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墀（1913—2004），别名浦帆，四川万县（今属重庆）人，历史学家。1938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留任助教。其后历任四川省教育科学馆研究员、原西康省政府秘书兼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等职。抗战胜利后，任川大历史系讲师，成都理学院副教授；齐鲁大学、尊经国学专科学校、东方文教学院及川北大学教授。建国后长期担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还任四川师范大学及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等职。

前人说： “共君一夜话， 胜读十年书。 ” 此说应很久远， 在宋代大儒程颐的口中， 已是 “古人言”了。 与高人晤谈， 本是难得的机遇。 是否获益， 则全看缘分。 有缘则能有所悟， 似知似觉之中， 学问已经长进， 往往胜过自己读书。

余生也晚， 不少大师已归道山。 且老先生大多谨守不好为人师的旧训， 不叩不鸣。 读大学时尚不悟高人言传的紧要， 往往仅向授业的老师请教， 又错过了一些机会。 大学毕业后， 渐有所悟。 曾到北大进修半年，北大的课仅听了一门， 却蒙周鸿山先生引介， 常到清华园向吴其玉先生请教， 真是名副其实的获益匪浅。在美国念书时， 蒙吴老先生介绍， 又得以向他昔年的弟子刘子健先生请益， 更领会了当面言传可以使人通达的微妙。 回国之后， 已知珍重类似的机会， 而老先生却又少些了。

然而机遇总是有的， 回四川大学任教后， 承好友先容， 有幸拜识吴天墀先生， 面聆雅教， 确有听一言胜读十年书之感。 先生治学本目光四射， 或也希望道术能传， 故对各方面的后学皆不吝点拨， 循循善诱， 使人如沐春风。有段时间， 常去请益； 驽钝如我， 亦觉学识皆进。 而先生并不拒人于门墙之外， 有时兴之所至， 竟自扶杖扣门， 说是 “来看看你好不好” 。 那时我住五楼， 先生已年逾八十， 拾级而上， 即使体力能支， 亦非老人所宜。 感动之余， 也不免有些后怕。 唯自己文债日多， 登门向先生请教的次数渐少。 后来也曾起念要为先生做一口述史， 终未付诸实行，留下永远的遗憾！

我在川大念书的时候， 吴先生便是位传奇式的人物。 传闻徐中舒、蒙文通二先生都曾说过， 四川大学历史系培养出的学生， 吴天墀是最好的。 两位老先生都是一言九鼎之人， 所以吴先生在川大的地位， 不问可知。 那时只听说先生在一九四九年前曾任县长， 是青年党的中央委员，也是第一届国大代表， 遂被定为 “历史反革命” 。 那些年能有工作名曰 “参加革命” ， 反革命自然也就没有工作， 只能长期靠拉车谋生。 后经徐中舒先生援引， 进川大历史系资料室， 才稍稍回归史学， 然亦长期不顺。

后来与先生接触稍多， 才知先生任县长之前， 还曾任西康省政府秘书， 为省主席刘文辉写讲稿三年多。 中江李鸿裔曾挽曾国藩， 说他 “上马杀贼， 下马做露布” 。 若不计事功之大小， 吴先生在国难（对日抗战）时之所为， 庶几近之。理想型的士大夫， 从来不必有专长， 却也随时预备着召唤。 以过去的观念看， 先生亦所谓经世致用之才乎？

以前仅从先生自撰的《往事悠悠》中略知其经历， 最近读了先生长子杨泽泉（随母姓）世兄自印的《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一书， 始知先生的人生， 远更坎坷， 仿佛应了那句老话： 不如意事常八九。

吴天墀先生一九一二年生于四川万县， 七岁入私塾， 八岁父亲就去世。 入小学后， 时断时续， 辗转多校。 甫入中学一年， 母亲也因病弃世，先生竟不得不“自立” ， 只能在同学扶助下继续学业。 适逢过年， 竟无家可归， 还是同学何其芳邀至其家暂住。 先生于年三十夜草草葬母，在寒夜中孤身步行二十余里， 二更时分才找到何家。 人生冷暖， 集于一日， 终生难忘。

