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有光（1906-2017）

1988 年对我是一个分水岭。这一年我有了电子打字机，这是一个改变。张允和对拼音不感兴趣，她会，但是不熟悉。后来有了电子打字机，她才知道自己不熟悉，就要自己查，因为拼音太容易，她在电子打字机上用拼音编《水》。《水》这本杂志是原来她们在家庭里玩的。改革开放了，家庭里的人在国内国外都可以往来了，原来是二十年亲戚朋友不能往来，连地址都不知道。她就想起恢复亲戚朋友的联络，于是恢复《水》，有了电子打字机，就比较方便。

做学问要兼懂中西

1988 年以后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把我的研究工作一点一点搞一个段落；第二个阶段就是随便看东西，写杂文。我是做学术工作的，不搞文学，为什么不搞文学？不是我不喜欢，而是我的精力有限。在学术上，对语言文字学方面可以说是一个空白，我就占领这个空白，可以做许多事情。为什么说是空白呢？语言文字在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学问，一向传统很深，要把旧的书看一遍，也要看好多年，大学里一向把音韵学、训诂学作为重点的课程。清华大学解放前有名的大学问家都叫国学大师，王国维等人都是研究从前的东西，成果很大。可是有一个传统很糟糕，就是研究中国，研究古代，不研究中国以外的东西，不研究现代。没有外国，那范围就很小了，世界那么大，一个国家再大也只是一个国家。研究古代而不研究现代，现代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而且有实用的，研究古代当然很有价值，但是跟实用相差很多。王国维的创造了不起，可是有哪几条实用的？我到了"文改会"，工作需要，我就在空白区里做了许多工作，很容易见效。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把"文改运动"从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我在北京大学开汉字改革概论课，就是把原来人家没有系统的知识变得系统化，言之有据，把有系统的知识变成一门学问。第二件事情，我提倡现代汉字学，现代汉字许多问题很少有人研究，大学生到中文系都是研究古代，可是现在有用处的东西不研究不行。

……

在语言学、文字学方面，赵元任搞了现代，是了不起的，可是他搞的现代主要是方言，跟现代有实用的问题真正挂钩的很少。我就在这方面下工夫，一做这工作就立刻遇到许多问题，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把这件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第二是现代汉字学，这是成功的。第三是比较文字学，还没有成功，清华大学有一个研究小组，可是要成为一个课程，现在还没有条件。讲起来道理很简单，历史系只有中国历史，没有外国历史，行不行呢？只有古代史，没有现代史，行不行呢？为什么语言学、文字学老是古代的，老是中国的，没有现代的，没有外国的？这样来讲，很容易了解，可是到今天要改还是不容易，现在多少大学有现代汉字学我还不知道。他们说，至少有十几个大学，当中跟我有密切联系的是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汉语拼音是一座桥梁

文字改革的意义很重要。中国的传统与外国传统相似，有文字之"神"， "神"是高傲的。古代人认为，文字是上帝给的，是不能改变的。这个观念当然是错误的，事实上，外国与中国一样，文字、语言都是随着时代在变的。譬如今天在语言方面，有了电脑，很多新的名词也随之而来。中国最早的一次大的文字改变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书同文"，当时七国使用不同的文字，统一以后文字不同带来很多不便，办公、行政、教育都不方便，因此秦始皇要统一文字。可见，早在秦始皇时代，中国的文字改革就开始了。后来，历代都在改变，汉朝改变也很大，秦始皇用小篆作为主要的文字，到了汉朝就开始用隶书，再后来又变成楷书。虽然古代传说文字是由上帝给的，不能改变的，但实际上文字是不断在改变的。

到了清朝末年，受到西洋的影响，感到中国的文字太困难，对文化的普及提高不方便。后来随着与外国往来的频繁，就发现中国的文字与国外的往来不方便。所以，从清朝末年，就产生了"文字改革运动"，写的方面就是"语文现代化运动"。语文现代化就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要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这些工作中，我觉得近年来做得很好。解放后，在 1950年代制定了"汉语拼音方案"，现代年轻人都学了。这个拼音方案，用字母表示"音"，用处很大。首先，使得中国的小孩子、文盲能够利用这个工具认字，走进中国的文化宝库；其次，方便外国人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汉语拼音一方面是从没有文化到有文化之间的"桥梁"，另一方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这个桥梁看似是个小事情，但是缺少了就不方便。比如，我们中国人的名片上印着拼音，这样不懂"方块字"的外国人也可以认得，可以叫出。我们中国从清朝末年到今天，都处于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之中，现代化改革，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改变。

