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8年12月起，我在鄂东南的偏僻小县通山度过了十年。前五年我在煤矿，与新招工的老三届中学生朝夕相处；后五年在县煤化局，同事对比眼前的批林批孔绘声绘色地忆述了当年的文革造反。通山的十年动乱与北京发生的事不尽相同，但对湖北乃至全国的许多偏僻或偏远小县而言却有一定的甚至相当的代表性，故在反思五十年前发生的“史无前例”时将通山的十年动乱简记于下，供史学工作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平静的1966年

通山虽偏僻，但并不偏远：距武汉仅155公里。因未开通武汉直达通山的班车，去通山得先到咸宁。后者尽管是咸宁地区行政公署的所在地，但咸宁火车站只是三等站：特快不停，快车仅短途的列车才停。从武汉去通山的最佳方案是坐早晨8点的快车南下，10点许到咸宁，下午1点有1班发往通山的班车（每天仅此1班）。

从咸宁到通山66公里，因路窄弯多，汽车平均时速不足30公里；尤其是翻小岭的那段险路，汽车只能挂1档艰难地哼哼着爬行。在山顶回头望，至少有20多个“之”字形的弯。如果晚上有一群人打着火把过小岭，几乎可再现红军长征时翻老山界的场景了。

当时通山县24万人，城关人口8000。县城两侧均为低山夹持，雉水（富水的上游）将之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是民宅，西部是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地，清一色的平房，另有财政局、粮食局等几座散落的二层楼房。连条街都没有，哪像个县城？

因为不通电，通山几乎没有工业。唯一有点像厂子的是不足百人的农机修造厂，以修理柴油发电机组为主（柴油发电机组是白天要用电的单位必备的家当），据说还造过插秧机之类的木制农具。其它叫“厂”的（如食品厂），只是几个人最多十几个人的手工作坊。在城关有代客车（拉上帆布的卡车）通厦铺区和横石区，属地区运输公司管辖；富水水库里有客轮达大畈区和燕厦区，是长江航运公司黄石港务局的船。

文革前属通山县的大机械仅只搬运站的1台拖拉机。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的年代里，大字不识几个的人竟然把它改装成汽车并作为贺礼庆贺县革委会成立。献礼那天，敲锣打鼓，煞是热闹，吸引了不少围观者。可惜这辆汽车不争气，一进县委大院就熄火，任你拖拉推搡，就是趴窝不动，只能用大木杠把它撬到路边。我们在县革委会报到时都发现路边有个铁锈斑驳的大家伙，已是一堆废铁。

经济落后必然伴随文化教育落后。文革前通山毕业的中学生里仅一人（姓王）考上大学：1964年入湖北大学。从此，通山人民知道了有个湖北大学（也可能只知道湖北大学）。我在通山遇到党政军的各级干部，听说我是北大的，都异口同声地说：“啊哦！北大么，湖北大学！知道知道，在武汉（昌）！”

在煤矿与老三届学生聊天，我多次问他们这样三个问题：①听说过北京大学吗？答曰：历史书上说，北京大学有个图书馆，李大钊和毛泽东同志曾在那里工作过。②听说过北大有个聂元梓吗？聂元梓等7人贴了1张大字报？没有一个人知道。③知道或听说过串联吗？个别年长的高中生说：物理书上说有两种基本的电路：串联和并联。好像通山的在校生们都不知道发生过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更别说走出通山去串联了。串联的人潮只是沿着铁路南下北上，没有谁岔进这偏僻的山城里来。

因为消息闭塞，通山平静地度过了1966年的下半年。尽管报纸上关于文革的报道已是铺天盖地，读到这些消息的干部们普遍认为这只是发生在北京的事，与通山好像没什么关系。

造反的1967年

年初有红卫兵长征队步行经过通山、咸宁交界处的山区，但未打破这个偏僻小县的平静：山外发生了天大的事农民们也得下地去挣工分。之后也有造反派到县城串联，但小地方的人见识少胆子也小，不会凭这点风声就拍案而起。

