独立的史著。这背后的逻辑是：何俌所著绍兴《中兴龟鉴》应当包括对宋高宗朝史事的评述，而《龟鉴》可能参考了此类评述。
不过，汪圣铎又依据《吴兴备志》相关记载，提出绍兴《中兴龟鉴》是对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等历史上“中兴”之君的评议，“议论本朝史事的内容不应太多”。他进而怀疑“《宋史全文》征引的《龟鉴》，或许根本就不是何俌《中兴龟鉴》，而是理宗时期人撰写的另一部《龟鉴》”[8]。此一推测的核心逻辑是认为绍兴《中兴龟鉴》不包含对高宗朝史事的评论，《龟鉴》没有借鉴绍兴《中兴龟鉴》的可能，故《龟鉴》和绍兴《中兴龟鉴》是两部完全独立的著作。
汪氏此见颇为合理，但因材料支撑不足而只能作为一种推测。邓小南师质疑《吴兴备志》对绍兴《中兴龟鉴》内容的概括不实，因在何氏进书之前，广南市舶司林保进曾进《中兴龟鉴》，“评论夏少康迄唐肃宗得失”[9]。邓师遂推测《吴兴备志》对何书性质的记载“恐与林保所进《中兴龟鉴》有所混淆”[10]。这一质疑直接推翻了汪圣铎上述推测的基础，应当予以重视。
由此看来，既有研究争论的焦点，在于何俌所著绍兴《中兴龟鉴》的内容到底是评议前代“中兴”之君，还是评议宋高宗朝史事。这一分歧背后的问题是：绍兴十三年何俌眼中的“中兴”到底是什么？何俌在撰写《中兴龟鉴》时是否认为宋高宗业已实现了“中兴”？他撰写此书的旨趣是否为歌颂高宗的“中兴”功业？
作为高宗朝的重要政治话语，“中兴”的含义在高宗朝绍兴十二年前后发生了明显变化。根据虞云国的研究，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之后，高宗与秦桧大力鼓吹“中兴”，“才令朝野普遍接受‘中兴之世’因绍兴和议而业已实现”[11]。而在和议达成之前，南宋朝野普遍认为实现“中兴”的标准应包括恢复祖宗旧疆、迎回二圣等，高宗尚未完成“中兴”的功业。如高宗在绍兴二年对宰执称：“自昔中兴，岂有端坐不动于四方者？将来朕抚师江上……朕谓中兴之治，无有不用兵者。”[12]绍兴五年，高宗御书《车攻》诗赐予宰辅，并称：“朕观《鸿雁》《车攻》，乃宣王中兴之诗，今境土未复，二圣未还，当与卿等夙夜勉励，以修政事、攘夷狄。”[13]可见当时高宗与宰辅心中的“中兴”，应包括恢复旧疆、迎还二圣等内容。而高宗推尊周宣王为“中兴”之主，显是强调当下尚未实现“中兴”。
关于“中兴”内涵转变的时间节点，虞云国提出绍兴十二年高宗在殿试命题中尚不敢承认“中兴”已经实现，直至绍兴十四年才有秦桧引荐的臣僚鼓吹“中兴”已成[14]。林保、何俌上书均在绍兴十四年以前。彼时朝中主流观点，应是认为当下“中兴”功业未成，高宗应以前代“中兴之主”为鉴。
那么，何俌撰写《中兴龟鉴》的旨趣，是否为迎合“中兴”话语的转变、歌颂高宗“中兴”之功？由何俌上书之后的晋升履历判断，这种可能性不大。绍兴十三年上书之前，何俌官居左迪功郎，虽因上书而迁一官，却在秦桧擅权时期默默无闻，直至绍兴二十五年高宗力主斥逐秦桧党羽后才得到重用[15]。何氏未因进书而得到秦桧的大力酬赏，却在高宗斥逐秦党时晋身拔擢，不应是迎合秦桧、鼓吹“中兴”已成的官员。
既有研究注意到何俌《中兴龟鉴》与《龟鉴》的混淆是出于后人附会，却未能确定何俌《中兴龟鉴》是否包含对高宗朝史事的评议，是否与《龟鉴》存在文献传承关系。本文根据高宗朝“中兴”话语的变化与何俌的晋升履历，认定何俌《中兴龟鉴》应与林保所上《中兴龟鉴》旨趣相似：总结前代“中兴”之君行事得失，为高宗实现“中兴”事业提供历史借鉴。何俌《中兴龟鉴》不应包含对高宗朝时政的评议。其与《龟鉴》系属两种内容差别很大的史著，二者之间不存在文献传承关系。
二
《龟鉴》的成书时间与“作者”
既有关于《龟鉴》的研究，大多只是对个别宋元时期编纂的编年体史书（《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续编中兴编年资治通鉴》等）中《龟鉴》佚文的考察，未能从全面汇集、比较《龟鉴》佚文，故难以形成对《龟鉴》文献学特征的全面认识。本文将诸书所引《龟鉴》佚文辑出，并依时间先后排列如附录表1、表2。
关于《龟鉴》评议宋代史事的时间范围，前人研究大多基于《要录》及《中兴两朝圣政》大量引用《龟鉴》的现象，认为《龟鉴》只评议南宋史事。唯有考察《宋史全文》引注《龟鉴》的汪圣铎，发现《龟鉴》也包含评议北宋史事的内容。通过全面的辑佚，本文发现《龟鉴》评议宋代史事的上限为宋太祖建隆元年（960），下限为宋理宗景定二年（1261）。
具体来说，《龟鉴》评议史事的上限为宋太祖陈桥兵变，其下限则可由《宋史全文》所引最晚一则推知：
后家遵绳，示无党势。求郎不许，内无幸恩，此抑外戚之成宪也。而理宗劝亲一意，亦素依乎道理之所宜者。考祖宗待近戚之定法，而干请不行，未尝开觊幸之门，以滋滥分之弊。革近年近戚干堂·部注之弊，而夤缘不行，未尝希批降之旨，以重添换之冗。少保之命，若私懿亲也，然威仪有则，宠利弗居，虽畀以高牙大纛而不惭；都尉之除，亦疑其为私戚属也，然棨戟三世，琳琅一门，虽宠以环尹、副騑而奚私。是意也，其得东汉抑外戚良法欤。[16]
此条系于宝祐二年（1254）九月，而文中史事却晚于宝祐二年。文中“少保之命”，应指宝祐五年闰四月皇后兄谢奕昌为“少保，保宁军节度使，充万寿观使”[17]。“都尉之除”“宠以环尹、副騑”应指景定二年四月，尚主之杨镇除“左领卫将军、驸马都尉”[18]。由此看来，《龟鉴》评议史事的时间下限为宋理宗景定二年。
《龟鉴》记有理宗庙号，如称：“理宗之科举取士，未尝不以理义淑人才。”[19]而朝廷颁布理宗庙号在度宗咸淳二年（1266）十二月[20]。当然，不能仅据“理宗”庙号的出现就将《龟鉴》成书时间的上限定在度宗朝：也可能是度宗朝时人传抄、再版此书时修改了对于理宗的称呼。据此判断，《龟鉴》评议史事的时间下限在理宗朝后期，而最终成书时间应不早于度宗朝咸淳二年。
至于此书成书时间的下限，《宋史全文》所引理宗朝《龟鉴》，全持赞颂理宗的态度，乃至称颂理宗得“驭将之道”[21]。可见此书成书既应距理宗朝不远，故对近事不敢直言无隐；又应成书于南宋亡国之前，乃不必追究理宗“驭将之道”与南宋亡国关系[22]。由此看来，《龟鉴》成书的时间范围约为理宗朝后期至度宗朝初，不晚于德祐二年（1276）南宋亡国。
《龟鉴》一书可能成于众手，其中理宗朝部分的作者或为曾居临安的太学生、举子。《宋史全文》引理宗朝《龟鉴》屡屡引用科举相关诏敕、御笔原文，可见编者十分关注历年颁布的科举诏敕、御笔，并有机会观览原文。《龟鉴》引用的“丙戌礼闱之御笔”即宝庆二年（1226）《省试赐知贡举御札》，此劄立石刊刻于临安礼部贡院[23]。其中“丁亥亲御路朝……天颁一札”即《宝庆三年谕内外学官诏》，此诏刊刻于太学首善阁[24]。能够观摩到这些刻石，说明《龟鉴》理宗朝部分的编者，很可能是曾经身居临安的太学生或应试省闱的举子。实际上，一些著名南宋书坊著作的作者，如创作《皇朝编年纲目备要》的陈均、创作《皇朝大事记讲义》的吕中等，均为久居场屋之人[25]。
