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彦铭：那个最纯粹的学者走了 —缅怀恩师何秉松教授

那个最纯粹的学者走了

——缅怀恩师何秉松教授

恍若一场梦。今年难得留京过年，大年初一的时候约刘艳萍老师一起去给何老师和师母拜年，上午到家时，先生正卧于床上，听闻我们来了，甚是高兴，聊了一小会，并带上围巾一起合影留念，在我们起身离开时还送到门口，招手道别，不曾想这竟成先生的最后一张照片。先生近来身体欠安，有时候手会一直抖，但基于先生多年的游泳和爬山锻炼的积累，心想多半是年纪大的缘故。对何老师健康长寿的自信（80多岁的时候依然每天坚持每天游泳）以至于初四一早的时候师母打电话说老师住院了竟然还以为听错了。匆忙赶到医院的时候，老师已经躺在重症急救室，由于肺部感染致使呼吸衰竭，吸氧不足又并发其它器官衰竭，经过四天的与病魔抗争，熄灭了生命的最后一丝光亮，恍若一场梦。看到曲新久师兄匆忙赶来吊唁，在太平间对着恩师神情黯然、喃喃自语而永无回复，瞬间泪如泉涌，才明白近20年的师生情已是阴阳相隔，再也不会看到那个骑着破自行车穿行在校园里小老头，那个带着浓重广西口音的人再也不会再给我打电话了，那个一生淡泊醉心于学术的人走了，那个清净自守甘于清贫的人走了，那个身居陋室却心怀全球将中国法学推全世界的人走了，那个八十五岁还独立完成数部著作至死还带有博士生的老师走了，那个最纯粹的学者走了。

先生1932生于广西桂平，由于从小身弱体衰，父母便以“秉松”之名寄寓其以后能如青松一样挺拔康健。也许是父母所起名字庇护的缘故，何先生八十多岁依然可以游泳爬山身康体健。何家四弟兄自小才智聪慧，分别考取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先生更是四兄弟中的佼佼者，小学没有读完的他竟然在中考状元及第，先生数理化成绩尤其出色，但囿于自小体弱多病，无奈选择了当时认为相对比较简单的法学专业。多年之后，何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如果他当初攻读理工专业，最起码现在也是个“院士”。1949年，何秉松先生被北京大学法学专业录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天之娇子。当时的北京大学还位于沙滩北街的红楼，在这座记载了许多光荣历史的“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何先生接受了三年的法学教育，当时与他同校的有王家福、高铭暄、陈光中等等，这些人若干年后都成为中国法学界的巨擘，构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法学的根基。1952年，刚刚20岁的他毕业后就进入了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任教，从此开始了一个甲子的法学教育和研究之路。 

（何秉松教授早年工作证）

育人

理论研究与培育人才，是先生一生的理想与追求。他曾经说过：“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我作为教师的最大心愿、最大幸福。从弱冠之年矢志从教至十年动乱的近二十年间，他一直是中国政法大学刑法课的主讲教师。他登上讲坛时才21岁，少数学生与他年龄相仿甚至比他还大。著名刑法学家、北京大学储槐植教授，比他略小，是他20世纪50年代的学生；著名刑法学家、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欧阳涛教授，也是他50年代执教的研究生班的学生。他以后培育的学生就更多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刑法教授，许多都是他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学生，也有很多的学生成为实际部门的领导和骨干。

十年动乱后，一度被解散的北京政法学院复办。1979年，何秉松教授重返北京，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虽然学校规定博导可以不带硕士生，但是何先生不辞辛苦，从1979年至今一直指导硕士生，目前他的硕士生已达数百人。由于难以说清楚的原因，何秉松教授招收硕士研究生17年后，即1996年，才开招收博士生。他对博士生既严厉又慈爱，盼望他们早日成为国家栋梁。他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名博士生导师，能培育出几个重量级的优秀人才，已是很大的成绩。如能培育出一两个顶尖人才，简直是伟大的成就，比自己创造一个理论新体系更为重要，一生辛劳，都可以得到慰藉了。”2003年法大对70岁以上的博士生导师实行退休制度，学校对何先生招生名额有所限制。而何先生最大的心愿是多带几个学生，多工作几年，为此不顾自己年迈之躯不远千里赴山东大学担任博导，并创建山东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为山大培养大量的刑法专业人才，迄今为止，他已经招收了60多名博士，其中大部分人已经成为法律界的中坚。