后先生投靠在涪陵的母舅， 得其资助， 读完中学， 又考入四川大学。 也因此， 先生常对人说是来自涪陵， 以致不少人也误认先生为涪陵人。 或许万县已是不堪回首的伤心地， 然先生仍以 “浦帆” 为别名（在一段时间里甚至代替了本名）， 寄寓其怀乡之情。 万县古为南浦郡， 先生自述，这名字表示他还希望 “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 。 不料帆从南浦起， 漂泊此一生。 无家之乡， 终生难归， 只成一位“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 。 言似平淡， 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

不过， 当年四川各地的教育水准不低。 先生虽家境不好， 少年时代所受的教育， 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段读书经历， 他自己说得较少。唯从小学起就能常考第一， 必以能文称； 尤其旧学渊深， 诗做得相当好， 得蜀中士风之正传。 如一九六二年初春曾有 《闲居独学》一首：

竟日不出户， 寂寞守空斋。 春风岂虚到， 柳眼又新开。
竞食鹅儿闹， 窥帘燕子来。 陈编看不厌， 暝色上莓苔。

时先生落难于川大十四宿舍， 那是一片由过去火柴厂旧址改建的简陋平房， 须用公厕， 先生所居小屋， 适为其邻。地面潮湿， 杂草稀疏，藓苔错落， 实非宜居之地（莓苔既是用典， 也是写实）。 而其诗不怨不怒， 字面疏淡， 有老杜之风， 所谓“蕴藉最深。有余地， 有余情； 情中有景， 景外含情” （陆时雍语）。 不见其人读其诗， 也可略知其襟抱。

先生在中学就熟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考大学时便以一篇《六经皆史论》获 第一名，给主考老师以深刻印象。入高中适 逢“九一八”事变， 遂有书生报国之志， 与同学一起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创办《满蒙藏周刊》 ， 并自撰《英国侵略西藏之前前后后》一文连载之。考入川大后又在校刊连载《地理环境与藏族文化》一文， 实亦中学时所作。

那时先生已参加青年党的活动， 同时又学习世界语， 两者都是当年的“四川特色” （四川不仅是青年党的大本营， 也是世界语在中国的重镇， 如卢剑波、 巴金等， 都曾是名扬中外的世界语健将）。从 《文史通义》到世界语再到青年党， 仿佛相隔甚远， 却印证着一个身世坎坷的漂泊少年， 正成为胸怀天下的士人， 既温故知新， 又放眼世界， 并已露出经世致用的倾向。这位青年士人有传统的积累， 却又是现代的， 还表现出明显的地方特色——工诗文， 习世界语， 参加青年党， 关注着四川周边最可能发生国际纠纷的区域。

左起依次为朱瑞熙、张邦炜、吴天墀、贾大泉、郦家驹、季平、唐唯目。

先生一九三四年考入川大， 读书期间的一个大变化， 是国民党因预备抗日而真正进入四川 （四川在北伐时虽然易帜， 仍成功抵制了中央的进入，维持着“北洋” 风格的统治）。 外来中央政权与明显带有“北洋”特色的地方政治， 有着种种或隐或显的紧张和冲突（此前入川的红军， 也带来很多新风尚， 不过其影响更多是区域性的）。 而四川的青年党， 在与国民党竞争的同时， 也就自然接上了所谓“地方军阀”的地气， 逐渐显露出一些独特的地方性认知。 这类“地方性知识”， 是认识和了解那个时代四川政治、四川文化和四川读书人的必备基础。

吴先生大学毕业后在《史学季刊》 上发表的《张咏治蜀事辑》 ， 便是一篇学以致用的力作， 既体现了严谨的学术规范， 又深具上述的“地方性知识” 。 针对“天下未乱蜀先乱， 天下已治蜀后治”的流传说法，先生以为， 其实并非蜀人之好乱， 而是其处境常驱之乱。 盖四川 “民性脆柔， 易启奸蠹之虐； 积忿蕴怒， 不敢与校。 及至生事艰困， 不可复忍之时， 铤而走险， 遂归必然” 。 此大体本苏辙《蜀论》所言， 特别表彰其“古者君子之治天下， 强者有所不惮， 而弱者有所不侮” 之意。