值得一提的是，《龟鉴》浓厚的理学色彩，或与理宗朝后期福建地方学术风气相契[26]。此书称赞理宗崇祀北宋理学五子，并评论称在隆兴议和时期，“端人正士如黄通老（中）、刘恭父（珙）、张南轩（栻）、朱文公（熹），最号持大义者”[27]。这四位“端人正士”均为道学士大夫[28]。且《龟鉴》于黄、刘、张三人称字号，仅以谥号称呼朱熹，可见此书于道学士大夫内部宗主朱熹的立场。
《龟鉴》对朱熹的尊崇，体现在赞同朱熹的史论、引用朱熹的史著。赞同朱熹史论，如《龟鉴》对于李纲建炎初入相评价甚高，并引用朱熹“李纲入来方成朝廷”一语[29]。又如《龟鉴》将张浚指挥富平战役的失败称为“偶为赵哲离部以取败，夫胜负兵家之常”，又称张氏杀赵哲是“孔明之诛马谡也”，称保全蜀地“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30]。这种对于张浚的看法，正与孝宗朝朱熹所撰《张浚行状》丝丝入扣[31]。至于史著，《龟鉴》的作者对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相当熟悉。如其引用寇准对太宗称“惟寿王得人心”一事，仅见于《五朝名臣言行录》所引《遗事》[32]。
蔡涵墨（Charles Hartman）在研究陈均《皇朝编年纲目》时，提出朱熹及其弟子引领的福建道学学派提倡强调道德训诫的“教学型史学”，令“纲目体”史著流行于景定元年前后的福建地方书院[33]。实际上，《龟鉴》的孝宗朝部分，即参考了陈均《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如《龟鉴》讨论《淳熙法册》的内容，显然是根据《中兴两朝编年纲目》“颁《淳熙新书》”条下内容拟成[34]。由此看来，《龟鉴》尊崇朱熹理学的倾向，正是理宗朝后期福建地方道学学派推动“教学型史学”（纲目体）流行的体现。
三
由引书来源看《龟鉴》的文献流传过程
记述南宋史事的《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和《要录》等书注文均引用《龟鉴》。关于几种史籍的关系，孔学提出《要录》注文中的《龟鉴》，有作“宋史全文《龟鉴》”，也有作“中兴圣政《龟鉴》”，其内容除一条转引自《宋史全文》之外，其余都可在《中兴两朝圣政》中找到[35]。可见《要录》注文中的《龟鉴》是从《宋史全文》和《中兴两朝圣政》中转引而来。孔氏还提出《宋史全文》的高、孝两朝部分是在《中兴两朝圣政》的基础上删削而成[36]，似乎说明《宋史全文》所引《龟鉴》也是源自《中兴两朝圣政》。据此可以串联出一个《龟鉴》先进入《中兴两朝圣政》注文，《宋史全文》注下《龟鉴》全部转引自《中兴两朝圣政》，两书中《龟鉴》再为《永乐大典》本《要录》转引的流传谱系（见图1）。
图 1 关于《龟鉴》流传过程的既有认识
由于未能辨明绍兴《中兴龟鉴》与《龟鉴》的关系，既有研究长期存有《龟鉴》着重议论南宋高、孝两朝史事的定见，因而主要依据《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要录》三书注下评议高、孝两朝史事的《龟鉴》文本来判定《龟鉴》的整体流传过程。实际上，《宋史全文》北宋部分、南宋理宗朝部分引用的《龟鉴》，显非由《中兴两朝圣政》转录而来。
除了《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和《要录》之外，《龟鉴》还为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永乐大典》本《长编》、明人夏良胜所编《中庸衍义》及清人徐乾学所编《资治通鉴后编》所引用。将上述史籍全面纳入考察，关注诸书所引评议高、孝两朝之外两宋史事（特别是北宋史事）的《龟鉴》佚文，有助于增进对于《龟鉴》流传过程的了解。
作为一种“诸儒讲义”，将《龟鉴》掺入史籍注下的书坊，不仅只有编纂《中兴两朝圣政》的一家。元代书坊刊刻的《续资治通鉴》注下，有“龟鉴曰”一则如下（见图2）：
《龟鉴》曰：韩忠献公韩王功业抑闻之。《书》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则庶事康哉。”盖有是君则有是臣，而治具毕张，大抵皆圣主贤臣相逢之幸也。有臣如普，以掌书记入见，是建隆之元年也。其与光武之得邓高密者同一遭济也。是故问息兵之计，而普则曰：“方镇太重。”论及民事，而普则曰“爱民如此，有尧舜之用心。”欲收太原而普则曰：“太原北抵契丹，不如姑留之，以俟削平诸国，彼弹丸黑子之地，将何所逃哉？”符彦卿名位以盛，不可复委兵柄，不惮屡谏，虽已出之，岂复怀入而不行。又以屏后尝置一大甕，凡有报怨之文，尽皆焚之。上欲命曹翰取燕，而普曰：“翰可取，孰可守？翰可守，孰可代？”可谓知远谋矣。立功迁赏，上嫌之者则不与，普则曰：“刑赏者，天（子）〔下〕之刑赏也，岂得据以喜怒而专之哉。”奏事忤旨，上怒而不纳，普则颜色自若，拾奏补缀，明日复进，必得请而后止。叱之而不答，但云：“依理行事”；鞭之而不管，云：“国家以社稷为重，莫若爱民为先，以食为本。”上叹曰：“赵普真吾社稷之臣乎。”史臣曰：“赵忠献公独相二十年，始终如一，不曾妄杀，沉毅果断，每事宽大，赞助居多，真开国元勋也。”[37]
图 2 建安陈氏馀庆堂刻本《续资治通鉴》之“《龟鉴》曰”
此段文字见于国家图书馆藏《续资治通鉴》陈氏馀庆堂刻本，又见于国家图书馆、静嘉堂所藏朱氏与耕堂刻本、云衢张氏刻本。其中馀庆堂本为半叶十三行二十二字，条目间以“〇”隔断[38]。而云衢张氏刻本为半叶十五行二十四字，条目间以“◑”隔断，且卷首书题下“前集”二字，或为本书之另一版本[39]。与耕堂本之前十四卷与馀庆堂本同，十五卷至十八卷与云衢张氏本同，应为拼合上述两个版本而成的晚出刻本[40]。各本此段文字皆同。根据前人研究，该书北宋部分托名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陈氏馀庆堂本及云衢张氏本应为本书之较早版本，刊刻时间或早于皇庆元年（1312）[41]。
由于此段“《龟鉴》曰”不见于《宋史全文》及其他典籍，或可说明元代书坊可以在《宋史全文》之外接触到《龟鉴》的文字。不过，这一判断成立的前提，是确定此段“龟鉴曰”与《宋史全文》所引《龟鉴》确为一书。
此则评议赵普与太祖关系的文字，在叙述结构上与《宋史全文》注引评议陈桥兵变的《龟鉴》大体一致[42]。首先，两则文字都是以“三代”标准评定本朝人、事。如称陈桥兵变是“真人勃起，开创大业，是又跨唐、虞，越汉、唐，而与帝王匹体也”。如本条引用《尚书·皋陶谟》评议赵普与太祖的君臣际遇。继而，两则文字分别叙述了陈桥兵变及赵普辅佐宋太祖的史实。最后，两则文字都引用本朝名儒及史臣的评议进行总结。如“陈桥兵变”条称《新五代史》的历史叙述彰显了宋朝受命“仁之至也”。又如本条结尾处引用“史臣曰”。
