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目录及摘要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
交换价值：从“为人”的用在性到“为财”的等质性的转换——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再研究
摘要：劳动塑形物品所获得的使用价值的物性方面，并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围，只是当它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之下，比如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下，它成为交换价值关系的物质基础时，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一种劳动对象化在物品上的人与自然的需要−效用关系，转向与此相同关系交换的另一种人与人的物品所有权变易关系，这是马克思后来经常指认的商品存在的神秘性的缘起。商品交换活动历史地现实抽象而成的等价关系，在充当实体商品的现实交换过程中的中介时，它又不得不重新反向对象化为可见的第三物——货币。价值关系不是物，但它却通过货币的对象化物性实在表现自己，使之成为一个与商品自身不同的东西相对立。这就是经济关系中出现的现实价值关系异化，而当人所创造出来的“奴仆”却成了万能的金钱驱使和支配我们，我们跪倒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时，这就是敌我性的货币权力异化。
关键词：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用在性
作者：张一兵，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南京210023）。
古希腊智慧观念之起源与明智论的生成
摘要：通过道德发生学的溯源法，可以揭示古希腊人智慧观念的起源，展示古希腊哲学家建构明智德性论的过程。智慧和明智等词汇在荷马史诗等文献中有相关踪迹，荷马时代古希腊人的智慧观念具有双重内涵，即知识意义上的智慧和道德意义上的明智。到了希腊哲学的古典时期，智慧和明智的观念经过智者、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众多哲人的反复提炼，形成认识论的知识概念和伦理学的明智概念。亚里士多德区分了理性思辨的智慧与道德实践的智慧，前者要求有直观的理性和第一因的严格知识，体现于思辨科学中；后者就是明智或审慎的道德品质，表示过度的小心与鲁莽之间的中庸之道，与生活实践的行为有关。在此基础上，亚里士多德通过深入的理论思考，建构了明智德性论，作为其德性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古希腊哲学；智慧；明智；明智论
作者：王晓朝，浙大城市学院特聘教授，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研究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15）。
社会之镜与先验理性：
斯密与康德道德哲学比较
摘要：斯密与康德是欧洲启蒙时代两位深具影响的道德哲学家。斯密承袭苏格兰启蒙哲学的情感主义伦理学，注重道德情感的心理分析，从植根于人的社会性的“同情”心理机能，以“主体间”的社会之镜为道德判断的根据，寻找“道德感”的源泉和心理基础。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的道德形而上学，则以“主体内”的先验理性为德性之本，以先验的纯粹实践理性为“道德律”的根据。斯密以“合宜性”为中心的伦理学与康德“义务”至上的伦理学，表征着英国经验主义伦理学与德国理性主义伦理学之低调道德观与高调道德观的分歧。
关键词：斯密；康德；同情；先验理性；合宜；义务
作者：高力克，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教授（浙江杭州310058）。
三大变化与重振中国经济应对之策的思考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形势仍未出现重大好转，其中有疫情和外部经济形势冲击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近些年逐渐积累起来并造成深远影响的三大重大变化：（1）中美两国大国战略重大变化；（2）政府监管和政策变化过多、过频、过急、过激；（3）观念性因素和社会舆论导向发生偏差。正确应对这些重大变化，需要回到常识和基准，回到历史、逻辑和实践，需要关于市场经济的再次思想启蒙。无论是稳住经济社会大盘、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还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更关键的是要依靠基石性的好的营商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而不是多变、易变、时刻改变的政府政策。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改革开放以及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改革举措通过制度固化下来才是提振信心、增加信任、稳定预期的关键，要充分认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极度重要性，充分认识社会伦理规范在市场经济中的极度重要性，以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
关键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
作者：田国强，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教授（上海200433）。
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
——以外卖骑手为例
摘要：新业态下的灵活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力量，尤其在疫情期间，为稳定就业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目前社会各界对灵活就业和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以及对灵活就业者自身和对城市的作用都还不甚了解。为此，以外卖骑手为例，利用覆盖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可对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灵活就业时间里的“学习”显著提高了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工作满意度，并有利于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未来的职业发展。研究结果提醒我们，需要重视灵活就业中的学习效应，看到灵活就业对于外来移民扎根城市、融入城市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灵活就业；平台经济；学习效应；城市发展
