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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奎松：从政治宣传走向学术研究中的曲折 ——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
学 人
简 介
杨奎松，现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这样一种态度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但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 ,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 ,研究“必须是科学。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 ,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和成就。
以1949年后最早出版的比较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总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1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3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30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这本简明中共党史读本的突出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著作解读中共历史。显然,它只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没有多少共通之处。
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著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该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带史的时代了。受教育部门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带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无一例外地也是如此办理。与此同时,从50年代初起,宣传、教育等部门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于是，中共党史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于改革开放以后,当人们可以独立地从事党史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应当属于政治理论,还是应当属于历史学。
把中共党史研究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大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对中共党史的解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个人身上,所谓中共党史成了个人崇拜史。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冈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研究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引起人们对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内容的真实性的怀疑。80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
关于中共党史研究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 1921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 ,“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其实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近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这里面的原因很简单,虽然改革开放了,中共党史研究也还是没有立即脱离政治化的束缚,中共党史仍属于政治理论课的范畴,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治学和实事求是仍难以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仍难以切实实现。结果,不仅是教中共党史的教师,就是从事中共党史研究的学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最牢靠的“学问”还是熟读四卷本的《毛泽东选集》,因为至少1949年以前所有中共党史重大问题的解释,几乎都可以从那里面找到说法。
80年代前半期,在中共党史仍旧属于“政治理论课”,即仍旧属于党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工作内容的情况下,不要说完全改变唯上唯书的习惯不容易,就是普遍承认“宣传有纪律,研究无禁区”,严格将中共党史的宣传与研究分开,事实上都很困难。关于要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党史“正本” ,以统一党史宣传和教学口径的说法,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提出来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党、全国都开始了思想解放的进程,中共党史研究崇尚实事求是,走向学术化,也是一个发展的大趋势。记得关于编定党史“正本”的说法刚一出来,虽然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必要,却也有不少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教学的人员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在提倡思想解放,强调实事求是的大好形势下,中共党史研究正在开始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过程中,有大量的历史问题需要重新研究和探讨,这个时候急忙“定于一尊” ,不可避免地会阻碍今后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和实事求是精神的贯彻,不利于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进程。毫无疑问,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意见,就是因为在中共党史研究的问题上,自1979年以来,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走向学术化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