从文献来源看，《续资治通鉴》此条“《龟鉴》曰”也与其他史籍中引用的《龟鉴》相似。如《宋史全文》所引《龟鉴》提到显德七年（960）正月“京师已有推戴之语，而内庭未之知”，应当出自《长编》[43]；此则中赵普称颂太祖爱民“有尧舜之用心”，应也引自《长编》[44]。此条末尾之“史臣曰”即宋史朝官修“国史”的评论，而《宋史全文》所引《龟鉴》也经常征引“国史”[45]。又此条中从太祖问“息兵之计”到称赞“赵普真吾社稷之臣乎”部分，史源或为《涑水记闻》，或为《邵氏闻见录》，而这些内容均为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引用，且构成书中前后相继的连续段落[46]。“龟鉴曰”的这一部分应当是引用《五朝名臣言行录》，而前文已经提到《龟鉴》在叙述史实时常常引据《五朝名臣言行录》。
因此，由文字结构和文献来源两方面看，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中“龟鉴曰”与《宋史全文》所引《龟鉴》十分相似，表明宋元书坊得以在《宋史全文》之外接触到评议北宋史事的《龟鉴》。
《宋史全文》注文中《龟鉴》的分布状况，也从侧面反映出《龟鉴》一书在宋元书坊中的流行。作为一部截抄各类编年体史书拼成的史著，《宋史全文》在光宗、宁宗两朝没有引用一则《龟鉴》，却在理宗朝部分引用了相当数量的《龟鉴》。考虑到《龟鉴》是一部成书于南宋末年，服务于场屋举子的“讲义”，其对光宗、宁宗两朝史事不置一辞显然不合情理。因此，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宋史全文》所截抄光、宁两朝的编年史没有掺入《龟鉴》，而其所截理宗朝编年史却掺入了《龟鉴》。至于《宋史全文》北宋前五朝注文中的《龟鉴》，也可能是《宋史全文》所截抄记述北宋前五朝史事的编年体史著注下本有《龟鉴》。《龟鉴》在宋元书坊的广泛流传，可见一斑。
自明代中期以降，书坊较少编纂刊刻《宋史全文》一类宋代编年体史书，《龟鉴》等“诸儒讲义”亦不在书坊中广泛流传。此时单行本《龟鉴》虽未必完全失传，但流传至今的明代中期以降士大夫编纂的注引《龟鉴》的著作（《中庸衍义》及《资治通鉴后编》），所引《龟鉴》均不再有超出《宋史全文》注下的内容。
夏良胜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所编《中庸衍义》引注《龟鉴》两则，均为《宋史全文》北宋部分引注的《龟鉴》，且其所含内容不超出《宋史全文》所引《龟鉴》[47]。此处以评论韩琦（魏公）调和英宗两宫的《龟鉴》为例，说明《宋史全文》与《中庸衍义》注下《龟鉴》的关系：
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自魏公一倡，而欧阳脩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幸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非魏公之功而谁功？盖亦伟矣。然魏公虽有其功，而不自有其功。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预焉？”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公之襟量盖可想见。《久旱喜雨诗》曰：“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48]（《宋史全文》）
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自魏公一倡，而欧阳继之，吕诲、王畴继之，司马光又数数继之。既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承顺之语勉太子，卒也。慈圣以慈称，英宗以孝闻，魏公之功，盖亦伟矣。他日门人亲客燕坐，从容语及定策事，公正色曰：“此仁宗神德圣断为天下计，皇太后母道内助之力，朝廷定议久矣。臣子何与焉？”劳而不伐，公之襟量益可想见。《久旱喜雨诗》云：“须㬰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若无。”公之口不言功，于此见之矣。[49]（《中庸衍义》）
就文字来看，《宋史全文》与《中庸衍义》大体相同，而前者更为完整。唯《宋史全文》引《龟鉴》开头称“母子之间，人所难言”，而《中庸衍义》作“父子之间”。从《宋史全文》引《龟鉴》的位置看，“魏公一倡”，指韩琦于嘉祐八年（1063）仁宗病逝、英宗即位之时调和两宫嫌隙，劝曹太后“内中保护”英宗[50]。即《龟鉴》所提到的“以保佑之语勉太后，又以顺承之语勉天子”。至于后文提到韩琦劝仁宗立英宗为储一事，只是为了说明韩氏不矜伐，而不是强调韩琦曾于仁宗、英宗“父子”之间论及难言之事。由此看来，《宋史全文》引证《龟鉴》内容更为准确，而《中庸衍义》则有望文生义而擅改之嫌。
在引用书目不明的情况下，难以确证《中庸衍义》就是由《宋史全文》转引《龟鉴》。而如果将检讨范围扩大到《宋史全文》北宋部分经常引用的其他“诸儒讲义”，则可进一步探析《中庸衍义》的引书特点。据统计，《中庸衍义》引用“吕中曰”共六条：其中评论北宋史事的四条均见于《宋史全文》；另外评论南宋末年史事的两条，见于元刊《宋史全文》书末所附《增入名儒讲义续资治通鉴宋季事实》的注文。且《中庸衍义》所引“吕中曰”没有超出《宋史全文》注文的内容（见表1）。由此看来，《中庸衍义》所引“吕中曰”均为转引《宋史全文》一书注文，而没有参照单行本吕中《大事记讲义》或《中兴大事记讲义》。《中庸衍义》中与“吕中曰”同为宋元“诸儒讲义”的《龟鉴》，也应当由《宋史全文》中转引。
表 1 《中庸衍义》引吕中《大事记讲义》来源表
此外，清徐乾学所编《资治通鉴后编》共引用两处“《龟鉴》曰”：一处为评议真宗制造天书事，一处为评议寇准与丁谓交恶。两处“《龟鉴》曰”内容与《宋史全文》相同。且第二处《资治通鉴后编》于“《龟鉴》曰”之前还有“吕中曰”一段，此段“吕中曰”的位置和内容均与《宋史全文》相应位置之“《大事记》曰”相同。足见《资治通鉴后编》所引两处“《龟鉴》曰”也应由《宋史全文》转引。
由此看来，《龟鉴》流传过程可以明初为界分成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本书作为一种“诸儒讲义”流行于宋季至元代的书坊中。宋元时期编著的《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和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所引《龟鉴》，均有超出他书的部分。表明彼时《龟鉴》很可能以单行本的形式流行于书坊，书坊中人可以直接接触到《龟鉴》文本。而自明中期以后成书的《中庸衍义》及《资治通鉴后编》，所引《龟鉴》数量既少，又无溢出《宋史全文》注文下的内容。可见《龟鉴》一书在后一阶段（明中期以降）很可能不再广泛流传于书坊之中，彼时士大夫也不易接触到单行本《龟鉴》（参见图3）。
图 3 《龟鉴》流传过程示意图
四
关于《长编》注下的《龟鉴》等“诸儒讲义”