真正点燃通山文革烈火的是武汉的“七二○”事件。它既轰动和震惊了北京，也波及影响到湖北省的偏僻角落。文革不再是刊登在报上的文章，而是在身边发生且与自己命运有关的事情。于是，通山人也起来造反了，并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一.运动一开始就揪斗以县委第一把手黄某为代表的“走资派”，可谓直奔主题，既不需要通过学生们在学校批斗“黑帮”来点火，也不用依靠红卫兵在社会上破“四旧”来造势。通山的文革是以爆发式的造反开始和开展的。

二.运动初期没有“四大”，既不需要辩论谁是走资派，也不写大字报揭发批判其罪行，只是在游街斗争时喊几句“炮轰”“火烧”的口号。被斗者都得坐“喷气式”，秃顶者无法被抓头发，只能被抠鼻孔。运动后期有干部为表明心迹，在县委大院内贴了零星大字报，但得到的恐怕是负面评论。

三.就个人而言，“反”、“保”的泾渭分明。被批斗者当然是“保皇派”，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派组织。造反者除县委大院的通讯员就是各个手工作坊的职工，也是松散集体。故文革中没有两派组织的严重对立，没有发生武斗。

四.因为全县没有大的厂矿或公司，造反的目标就是县委大院。在打倒大部分“走资派”干部的同时，造反派认定了两个革命干部（或说县级干部中有二人“杀”了出来加入造反派队伍），一是副县长李某，二是副书记郭某。此二位在造反派中威望甚高，以致在外出巡视或参加会议时要配以“两长（枪）两短（枪）”的护卫才能应付“阶级斗争新动向”（据说还是荷枪实弹，枪支弹药当然来自县人武部的枪械库）。

五.尽管正常的学习和工作秩序被彻底打破，通山文革的造反热潮中既没有造就学生运动领袖（学生回家种地去了），也没有出现群众运动的领袖。造反派的头头实际上是上述的革命干部李某和郭某，他们的言行在之后的几年里都受到通山老百姓的高度关注，他们的结局几乎是尽人皆知。

成立革委会的1968年

革委会是文革中产生的由军人、革命干部和群众代表三结合组成的“新生红色政权”，在湖北实际上由军人掌权。

省革委会由曾思玉、刘丰主政。从武汉到通山，不论干部群众和男女老少，言必称“曾刘首长”，令我十分惊讶和大惑不解。上海的张春桥、姚文元，论功劳和官位都比曾、刘大吧，哪个上海人呼之“张姚首长”？相反，在上海主持日常工作的徐景贤，连弄堂里的老太太都喊他“徐老三”。谢富治是北京市革委会主任，曾统帅过陈（賡）谢大军，名气也比曾思玉大吧，北京有谁提什么“谢吴（德）首长”？看来，湖北是个出将军的地方，这地域文化与上海、北京就是不一样啊！

全省的各行各业也都由军人坐镇指挥。省工交系统由武汉空军K副司令员挂帅，关于他“雷厉风行”的故事真可以装上几火车。实例之一是责令荆州长江大桥的设计工作在三天内完成。设计者被逼无奈，把原武汉长江大桥的图纸蓝晒了1份给他，用了两天半时间。他还自鸣得意：怎么样？我说给你们三天时间够了吧！

除各行各业由军人挂帅外，还要向各部门派驻军代表。有的部门或单位干脆军管，海陆空三军代表都有。邮电局分为电讯和邮政两摊，前者是半军管系统，后者与交通局合并为交邮局。煤炭是响应他老人家号召新组建的部门，当然是新生的各级革委会要重点抓的，必要的和首要的手段就是派军代表。咸宁地区煤炭局派驻有两个军代表，每天都去局里上班，执行两个任务：一是高喊批判“湖北无煤论”的口号，二是瞪大眼睛到处挖“小王任重”。通山县煤炭局仅几个人，照样派军代表，因为没地方放他的办公桌，只能开会才来。

其实，当时的各级革委会，几乎每个办公室里都有军人且是军人说了算。我毕业分配的通知书上写的是到咸宁地区革委会报到，进了革委会的门，接待的人说：分来的学生在隔壁那栋楼报到。我问：“是挂着红字的‘咸宁地区军事管制委员会’牌子的那栋楼吗？”他说：“对对对！大学生都在军管会报到，由军管会对你们进行再分配！”进了军管会的门，当然由军人接待，二话没说，转开了一张去通山县革委会报到的介绍信。

