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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视频 | 雷颐:二十年代的北京社会组织与市民政治

雷颐 读书杂志 2023-09-02

一个社会转型成功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有没有丰富的、发达的、现代的社会组织。



雷颐:

我们知道北京是一个帝都,多少朝的帝都。它虽然是帝都,是政治中心,同时也是自然生发的一个市民的城市,有非常繁华的市民市井生活。我们说有市民就有江湖,那么它各行各业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各种行会,并且行会里面内部又分得很细,比如说说书的当时多数是盲人,分内城、外城,内城、外城都随着听众口味的变化,要调整说书的一些价格、内容,它的两个行会协商不成,甚至就有点暴力性的冲突。

同样比如说这个水对吧?当时没有自来水,都是挑夫、水夫送水,主要是山东帮、保定帮和少数的北京人,他们来垄断了。这三帮中,山东(帮)的权力最大。那么彼此有个地盘的划分,我的地盘这一带是我来送水,您不能够侵入到我这儿,如果有就会有冲突。但是又面对着井,提高水的价格,那么水夫又可以联合起来。井主和这些水夫在面临着自来水进入的时候,他们又联合起来和自来水公司斗争。

又比如说粪行,当时在北京是个比较发达的行业,那里面的这个行会帮派有很多,他们更暴力一些。那么有些没有行会,事实上也有,(那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到现在十字路口往往是非常繁华的,实际上十字路口就形成了一个口子,口子多数是卖面条、卖馒头,每个口子都有自己的类似于一个行会一样的把持者,它内部纷争厉害,但是为了维护这行各业的利益,它又是一个社会性的组织。

20世纪北平的掏粪工(来源:bing.com)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整体性地往前走,清朝恰恰又在经过“庚子之乱”之后提出新政,他们了解到外国是有商会,并且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和租界的外国人打交道,(也)发现外国有商会,他们彼此协商,共同制定一些谈判策略,(他们)觉得中国也应该有商会。

所以1902年在上海首先有一个商会,那么到1904、1905年,清政府新政就要求各地都要成立,北京的是1907年建立的,是比较晚的。并且后来在辛亥革命中,商会尤其东南的商会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他们最后都转向革命。相反北京的这些商会是因为在首都、京师,是支持清王朝的。虽然后来清王朝覆灭了,但这个商会还一直存在。商会是一种新型的现代的(组织),但是里面和传统的行会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尤其北京反应的很明显,是原来的行会变化而来的,所以里面很多做派、做法有点还不脱离行会的性质。但毕竟是一个新的组织,商会就没有这些地域限制,(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和政府的博弈,或者是保护会员的权益,所以商会逐渐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开始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

商会相当于行会,它对于政治参与的就更多了,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也确实政治性的议题话题越来越多,你想想一九一几年、一九二几年中国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是吧?恰恰和现代的发展、技术的发展,比如说从前几乎都是在饭店,甚至青楼里面谈一谈,聚会、社交,现在有大学、有图书馆,电话也开始有了,有茶室,甚至有咖啡馆,那么还有一个:澡堂。很多新的澡堂里面,有锅炉并且有电话,电话就方便联系。并且报纸开始出现了,这样事实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现代性的这种公共空间。而这个公共空间对中国社会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因为在北京始终是个市民性社会,它的工业不发达,正经的产业工人人数非常少,但是有一个特点,它的文化单位也多,它的大学、报社多,这些人也成为这种公共生活中的重要的一员。

民国时期上海总商会(来源:bing.com)

随着天安门广场的改建,当时从前有个千步廊什么的,把天安门窄窄的现在逐渐扩展成了一个广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在风起云涌的大时代,各种各样的人突然就发现,这些商会行会都是可以被政治动员的一种工具,(以前觉得)我们是这一行,您是那一行,我们和我们雇主的共同利益相对更多一点,但是按照现在阶级划分或者阶级观念逐渐清晰,现代性侵入逐渐就是说可以按照阶级来划分、来组织。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从行会、商会,还有到工会(的变化),一有工会那个政治性就极强了,恰恰当时具有政治敏感的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当时北京政府是压制国共两党的,国共两党在北京都是做地下工作,那么共产党当时诞生没多少年,它首先想到按照经典马克思理论(动员)产业工人,重点就是什么门头沟煤矿工人、长辛店的机车工人。就是国民党也发现我们得在基层,在民众中做一些工作,也想深入,但是发现这种什么长辛店、门头沟这种所谓的大工业,无产阶级共产党已经在那里运作的差不多了,没有他们活动的空间;相反,国民党就把自己的工运放在传统的这些行业,包括人力车夫、送水挑夫,就传统行业,国民党在这方面。因为他觉得共产党在那都已经做了,那我们在传统行业做。所以当时,国共合作。


我们看这个社会的发展是一步一步,从一个行会变为商会,再发展就是开始产生阶级意识,各个阶级的不同的工会,它每一步发展都是对前一段的一个否定,但又不是说完全割裂,(而是)各种因素搅合在一起。北京可以说在20年代最大的一次叫工运或者叫市民运动,就是打砸电车,电车司机在这打砸过程中,他们还没有更深的阶级意识,就觉得电车整个就是破坏我们生计的,没有说电车公司老板是什么(阶级),电车公司的工人是另外的无产阶级。


所以是在整个的不断地博弈的过程中,他的所谓的阶层意识、阶级意识,参与现代政治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这一点对于北京这种城市来说又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北京在那时候绝对不是一个选举型的(政治),有什么议会代表的,就是从前是行会,(后来)商会开始力量比较强大了,和官方可以博弈了。没有议会,(那么)很多这个行业人的诉求,通过什么表达?就是通过这些组织。所以这个对北京来说,或者对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来说),这种社会组织是极其重要的,我觉得一个社会转型成功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有没有丰富的、发达的、现代的社会组织。


好,我今天讲到这,谢谢。


*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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