笔者在探索《龟鉴》文献源流时，发现《永乐大典》所录《长编》（以下简称“大典本《长编》”）注下有不见于宋刻五朝本《长编》的三则“《龟鉴》曰”。而文渊阁、文津阁四库本及通行本《长编》在相应位置却仅有两则“龟鉴曰”[51]。大典本《长编》注下的《龟鉴》与《宋史全文》注下《龟鉴》是何关系？这些《龟鉴》是在何时、由何人、以何种方式掺入大典本《长编》注下？通行本《长编》[52]由《永乐大典》辑出，其注引《龟鉴》却少于大典本《长编》。这是缘于抄录辑校不审，还是四库馆臣有意删去？上述诸问题既关系到《龟鉴》文献流传的关键细节，又与《永乐大典》引书及四库馆臣辑书关系甚巨，有必要详加申说。
首先，大典本《长编》注下《龟鉴》应当就是《宋史全文》所引《龟鉴》。虽然通行本《长编》注下径作“《龟鉴》曰”，而相应条目在《永乐大典》中均作“宋史全文《龟鉴》曰”。又大典本《长编》中的三则“龟鉴曰”本文均见于《宋史全文》。且在第一则评论陈桥兵变的《龟鉴》注文之前，《宋史全文》与《长编》均有“眉山苏轼曰”一段[53]。由此看来，太祖朝《长编》所引《龟鉴》确系《宋史全文》转引。
值得注意的是，苗润博发现四库底本《长编》注下的《龟鉴》文本，凡与通行本《长编》不同之处，均与《宋史全文》相同[54]。如第一则《龟鉴》在通行本《长编》中作“与帝王匹体也”，其中的“匹体”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匹休”；通行本《长编》作“是日也，京师已有推戴之语，而内庭未之知”，其中的“是日也”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是月也”[55]。第二则《龟鉴》在通行本《长编》作“十七岁倦勤之后”，其中的“十七岁”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十七载”；通行本《长编》作：“汉、唐不能仿彿其万一”，其中的“仿彿”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均作“彷彿”[56]。鉴于四库底本《长编》较之通行本《长编》，在文字上应当更接近《永乐大典》原文[57]。其与《宋史全文》的相似性，印证了大典本《长编》注下《龟鉴》确系转引自《宋史全文》。
其次，《宋史全文》注文中的《龟鉴》如何进入《长编》注下？仅仅依靠分析《长编》中三则《龟鉴》，尚难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龟鉴》，大典本《长编》注下还有“吕中曰”“富弼曰”等流行于宋元书坊之中、评议两宋史事的“诸儒讲义”。这些“诸儒讲义“条目数量远多于《龟鉴》，且同样呈现出宋刻五朝本《长编》完全不存、大典本《长编》较多、通行本《长编》相对较少的分布特征。因此，分析诸本《长编》注文中其他“诸儒讲义”的分布变化，有助于探寻《龟鉴》进入大典本《长编》的原因。
裴汝诚等人在研究《长编》注文时，已发现今残存大典本《长编》注下有大量“宋史全文吕中曰”。他们认为这些条目系由明人在编修《永乐大典》时将《宋史全文》注下的吕中曰”抄录到《长编》注下，并认为“附益者在使用《宋史全文》时，是有选择性的”[58]。不过，上述论断没有建立在广泛搜讨、比较《宋史全文》、大典本《长编》和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的基础上，也没有根据《永乐大典》的编辑体例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
表2 《宋史全文》、《长编》引用“诸儒讲义”的书名及分布
根据表2的梳理，在留存至今的大典本《长编》所揭时段范围内，《宋史全文》注下所有“诸儒讲义”，无一不见于大典本《长编》注下。后者引用”诸儒讲义”的书名及内容均与《宋史全文》一致，且每条均冠以“宋史全文”。当《宋史全文》一则下引用两则“诸儒讲义”时，大典本《长编》相应部分顺序与《宋史全文》相同，且第二则前不再冠有“宋史全文”四字。据此判断，大典本《长编》诸下的“诸儒讲义”的出现，应当是有人将《宋史全文》等书[59]注下“诸儒讲义”逐一抄录至《长编》注下。这种抄录是系统性的，而非选择性的。
进一步分析，这一抄录过程既可能发生于《永乐大典》编纂之前，也就是《永乐大典》所据《长编》是一部掺入“诸儒讲义”的《长编》；也可能发生在《永乐大典》编纂之时，即“诸儒讲义”由《永乐大典》编修人员抄入《长编》注下。那么，上述哪一种推测更为合理？
倘若“诸儒讲义”是由《永乐大典》编修人员抄入，那么该书所收其他宋代编年史也应呈现以相似体例（如开头标示“宋史全文某某曰”）引述“诸儒讲义”的现象。如《永乐大典》所收《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注下，也有一些题为“宋史全文《讲义》曰”的注文[60]。又如今通行本《要录》辑自《永乐大典》。虽经四库馆臣改纂，《要录》注下仍有“中兴圣政《大事记》曰”“宋史全文史臣曰”[61]。再如《永乐大典》中《宋史全文》注引《大事记讲义》，则径作“讲义曰”[62]。而元刊《宋史全文》在相应位置就有“讲义曰”[63]。由此看来，《大典》所收宋代编年史如原本就含有“诸儒讲义”（如《宋史全文》），则径作“某某曰”；如原先不含“诸儒讲义”，则作“宋史全文/中兴圣政+某某曰”。后一种体例广泛出现在《长编》《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和《要录》等流传谱系不一的多种宋代编年史。
根据这一现象，可对前文提出的两种假说进行修正：或是有人于《永乐大典》编修之前，集中而系统地将《宋史全文》等书注下“诸儒讲义”抄入元、明内府所藏宋代编年史，后者为《永乐大典》所收录；或是《永乐大典》编修人员将“诸儒讲义”抄入《长编》等宋代编年史注下。
四库馆臣评议《要录》称：“至于本注之外载有留正《中兴圣政草》、吕中《大事记讲义》、何俌《龟鉴》诸书，似为修《永乐大典》者所附入。”[64] 四库馆臣的推断虽不能作为“诸儒讲义”系由《永乐大典》编纂者抄入的充分证据，但这一推断至少符合《永乐大典凡例》：
正史、编年、纲目诸史……其各朝帝纪之类，则依次编入国号之下。……先儒详论，亦各依次附载。（原注：如其《致堂读史管见》，论一代事，则附一代之下。论一帝或一人事，则附一帝、一人下之类。）。[65]
由此看来，《永乐大典》收录“先儒详论”的体例，是将评议系于所评人、事条目之下[66]。如《大典》卷七一〇五，在引用《旧唐书·宣宗纪》完结后，录有《唐语林》《中朝故事》等书关于唐宣宗的史论[67]，这是将评述“一帝或一人”的“先儒详论”“附一帝一人之下”的实例。又如《永乐大典》所收《资治通鉴》注下多有“胡寅管见”，即为该书编纂者将评议史事的《致堂读史管见》散入《通鉴》记述相应史事的条目之下[68]。散入大典本《长编》等书注下的《龟鉴》、“吕中曰”等“诸儒讲义”，正与散入《通鉴》注下的胡寅《读史管见》性质相似。
再看《永乐大典》中“先儒详论”的书名结构：“胡寅管见”是一种将作者和书名简称拼接的结构。前文提到《永乐大典》引用“诸儒讲义”作“《宋史全文》/《中兴圣政》+某某曰”，同样是一种拼接结构：或许是因为《宋史全文》和《中兴圣政》作者不明，且书内“诸儒讲义”作者不一，故《永乐大典》编纂者抄录时采用了与“胡寅管见”倒反顺序的“析出书名+‘讲义’名称”。
