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袁克文，字豹岑，别署“寒云”、“仲燕”。1890年7月出生于朝鲜（今韩国）汉城。他是我祖父袁世凯宠爱的儿子，可是我父亲的喜爱和追求，却与我祖父大相径庭。因为我父亲不喜欢政治。

父亲是天赋聪颖、风流倜傥的文人。民国初年，京津沪的上层人士把当时具有传奇色彩的豪门子弟统称为“四大公子”，除我父亲外，还有张学良、清皇室王爷溥侗和才华卓著的张伯驹。父亲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人称“袁门子建”（像三国时期曹植曹子建一样才华横溢）。

尤其在诗词楹联方面，造诣很高。父亲读书博闻强记，过目成诵。据母亲说，他在十五岁时作赋填词已经裴然可观。父亲用富瞻的文采填词作诗自娱，特别是即席集联，都能信手拈来。

如1930年岁末冬夜，在开明戏院义演后，他到“霭兰室”饮酒作书。当时彤云密布，飞雪漫无边际，室内炉暖灯明，一案置酒置笔墨。我父亲右手握笔，左手执盏，即席赋《踏莎行》一词。这“霭兰室”是艺妓馆的名字，父亲填词时，红袖研墨伸纸，添香助兴，《踏莎行》一气呵成。如有艺妓求取嵌字联，几乎都是立等可取。

一次在青楼，有雪琴、秋芳二人求联，父亲立成两联，给雪琴的是“高山流水，阳春白雪”；赠秋芳的是“秋兰为佩，芳草如茵”，把她们的名字非常巧妙地嵌入了联语中。父亲那首著名的 讽谕我爷爷不要称帝的《感遇》诗，就是他和薛丽清游颐和园泛舟昆明湖时有感而作。

父亲依托深厚的文学底子，练就了一手好书法，在国内是很知名的。他主张书法要从篆书练起，所以他的篆书写得最好，也写颜体。习帖，他不是死学硬仿，是在学颜的基础上有发展，有创新，写出字来独具特色。

他写字有“三绝”。一是不伏在桌面上写，而是令侍者各提纸的一端，饱蘸香墨，悬腕挥毫写于纸上，笔力遒劲刚 健而纸却不污不破。围观者无不拍手称绝。二是他抓笔书写。他有一支大笔，笔杆长约一米五，笔头有五十公分，把纸铺在门外胡同的地上，用双手抓笔站在纸上写。笔大如椽，运笔挥洒自如。其三是躺在床上仰着写小楷，左手拿着纸，右手拿着笔，就这样躺着写。写出的蝇头小楷，一笔一画，一丝不苟，纸面无污，字体工整清秀。

像他的日记，就是晚上躺在床上写的，我母亲说，他把每天的生活起居、日间趣闻、文友诗会以及生活中的感受都记下来，多年如一日，从不辍笔。后来出 版的时候，总的名字就叫《寒云日记》。他这些日记，有的就是躺在床上“仰”书的，装订成了十余册。据我母亲和大嫂说，当时张学良将军保存有几册，其余散 失，现流传的只有两种，我保存有一部丙寅、丁卯日记，是1998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按照原佩双印斋本影印的。

父亲的书法艺术在十八岁时已臻成熟，享誉京津沪。当时京津沪上层人士甚至连普通市民向我父亲求字者颇多。如大华饭店的老板说：“寒云先生，我向您求几个字”，他当即就为这家饭店写了“满足清净”四个字，落款“乙巳三月题贻大华饭店，寒云”。求字的人有求书写中堂的，有求书写对联的，扇面的。京津沪有些书画报刊、杂志也刊登我父亲的书法墨迹，如《北洋画报》。

后来家道衰落，经济拮据，生活困难，我父亲就以卖字弥补经济匮乏。他卖字价格不一，有以幅论价，有以字论价。就这样，求字者亦很多。有的先交润笔费，候等取字。

我父亲还有一种爱好，就是酷爱收藏古玩，如古善本书、玉器、雕刻、钱币、印玺、书画、砚台、邮票等。只要是他所爱，不论价钱多少，都要收买，真是挥金如土。就拿钱币来说，各国的钱币（硬币）他都收藏。

我记得他收藏有一个小国家十八世纪的一种钱币，我小时候给了我一块，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国家十八世纪的钱币，可惜我没有保留住，不慎遗失了。他所收藏的古玩，都分类装在一个偌大的“库”里。他还在《寒云日记》中，把喜爱的古玩图样画出来。

父亲也喜欢集邮，各国的邮票都有。这在我们国家算得是一宝。不过这些古玩、邮票现在已不复存，后因生活之计，渐渐地都卖掉了。

父亲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戏剧。他不是一般的喜欢，而是如痴如醉。尤其是昆曲、京剧，能清唱，能彩唱，经常登台演出。在京津沪一带是出名的票友，经常客串与名家登台演出。他的演出很受观众喜爱，如果剧院挂牌（即海报）有“寒云主人”和“红豆馆主”客串演出时，剧院场场客满，座无虚席。

我父亲交友多为戏剧界名家，从不与政界人物往来。如京剧界老前辈、著名丑角表演艺术家肖长华先生（京剧“四大名旦”之师），我父亲向他学习“丑”角。父亲 和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都合作过，还有姜妙香、杨小楼、孙菊仙、程继先，著名老生艺术家有余叔岩、谭鑫培、杨宝森等。南方昆曲名家俞振飞先生与我父亲交情深厚，尤其荀慧生与我父亲的感情更是亲密。

