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图集(1-8)》

谭其骧(主编)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历史地图集》

是一本以中国历代疆域政区为主的地图集，由谭其骧主编。全书自原始社会至清末，按历史时期分为8册、20个图组，共304幅地图（插图未计在内），地图全部采用古今对照。本图集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编纂，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严重干扰，1975年出版了内部版，但错误百出。1982年起陆续出版了1-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是研究我国历代行政区划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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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范围越大越好吗？

文 / 葛剑雄

来源：《光明网》

看到过定稿于文革期间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人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不管哪一个朝代，中国的疆域、特别是中原王朝的疆域始终是非常大的。所幸在改革开放后修订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已经实事求是地删掉或修改了那些地图，因为那样一些“极盛疆域”实际并不存在，而是将一个朝代在不同年代中曾经达到过的范围拼凑起来的，或者是根据一些不可靠的史料画到了尽可能大的范围。

在文革中，能将历史时期的中国疆域尽可能地画大就是“爱国”，反之当然就有“卖国”之嫌，甚至可被当作“反革命”。今天我们已经明白，这种“爱国”行动只是自欺，却欺不了人——凭今人画的历史地图绝不能向外国人要回一寸土地，无论在地图上画进了多少。何况历史不等于现实，今天的领土归属并不是根据“自古以来”决定的。

这种观念并非文革的产物，此前早已存在，只是在文革中被推上了极端。正因为如此，不少人至今还存在这样一种心态，有人就曾提出：“将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画大一点有什么不好？”如果不考虑政治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这种心态的根源就是传统的统一观：统一总是正义的，是人心所向，符合历史潮流，统一的时间自然越长越好，统一的范围自然越大越好。

可是，我们只要对中国的统一历史稍作考察，就可以知道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往往会恰恰相反。否则，为什么分裂的时间会比统一的时间还长？为什么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形成要到18世纪中叶才实现？

中国历史上的一切统一，都是以武力或以武力为后盾而实现的，结束分裂是如此，扩张领土从而扩大统一的范围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夺取天下，恢复统一的过程中，获胜的一方如果不想功败垂成的话，总是要不惜一切手段达到统一的目的。

秦始皇所灭的六国，没有哪一个是自愿撤销的。有几位国王是投降的，但都是在秦军兵临城下，兵穷力尽时不得已的选择。秦朝扩张到六国以外的范围，靠的是军事征服，如出动数十万大军和百姓，经过多年的激烈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才将岭南纳入版图，置为郡县。岭南不是楚国旧地，不能看成是灭楚战争的延伸。岭南的越人绝不会主动进犯秦朝，更不会构成对秦朝的侵略威胁，所以秦始皇找不到任何借口。当时秦朝境内的土地还没有充分开发，不存在人口压力，也不存在过剩人口需要寻找新的生存空间。这场战争完全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越人固然要坚决抵抗，秦朝人也不会支持，所以秦始皇才要用强制手段征集士兵和安置移民。秦朝击败匈奴，夺取河南地（今河套地区），可以看作收复赵国旧地，但这些土地本来就是匈奴等游牧民族的牧地，以后才被赵国拓为疆土，秦朝的收复只是赵国扩张的继续。

刘邦消灭项羽，恢复统一王朝，虽然离不开计谋，但主要还是依靠军事手段。公元前203年的楚汉对峙中，项羽兵力不足，粮食供应将尽，汉军也无法取胜，于是双方达成了以鸿沟“中分天下”的撤军协议。但就在楚军东归途中，刘邦就重新发动战争，并取得最终胜利。刘邦毁约兴兵，自无道义可言，但正如张良和陈平所说：“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对统一来说，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同样，刘邦消灭异姓诸侯韩信、陈豨、彭越、黥布、卢绾，靠的也是武力和阴谋。到了汉武帝时，如果说，对匈奴的战争是必要的出于自卫的话，那么对西南夷和大宛用兵就纯粹是扩张和侵略。正如《史记·大宛列传》所说，汉武帝开西南夷的目的：一是想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在西南夷地区，扩大千里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威德遍于四海”的愿望。第一、第二点根本不切实际，当然不能实现，而武帝的主要目的还是第三点。征大宛的借口是汉使被杀，实际却是因为汉使强求大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所致。而武帝之所以决定出兵，还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将这个美差交给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立功封侯。但这两次战争却导致了西南夷地区郡县的建立和西域地区归入汉朝版图，扩大了统一的范围。