另外，《永乐大典》单独引书时，书名一般作朱字，但是，无论是大典本《资治通鉴》注下“胡寅管见”四字、还是大典本《长编》注下的“诸儒讲义”书名（如“宋史全文讲义曰”）均为墨字（见图4）。这似乎说明《永乐大典》附载“先儒详论”时，著录书名均作墨字而不作朱字。
图 4 《永乐大典》之《资治通鉴》、《长编》中墨书“胡寅管见”“宋史全文讲义曰”[69]
应当承认，由于相关文献的缺乏，本文尚无法判定《龟鉴》等“诸儒讲义”进入大典本《长编》是发生在《大典》编修之前，还是《大典》编修之时。但目前的证据可以说明，将《宋史全文》等书注下“诸儒讲义”掺入《长编》等宋代编年史的行为是系统性的，而不是“选择性”的。四库馆臣提出“诸儒讲义”由《永乐大典》编纂者掺入的论断，与《永乐大典》抄录史事类“先儒详论”体例相契。就此看来，认为《长编》中《龟鉴》等“诸儒讲义”为明人编修《永乐大典》时掺入或较合理。
最后，通行本《长编》注下《龟鉴》少于大典本《长编》的原因，是四库馆臣辑录《长编》时系统性删削“诸儒讲义”[70]。四库底本《长编》遗留的两则《龟鉴》在天头部分均注有一“龟”字（见图5），这表明四库馆臣在辑录时已标示出《龟鉴》条目。表2所示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远少于大典本《长编》。这表明四库馆臣辑录《长编》时对《龟鉴》等“诸儒讲义”的删削是有意的、系统性的，通行本《长编》中出现的“诸儒讲义”才是遗漏未删的部分。
同样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的宋代编年史，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的数量远不如《要录》丰富，造成此种差别的原因，不是《大典》所收《长编》和《要录》的差别，而是四库馆臣辑录《长编》系统性删去“诸儒讲义”，而辑录《要录》时没有系统性删削所致。
图 5 《长编》（四库底本）龟鉴条目天头之“龟”字
四库馆臣删削《长编》注下《龟鉴》“诸儒讲义”，不仅破坏了大典本《长编》的原貌，还存在误删李焘原注的现象。如对比大典本《长编》与通行本《长编》开宝九年二月条，前者在“宋史全文吕中曰”之前尚有李焘原注“此据《会要》附见”，而后者却将此六字原注和“诸儒讲义”一并删去[71]。
五
结论
《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等书所引《龟鉴》，与何俌绍兴中所上《中兴龟鉴》自为两书。这是因为“中兴”的政治含义在绍兴十二年和议达成后才逐渐转变，何俌编写《中兴龟鉴》时不应认为“中兴”业已实现。因此，其所著《中兴龟鉴》应是评议前代中兴事迹得失的史书，不应包含对高宗朝史事的评论。
既有研究大多仅注意到《要录》《中兴两朝圣政》等南宋编年史引用的《龟鉴》，较少关注《龟鉴》关于北宋史事的评议。在全面搜集佚文的基础上，本文发现《龟鉴》评议史事的范围是从北宋太祖建隆元年至南宋理宗景定二年。此书最终成书的时间上限为度宗咸淳二年，下限当不晚于德祐二年南宋亡国。本书理宗朝部分的作者可能是太学生或进京应试的举子。在内容上，《龟鉴》对朱熹论说著述的重视，体现了理宗朝后期以来福建地区书坊尊崇朱熹的理学化倾向。
在全面搜集佚文的基础上分辨佚文的来源，有助于增进对《龟鉴》流传过程的认识。本文发现《龟鉴》的流传可以明初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和元代坊刻《续资治通鉴》注下均有溢出他书的《龟鉴》文本，说明《龟鉴》可能以单行本形式流传于宋元书坊之中。而明代中期以降士大夫编著的《中庸衍义》《资治通鉴后编》等书中的《龟鉴》均由《宋史全文》转引，可见此时《龟鉴》已不再广泛流行于书坊中，士大夫也较少利用单行本《龟鉴》。
《宋史全文》《中兴两朝圣政》注下的《龟鉴》为大典本《长编》所转引，而通行本《长编》注下的《龟鉴》却少于大典本《长编》。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或是《永乐大典》的编纂者根据“先儒详论，亦各依次附载”的编纂体例，将《宋史全文》等书注下的“诸儒讲义”系统性抄录至所收《长编》相应史事条目之下。实际上，大典本《长编》注引大量“诸儒讲义”的现象，可能与通行本《要录》相仿。而四库馆臣自《大典》中辑录《长编》时系统性删削“诸儒讲义”，又造成了通行本《长编》注下“诸儒讲义”少于大典本《长编》。
本文的研究建立在全面梳理《龟鉴》佚文的基础之上。上述讨论表明，辑佚不仅是恢复散佚文献原貌的文献整理方法，也是探索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文献学研究方法。为了实现此种方法的转换，应当重新思考散佚文献和收录佚文文献的“关系”。倘若放弃将前者纯粹视为辑轶的“目标”、将后者视为“原材料”的看法，转而观察前者嵌入后者的方式，考察二者在特定时空交汇的原因，则可探索散佚文献被收录时的“鲜活”样态，深化对其文献性质和流传过程的理解。
关于《龟鉴》成书过程与流传过程，还有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特别是此书与吕中《大事记讲义》《中兴大事记讲义》的关系。作为体裁、性质和流行时间接近的两部著作，《龟鉴》的一些文句与吕中书相同或相似。此处仅举一例：
《龟鉴》曰：治天下不出此数十条。回天下之势者，在人主一动念一转手间耳。观此一诏，则髙宗恻然之心，实然之政，真足以转移天心，而感动人心。中兴之业。已卜于此矣！[72]
《中兴大事记》：回天下之势者，在人主一动念一转手之间耳。观此一诏，则高宗恻然之心，实然之政，真足以转移天心而感动人心矣。而不以手笔废朝令，不以内侍典兵权，尤足以惩崇、观之积弊，而去靖康之乱根也。[73]
不难看出，《龟鉴》与《中兴大事记讲义》针对同一事件的评价有相当的重合，甚至王瑞来怀疑后一条中“《中兴大事记》”本为《龟鉴》[74]。不过，结尾处的明显差异又标示出两书的不同。在《龟鉴》与吕中书进行比较时，常常出现这种文字部分重合，同时存在相当差异的现象。这些重合的文字，是某书抄录某书，还是存在共同来源？而文字的明显差异，是由于传抄的讹误，还是截录同源文献的不同部分？抑或反映了书坊进行文字处理的习惯[75]？这些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1] 较早引用此书的《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均作“《龟鉴》曰”，唯有《要录》偶尔引作“何俌《龟鉴》曰”。根据本文考察，《要录》所引此书系转引《中兴两朝圣政》《宋史全文》。因此，本文在行文中称此书为《龟鉴》，而不作“何俌《龟鉴》”。