在通山，接待我的仍是军人。我问他“贵姓”，他说：“姓蒋，蒋介石的蒋，不过我是江苏人，与蒋介石不同族不同宗。”我随口说了一句：“蒋介石是浙江人，骂人都骂‘娘希匹’。”他一下高兴了，似乎遇到了知己，连声说：“对啊对啊！我们不骂‘娘希匹’‘希娘匹’的，我这个蒋与蒋介石的蒋没什么关系的！”我马上明白了：这个“蒋”姓肯定给他的入党、提干等等制造过太多太多的麻烦，所以逢人就要解释一遍。

县革委会成立之后

知道了湖北省革委会的这个大背景，就明白县革委会班子中的实权人物当然是县人武部领导。其实，文革前人武部只是县政府中的一个职能部门，称兵役局，主要负责义务兵役制下的征兵工作。文革期间它急剧膨胀，占了县委大院旁边的一条山沟，沿山沟两侧各盖了一长溜房子，挂上了政工科、作战科等等的牌子。县人武部的四个主要领导，除J部长留在人武部外，其他三人都成了县革委会的要员。

C政委当然是县革委会的第一把手，刚上任时确实做了一些工作。这把交椅坐稳后，他调了台吉普车（当时在通山属稀罕物），以“发展通山经济要找门路和采购物品”为名，远赴浙江、上海等地逛去了，而且逛了两次，历时一个多月。这实在是太出格了，1970年春受到通报批评。不过，据说我们听的这个关于C政委严重违纪的文件是部队里发的，没有诸如“双开”、“撤职”之类的处分，调离通山也属军内调动。

S副部长的位置相当县委书记，摆了个大姿态要去潘山大队蹲点一年。蹲点对县里的干部来说是家常便饭，行话叫“抓中心”，要到生产队去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S副部长去蹲点的架式就大不一样了：一年也就去个三、五次，当然是坐吉普去的。除了东游西逛一圈、大吃大喝一顿和指手划脚一通以外，还要装一车土特产走。潘山特产香樟树，是村民心中的风水树，故那几株百年老樟能躲过土地革命的战火，躲过1958年大炼钢铁的一劫，躲过几次“毁林开荒”的厄运，却最终丧命于他的锯斧之下。

S副部长蹲点的另一“创造”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现在的民居都拆掉（让农田面积变大且可以连片），再到山坡上去盖“农民新村”。但农民们故土难离，也就是在他来的那天拆间没人住的空房（或牛棚）装个样子给他看看。一年后，山坡上多了几个锯掉樟树后留下的树桩，没看到半间农民新村的房子。

其实，潘山大队未受修水库的水淹之苦，自然条件在全县至少属中上等。潘山煤矿是通山第一大矿，该大队1968年底即通电通电话通公路，可谓出了风头。历年的工分值在1角5分上下，S副部长蹲点的这一年却骤跌为4分8厘，一时在全县传为笑谈。

还有一位H副政委，其实谁也不知道他具体负责什么工作，只知道不管是上级来人要招待还是县里开会要聚餐，宴席上一定有他。有人总结他的“三必”规律是：有宴席必到（常常是不请自到），坐下必豪饮，出门必大吐。“出门”指出食堂的门，但还没跨出院门，H副政委就大吐一场。中午吐了，晚上照样来“三必”，连吐的地方都不变。有人摇头，笑称他不是“蹲点”是“定点”；有人则直言不讳地骂：××清，酒肉兵。

县革委会的另一部分成员是大多数原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以原第一把手黄某为代表）得到“解放”而被结合进县革委会。造反时被尊为“革命干部”的李某和郭某却没有被“解放”，也没有进入县革委会，只能翘首以待“九大”能落实他们的政策。“九大”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们仍被“挂着”，没有安排工作。不过，他们还是相信文革中起来造反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并表态说：“九大”没有解决，我们就等“十大”。

被结合进区（公社）和科局革委会的群众代表当然是造反派，这令一直旁观文革运动的老百姓大跌眼镜：斗地主出身的土改干部当上区委才几天呐，怎么造了几天反的人这么快就成“区委”了？

“你死我活”原因试析

都说阶级斗争你死我活，文革其实只是闹剧加灾难，不是阶级斗争，但连通山这样的偏僻小县也斗得你死我活，原因何在？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两条。