应该承认，除了在少数情况下是开垦无人区外，中原王朝疆域的扩大基本上都是通过战争。用今天的观点看，这些战争都是侵略性的，非正义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当时没有联合国宪章，没有国家与国家之间平等交往的准则，没有民族自决原则，弱小国家或民族不是被这个强国所统治，就是被那个强国所吞并，或者陷于无休止的内部战争。所以，只要能导致和平和统一，能促进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就应该得到肯定。同样是侵略和扩张性质的战争，如果失败了，没有带来积极的后果，就只能被否定。如隋炀帝征高丽，元朝征安南、日本，明朝用兵越南等。

处于分裂时期的帝王，凡是安于自保，满足于割据的，至多只能在短时间内保境安民，保全本家族，他们最好的下场是“识天命”，向获胜一方投降，否则就只能国破家亡。拥有军事优势的君主如果没有统一的雄心，或者幻想与对手长期共存，就不仅会丧失时机，推迟统一，而且还可能使形势逆转，招致失败。致力于统一的君主，不管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也无论他们本人的道德和能力如何，都能更大地推动历史进程。当然他们不可能都是成功者，但成功者必定出于他们之中。曹操在赤壁之战中、苻坚在淝水之战中未必不能取胜，他们所拥有的优势未必不如司马炎伐吴、隋文帝平陈，如果他们胜了，历史就会重写，对他们的评价也会截然不同。

当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同时存在的割据政权还不少，其中有些政权的君主自知不是宋朝的对手，但又幻想通过顺从来维持割据，但最后还是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南唐后主李煜对宋朝可谓恭顺；宋朝要求将其军人在南唐境内的亲属送去，他照办了；每次得知宋朝出兵获胜或有喜庆之事，必定会派特使祝贺，献上珍宝；见宋朝灭了南汉，又主动请求除去国号，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请下诏书时直呼其名，国内的机构也全部降格。但这一切都不能推动赵匡胤的统一步骤，为了取得出名的借口，他要求李煜“入朝”，即要他主动交出政权投降。在宋军兵临城下，金陵危在旦夕时，李煜派徐铉求见赵匡胤，作最后一次请求。徐铉说：“李煜无罪，陛下兵出无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赵匡胤的回答直截了当：“你说父子能分为两家吗？”（尔谓父子为两家，可乎？）一个月后徐铉再次出使，请求赵匡胤保全南唐，并不断争辩。赵匡胤大怒，按着宝剑说：“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耶！”

赵匡胤追求统一，自觉理直气壮，问题根本不在于南唐有没有罪，而是必须天下一家，既然李煜不肯主动取消南唐政权，就只有出兵消灭。李煜的悲剧就在于不认识统一的大势，妄想通过恭顺和哀求苟延残喘；明知自己绝无能力，却要作无谓的抵抗；最后只能带着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哀愁，不明不白地客死异乡。还有人作更愚蠢的选择。在南唐举国投降时，江州指挥使胡则杀了刺史谢彦实，固守达四个多月，最后城破被杀。胡则的忠诚或许能成为道德的典范，他求仁得仁，可以死而无憾，但满城百姓却因此而遭宋兵抢掠后被杀。