[2] 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第119页。王瑞来：《〈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4年，第38页。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宋史全文》附录，中华书局，2016年，第2986-2991页。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0页。孔学：《今本圣政与宋史全文高孝两朝内容的关系》，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前言，中华书局，2019年，第27页。
[3] 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2991页。
[4]参考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第361-375页。
[5]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史学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50页。
[6]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第119页。
[7]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2988页。
[8]汪圣铎：《〈宋史全文〉插引史论文献研究》，第2989页。
[9] 周必大撰，王瑞来点校：《平园续稿》卷二八《左中奉大夫敷文阁待制特进林公保神道碑》，《周必大集校证》卷六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003页。
[10] 邓小南：《何澹与南宋龙泉何氏家族》，第119页。
[11] 虞云国：《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氏著《南渡君臣：宋高宗及其时代》，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51页。参考杨宇勋《宋高宗的政治缘饰：从中兴复国到制造尧舜》，《嘉大中文学报》第14期，2021年，第61-65页。
[12] 李心传著，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〇，绍兴二年十一月壬申，中华书局，2013年，第1200页。
[13] 徐松辑，刘琳、刁忠民、舒大刚、尹波等点校：《宋会要辑稿·崇儒》六之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870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四，绍兴五年冬十月壬寅，第1796页。
[14] 虞云国：《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第251—255页。
[1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五月丁卯，第2812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二，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未，第3282页。熊子臣、何镗纂修：《栝苍汇志》卷十二《人物纪》，《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3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南京图书馆藏万历七年刻本，第660页。赵希弁：《读书附志》卷上《西汉补遗》，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06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之一五，第4763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职官》二〇之六〇，第3601页。徐松辑：《宋会要辑稿·选举》三四之一六，第5916页。
[16] 佚名撰，汪圣铎点校：《宋史全文》卷三五，宝祐二年九月癸亥，中华书局，2106年，第2838页。
[17] 《宋史全文》卷三五，宝祐五年闰四月乙未，第2858页。
[18] 《宋史全文》卷三六，景定二年四月丁巳，第2902页。周密撰，张茂鹏点校：《齐东野语》卷十九《鬼车鸟》，中华书局，1983年，第350页。
[19] 《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二月庚午朔，第2683页。
[20] 脱脱等：《宋史》卷四六《度宗纪》，中华书局，1985年，第896页。
[21] 《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四年正月壬寅朔，第2757-2758页。
[22] 《宋季三朝政要》称“理宗朝，四川残害，三面被兵，淮甸扰攘，云南有警，左支右吾，犹能扶持四十二年之天下。”（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六《卫王本末》，中华书局，2010年，第506页）《宋史》则称理宗“身当季运，弗获大效”（脱脱等：《宋史》卷四五《理宗纪》，第889页）。这些说法均将南宋亡国与理宗朝政事联系起来。
[23] 《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二年二月丙戌朔，第2628页。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十二，《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道光钱塘汪氏振绮堂刊本，第3472页。
[24] 《宋史全文》卷三一，宝庆二年十一月丙子，第2635页。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十一，第3455页。
[25] 虞云国：《南宋编年史家陈均事迹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88-92页。Jaeyoon Song, “History as Statecraft: Lü Zhong's (fl. 1250s) Critique of State Activism”,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Vol. 50(2021), pp.247-250.
