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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光 | “荒废心灵,天理不容”

周雪光 雅理读书 2023-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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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理士多德   

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象这样一个镜头:某一天,我的系主任、或学院领导或其他同事会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很客气又尴尬地请我解释一下,这些年来我究竟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

作者 | 周雪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原刊 | 周雪光教授新浪博客

来源 |“三农学术”(snxsac)公众号


01

这些年来,我有时会想象这样一个镜头:某一天,我的系主任、或学院领导或其他同事会敲开我办公室的门,很客气又尴尬地请我解释一下,这些年来我究竟在做些什么样的研究工作。

之所以会有如此想象是因为,同事们有疑问是合情合理的。我于2006年开始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那段时间正是我学术研究转型的关口。在2006年前,我的研究工作多是量化研究,多在美国社会学主流的英文杂志上发表。这应该是斯坦福同事们决定邀我加入他们队伍时对我的印象和依据。

自那以后的十余年里,我的大多数研究活动集中在国内乡镇的田野观察。十多年来,我只是偶尔用英文发表文章,而且不是发表在社会学主流的英文杂志上。我的大多研究工作都是用中文、在中国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斯坦福大学的大多同事不懂中文,更不会阅读中文期刊。这意味着,他们对我的研究工作的内容和成果,可以说一无所知;即使中国研究领域中的美国学者对我的中文作品也近乎毫无所知。

按照学校规定,教授每年一度报告一下自己的学术活动,即把发表文章、教过的课程、参加的学术活动,在表格上罗列一下。在名义上,这个做法为系主任每年一度评定教师工资提供参考。但实际上,其形式大于实质性内容。系主任在决定教师工资的调整时,基本上是按照一个比例普调,以及上下略有微调;这也是校方和院方的基本原则。在个别情况下,系主任会提出稍大的调整,但这种情形需要与学院的主管院长认真讨论后才能决定,而且时常是针对过低工资水平的上调。换言之,这种普增微调的工资报酬形式很是符合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公共领域“低强度激励”原则,以鼓励学者从长计议,以便以最合理的资源—时间和精力—配置,按各种任务的轻重缓急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当然,学术评价是多方面的。科研型大学的诸多任务中,科研工作最为重要。虽然报酬这方面低激励,但学术市场上有各种衡量标准,包括学术成果在期刊上公开发表交流,其分量如何在大家心中都有一杆秤,这自然会通过学术市场的其他机制来影响到学者相关的评价和机会。

这么多年来我的研究工作几乎为同事领导不知不详,但工资照领,照例参加系里活动和与同事来往,并无两样。想象一下,如果你所在单位的一位同事十几年来的工作活动状况,大家都几无所知,的确是说不过去。可以想象同事们心里犯嘀咕:我们花了这么大气力把此人招来,怎么来后就无声无息了呢?

如此想来,系主任或同事敲门询问或用其他方式施加压力,不是不可理解的。但从来没有。以我还不算那么粗糙的心理感受上,无形的压力也从未感觉到。

02

然而,这十几年来,正是我的学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自以为这段时间的学术成就和高度远远超过了以前时期。在2005年前那个时期的研究工作,虽然发表在本专业的英文主流刊物,但大多属于常规性(normal science)研究工作。也就是说,一个好的学者,有了同样的条件(知识、资料、包括时间等资源),大致也可以产出类似水平的学术成果。而我在近十几年来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即经过自己深入思考,带有自己特定视角得来的心得体会,对知识体系有自己的独到贡献。

当我于2004年开始田野研究时,并无明确研究目标或计划;主要是想换一种研究形式,以图激发新的研究灵感。模糊中的想法就是,寻找中国社会的某个角落安静地待一段时间,潜心观察和体会中国社会的变化,以便找到新的研究课题和线索。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引到了北方的一个乡镇,开始了随后十余年反复往来的田野观察。

在田野期间,路过北京时经常与学友们见面聚会。记得有一位老朋友每次见到我都会问道,雪光,最近有什么大作?回答没有,他就会说,期待我做出好学问。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心中忐忑不安,生怕辜负了朋友的期待。那时田野研究中常常头绪乱麻一团,苦于找不到明晰的线索思绪。在彷徨困惑中,只有一个固执的信念:坚持下去,一定会找到好的研究方向和课题。

回想起来,我很幸运,坚持了下来了,有了十多年的积累,也因此得到了一些属于自己的心得见解。这种坚持的动力来自两方面:内在的追求和制度上的保障。

学术所为,需要有内在动力,这是学术工作的性质决定的:一方面,学者有很大的自主性和选择性;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的学术活动差别极大。创造性活动风险极高,很可能劳而无获,远不如轻车熟路的常规科学研究活动来得稳妥可靠。创造性的研究工作,言前人所未言,行前人所未行,是有风险的。学者有内在动力追求这种创造性经历时,TA才会有这种冒险精神(risk-taking)。一个通常的说法是,研究生训练过程和教师录用过程,其基本原则是识别和筛选那些以科研教学为“天职”的学者,把那些不适合从事这类工作的人们、特别是那些营利者和投机者、分流出去。

不过,内心追求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生活在高度组织起来的当代社会中,个人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学术界也是如此。做出好的研究工作,是每一个以学术为业的学者的愿望和追求;但学术评价体制差强人意,而且无论怎样改进,都无法解决其多重内在矛盾:数量与质量、近期与长远、短线与长线、学术与行政。在强大的制度面前,学者只是脆弱的鸡蛋。只有将学术制度从行政墙壁转变为孵化器,才会催化出创造的能量。学术创造需要制度上的保障,大学教授终身制(tenure)即是其中制度之一。美国社会诸多职业中,只有法官和教师是终身制的,前者是为了保护法官职位的公正性;后者为了保护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这一制度安排不无道理。

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在这个田野研究项目上投入十余年的时间。

03

制度保障不仅是纸面上的,而且在人们的精神中。美国所有大学都有终身制,但不少学校里学者仍然面临不容忽略的发表与研究经费等压力,各种因此而来的难堪情形也时有耳闻。

外界的宽容是鼓励研究创新的重要环境,体现在周围学者同仁的共识,对创造性活动的欣赏,对这种追求的理解;至少是对学者学术活动的放任和容忍。这就需要一个好的的学术社区,即有同样价值判断和理念的人们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可以说,科研型大学大多是这类社区。 我在参与系里和学院或学术界组织的各种学术评审工作时,大家来自不同领域或学科,有不同的学术风格和知识结构,但对好的研究的品味(taste)却很是相同。一旦有分歧,也可以可以在更高原则上找到妥协的基础。

我很幸运,在学术旅途中——美国、国内——碰到了许多好的学术同仁和学术机构,包括资助机构。他们的容忍和理解给我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动力。我在2017年结集出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这些学术机构提供了以学术为本的宽松环境,使我没有在急功近利的压力下惶惶然地从事研究工作。”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激之言。身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中,如果还患得患失、不肯在学术上探险,那就实在问心有愧了。

多年前,在美国电视上有一则为黑人子女教育募捐的公益广告,其中一句话令我心动:“A mind is a terrible thing to waste”(“荒废心灵,天理不容”)。在这个感恩的时节,我对身处其中的学术体制、学术环境和周围的学者同仁,对他们的理解或宽容,深怀感激和敬意。

原文地址: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442064514318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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