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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锦新样 | 吴思:擦桌子的“主义”

吴思 读书杂志 2024-03-13

编者按

曾经著有《潜规则》《血酬定律》等畅销书的吴思,与写有《世纪风铃》《斜阳系缆》、后不幸英年早逝的吴方,曾是大学同学。两人是同窗友好,但就和著述风格一样,两人对人世物语的理解多有不同,争论多年,也未有结果。但阅读吴方,进而与逝去的故人再对话,是吴思纪念好友的方式,也是他对继续思考、继续写作的追求。



# 擦桌子的“主义” #

文 | 吴思
(原载《读书》2006年第6期)


吴方是我们人大中文系七八级的同班同学。刚上大学的时候,吴方经常给同学擦桌子。他到教室后,先给自己擦,随后给前后左右的同学擦,有时甚至擦全班的桌子。次数多了,我就有点不舒服。倒不是因为他这个副班长盖过了我这个班长,我觉得,这里有人生观方面的大问题。

我在中学也干过类似的事,但坚持的时间不长。我插队时做过更无私的事,持续的时间也更长,但坚持越久,困惑越重。最后,所有困惑都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我热爱人民吗?爱,擦桌子扫地和英勇献身都不成问题。不爱,这么做是否矫情?是否虚伪?或另有所图?

这是一个让我恐惧的问题,它导出一个令人恐惧的答案。如果把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换作我熟悉的那些贫下中农,那些既有长处也有毛病的真实个体,那么,我的真实感觉是:不爱。有同情,有怜悯,有尊重,有轻蔑,对某些人也挺喜欢,但就是谈不上爱。我当时已经有了暗恋的经验,尝过爱的滋味。为爱人做事是满心甜蜜的,甚至比为自己做事更加甘心情愿,而我为贫下中农做事却感觉很苦,心里很不平衡。

本文作者吴思,中国著名作家(来源:bing.com)


一天下午,大概在一九七九年春季,我和吴方一起骑车去什么地方办事,我借机向他发难。我问:“我看你经常为同学擦桌子,为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擦呀?……你爱他们吗?”

吴方不说话。我逼问道:“爱他们,帮他们擦桌子就很自然。否则就不自然,就值得自我追问。你能感觉到爱吗?你爱人民吗?我很好奇,你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

吴方说:“我没有想那么多,随手就擦了,手里有一块抹布,擦一张桌子也是擦,多抹几下也不费什么事……我没想那么多。”

1979年,吴思在中国人民大学(来源:bing.com)


我失去攻击目标了。现在回头看来,吴方的回答合情合理,但我当时习惯了两极化的思维,擅长上纲上线的批判,很缺乏分寸感。我硬把他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代表,就自说自话地往下讲。

我说,毛主席要求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把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斗争。”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我们就不会被任何重负所压倒,因为这是为全人类所做出的牺牲;那时,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这些说法都很漂亮,但最终都需要一个基础:热爱人民。如果不爱呢?岂不是与最深刻广大的幸福彻底绝缘?岂不是命中注定只有那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乐?

我说,这些想法让我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感觉到近乎绝望的恐惧。进一步说,这种个人患得患失的恐惧本身也让我感到恐惧——我的根子居然也是自利的:我怕与最深刻的幸福绝缘,因此才要热爱人民。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的自我改造,真可以进入大公无私的境界吗?这在逻辑上如何说得通?我不敢深想,也想不下去,但我不能不面对内心的真相。

吴思(左2)、吴方(右4)与大学同学的合影(来源:bing.com)


我很希望吴方和我争论,在内心冲突中我练熟了一些招数,自信可以打退他的驳难。例如,爱是什么?无非是人们对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条件的一种肯定性情感。如果我是农民,可以自给自足地生活,与张三李四这些人民的构成者有什么关系?或者我是工人,老老实实地干活吃饭,做好我分内的那点事,拿自己的劳动与别人交换,一点也没有欠谁,爱的基础又是什么?把寻常合作或平淡交易说成热烈的爱,是否有矫情或滥情之嫌?等等。我寻机驳倒他,在潜意识中更希望他驳倒我,把我从绝望中解放出来。但吴方只是凝神倾听,并不和我争论。

据说,两个人交往的深度,在说者的感觉中,等于袒露内心的程度,听者只要用心倾听就可以了。我和吴方的这次谈话,尽管他没说什么,但我袒露的恰好是内心深处的困惑,所以我对他总有知己之感。

中国古诗反复咏叹生命在无限时空中流逝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吴方是诗意很浓厚的人。

似乎在快毕业那年的元旦,班里组织活动,最后有互赠送纪念品一项。吴方给我的纪念品是一张明信片,上边抄着李商隐的两句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这种诗意很接近吴方的格调。虽然在意料之中,我仍然感觉强烈。当时我二十四岁,他也不过三十出头,笔下却如此暮色苍茫。

吴方(后排左3)与大学同学同游香山(来源:bing.com)


很久以后,我看到“二战”后一个德国战俘的自述,他从战俘营获得释放,回家的时候,有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尽管年方十九。恐怕许多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都熟悉这种感觉,年纪轻轻,却经历过许多失败和挫折。当年投入得越彻底,历尽沧桑的感觉越浓重,人生刚到立春,心灵已进入深秋。在时空差异极大的相似之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这种感觉与生活的浓度有关,与失败和挫折的强度有关,与国籍地域或年龄并无直接关系。

当然还存在着个人差别。吴方的气质似乎与秋天特别合拍。他去世前半个月,我和几位同学去他家探望。只见他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幅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生死亦大矣,岂不痛哉。……”用当时已经传入的西学术语来说,这个文本贯穿了根本性焦虑,体现了终极关怀和对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