1990 年代以来，教育部领导的普及普通话工作做得很好。设想一个大的国家，广东人讲粤语，上海人讲上海话，香港人到北京旅游还要找翻译，国人在本国找翻译岂不是笑料？其实外国原来也如此，我30年代到日本东京读书，原来以为我学的东京日语，可以走遍日本，但是发现连不远的京都的语言就完全不一样。可是日本能够推广日语，日本人称之为"国语"，以东京话为基准，到了现在日本人之间讲话没有一点障碍了。西洋国家的共同语言普及大概三百年之前就实现了，日本大概一百多年之间实现了，我们中国还正在实现之中。前两年，有人在北京做抽样调查，北京人能讲普通话的大概占百分之八十，百分之二十的不一定能讲，所以我们是在逐步改进。一个国家要做到现代化，需要达到很多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讲话大家都懂，如果讲话都不懂，怎么能算现代化国家？我们这一指标虽然还没有达到，但是逐步在接近之中。我个人的感觉， 90 年代我们的语言现代化工作发展得较快，是一个很好的现象。文字改革或者说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不能没有，人不能不讲话，人不能不认字啊！要达到这个目标，还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普通话要制定一个标准，要做教育工作，我们的文字特别困难，我们要使它变得方便一点，太困难的地方要改掉一点。当然，基本上要依照原来的，不能改动太多，逐步的改动是可能的。文字改革、语文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方面，重要性也就体现在这个地方。

思想要"与时俱进"

八十五岁以后，我看一些专业以外的书，主要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文化学，另外一方面是历史学。为什么看文化学呢？这是偶然的，《光明日报》开一个栏目，要振兴中华文化，要找一百个人写文章，差不多每个星期一次，我开头不感兴趣，后来人家说请你写，就给他们写吧。我说： "他们有些人的写法我不同意的。"他说： "没有关系的，他讲他的，你讲你的。"好，我就给他们写，写了一篇，他们觉得感兴趣，这样就把研究文化学作为一个玩意儿，不作规规矩矩的研究，就看了很多中国和外国的文化学的书，都是零零星星，后来上海编了一本《周有光文化论稿》。对文化学我是外行，他们觉得我的看法还是跟人家不一样，有参考价值，这是业余的。

我现在写的文章，平均每个月发表一篇，有的在大陆，有的在香港。因为年纪大了，没有事情，别人来看我，说怕耽误我的时间，我说我的时间不值钱，我现在是"无业游民"。《 百岁新稿》是我九十岁到一百岁之间写的，其中，有的文章是我看了很多书后写的，有的文章是杂志邀请我写的。老来读书，我首先想了解三个国家：中国、苏联和美国。

了解自己的祖国最难，因为历代帝王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苏联是新中国的原型，中国改革开放，略作修正，未脱窠臼。

人家一看《苏联历史札记》，说："这篇文章我们不敢登。"我说："为什么不敢登呢？这都是公开的苏联的材料嘛。 "他们说：“你把它结合起来就变成集束炸弹。 "苏联垮台是世界历史大事，我也很关注这个事情，就经常看一些相关的中外文书籍。大概看了至少有十六七种，一半中文、一半英文的。一次跟朋友聊苏联的事情，有朋友邀请我写一篇关于苏联的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苏联一共几十年的历史，所以介绍苏联的书籍都是长篇大论，他希望我这篇文章不超过一万字。我就把几十年的历史压缩，把最基本的东西写出来，没有添加评论。《苏联历史札记》里完全讲的是事实，比如，我把苏联的几个领导人"排排队"，讲讲他们执政和下台的情况。苏联领导人不是死了下台就是政变下台，这就说明苏联有问题了。国家的领导人终身制是不行的。老了，没有精力，并且任职时间一长就有种种问题。因为政变下台，这个制度也是封建社会皇帝的做法。当然，我没有评论，我是写出来让别人去评论。在书中，我就写了几句叙述性的话，看的人自然明白。我用诸如此类的写法，在很短的文章里，实际上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