作者：夏怡然，温州大学商学院教授（浙江温州325000）；魏东霞，广东金融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广东广州510521）；严功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上海200030）；陆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200030）。
历史经验中的人本与信用
——以近代钱业与信用贷款为例
摘要：传统商业信用贷款和以此为基础业务的钱业支撑着近代民间商业的金融活动。钱业的信贷业务基于一个以“人”为核心的信用机制，但这并不意味着随意、人情和非理性。钱业对业务风险的控制体现在对人的谨慎调查、对商情的审慎敏感、严格业务流程以及行业组织的约束。这些也是中国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间钱业繁荣的基础。银行与钱业差异与矛盾的背后，是“人”与“物”在金融业中的不同历史经验的体现。19−20世纪单一的现代价值在经济实践中的扩张，造成了对以钱业为代表的传统经验的不解和忽视，由此也可以理解中国近代经济转型的艰难与复杂。
关键词：钱庄业；商业信用贷款；近代金融；本土经验；人与资本
作者：孙睿，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讲师（北京100872）。
从“连坐”看传统中国的群己关系
摘要：连坐亦称株连，泛指因当事人犯罪而连带惩罚其所有特定关系人的制度，它包括缘坐、伍坐和职坐三种基本形式。缘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惩罚与其有血缘关系之人，伍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邻里关系之人，职坐指因当事人犯罪而处罚与其有职务关系之人，它们分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个人与家族、个人与邻里，以及个人与同僚的关系。连坐是因个人犯罪而对特定共同体内具有连带关系者的集体处罚，它是君主专制的伴生物和重要制度安排，其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残暴的群体性惩罚来扑灭任何对现存政权的重大威胁。更进一步说，连坐反映的是一种特定的个人−群体关系模式，它清晰地折射出了传统中国以家族本位、忠孝一体和家国同构为基本特征的集体主义群己关系。连坐制度极大地强化了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对个体的束缚，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中严重人身依附的结构基础。
关键词：连坐；缘坐；族刑；伍坐；职坐；保甲
作者：俞可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1）。
时代命题与实践导向
——议题视角下的百年中国政治学进程
摘要：返本开新，是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基本路径。现有研究已经从学科、范式等视角，较为系统总结了百年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时代议题如何因应实践需求进行自我更新，同样是思考中国政治学百年历程的重要途径，也可以揭示出中国政治学发展中“变”与“不变”的节律。自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先后经历了从现代建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等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时期形成了学科的主要议题。这些议题既展现了政治学自身的理论关切和独特的知识建构方式，也体现了中国政治学始终与中国政治发展命运与共，相互给予。中国政治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并逐渐构建起回答中国之问、开展国际对话的知识体系。中国政治学应该更加自觉地回应时代要求，在不断更新、完善和发展中建构学科自主性。
关键词：中国政治学；百年进程；时代议题；实践导向；知识建构
作者：许超，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084）；杨雪冬，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北京100084）。
城市更新的法治逻辑：
利益平衡与程序构造
摘要：老旧小区改造作为我国城市更新政策的本土化实践，尚未进入全面的法治化轨道。城市更新存在着复杂利益难以调和与社区居民权益保障不足，这共同构成了城市更新的“法治赤字”。城市更新的争议根源在于不同类型的权利冲突。在具体场景中判断社区居民各类利益诉求的重要性可以实现对复杂空间利益的权利化证成，进而确认相关利益得以进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城市更新需要引入分配行政理论，行政机关应当打造以利益汇集为核心的正当程序，构建区分化的程序机制，推进利益相关者的互相信任。在利益分配程序中，行政机关应当以权利的抽象重要性为判断标准，运用比例原则的分析方法，坚持受益者出资原则，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补偿与运营，履行住宅权保障的国家给付义务，从而实现社区空间利益分配的再平衡。
关键词：城市更新；利益平衡；分配行政；正当程序
作者：林华，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教授（北京100088）；金麟，中国政法大学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院研究助理（北京100088）。
公法介入私域：平台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摘要：平台处理个人信息本是私法问题，公法介入保护需审慎，公法保护个人信息不能仅基于功能主义，还应基于规范主义考察。在场景构造上，个人信息可能关涉公共利益，平台也可能因履行公共职能而做出国家行为，公法只有基于公益维护和针对平台国家行为才可介入。保护路径方面，当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时，行政主体可采用事前许可、事中监管与事后处置等方式保护个人信息，个人、检察机关也可提起行政诉讼督促行政主体履行保护职责。当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可将公法以直接或间接方式适用于平台行为和损害救济。公法介入个人信息保护应确立合理限度。公法基于公共利益保护个人信息应以平台违反公法义务或违反私法义务达到一定规模为前提，公法针对平台国家行为保护个人信息时，应只对平台准行政行为渐进适用公法。
关键词：个人信息；平台处理者；公法保护；公共利益；国家行为
作者：韩思阳，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上海200234）。
行政与自治之间：
社区财政的二元属性及其治理机制
摘要：财政是公共组织运行的底层逻辑，但当前对于社区治理的研究普遍缺乏财政维度。与正式的政府财政体系不同，社区财政具有二元属性，兼具自上而下的行政属性与社区共同体的自治属性，形成了“非相容多元委托”的组织现象。二元属性使得社区财政体系可能出现治理导向的摇摆：或者是按照政府财政的方式“过度行政”监管，造成财政资金难以与社区治理需求融合，有财而无政；或者是将财政资源简单下放给社区而“过度自治”，造成社区公共资源退变为精英谋利。通过对西南某市社区公服资金十余年的历程分析，探讨社区财政的复杂性，并从中分析兼顾二元属性的治理方案。从实践来看，有两类治理机制可应对上述问题：一是治理主体建设，通过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第三方介入平衡行政与自治的要求；二是治理程序建设，以行政程序保障社区自治要求。但两者都可能出现目标替代问题，社区财政的公共性建设还需要社区共同体治理能力的实质提升。