文章指出， 历代 “治蜀苟得贤者， 使其民有以乐生送死， 则心悦诚服， 从风而化， 其效亦至易睹” 。 故 “历代蜀乱之责， 常不在蜀人之本身，而系于治蜀之得失： 得贤则治， 失贤则乱； 治则蜀人安以乐， 乱则蜀人危而苦” 。思安恶危、 趋乐避苦， 本人之常情， 蜀人自不例外。 而其被“处境”驱之乱， 乃因 “地偏一隅， 山川修阻， 朝廷之政令难达， 上下之情意易乖” 。 先生晚年修改此文， 更明言宋初朝廷对四川 “猜防控制， 深怀戒心， 有不可终日之势。 唯张守蜀， 擘画经理， 能洽民心， 使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 有所消除。 情意既通， 政化易行， 从此川蜀局势， 步入正轨” 。

此所谓蜀人之 “处境” ， 稍近西人近年爱说的 c o n t e x t， 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 ——其“山川修阻” ， 仅是自然的一面； “上下之情意易乖” ， 则更多是人为的一面； 而“生事艰困”到无法维持常规生活， 则是其社会的一面。三者结合起来， 大致近于史家所谓“思想语境”了。 任何时候， 若治蜀得人， 便可消除 “地方与中枢之矛盾隔阂” ， 也就不会出现 “乱先而治后” 的现象。 反之， 则川蜀局势便很难“步入正轨” 。

此文无一语述及时政， 然似乎处处皆针对当时川局而言。 无怪不久之后， 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忽聘请天墀先生做他的秘书， 专门负责撰写讲演稿。 此前两人并无过往， 据说刘就是读到《史学季刊》 上的文章而知先生之名。 我的猜想， 或许刘文辉深感吴先生说出了他（以及其他地位相类的四川军人）想说而没说出的话吧。

那是一九四○年秋的事， 此后先生担任西康省政府秘书达三年多。在讲话不靠念稿子的时代， 为大人物写讲演稿， 是一种“代圣立言”的工作。此乃双向的选择， 起草者不仅要能写出讲述者的心胸思路， 还要后者能接受、 能认同。 如先生晚年自述， 既“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 做些冠冕堂皇的议论” ， 还要言之有物， 使讲者有临场发挥的余地，能 “表现自己的才华” 。 对一般刚毕业的书生， 这是相当困难的。 而吴先生本通人， 虽进入状态有些困难， 毕竟素怀经世之志， 对川康政治有切身的体会， 又有历史文化的积累， 后来显然比较得心应手。

这些讲稿都是时代的痕迹， 对研究吴先生和刘文辉， 以及当时的川康政治， 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应集结起来， 出一本代拟刘什么公奏议集一类的书。 据说刘文辉当年就有此意， 大概是不希望先生多年都“白辛苦” 了。 我也曾向先生言及， 但先生说并未留稿， 一笑置之。 想想也是， 若曾留下， 历次“运动” 岂不更添罪状， 恐早难生存了。 唯雁过留声， 将来若要给先生写传， 当去查那时西康和四川的报纸， 必有所获。

刘文辉还是那种知人辛苦的长官， 遂在一九四四年任先生为芦山县县长。 至抗战结束后， 先生自动辞职卸任。 中国的传统， 能读书也就能做官。 然而官也有很多种类， 一个读书人究竟是否具 “百里之才” ， 这是直接的考验（在此基础上， 还有“方面之才”的更大考验）。 芦山就是最近地震的那个县， 地处偏远， 民风剽悍， 产鸦片， 匪盗出没， 至少不是所谓“卧治”可了。有老师后来曾就此询问过吴先生， 据说先生笑了笑， 然后回答： “不会做， 做不好。 ”

这话要细心体味。 吴先生在一九四六年曾撰文说， 离开芦山回成都教书几个月， 体貌较前丰腴， “于是我才感悟到， 以前数年的官吏生活，对于自己的身心两方都未必相宜” 。 可知“不相宜” 的觉悟还是后出， 此前并无太多不称职的感觉。 “不会做” 意味着必曾努力尝试， “做不好”则既是述实， 也含谦逊。 实际上， 先生在同一文中又说：