我父亲经常和这些艺术家在一起切磋技艺，还帮助他们学文化，探讨剧中人物的性格，提高他们的 演唱水平，还指导他们学书绘画。父亲和姜妙香合演过《游园惊梦》，和荀慧生、王凤卿合演过《审头刺汤》，他饰汤勤。还和程继先、张伯驹等合演《群英会》， 剧中他饰演方巾丑蒋干，张伯驹饰演周瑜。那时我小，没看过他演出，我哥和我姐却都看过。

一次我父亲准备在“新民大戏院”义演《游园惊梦》。伯父听说后，便到警察局派人想把父亲扣起来不让演出，结果我父亲还是如期登台演出不误。

为什么？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我父亲在天津加入了“青帮”。“青帮”在民国年间是属于黑社会的一种会道门组织，势力很大，它有严格的辈份，分别按“大通悟学”四个字排定。“大”字辈在帮内是顶级人物，由于我父亲的特殊身份，他自然属于“大”字辈，他可以收徒。他每收一个徒弟，都要给徒弟置一身衣服，他花钱不当一回事，在天津家里开过香堂（青帮的组织活动），他手下的徒子徒孙有数千人。

我父亲准备义演时，他在天津的徒子徒孙早有部署，把戏院包围起来，把住前门后院不让警察进去。天津警察总监劝我父亲不要唱了。我父亲笑着说：“明天还有一场，唱完就不再唱了”。结果还是照演，我伯父也奈何不得。

后来我父亲去上海，和上海昆曲名家俞振飞交往笃深，有时也登台演出。上海也有他的青帮徒子。经常相聚，谈书论画。

在我们家里，我和我三姑感情最好。我三姑名袁叔祯后改为袁静雪。在南京我和三姑住过一段时间，我三姑最了解我父亲的为人处事。在我们弟兄之间，我父亲最喜欢的是我三哥家骝。我三哥从小就勤奋好学，学习用功。父亲不喜欢我大哥和二哥，那时我还小。

父亲待人随和，从不摆架子，遇事大家商量，甚至也和下人商量， 没有严格尊卑之分。到解放时还有三个下人不愿离开我家，我家一直把他们送终。

在我父亲那个时代不象现在一夫一妻制，而是一夫多妻，甚至妻妾成群。像我父亲那样才华卓具、风流倜傥的人物，更不例外。不过我父亲择妻纳妾是非常挑剔的， 所纳妾姬皆是形质俱佳、才貌双全、能歌善舞、琴棋书画皆通的名媛歌妓。如小桃红、雪丽清、琴韵楼等等。

我父亲纳妾的态度，也熏染了民国时代自由恋爱的风气，两爱者则喜结琴瑟，互相厌烦者就劳燕分飞，分手后也不反目成仇，有时还互相往来。

父亲这样对待妻妾的态度，原配夫人刘梅真又哭又闹，把状告到我祖父袁世凯那里。我祖父重男轻女，他说：“有本事的男人才娶三妻六妾，克文有本事。女人吃醋是不对的”。后来她也不哭不闹了，任凭我父亲一个个迎进，一个个送出，依然在外粉黛成群。

我父亲才华超群，聪颖过人，诗词歌赋，即席集联，琴棋书画，文物鉴赏无所不能，无所不精。这当然与他所受的一般常人难以企及的教育有关，还应当感谢他的老师方地山老先生。

方地山老先生影响了我父亲一生，然而我父亲英年早逝，却先于方地山老先生离开了人间。于1931年3月22日病逝于天津，享年四十二岁。

他的丧事葬礼，都是父亲在青帮的徒弟们拿钱办的，非常隆重。天津报纸发了讣告，宋子文、魏小辫等要员发了唁电并送了挽幛。在开祭之日，他的徒子徒孙数千人 皆披麻戴孝，哀声震天。他在文艺界的好友更是悲痛不已。

出殡时，除他的徒子徒孙外，还有天津市民，僧、道、尼等，甚至青楼名妓也头扎白头绳前来送葬。从父亲的住处到墓地，沿途多有祭棚，各业各界的人士分头祭奠。父亲坟前的墓碑是他的老师方地山先生手书的“袁寒云之墓”。可惜这块墓碑早被人窃走。

后来父亲的坟墓迁到赵庄，再后由于沧桑之变坟墓被平了，所幸墓碑扣在上面被土掩盖。我大哥和二哥从国外回来后找到了父亲的坟墓，加以修葺，大哥又重写了碑文。我三哥家骝回国后也到父亲坟前祭拜。

父亲逝世时，我仅三岁。父亲的这些事，多是听母亲和三姑（袁静雪）对我讲的，也有我从尘封的旧报刊上读到的。

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做了一些有影响的大事。尽管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但对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为打开国门、引进洋务做的事情，应该有比较客观的评价。

2006年2月11日的《天津日报》转载了《文汇报》的一篇文章，讲“戊戌政变中的谜团”，其中的观点我觉得比较公正。袁世凯的一生中，在社会上流传较广并被诟病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戊戌变法时向慈禧太后告密，导致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改革开放以来，历史研究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较公正了，不是当年陈伯达写《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年代了，我们有可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最近我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在文章中综合分析了戊戌变法前后的种种历史事实，最后得出结论，袁世凯没有告密。我觉得，至少可以说存在着这样的可能。

袁世凯的另一件事，就是他恢复帝制，当洪宪皇帝，这是很耻辱的事实。是倒行逆施。不论起因如何，最终是通过袁世凯实现的。这一点是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