关键词：社区财政；二元属性；治理主体；治理程序
作者：陈家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刘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四川成都610072）。
金融治理的社会学探究：
一个多层制度分析框架
摘要：对于理解金融治理的复杂性而言，金融学既有的金融监管研究思路尚存不足，迫切需要其他学科视角、理论和方法的介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各有比较优势，同时又存在互通互鉴的理论空间，二者的深度融合可以为理解金融治理现象提供更具基础性和分析性的理论工具。借鉴威廉姆森的多层次理论模型思路，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制度分析脉络进行尝试性融合，建构“制度环境—治理体制—合约安排”的三层制度分析框架，并对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网络借贷治理现象进行解读。研究表明，多层制度分析有助于解释单层制度分析难以完全覆盖的现象，揭示不同层面制度的影响范围、界定内容、变迁速率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为打开金融治理黑箱、理解金融治理复杂性提供一种可能的分析路径。
关键词：金融治理；多层制度分析；制度环境；治理体制；合约安排
作者：向静林，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732）。
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专题讨论）
编者按：近年来，“跨学科” “跨域”已成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既成事实，也是重要的学科生长点。在2022年河南大学文学院召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跨学科研究论坛”上，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文学跨学科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吴俊紧扣文学史周期律和文体文类的功能探讨文学跨域研究是否可行，指出古代能够以文体文类为中心叙述文学史，而新文学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史文体文类周期律，这也使现代文学史已经实际上成为一种跨学科跨领域建构的学术范畴。李怡强调，在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研究的巨大冲击下，“文学性”仍是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中心问题，需要对“文学性”作出新的认知及界定，借助社会历史研究重新定义其思想和形式。武新军认为，跨学科研究的实质是在不同学科的“整体联系”中展开文学与文学史问题的研究，由此对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方法和价值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这三位学者不同角度的论述，深化了我们对跨学科研究的理解，展示出跨学科思维所带来的新的可能性。
作者：吴俊，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上海200240）；李怡，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207）；武新军，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
——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
摘要：近十年来，中国重要的门户网站创办了众多非虚构写作平台，刊发了大量素人作者书写的自我和他人的故事，被媒体称为素人写作。素人写作以其多层次多维度的生活经验、写作者的自我形象、晓畅真挚的表达风格、新媒体传播方式，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本文以素人写作中具有较大社会关注度的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分析了两位素人作者作品中“真人真事”自述的特质，文学表达上借鉴和融合纯文学的方法，通过新媒体的传播方式，在自我形象塑造中表达出社会底层劳动者独特的经验、美学形式和思想谱系。素人写作在新媒体时代融贯了启蒙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传统，实现了对社会问题和“众声”的表达，提供了我们这个时代思想文献的基层基础。
关键词：“非虚构”写作；范雨素；陈年喜；跨阶层传播
作者：项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上海200241）。
圣王制作与孔子述道
——先秦两汉的圣人观与孔子身份
摘要：古代中国的“道”从圣王之“治”中推演而出，具有实践属性，“作君作师”的圣王统合“制作”之权，明道而且行道。在东周以降的治道裂变中，无位的孔子成为“制义”的圣人，“圣”“制作”的意涵从此裂变，但孔子之为“素王”，仍只限于不侵犯时王在“行道”意义上的“制作”权力，而只是述而明道之谓，统合行道与明道的圣人观念仍保有于政治文化观念中。在“时”“命”“制作”等社会政治权力背景下理解“道”，进而在“明道−行道”这一社会政治权力结构中理解孔子之为圣人的意涵边界，可以更接近自周迄汉对孔子身份的认知，可以对古代中国的政治理想型有更切近的体会。
关键词：圣人；制作；述；行道；素王
作者：孙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教授、公共治理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871）。
清代道府请训与日常政务运作
——兼论召见书写及其特点
摘要：在清代，道府选任受到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除分别繁简，划分官缺等级，更是订立请训制度，递折觐见，君臣面对面地问答交流。在此过程中，道府依次与吏部官员、长班、军机章京、苏拉、军机大臣、太监、皇帝（和皇太后）等交流互动，构筑起集事件、人物、行为、空间、时间为一体的生动的“舞台剧”。观看“前台”，透视“幕后”，不仅可以填补官方记载和行政运作的间隙，还能强化官员召见的历史感和现场感。而其间产生的皇帝朱批和官员记忆，为后人观察清朝国家治理和政务运行提供了重要素材。但受主观因素的影响，朱批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记忆有增删、修饰之处，利用时需要审视。
关键词：道府请训；引见；召见；日常政务；历史书写
作者：张振国，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安徽芜湖24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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