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用这句古诗形容先生甚为恰当。或许先生外表冷酷，尤其是戴上墨镜之后，颇有黑社会老大的气势，望之俨然。因此一般刚接触先生的人都以为先生为人严厉苛刻，但是与先生接触后，所感受到的却是长者的风范与温馨的关怀，是为即之也温。而与先生熟稔之后，不仅能体会先生关切体恤之温情一面，更能与先生习得不少养身健体之心得。先生经常带领学生在春暖花开或者红叶烂漫的日子里，一路结伴骑行，登上北京郊区的山峦，领略大自然的旖旎风光，感受何门大家庭欢聚一堂的幸福快乐。何先生还酷爱游泳，从大学至今从未间断，行将八十岁高龄，每天还可不间断游泳2个多小时，足见何先生身体康健。但是，当何先生跟学生谈论学术问题和授课时，却严格要求，一丝苟且也没有，是为“听其言也厉”。在做学问和学习上，先生治学严谨，经常教导我们，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和偷懒。何先生的严厉也成就了他的弟子们比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专业素养。在法学界形成了小有气候的“何家军”。

立人

秉直的做人风范

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做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何先生的学问人品、道德文章，都深受学生们爱戴、景仰。如其他知识分子一样，一辈子都是以研究、授徒、著述为业，是靠思想生活并在学术上有着特殊成就的智者。何秉松教授曾经是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律师辩护团成员，以他的声望和辩才从事兼职律师工作，薪水和禄位绝对不是问题。但他一直醉心于学术研究，对于生活从来都是随遇而安，不慕荣利，与世无争，既不汲汲于富贵，也不戚戚于贫贱，这是一般人难以做到的。这一点，也要感师母--邓强俊女士，正是她的细心照顾和悉心营家，才使得先生心无旁骛，专心向学。何先生生在旧中国战乱年代，成长在新中国，在十年动乱期间饱受迫害，又经历改革开放，国富民强的美好年代，经历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何秉松教授一直坚守自己的三尺讲台和简陋斗室，如青青松柏一样，不为荣辱悲喜所动，不为世事浮沉而扰。用不断的知识创新实现自己的价值，推动中国刑法理论的发展。或许是文革十年动乱的受迫害锻就了何先生能够在各种人生的困顿和时代的横逆面前保持那份难能的淡定和隐忍。

独立的学术品格

“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许多人尤其是学者成为其直接或间接的受害者，但是，作为受害者的学者在其中是否也有一份责任？学者应当如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值得令人深思的问题。何秉松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学者，他的最高信念是追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因而应当有严谨正派的学风、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独立的学术品格。在对《马克思主义与刑法学》一文的批判时，何先生写到 “对经典作家的著述，应该深入探究它出现的历史背景、写作意向和锋芒所指，应该联系其前文后语，从文章整体中领会其基本论点，把握其立场、观点、方法。对于它的各种论断，必须联系实际情况，分辨其真伪是非。只把只言片语不加分析地作为论断，主观地引申、发挥，往往会谬以千里。”当时，曲新久教授还是何秉松教授指导的刑法硕士生，他问何秉松教授：对一个享有盛名而且社会地位很高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刑法学权威，您的批评是否过于严厉而不留情面了？何教授回答说：“我本人对李光灿先生十分敬仰，但是，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任何人研究马克思主义刑法学都应有严肃、严谨的学风。”归结何先生的学术品格，可以有以下三点：第一个就是他的学术高度。他对刑法学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境界和很宽广的学术视野。同样的问题，他往往具有高屋建瓴的观察和把握。他创建了中国有特色的刑法学体系，引进了当下最先进的系统论作为刑法学研究的根基。系统论第一次引入到法学领域，无疑具有很高的学术视野。第二个就是他的学术独立。何先生在学术方面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也不是一个泛泛而谈的学者，对许多问题，他都有他自己的独到性或创新性的见解。何先生在文革期间对“反革命罪”的坚持凸显了一个学者所具有的独立的品格。第三个就是他的学术自由和宽容。虽然他不人云亦云，但他也绝不轻易地否定他人的学术观点。相反，对不同的学术见解，他总是持非常宽容或包容的态度，他在各种会议上以及课堂里，都倡导学术自由，同事、甚至他的学生们，与他进行讨论和交流，从来不用去揣测或顾忌何先生的态度，不用去迎合他的观点，不必担心会冒犯他的权威。

