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杨奎松，1953年10月生。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等作品。

古语云：“开卷有益”，此话作为古训代代相传，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古人又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孟老夫子当年对此还有过一番解释，说是我们对孔老先生整理过的经典尚且不可尽信，又何况其他呢？可惜自孔孟之后，中国的读书人多半早忘了孟子的这一教诲，不仅死读书，而且每每将前人的言论语录集为经典，以从中体味其微言大义，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武器。这种“死读书”、“读死书”的做法害人害己，误国不浅，也早已为聪明的读书人所诟病。

百十年来，读“四书五经”的时代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随着信息爆炸时代的到来，各种出版物如同洪水一般汹涌澎湃，良莠不齐。而且因为相对于铺天盖地般的信息洪水，每个人读书的范围都变得十分狭窄有限，人们自然也就少了通过大量阅读来比较鉴别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读书，读好书，对书中的知识、观点和事实进行准确把握，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显得特别重要而且必须。

“开卷有疑”的道理，相信很多读者都深有体会。但是我说，读史也要带着质疑的态度，可能许多读者就有些不理解：书上说的不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吗？实不尽然。因为民族、党派、地域、阶层、家庭等种种因素，历史研究者看问题很难完全客观，历史著作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情感、立场倾向。一段关于鲁迅先生的掌故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1929 年，国民党政府试图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因此中国国内掀起“反俄运动”。在此背景下，有个名叫清癯的人写了一篇题为《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短文，大谈成吉思汗征战欧俄之经过，称之为“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其说辞颇有点像今天各种电视剧中对“我大清”皇帝康熙、乾隆乃至于雍正之辈战功的颂扬。只不过，在他看来，中国的元朝还要更胜清朝一筹，因为“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

对此，鲁迅评论称：“这只有这作者‘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莫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

鲁迅接着说：“幼小时候，我知道中国在‘盘古氏开辟天地’之后，有三皇五帝……宋朝，元朝，明朝，‘我大清’。到二十岁，又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欧洲，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到二十五岁，才知道所谓这‘我们’最阔气的时代，其实是蒙古人征服了中国，我们做了奴才。直到今年（即 1934 年——引者）八月里，因为要查一点故事，翻了三部蒙古史，这才明白蒙古人的征服‘斡罗思’（即俄罗斯），侵入匈、奥，还在征服全中国之前，那时的成吉思还不是我们的汗，倒是俄人被奴的资格比我们老，应该他们说‘我们的成吉思汗征服中国，是我们最阔气的时代’的。” 他还说：“我久不看现行的历史教科书了，不知道里面怎么说；但在报章杂志上，却有时还看见以成吉思汗自豪的文章。事情早已过去，原没有什么大关系，但也许正有着大关系，而且无论如何，总是说些真实的好。”

        让我奇怪的是，鲁迅先生上面的话，就好像是写在今天一样。

前几年，我参观韩国的历史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不期然发现那里所讲的朝鲜半岛的历史，大部分都是讲述朝鲜民族对中国和日本的抗争史。影响所及，韩国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高句丽，乃至于渤海国，就是古代朝鲜的一部分。结果，2003 年6月 24 日中国《光明日报》刊登的一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牵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体撰写的文章，因为一改过去承认古代高句丽属朝鲜历史一部分的观点，认定其应为中国古代边疆民族政权，在韩国学术界、舆论界乃至于部分民众中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中韩两国关系也几乎受到了影响。从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处于一种何等尴尬的境地。

古代史尚且如此，近现代史更不必论。俗话说“距离产生美”，就是说人们在看事物时，只有保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才能够做到客观公正。比如说，中国人研究中国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不仅空间距离拉不开，时间距离也拉不开，要想真正做到客观公正就很困难。更何况，时间上越近，政治上的掣肘和顾忌越多。不仅许多档案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很难无所顾忌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直言不讳。凡此种种，都使得今天我们中国人写自己的历史著作、历史读物，尤其是写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和读物，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

研究抗战史的学者大都了解，以上个世纪 90年代为分水岭，之前的研究相对较为学术，很少与现实政治扯上关系。之后的情况则大异，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到声讨谴责日本战争罪行和批判日本当局顽固态度的政治斗争的行列中去了。说起来，日本当局在战争责任认识问题上的顽固态度其实长期以来并无实质性的改变，大陆学者态度上的改变，很大程度上也是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中国政治经济乃至于国防外交环境与形势的变化使然。

综上所述，说历史学家可以做到绝对客观，在研究历史时能够做到不夹杂个人情感、立场与价值观，肯定是缺乏依据；而认定每个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都只是服从于其个人好恶或政治压力的一种工具，也似乎言之极端。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开卷有疑”应该是读书，特别是读史所必须坚持的态度。

文章来源

《读书博览》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