一是把干部队伍中的派系矛盾歪曲上纲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通山的干部由三部分组成。一是转业的部队干部。在解放鄂东南时就从部队上转了一批人到地方担任县、区领导，之后几乎每年都有部队干部转业到地方。他们基本上保持了部队的工作作风，不太看得惯地方上的一些做法。因人脉较窄，兼之北方人的生活习惯和语言等与本地人相差较大，他们到地方后晋级较慢，有的甚至十几年“原地踏步”。文革一来，什么事都要上纲上线，他们自然会认为是受了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迫害。

李某是这部分干部的代表。解放蒲圻县（现称赤壁市）时他是营长，转业到蒲圻县当了县长。当时这批人都随身佩有盒子枪，因违纪开枪，调到通山当了副县长。从大县到小县，还是个没有实权、主管文教的副县长，连县委委员都不是，真是降了一大级。部队“支左”时，听说当年与他同为营长的人在部队里可能已升任副师长，心里更不平衡，难怪要造反了。

另一部分是土生土长的通山人。他们认识不少同乡和老庚，兼之参加过多种培训班或学习班结交了不少“同学”，所以人脉最广。他们自认为最熟悉通山的情况，也最能反映通山人民的心声，因而恼怒自己的意见不被上级领导全面采纳（上级需统筹兼顾全地区甚至全省的情况才作决定）；当不上县委第一把手也是他们的心病。

郭某是这部分干部的代表。文革之前他的仕途可谓顺畅，当上了县委副书记。因为长期以来与原第一把手之间工作上总有龃龉，自己又总当不上一把手，文革中就走了造反路。

第三部分是上级任命的外地干部。其实这是传统做法。五十年代时，有的村里宗族房头的势力还很强。为了不让它阻止或干扰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只能选派外乡甚至外区的外姓党员去担任村支书（人民公社化后称大队支书）。对县级领导而言，一把手（有时还包括二把手）基本上是上级委派下来的外地干部。

原一把手黄某即是从崇阳县调来的。通山人都知道他“走路上任”的故事：由通讯员挑着行李，徒步从崇阳走到通山，沿路考察通山的地形物产，与农民拉家常找问题。因此，刚上任时黄某在通山的口碑甚好。还有一个外地调入的副书记徐某，原是阳新县公安局局长。

文革鼓吹的是中央里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从上到下推行了一条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政治路线的推行必须有组织路线的保证，上级委派下来的人当然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走资派，黄某成了当然的第一打倒对象。即使昔日对黄某有好感或佩服他工作能力的人，迫于形势，也不得不跟着参加批斗会。再加上李某郭某造反，不停地在那里煽风点火，派系之间的矛盾不但公开化，而且畸变成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

二是工作中的意见分歧被误解和上纲为两条道路的斗争。

对上级决策的一些大举措具体怎么执行，难免会有不同看法，甚至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如改种双季稻，有人举双手赞成，有人则认为仅大畈（大片的水田）可行，对散布于山间盆地中的“豆腐干”田而言，因光照时间短，水冷，不可行。后者的逻辑是：与其2乘3得6，不如1乘6得6，因为可以省一半的农药化肥，人不至于那么辛苦，农民的负担也不会那么重。这种意见当然地被指责为抵制甚至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不是走资派也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就成了两条道路斗争的反映。

我在县煤化局工作的五年，正是强调大种双季稻的时候。那几个月，县广播站的喇叭里反复嚷嚷的，就是“不插五一秧，不插八一秧”。插秧那几天，机关关门，学校放假，商店、邮局等营业单位也得抽人，都去帮农民插秧（如是7月下旬，还得先抢收）。有的需一大清早就整队出发，要走一个多小时。这么多人无偿地去支援，农民们该箪食壶浆来欢迎吧？其实不然。因为去了那么多人，要吃午饭，米是从粮店里籴来的返销粮，菜则是从自己少得可怜的自留地里拔来的。

办地方“五小”工业就更是如此了。在一些没有合适的煤炭、磷肥、铁矿、石灰岩等自然资源的县，照样要大办（不是“小办”，也不是“中办”）小煤矿、小磷肥厂、小炼铁厂和小水泥厂等等，因为“他老人家”号召要“改变北煤南运”，要“备战备荒为人民”。不落实不执行最高指示，当然是走资派。那时很有一些政治投机分子和官迷，干什么都以“革命大批判”开路。不把别人打成走资派，自己怎么能捞个一官半职？