吴越国主钱弘俶比李煜更知天命，识时务，赵匡胤一登帝位就派特使致贺，以后每年朝贡。赵匡胤征南唐前，给钱弘俶封了一个“升州东南行营招抚制置使”，要他出兵助战，并预先派人告诉他不要听信“皮之不存，毛将安附”一类话的欺骗。钱弘俶不顾大臣的劝阻，亲自率五万大军攻下南唐的江阴、宜兴、常州。李煜致书相劝：“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勋，王亦大梁一布衣耳！”钱弘俶非但不予答复，还将此信上交赵匡胤，以表忠诚。赵匡胤要这位立了“大功”的“元帅”来开封相见，保证一定让他及时返回，并表明自己已在上帝前立哲，决不食言。钱弘俶只得带妻儿入朝，两个月后固然获准回国。临行时赵匡胤赐他一个密封的黄包袱，让他在路上悄悄打开看，竟都是宋朝群臣要求将他留下而上奏的章疏。两年后，钱弘俶又去朝见宋太宗，当时正值原来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献出属地，他赶快请求撤销封他的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将军队交给朝廷，容许他回国，遭到拒绝。钱弘俶认清形势，上表献出境内的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钱弘俶和子侄、亲属、下属都受到破格封赏，但不久，由一千零四十四艘大船组成的船队将钱氏直系亲属和境内官吏全部送往开封。十年后，宋太宗亲自为钱弘俶的生日举行宴会，当晚钱弘俶突然死亡。此时离最后一个割据政权被灭已有九年，他这个归顺的典型大概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一次次恢复统一的过程中俯拾皆是，却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和平统一，或者双方经过谈判实现平等的合并。其实，不仅实现统一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维持统一，也要有充分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一个政权要维持对一个地方的统治必须保证两个基本的条件：保持畅通的交通线，当地能够供养本地人口和派驻的行政和军事人员。没有前一个条件，就无法上通下达，中央政府就不能有效地进行管辖，当地政府也不能得到中央或其他地方政府必要的资助，统一和归属就毫无意义，时间一长必然会导致自治或分治。如果再有外部势力的影响，就会演变成分裂。后一个条件同样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地方一直要靠外地提供粮食或物资，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中央政府就会重新考虑将这块地方纳入版图的必要性。有时非经济因素会起主要作用，如对军事要地、重要交通线、重大纪念地、地缘政治上的敏感地区等，可以不考虑当地的供养能力，甚至不惜一切代价，但这样的地方是很有限的，并且不能超过这个政权可能征集到的人力物力。否则，中央政府负担不了，也必定招致臣民的反对。

今天，有些人会怪我们的祖宗缺乏深谋远虑，没有能为后人多开拓一些疆土，或者轻易地放弃了一些地区，更没有能在海上大规模扩张，要不，今天中国的领土会大得多，中国人拥有的资源也会丰富得多。可是他们却没有想过，如果当时的君主要将疆域扩展到人烟稀少的地方或尚未开垦的荒地，且不说这本身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就是占领了，又靠谁来守卫和开垦？要维持这样的疆域又要耗费多少代价？百姓会拥护吗？朝廷的财力能负担吗？说不定开疆拓土成功之日，就是这个王朝走向覆灭之时。至于在海上的扩张，更离不开当时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离不开当时的实际需要。在工业化以前的中国，海洋所能提供的只是“鱼盐之利”，而不是石油或其他海洋产品。当近海的“鱼盐之利”足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时，他们就不会再有向远海扩展的积极性；当内陆还有土地可以开垦、还能容纳移民时，向海岛移民就会缺乏动力。郑和的船队七次远航，远及西亚、东非，其目的是宣扬国威，而不是寻找海外的财富，更不是为了拓地殖民。但当时的批评者至多只是指责这样的行动糜费国库，要求停止，却从来没有人建议趁机在海外殖民或扩大领土。

总之，无论占有或者治理，一个国家的疆域都不是越大越好。即使不存在自然和人文的障碍，一个国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无限制地扩大领土。一个范围适度的疆域才真正有利于政权的巩固，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和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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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与分裂》理性地思考和审视了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作者的笔触独到，不循惯例，不以王朝起讫为统一的终始，不以定论成说为立论的依据，返观纷扰的昔日天下，立足真实的历史疆域，以凝练的笔触厘清统一与分裂的长度，诠释统一与分裂的标准，穿透千年的时空隧道，追寻中国历史的分分合合。

葛剑雄（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现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2016年8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