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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暴雨真的是“千年一遇”？
现在人们在描述极端天气时越来越喜欢用“千年一遇”。2005年河南南阳特大暴雨，当地媒体称”千年一遇“，最后被《中国青年报》质问了一次，2010年吉林永吉特大暴雨，当地很精确地称是“1600年一遇”。
对于这次暴雨，一开始央视说是40年一遇，晚上媒体开始说这是“千年一遇”，到了第二天早上，河南省某部门又升级为“5000年一遇”。本来“千年一遇”就够不严谨了，那“五千年一遇”当作何解释？言外之意就是大禹治水以来，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暴雨了？
一番操作下来，连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都看不下去了，他在21号新闻发布会上直言不讳表示：我国目前有严谨气象记录的时间仅70 余年，这段历史时期的数据，是无法支撑起用 “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来描述极端降雨的说法的。
众所周知，我国东中部为季风气候区，河南地势西高东低，第二三阶梯分界线纵贯南北，更容易出现极端降雨现象，历史上多次发生严重洪灾。就拿河南郑州及其附近的地区来说，从清乾隆年间至民国的200多年间，黄河决口、造成巨大人员伤亡的骇人听闻灾难，就有20多次，其中以1761年、1843年、1855年（黄河改到现今河道）、1887年和1933年五次为最。
其中水量最大的1843年洪灾径流量达到3.6万m³/秒，创下黄河历史上最高记录，大水淹没40多个州县，清政府为了赈灾花去了当年财政收入的15%，而本次暴雨过后，7月21日郑州花园口流量3650m³/秒，仅为当年十分之一；死亡人数最多的1887年洪灾，人数达150万左右，黄河从郑州十堡决口，吞没整个中牟城，达到开封时洪峰仍高达数米，当时有人作诗：“浊浪排空倒山岳，须臾沦没七十城。蛟龙吐雾蔽天黑，不闻哭声闻水声”来描述洪水惨状，黄河决口过了两年才完全堵上，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受灾最严重的一次洪灾。
本次郑州暴雨虽然创下单小时降水记录，但是看一场暴雨的严重程度，不能只看某短时间的瞬时降水，就像考察一个公司，不能只看它某一天的利润。从整场降水的严重程度来看，本次特大暴雨，显然跟明清近世的气象灾难无法相提并论。究其原因，是城市化和移动传媒的发展，把灾难的严重程度放大了。
就是新中国成立后明确的气象监测，比郑州7.20暴雨还严重或类似的极端天气，也随便也能列举出几个例子来：
1958年7月河南三门峡至郑州之间连降7日暴雨，其中降雨最强中心渑池县仁村，24小时降水量达650毫米，花园口洪峰达2.2万m³/秒，是昨日洪峰的6倍，洪水冲垮了黄河铁桥，京广线中断14天，淹没村庄1700多个，耕地300多万亩；
1975年8月河南中南部特大暴雨，在暴雨中心驻马店，最大6小时雨量为830毫米，最大24小时雨量为1060毫米，3日降雨量为1605毫米，分别是本次7.20暴雨的2-3倍；
1978年5月26日广东西部特大暴雨，暴雨中心阳江西北部13小时降水736毫米，其中6小时降水达619毫米，是本次7.20暴雨的2倍；
1995年8月初河北石家庄特大暴雨，3日晚22时至5日上午8时之间，34小时降雨量达651毫米；
1998年7月21日至22日，湖北武汉特大暴雨，汉阳24小时降雨量532毫米，汉口达434毫米；
台风频发的台湾省，特大暴雨更是频频出现，最近四十年24小时降水量超过800毫米的降雨就有5次，其中最大降水记录是1996年的贺伯号台风带来的降雨，24小时降水量达1748毫米；
这次台风在福建登陆后，摧毁房屋7万多间，死亡和失踪人数超过500人，继续北上至河北太行山又形成大暴雨，并导致泥石流，中国大陆累计受灾人口4600多万，经济损失652亿；
众所周知的2009年莫拉克台风导致的降雨也达870多毫米，造成台海两岸死亡人数近500人，其中高雄县小林村被夷为平地，381人死亡。
深受大西洋飓风祸害的美国也经常出现极端天气。1947年6月22日密苏里州的Holt，1小时之内降水305毫米；1889年7月18日Rockport，130分钟之内降雨483毫米；1935年D'Hanis，165分钟降水559毫米。南亚季风地区更是豪雨连连，印度乞拉朋齐1974年曾经创下4日内降水3721毫米的记录，孟加拉国也经常一场暴雨后，全国一片汪洋大海。