“十大”召开

1970到1973年间，你死我活的文革斗争相对平息，“兵归营，权归政”，通山的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通了电，而且牵的是国家电网（湖北黄石和东北小丰满是原日本人留下的电网）；二是从汽车站到化肥厂铺了一段长逾四公里的柏油路。随着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恢复和扩大，从原科局里分出了一些新科局（如从水利局里分出了水产局和水电局），又新成立了若干科局（如轻纺工业局、煤化工业局、气象局等）。新单位得有新房子办公。这四公里多长的柏油路两侧很快挤满了二层楼房，让初来者感觉像是到个县城了。

原黄某徐某等外地干部已上调至地区行政公署任职，另外任命了两个外地干部当通山的一、二把手。“十大”后的县委仍是个“三结合”的班子，不过是“老中青”三结合，不是“军干群”三结合。通山的老百姓对这个班子的满意度甚高，因县委主要领导与中央最高层能一一对号。其中，二把手是常务副书记，与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对号；一个刚从公社调上来的年轻干部与王洪文对号，与叶剑英对号的则是一个14级的老同志。

至“十大”召开时，除了王洪文这个上海的造反派司令成了政治暴发户外，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目都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了整肃。通山因没有发生武斗、纵火等事件，造反派的主要表现是抓人游街和给被批斗者坐“喷气式”，故基本处理是调离原单位，个别下放至基层。

眼巴巴地盼着能在“十大”后给自己“落实政策”的李某和郭某终于有了处理结果。李某调任崇阳县林业局局长（或副局长），又降了一大级。不知道给郭某安排个什么位置，只知道他溺水了。郭某自杀的消息轰动了这个偏僻小县。那几天有络绎不绝的人往河边的那间停尸小屋跑；不过既没有人发表什么评论，人们的脸上也看不出喜怒哀乐的表情。反正，是要看他一眼，确信此人已死，就走了。

批林批孔：第二次文革？

对这个问题，通山的广大干部群众的回答不是“可能是”，而是“绝对是”。因为“他老人家”说过：文化革命过七、八年就得再搞一次。从1966年到1974年，恰好7年。当然，通山的这个“第二次”与文革相比，毕竟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一.运动初期在领导精心组织下开展了大批判。县人武部政委对全县干部作了一整天的动员报告，据说又在县三级干部会上讲了两天，什么“评法批儒”之类的东西，都是杨荣国之前到处宣讲过的。之后，在各系统各单位由领导组织召开批判会，无非是重复报纸上“孔子要复礼，林彪要复辟”那些套话。显然，领导们汲取了文革的教训，一开始就要牢牢抓紧运动的领导权。把人武部政委推出来，可能是估计再次成立革委会时还得由他当一把手。

二.从电影院到毛主席塑像这段最热闹的街道旁开设大字报区，不过在那里贴大字报的实际上只有一人。通山曾分去300多名老五届大学生，但对批林批孔都冷眼旁观，默不出声。只有湖北大学的三四人整天开会，分析形势，以前述通山籍的王某为主笔，以“矢志坚”的笔名，贴了题为“论通山地区批林批孔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长篇大字报（几乎把这片大字报区贴满）。当然之后还有“再论”、“三论”等姊妹篇问世，据说一直写到“七论”。

三.因为通山已经有了像样的单位和系统（如煤化系统，当时管三个煤矿，还有化肥厂和磷肥厂，1000多职工），群众矛头主要指向本单位或本系统的领导，不像文革那样全县群众的矛头都指向县委领导。各系统各单位能有序地领导批林批孔运动的时间仅十天左右；之后普遍要求撇开本单位领导，成立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来领导运动。随之出现的，是正常的工作和生产都受到了干扰，群众再次发动起来了。

4.各单位都有争当批林批孔领导小组成员和组长的人，反映了新一代造反派的出现。他们常是文革时尚处于观望状态（没来得及造反）故没有被结合进革委会的人。这次造反的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在各单位内部与在职领导“拍着桌子干”式的批判，游街和“喷气式”已经绝迹。口号也有了些许不同。由于毛主席说“文革是共产党与国民党长期斗争的继续”，批林批孔中“国民党”一词的出现频度甚高（这比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等简单多了）。