《美国社会的发展背景》也是别人邀请我用很短的文章进行探讨。为什么美国只有两百年的发展历史，但是却超过了两千年历史的国家？为什么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却超过了英国？许多人问，拉丁美洲的开放比美国早一百年，那为什么拉丁美洲到今天还远远不及美国？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我不是简单地提出答案，我是提供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从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看到为什么美国发展的"快而好"。有一个美国教授，看到了我这篇文章发出感慨："我一辈子在美国都没有了解美国，我看了你的文章才了解美国。"

《后资本主义的曙光》中"后资本主义"不是我提出来的，是外国人早就已经提出来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特点是要有资本家、工人阶级。那么现在发生了新的现象，工厂没有工人，农场没有农民。这是我自己在日本和美国看到的，自己也难以置信，但是亲眼看到了。很大一个车间，只有两个工程师跑来跑去看看机器有没有故障，没有一个工人，但是生产快得不得了。

那么，资本主义没有工人，还算资本主义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像比尔·盖茨，他的钱比很多非洲国家加起来都多。原本一个书生，何以有如此多的财富呢？他不是用资本去赚钱，而是用知识去赚钱的。所以，现代人都说知识时代。有人把资本主义以后的时代称为信息化时代，美国的未来学家就是这样讲，很多人就称之为"后资本主义"。很多人还不知道国外的这种变化，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引进外资发展了经济。但是本来按照马克思主义，外国来中国开工厂是不能接受的，是资本侵略。由资本侵略到发展外资，这也发生了变化，也是"后资本主义"。所以，思想要"与时俱进"。

我们需要了解， 整个时代在前进，有的国家跑在前边，有的跑得很慢，有的不愿意跑。一跑就分了前后，但落后的可能往前赶，尽管最后不可能都一起达到终点，但是不能不跟着跑。现在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就不肯跟着走，抵制现代化。前几年有一个有趣的新闻，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国王去世，儿子继位，但是儿子在国外读书接受了新思想，想要改革。首先的改革就要让国民看电视，他召集大臣开会，兴办电视台。但是大臣都不赞成，认为电视里都是魔鬼。谈不妥，大臣就离开皇宫，出门却找不到自己的汽车。回来问新国王，新国王告诉他们： "汽车也是魔鬼。"这些大臣就哑口无言，后来，电视台就办成功了。所以，中国的改革难，但是外国的改革更加难。历史的规律是必然的，改革的路是必然的，只是条件有好坏，改革的阻力也有大小。我觉得"与时俱进"很重要，但是真正"与时俱进"不是很容易。

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

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政治人物，一个军事人物。在军事上能统一共产党内部，成为一个大的军事力量来打倒国民党，这个他成功。可是他得了政权以后，跟斯大林走错了。毛泽东假如学多一点新知识，可以做许多好事情。他不仅没有到外国读书，看看他的房里，都是平放的书，没有竖放的书，他没有新书，都是看老的书。他讲的许多话都是秘书代他写的，很对，结果他做的完全相反。他是言行不一致的。很可惜，他有一个很好的机会，结果自己破坏了。毛泽东死了，党中央说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情，第一件建设了新中国，第二件破坏了新中国。这话很有道理。改革开放在共产党的历史来讲，是邓小平做了一件大事情。改革开放很难，要有邓小平这样子掌握到权力，否则改革不成功。邓小平搞改革开放是不容易的，下这个决心很冒险的。邓小平这一点是了不起的。

我对中国未来是乐观主义，我认为中国的未来跟世界的未来是一致的。社会的发展是有一个规律的，规律可以暂时离开，不能长期离开，迟早要按照规律前进。现在的规律世界都向民主制度前进，美国这一点做对了，美国能够看到世界前进的趋势，就跟着这个趋势推广民主制度，这是美国聪明。

民主制度是逐步前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民主大大发展；苏联瓦解以后，民主又大大发展。根据外国人的研究，大概需要三十年，三十年以后中国可以走上民主道路。方向都是一样的，方向一定是走向世界共同的民主道路。

（封面图片为诗人、画家指纹作品，独家授权获得，未经作者本人允许，请勿擅自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