所以，郑州暴雨虽然降水量很惊人，是罕见的极端天气。但是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还是中国，还是中国北方；无论是小时降水量，还是单日降水量，超过郑州7.20暴雨的案例并不少见。
也有人很专业地解释说，“千年一遇”不是说一千年才发生一次，而是指气象发生概率是千分之一。那么新中国成立72年来，7.20暴雨类似极端天气，在郑州或它的周边就发生了三次，用“千年一遇”形容不是违背概率基本原则了吗？是不是该修改一下分母了？
那么为什么有人热衷于渲染这个水灾是“千年一遇”呢？除了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之外，还有甩锅给老天的嫌疑：这个天气是“千年一遇”的， 淹死一些人、城市一片汪洋也是难免的，用胡总编的话来说是：“极端天气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没有人为的责任了。那么果真是这样吗？
第一，7.20暴雨之前之前的24小时，郑州已经下了超过150毫米的特大暴雨，20上午又发布红色预警，白天仍会出现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按照中国气象局制订的《气象灾害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办法》，红色预警出现应该“停止集会、停课、停业”，“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和抢险工作”，并且郊县荥阳铝厂已经因为被淹没而发生爆炸。面对这些信号极强的预警信息，为什么政府没有做出停止上班、地铁停运、容易积水路段限行的预防措施？
笔者曾经历北京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那次北京的应对，跟这次郑州俨然很类似，导致了79人死亡的惨剧。然而，经过了这场灾难，北京充分吸取了教训，每逢大雨就做好充分准备。
以今年7月11日暴雨为例，北京市政府提前一天通知全体市民实行弹性上班方式或在家办公，部分地铁关闭，公交车停运。笔者那天晚上从海淀区西二旗回家，发现容易积水路段全部被市政人员用路障堵上，并有工作人员在现场指挥提示绕行。这明显是做足了预案，认真对待。
而郑州200毫米降水时段结束后，恰好逢下班高峰，被困在地铁内的人员绝大多数下班回家的员工，如果事先采取防范措施，很多灾难会不会得以避免？
第二，郑州地铁17：21分开始因进水停运，乘客们足足在车厢内被关了近4个小时，到21点多救援人员才赶到。这期间乘客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政府热线也打不通，最后12人因为缺氧和失温死亡，这其中又有几分是人祸？地铁公司自17日就接到防汛通知，应急撤退做的这么差，是不是该反思检讨？
第三，郑州市区路面发生多处发生塌陷，自媒体视频显示，不少路上行人掉进塌陷深坑，这也是导致伤亡的一个原因。这其中是不是路基质量不过关？2018年，郑州提出投建设“海绵城市”的目标，其近期规划为到2020年项目投资534.8亿元（其中道路投资137亿，绿地投资139亿，水系投资138亿），这534.8亿巨额投入此次又是否发挥了作用？
第四，随着城市化，原来农村的河流、沟渠大量被堵塞，甚至填平，这就意味着失去泄洪的毛细血管，郑州市区泄洪通道除了地下管网外，就是21条河渠，而其中部分被不同程度堵塞，导致无法泄洪。这是否是人们无序生产经营和城市化的一个恶果？
我们也应该看到，灾难发生后，河南官方救灾抢险有很多值得称赞的表现，郑州市民的自救能力和高尚品格，更让人感动。这一切都体现着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文明的巨大进步。
然而，不要轻易说什么“百年一遇”、“千年一遇”、“历史罕见”，老天没有嘴巴，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不要随便把责任推给老天，这是对人民的不负责任，是对逝去生命的不尊重。我们的救灾成绩要充分肯定，灾难发生的原因也要检讨，毕竟这个社会的每个公民都不是多余的。
（注：以上黄河气象和水文资料均引自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编纂的《黄河志》，里面有丰富的河南省极端天气和气象灾难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