[26] 关于道学思想在南宋后期渗入科举场屋用书的时代特征，参见Hilde De Weerdt, "Canon Formation and Examination Culture: The Construction of 'Guwen' and 'Daoxue' Canons",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 , Vol.29(1999), pp. 119-132.
[27] 《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元年正月甲辰，第2743页。《宋史全文》卷二四上，隆兴二年十二月，第2006页。
[28] 刘珙属于道学士大夫，参见胡斌：《宋孝宗时代的“自治”与内政整顿（1155-1181）》，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1年，第158-165页。黄中作为道学士大夫，参见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一《端明殿学士黄公墓志铭》，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221-4223页。
[29]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一，建炎元年六月戊辰，第24页。
[3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八，建炎四年冬十月庚午朔，第266页。《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九，绍兴元年夏四月丁亥，第293页。
[31] 参见《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九五《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朱杰人等主编：《朱子全书》第25册，第4372、4375页。关于朱熹撰作《张浚行状》的旨趣，及此文在南宋的影响，参考戴鹤白（Roger Darrodbers）：《论朱熹的〈张浚行状〉》，蔡方鹿主编：《张栻与理学》，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28-531页。管琴：《行状文本书写与历史真实的显隐——以朱熹〈张浚行状〉为例》，《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第61-71页。
[32] 《宋史全文》卷四，至道元年八月壬辰，第176页。朱熹撰，李伟国点校：《五朝名臣言行录》卷四《丞相莱国寇忠愍公》，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2册，第114-115页。
[33] 蔡涵墨著，张继海译：《历史的严妆：解读道学阴影下的南宋史学》，中华书局，2016年，第295-333、411-419页；Charles Hartman, The Making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Sources and Narratives, 960-1279 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145-148,166-167.
[34]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五七，淳熙六年九月丁卯，第1313页。陈均撰，燕永成点校：《中兴两朝编年纲目》卷一七，淳熙七年夏五月，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582-583页。《中兴两朝编年纲目》由陈均所撰，构成了《中兴两朝圣政》等南宋编年史的重要史源（温志拔：《〈中兴两朝编年纲目考略〉考略》，《文献》2013年第2期，第120-130页）。
[35] 孔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注文辨析》，第50页。
[36] 孔学：《今本圣政与宋史全文高孝两朝内容的关系》，《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前言，第27页。严格说来，《宋史全文》高、孝两朝两朝的史源略有差别。梁太济已论证《宋史全文》高宗朝部分实为《中兴两朝圣政》之别本（梁太济：《〈要录〉库本避忌讳改考实》，氏著《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411-415页）。杨光则发现《宋史全文》孝宗朝部分在《中兴两朝圣政》之外，还系统性吸收了陈均的《皇朝编年纲目备要》（杨光：《宋末元初部分中兴两朝史著文本源流关系考——兼论南宋高孝两朝历史知识在宋元之际的传播》，《台湾“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93本第3分，2022年，第697-612页）。不过，由于陈均书未引《龟鉴》，《宋史全文》孝宗朝部分的《龟鉴》仍然应当源于《中兴两朝圣政》。
[37] 《续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陈氏余庆堂刻本（索书号：A00073），叶十。
[38] 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续跋》卷六《元余庆堂椠续资治通鉴跋》，《仪顾堂书目题跋汇编》，中华书局，2009年，第339-340页。
[39] 《续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云衢张氏刻本（索书号：13386），叶八。
[40] 陆心源著，冯惠民整理：《仪顾堂续跋》卷六《元与畊堂椠续通鉴跋》，第339-340页。[日]河田罴撰，杜泽逊等点校：《静嘉堂秘籍志》卷四《与耕堂椠续编年通鉴》，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13-114页。《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静嘉堂藏朱氏与耕堂刻本，叶十。《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四，淳化三年七月，国家图书馆藏朱氏与耕堂刻本（索书号：17724），叶十。静嘉堂藏与耕堂本目录有补写，且脱漏卷首之“宋朝世系之图”及“中兴世系之图”。
[41] 王瑞来：《当代人的近代史——刘时举〈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考述》，《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2期，第208-209页。燕永成：《南宋纲目体本朝史的编修及其流变》，《文史哲》2014年第6期，第22-23页。
[42] 《宋史全文》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4-5页。
[4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正月壬寅，中华书局，2004年，第1页。《长编》叙述的依据是《涑水记闻》，后者作“独宫中不之知”。从文字上看，《龟鉴》显然参考了《长编》而非《涑水记闻》（司马光撰，邓广铭、张希清点校：《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4页）原文。
[44]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八月辛丑，第174页。此条史源为《会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二，第1712页），而《龟鉴》文字与《会要》有所不同。
[45] 《宋史全文》卷六，天禧三年六月丁酉，第284-285页。又《龟鉴·英宗定策》一条先述“皇祐四年”再称“先是太常博士张述入疏”。此条《长编》李焘原注作：“（张）述疏既以（皇祐）五年上。《传》云‘皇祐中’，误也。”可见此条《龟鉴》即据“国史”列传，而没有参考《长编》。参见《宋史全文》卷九下，嘉祐七年九月乙巳朔，第57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第4299页。脱脱等：《宋史》卷三〇三《张述传》，第10044页。
[46] 朱熹撰，李伟国点校：《五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中书令韩国赵忠献王》，第18-20页。其中唯有“鞭之而不管”至“以食为本”一段不见出处，而后太祖赞赵普“社稷之臣”，应出自《五朝名臣言行录》引用《涑水记闻》中太祖怒斥雷德骧弹劾赵普一事。原文为太祖“命左右曳（雷德骧）于庭数匝”，或许是《龟鉴》著者误认为太祖惩罚赵普，编造出“鞭之而不管”的情节。而皇帝鞭笞士大夫的情节与宋代政治文化颇为不契。此句或有更为曲折的生成过程。
[47] 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15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50页；夏良胜：《中庸衍义》卷一五，第724页。
[48] 《宋史全文》卷九下，嘉祐八年六月癸巳，第583页。标点有调整。
[49] 夏良胜：《中庸衍义》卷六，第450页。
[50] 赵冬梅：《大宋之变：1063-1086》，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1-34页。
[5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已，第5-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47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4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1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4册，第6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0册，第218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第310册，第241页。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三〇八，中华书局，2000年，第5370页。
[52] 乾隆间四库馆臣由《永乐大典》中辑出《长编》，嘉庆爱日精庐活字本、光绪浙江书局本均以四库文澜阁为底本。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点校本《长编》以浙江书局本为底本，通校以文津阁本、活字本，参校以宋刻节本，是为学界通行《长编》版本。参见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年，第5—9页。李焘：《长编》，点校说明，第2—3页.