学人

何秉松教授有一句名言：“自由是科学的本性，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没有自由，科学将沦为奴婢；没有创新，科学将枯萎死亡。”以此为志，他一直沿着自由创新的道路，不断地攀登科学高峰，创建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理论体系。何秉松教授是新中国第一个倡导并系统论证必须在刑法上确立三大基本原则，即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以实现刑法民主化的中国刑法学者。其创立的犯罪构成系统论、人格化社会系统责任论、人权防卫论，分别构建了我国的两大刑法理论体系：有中国特色的刑法理论体系和刑罚新体系。迈入21世纪，年近七十的何秉松教授又将恐怖主义的理论研究提升到新高度，并成为有组织犯罪研究领域的专家。面对全球化时代，何秉松教授放眼世界，提出构建全球化时代刑法理论新体系的初步设想。每一个新的理论体系的创立，都极大地推动了学术的发展。

  回顾一百年来，历经沧桑，中国法治建设蜿蜒前行，以何秉松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刑法学者，怀着崇尚真理的诚心，致力于刑法学的研究，使得社会秩序长治久安，基本人权得到保障。半个多世纪的治学授业，何秉松先生淡泊无欲、清静自守、德厚流光、高情远致。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一代低调勤勉的刑法学人孜孜以求，才有了刑法研究今日成就之灿然。作为何先生的学生，有机会聆听先生的教诲，感受他的人格魅力。个人揣摩体味，先生的精神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一是先生身上体现的知识分子的尊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知识分子一直被视为依附性的群体，他们只是要为某种阶级服务，自身决无独立的品格。何先生一生秉持学术自由，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在时代的大变迁面前，与政治无争，表现出一位学者应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二是何先生是常新的。何先生以创新精神闻名于刑法学界，其对科学创新的推崇无以备至。从把时新的系统论引入到刑法学研究，发展为犯罪构成系统论，到如今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研究刑法，根据全球化时代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精神，全面地促进各国刑法（理论）的改革、创新、融合与发展，以便在与犯罪作斗争中，建立全球性的法律基础，实行法治，保护和保障人权，并最终实现刑法（理论）的全球化。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何先生是愈老愈新。三是何先生广为传播知识的精神。自从1952年踏上讲台开始，何先生近70年来一直在传授刑法学理论，晚年后，为了能更广泛的传播学术，他效仿孔夫子，不远千里去山东大学开堂授徒，并在海峡对岸招收博士生20余名，促进了两岸刑法学交流。从2000至2018年，何先生先后主持召开了10次国际研讨会，组织我国专家学者与英、美、俄、德、法、日、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专家学者进行广泛的学术交流。2009年，在古稀之岁，他以超人的胆略和勇气，发动并组织8个国家的著名学者，在短短一年内，创立了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国际论坛，成功地召开了首届和第二届刑法国际论坛，2011年底召开第三届刑法国际论坛（以后每年都将召开一次），为全面地促进各国刑法（理论）的改革、创新、融合与发展，逐步实现刑法（理论）的全球化，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为表彰何先生在刑法理论传播方面的贡献，2010年，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何秉松教授“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成为中国法学界获此荣誉第一人。

先生弱冠之年即执教鞭，八十七载近七十年杏坛耕耘，桃李满园，学术丰硕。他睿智的洞悉刑法理论、立法中的弊端、以超人的单是力排众议，突破重重禁忌，推动一个有一个不敢、不曾探讨的问题。以一己之力推动、带动将数十个有代表性国家的犯罪学家和刑法学家聚集一堂，一年一度共商全球化时代犯罪与刑法理论问题。众人诺诺时，他独谔谔，慷慨激昂的宣读自己的主张，伟大的思想经常被迟滞的头脑所诟病，先生仍义无反顾无畏前行。先生的精神让人敬仰，先生的毅力让人震撼。因此，在著名刑法学家，学术泰斗的诸多称呼面前，我更愿称他为一个学者，如今，那个最纯粹的学者走了。

（何秉松教授2010年被法国总统萨科齐授予“法国骑士军团荣誉勋章”）

邵彦铭

2019年2月11日晚

（小编注：邵彦铭博士是何秉松先生弟子，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

附：何秉松先生主要著作一览表（2000-2012年）

（总计21本，共1100.8万字，译著41万字）

一、何秉松先生国内外出版著作一览表

二、国外翻译出版何秉松先生著作一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