生活在内地的多少带有农村气息的小城市中， 物质的享受和便利种种固说不上， 但邻里往还， 情谊是亲切的； 彼此内心都能关照，精神上不感孤立迫胁； 人格所能代表的价值， 相当的被人公认， 信用也能流通无阻。 尤其是我们若能置身于乡野之间， 绿畴平衍， 苍穹悠悠， 我们的心思也随之而活泼丰富， 自由自在， 并不感觉到有什么 “窒碍系缚” 。

这应当就是不久前在雅安、 芦山的生活体验， 只要步出衙门， 心思就会得到解放， 是颇足留恋的记忆。不过， 所谓小城生活不感“窒碍系缚” ， 是广义的； 若仅言政治社会， 先生终感其陋浊， 乃抽身他去。

离芦山后， 吴先生回成都教书数月， 又赴上海任职于前川大老师何鲁之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 这是一个青年党的文化机构， 先生当时已涉入党务渐多， 被选为中央检审委员， 后并以青年党代表身份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 为中华民国制宪。不过， 也是在此期间， 先生进一步感到自己不适合干政治， 乃就商于适在南京的老师徐中舒， 希望回川大教书。在徐先生支持下， 很快落实了教职， 正式结束了参政的活动，回到教书治学的生活。 那一年， 先生三十四岁。

然而， 终因曾有一段从政的经历， 在天下巨变后， 先生遂不得不办理“自新” 登记， 成了“管制分子” ， 日常“学习改造” 之余， 只能以拉架架车（板车之一种， 窄而长）为生。 那是一种怎样的生活， 从佛学大师王恩洋致先生诗中 “能死非勇能生勇” 一句， 稍可领会。 人生不顺， 若到了生不如死的程度， 便无所谓什么 “求生的本能” 。 那时的存活， 是名副其实的苟活。 所谓忍辱负重， 有些人靠修养， 有的人靠责任感（因还有家人在）， 的确需要勇气。

以后见之明看， 先生少负才名， 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 若潜心学植， 专意研究， 或早已硕果累累， 似乎有些可惜。 惟不曾落难之人， 不容易了解一份优厚的薪水对身负养家糊口责任之人的吸引力。 而国难之时， 国家民族和乡邦的召唤， 更让有志者无法拒绝。 抗战期间， 亡国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正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更何况读书人。书生报国， 写文章是一种方式， 参与政治是另一取径， 且更直接。先生素负经世之志（他后来从一生读书教书的刘咸炘那里看出其“抱有经世致用的宏愿” ， 若非心同理同， 焉能见此）， 高中时便开始参加青年党的活动，投笔从政， 也是一个自然的发展。

而且， 在时人眼中， 吴先生本非所谓“迂儒” ， 读书时就是学校中著名的干才。 他大学毕业时， 便被校长张颐介绍到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那里任 “座谈会” 干事， 与包括张颐本人在内的名流一起受薪议政。尽管先生自己很快感觉不适， 又回到川大历史系任助教,但在张颐眼中， 先生显然就是想要一展抱负的青年才俊。

我的感觉， 吴先生的议政从政， 既不是向往的， 也不是被迫的， 更不是有些人理解的误入歧途。 澄清天下， 从来是读书人的传统责任。 先生之所以屡进屡出， 是总期望自己能对国家民族和乡邦有所贡献， 或也盼望政治能更清明， 使他可以有所作为。然而， 虽其随时准备接受召唤的心态不改， 却总是不断认识到自己并非此道中人； 一次次地参与， 一次次地退出， 终于让先生明白， 他其实属于另一个世界。

在吴先生的笔记中， 曾抄录老师常乃惪的一段文字： “历史家之任务， 在能接受时代的潮流， 以其个人伟大的天才与社会心灵相互渗入，反映社会之要求， 并进而指导社会的新趋向。 ” 故 “必有伟大的生命力，始得为伟大之历史家” 。 这其中正有以史经世之意， 颇与吴先生的心灵相契。 吴天墀先生的生命历程， 适可验证最后一语。 至于先生博大精深的学问， 不敢云有心得， 或另文表述。

（ 《犹忆昨夜梦魂中——遥祭我的父亲吴天墀》 ， 杨泽泉著， 自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