五.县委内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之间的矛盾趋于消失，因为本地干部已明白第一把手就是上级委派的。更主要的原因是两者的处事原则已完全一致。大家曾经都是实干家，所以才会对“干什么”、“怎么干”等有意见分歧。这七、八年里，政治口号变得太快太多，谁也不知道明天又要打倒哪个，又要批判什么，凡事只能先采取虚与委蛇的态度，能拖则拖，能敷衍就敷衍。看不惯这些做法的转业军人干部当然会提出批评。运动期间，这批人被县委大院外的人称为“去与县委进行谈判”的“谈判团”。

六.尽管文革和批林批孔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两者的收场法却大不一样。文革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在革委会成立后趋于平息，但打着“斗批改”旗号的各种整人运动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开始。通山的批林批孔运动则是因省委的一纸文书而喜剧式地收场了。与中央对号的县委班子在省委支持撑腰下重又站出来工作。没有再次成立“革委会”，人武部政委没有当上一把手，“矢志坚”也没有像曾经被预料的那样作为群众代表结合进“县革委会”，而是在全县大会上遭到点名批评，只能调离通山。闹腾了三个多月，批林批孔说结束就结束，这个偏僻小县重又恢复平静。

平静掩盖下的不平静

尽管通了电，通山依然消息闭塞。收音机百多元一台，是低收入的通山人买不起的奢侈品。电视根本收不到图像，即使把几根电线杆接起来竖成高天线也无济于事。大概在1974年底吧，开通了武汉直达通山的班车，行程5小时。这毕竟给分来的大学生提供了便捷的探亲之路，并可能带回一些小道消息在“老九”中私下交谈。

1975年初陈毅去世。眼尖的“老九”在银幕上发现毛泽东衣履不振、满面倦容地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之后，在给清华大学刘冰来信的批语中又说什么“矛头是对着我和小谢”之类的话。有人怀疑他毕竟不是不吃不睡、无病无痛、一天24小时分分秒秒都在考虑世界革命大事的神仙，只是谁也不敢说出自己的猜测。

1976年，龙年，多灾多难之年。年初周总理逝世，不久发生为悼念总理逝世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万人集会的事件（史称“四五”事件）。夏天则是朱老总逝世。通山的干部群众很快从报纸上得知这些消息，同样认为这是发生在北京的事。

毛主席逝世，举国哀悼。追悼会完全按中央的部署进行，全县干部都密密麻麻地集合在一中的操场收听广播。那天下午骄阳如火，热不可耐，但全体与会者静默肃立，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没有人敢动半步，更别说离场外出了。

等拿到报纸，大家争相查阅有关报道，却连爱分析善思考的“老九”们也傻了眼。中国的传统，出丧得披麻戴孝，孝服为素白。这十年里一直以军装示人的江青，追悼会上却一袭黑衣，还围了条黑围巾，弄得修女不像修女，穆斯林不像穆斯林，不知是什么意思？

1976年国庆，通山还沉浸在主席逝世的巨大悲痛中（按中国的传统，还没有出“五七”），以至于忽视了北京国庆后发生了一件令中国开辟新时代的大事。听了文件传达后，通山的干部群众才知道粉碎了“四人帮”，并仍然当作一件发生在北京、与通山关系不大的事。真正令老百姓高兴的是为拨乱反正，把文革中禁映的一些电影重新拿出来放映了。对看了差不多十年《地道战》和《地雷战》的人来说，这当然是给人视觉盛宴般的享受。

1977年元月六日，全县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悼念活动。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又一重大的群众性政治活动。人人都要佩黑袖章、按单位整队并由领导带队入场及队伍之首举着总理遗像或标语牌等等做法，都与三个多月前毛主席的追悼会相若，只是因为山里的冬天冷，会议地点由一中操场改为县剧场。尽管痛失总理，但一年以后能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他，说明晚年笼罩在他头上的阴云终于被驱散，人们心头的阴云也随之消散了。

这大概可作为尾声，通山这个偏僻小县由文革造反开始而历时十年的动乱就此落幕。

选自《昨天》第80期。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