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掉管子

父亲临终前的达观是他给马未都最后一次的言传身教，那年父亲72岁，马未都后来认识到人最怕死的时候应该是五六十岁。太年轻不知死为何物，太老生活质量差，生死之间差别不大。如今快60岁的他正是最畏惧死亡的年龄。

身为军人的父亲，解放后又长期在空军总医院工作，见惯了战场上和病房里生命的脆弱。当他腹腔主动脉上长了一颗瘤子又没法摘除的时候，医生打开腹腔看看，又缝合了。父亲醒来，马未都骗他说已经摘除。十多天后，父亲淡淡地说：“我的瘤子没有摘，当天我就知道了，这么大的手术，我的引流管在哪儿呢？”如果每天打营养液维持，可以再活半年多。可是第一次需要打杜冷丁止痛时，父亲就和马未都进行了一场平静的谈话。“我很难受，不能治疗了，再治疗下去会拖累你们所有人。”征得母亲和医生的同意后，管子被拔掉了，四天后，他在睡眠中去世。

如果父亲能健康地活到今天，他的痛苦会是来自于身体之外的，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变得让他不认识了。马未都还记得小时候勤务员送来两张电影票，等父亲回来后拍桌子大怒，逼他送回去。“他老问一句话，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尤其他管的事儿，他就更不要，他从来不占便宜。”

马未都的父亲在政治上栽过大跟头，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他被隔离审查了两年，放出来时也没有结论，那两年时间马未都的母亲前所未有地担心，本来和谐轻松的家庭气氛变得沉重。有一天终于可以探望父亲，马未都对母亲和弟弟妹妹说：你们到时不许哭，哭我就不去。

马未都以为会见到萎靡不振的父亲，意想不到的是，父亲腰杆笔挺，精神饱满，见面说了一句话：从进来那天我就没想过出去。这句话让马未都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爹那是真坚强，真不怕死。”父亲说：“我身为共产党员，遵守党章何错之有？”后来父子俩也聊过监狱生活，都是比较轻松的话题。比如很久才能洗一次澡，泡在大池子的浑汤里，和一起隔离审查的空军干部们在水下轻轻用脚互相触碰打招呼，给予对方精神慰藉。

在这段低谷生活之前，马未都和父亲之间是典型的中国式父子关系。父亲从来没搂过他，如果某件事值得表扬，这种表扬也是警告式的，挨打更是家常便饭。可马未都也觉得天经地义，他在空军大院长大，每天听着各家打孩子的尖叫声，不挨打的那是少爷，怎么能称作军人子弟？

马未都还举了个例子：父亲喊他时，总会在名字前加一个“小”字。一直到他二十多岁，不管有没有生人在场，父亲都是叫他“小未都、小未都”。

来不及说我爱你

马未都也承认中国传统父子之间那种含蓄的交流方式给他留下了巨大遗憾。“我最后悔的就是，一辈子没跟父亲说过‘我爱你’。”

惟一的温情记忆是小时候和父亲一起坐长途火车，按照规定父亲可以买一张卧铺票，那个铺很窄，父亲让马未都先睡。少年人睡得沉，再一睁眼，天亮了，父亲守在铺位边坐了一夜。

马未都的母亲也是山东人，这是他父母能够结合的决定性因素。相亲那天，母亲刚动过阑尾炎手术，还躺在床上，父亲瞅了她一眼，听说是老乡，马上同意了。母亲开玩笑说：我还没站起来，你爸就答应了。

那时讲究发扬风格，本来担任军队机要员的母亲听从组织安排，回家做了家庭妇女。他们夫妻就像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和褚琴，所不同的是，马父有文化，写一笔好字。而母亲，是一个爱干净爱漂亮，有点小资情调的女性。她会为了买双皮鞋托人去广州，马未都说：“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儿，有点像现在上巴黎买鞋的那种感觉。”买回来两只鞋鞋号还不一样，父亲因此气得踢翻了洗脚盆。

尽管没有工作，母亲长期在大院里负责家属委员会，每天忙忙叨叨，80多了还念叨着要给别人送礼去。她甚至会给马未都送礼，有天逛早市时看到有人摆地摊卖一个自称是古董的罐子，几千块，老太太信以为真，慢腾腾回家取钱，小贩见她好久没下来，以为她去叫人，吓跑了。“她心里总是想要帮我做点什么。但她人是真的老了，很容易被骗。”马未都叹息，有时回想起母亲年轻时精明能干、行事如风的做派，他都有点恍惚，“时间走得太快了”。

他也想把母亲接到自己家一起住，但她拒绝了，她喜欢住在老家属楼，周围都是熟人朋友。“每周我能从电视上看见你一次就行了。”她心满意足地说。

父亲离开的时刻

1998年父亲去世时，马未都第一次感受死亡的具体，取父亲骨灰时，身为长子的他特别难过。他对母亲说：妈，你得好好活着。

全家福，左一骑木马的为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