原来,吴方的读写生涯,就是在这种背景上进行的。

我的书架上有吴方的两本书,一本《世纪风铃》,一九九三年我在书店偶然看到买的,随手翻翻就放下了。一本《斜阳系缆》,吴方一九九五年去世后出的,为他儿子上大学集资的同学们人手一册,留为纪念。据说,《斜阳系缆》这个书名,是吴方去世前半个小时打电话到责任编辑家确定下来的,一派告别人生的意境,让熟人不忍遽入。

吴方著《回响的世纪风铃》(来源:douban.com)


一转眼吴方去世十年了。翻看故人的两本书,熟悉的味道扑面而来,当年无解的问题也复活了。细读吴方,跟随他去理解晚清和民国的历史人物,我在类比之中领会了一九七九年那次追问的实质及其历史背景。

当时的中国,已经在历史上最激进的社会改造试验中走到尽头,改弦更张式的大变革悄然启动,但“文革”的意识形态和工农业政策依然占据统治地位。螺丝松动了,架子还撑着。

当时的我,对人生和社会的看法仍局限在毛泽东思想的视野之内。用这种眼光看,我上大学就属于临阵脱逃:从学大寨运动的最前线败下阵来,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路上碰了几个钉子就半途而废,变相追求舒适的生活。我心里有点愧疚,又扭扭捏捏地不肯认账,我觉得自己已经竭尽全力,路走不通不是我的错。这种“非战之罪”的自我辩解,逐步转为对革命路线及其指导理论的怀疑。

吴方著《追寻已远:晚晴民国人物素描》(来源:douban.com)

至于热爱人民问题,就是对原有的主流理想的置疑,就是对“公而忘私”甚至“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根基的置疑。锋芒所指,竟是一种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核心,一种创造新人的历史性努力的软肋。在这类置疑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取代集体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开始转型,转变至今仍在进行,但大轮廓已经可以辨认了。我的个人追问,其实是极左阵营内部在实践中发生的对原有道路的置疑。

个人主义是如何大规模取代集体主义的?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在这个过程中,吴方站在前沿的方阵里。他研究晚清和民国人物的思想,搜寻上一轮历史选择所丢弃的瑰宝,重现被扼杀的历史可能,帮助我们接续一度中断的探索和建设。

一九九一年七月,吴方在《百年话胡适》中写道:“在胡适早期思想中,有分量的一节就是他所介绍的‘易卜生主义’,即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

胡适,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来源:bing.com)


吴方引用胡适的原话解释这种人生观:“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欧洲有了十八九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

“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吴方进一步解释说:“胡适在这里所强调的‘个人’不应误解为‘利己’、‘自私’,实际上是为‘安身立命’,为文化设定寻求一个有别于传统意识的价值根基。至今,中国知识分子在经历了许多历史曲折和炼狱之后,不觉得缺少这种文化精神是一大历史遗憾,而且值得深长思之吗?”“‘个人自由’也未尝不是一种责任,只不过它与牺牲个性去治国平天下的责任,不在一个理路上。而我们往往用后者排斥掉前者,因为现实的优先考虑总是‘社会根本性的改造’。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革命,似乎能够为现实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并满足某种‘一抓就灵’的幻想。本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中国历史把希望放在了一场场‘外科手术’上,而其后遗症同时留给了自身。”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吴方在《吴宓与学衡》中写道:“吴宓确信‘自治’的选择是最好的,由此方可推及于国家、社会。他相信贵在做一个‘真正的个人主义者’,能坚守‘内心生活之真理’是人生的进境。尽管在孤绝的价值与世欲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人文主义者仍不肯认同‘干涉’的合理性。自然,这同大规模社会改造理论是极不合拍的。”

吴宓,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1922年,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学衡》杂志(来源:bing.com)


读上述文字的时候,我听出了吴方对我在一九七九年那次逼问的回答。他提供了另一种视角,而且以他平实体谅的风格,娓娓讲述着前人的经验和故事,使抽象的东西有了血肉之躯。这套理论并不反对给同学擦桌子,也可以容纳舍己救人的英勇,但基础却是对追求个人自由权利的自我和他人的尊重,而不是我们曾经习惯的轻蔑和反对。这是自尊和同情的自然产物,而不是忘我或斗私的结果。

遥想当年,我能驳倒这种理论吗?我听得懂、听得进吗?我有能力在他讲述的前人那里发现自己,找到自己的迷途之处,从而恍然大悟吗?一代人的时间过去,回顾来路,我们竟然走出这么远了。眼光的改变,视野的融合和扩展,观念的变迁,需要时间和各方面的配合。“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吴方的书就是应和时节的几洒细雨。

在《白发书生寂寞心》中,吴方追寻王国维的心灵轨迹,说他“在彼时历史文化的沉浮中,更加深了人生原始问题的困扰”。关注历史思潮的时候,吴方也念念不忘人生根本问题,满怀有限人生面对无限存在的怆然,情理交织着写出一篇篇充满感性体验的文章,几乎每篇都浸染了苍凉秋色。

吴方在谈论王国维的文章里有一句话:“悲怀可能使人生困顿于迷惘,却可能造就某种诗人气质以及对人生的诗的透彻理解,因而使悲怀幻化为永恒的人类经验。”吴方的悲怀和他对人生的理解已经成文,已经出版并且即将编辑再版,因此成为人类经验的一部分。我不知道他的文章能够流传多久,但在永恒的人类经验中,在我们亲历的观念变迁中,已经融入了吴方的一片心血。

二○○五年七月三十日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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