[53]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已，第5-6页。《宋史全文》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4-5页。
[54] 苗润博：《〈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之发现及其文献价值》，《文史》2015年第2期，第221-243页。
[55] 李焘撰，湖南图书馆编：《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中华书局，2016年，第155-15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5-6页。《宋史全文》卷一，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巳，第4-5页。
[5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244-245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47页。《宋史全文》卷一，建隆二年六月甲午，第18页。
[57] 实际上，文渊阁本《长编》所引《龟鉴》文字与四库底本《长编》及《宋史全文》相同，而与通行本《长编》有异。而关于文渊阁本《长编》更为接近大典本《长编》的情况，早已为前人注意。参见梁太济：《〈永乐大典〉残存〈长编〉熙宁八年四月至五月记事校读札记》，《梁太济文集·文献考辨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186—187页。
[58] 裴汝诚、许沛藻：《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第84-96页。
[59] 《宋史全文》不是《长编》注文中“诸儒讲义”的唯一来源。《长编》建隆二年三月丙辰条引用“宋朝大事记讲义”及“林德颂曰”，其中“林德颂曰”一则内容与元代坊刻《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建隆二年条下之“林德颂曰”相同。可见后者一类著作也曾直接、间接为添修“诸儒讲义”的元明时人所参考。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三月丙申，第40页。《续资治通鉴》卷一，建隆二年十月，国家图书馆藏陈氏余庆堂刻本（索书号：A00073），叶九。
[60]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一，第5447页。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三，第5469页。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四，第5481页。汝企和注意到大典本《续编两朝纲目备要》“残卷增入了不少其它书中对光、宁史事的评语”（佚名编，汝企和点校：《续编两朝纲目备要》，中华书局，1995年，前言，第18页），却没有细究这些史评的来源。
[6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秋七月丁亥，第592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九，绍兴二十八年六月甲辰，第3442页。
[62] 解缙等编：《永乐大典》卷一二九六五，第5486、5487、5491、5492页。
[63] 佚名：《宋史全文》卷一，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复旦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藏元刊本，叶十。
[64]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65年，第426页。
[65] 《永乐大典目录·凡例》，解缙编：《永乐大典》第10册，中华书局，2000年，第4页。
[66] 既有关于《永乐大典凡例》的研究，未对《大典》编录“先儒详议”的体例展开研究。参见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98-100页。张升：《〈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5-26页。张良：《〈永乐大典〉所见“元史”佚文考——兼论〈永乐大典〉之纂修体例》，虞万里主编：《经学文献研究集刊》第26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1年，第203-214页。
[67] 解缙编：《永乐大典》卷七一〇五，第2875页。
[68] 解缙编：《永乐大典》卷六五六五，第2647、2648、2650、2651页；《永乐大典》卷一二二七二，第5290、5291、5294、5297页；《永乐大典》卷一二二七三，第5303、5304、5305、5307、5308页。
[69] 左侧书影为《永乐大典》卷一二二七二（载《资治通鉴》卷一二四），内有“胡寅管见”。右侧书影为，《永乐大典》卷一二四〇〇（载《长编》卷一三六），内有“宋史全文讲义曰”。两册均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
[70] 既有研究对于四库馆臣辑录《长编》时篡改文字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修正少数民族称呼等违碍文字，而较少注意到四库馆臣删削“诸儒讲义”的现象（陈智超：《四库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发覆》，《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148-152页）。
[71]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庚戌，第365页。由于删去了李焘原注，四库底本《长编》的天头批注错上加错，将李焘根据《会要》编写的《长编》正文改为注文（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四库底本）》卷十七，开宝九年二月庚戌，第950页），造成了通行本《长编》将此段正文改入注下的错误。《长编》整理者校勘记已发现通行本《长编》上述两个错误，却没有解释造成错误的原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七，第388页“校勘记〔二〕”）。
[72] 《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己亥，第11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73] 刘时举撰，王瑞来点校：《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中华书局，2014年，第1页。吕中著，张其凡、白晓霞整理：《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60页。着重点为引者所加。
[74] 《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卷一，第22-23页“校勘记〔五〕〔六〕”。
[75] 魏希德（Hilde De Weerdt）提出书坊出版物为迎合时尚，以“序列化”的编辑方式令新论述拼接在既有内容之上（Hilde De Weerdt, “The Encyclopedia as Textbook: Selling Private Chinese Encyclopedia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Florence Bretelle-Establet and Karine Chemla ed, Qu'était-ce qu'écrire une encyclopédieen Chine? What dit it mean to write an Encyclopedia in China?,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Vincennes, 2007, pp. 84-86）。《中兴大事记讲义》与《龟鉴》异同或与此种书坊特色文本生产方式相关。
[76] 《中兴两朝圣政》缺高宗绍兴十六年至孝宗乾道二年，相应部分条目以“—”标示。
附录1：诸书引用《龟鉴》互见表（北宋部分）
本文受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南宋两浙路守御与治理问题研究”（2022JDKTZD05）资助。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胡坤、张良、杨光等先生指点，谨致谢忱。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
作者简介
胡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南宋政治史、制度史、法制史。
编辑/制图｜汪珂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