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八司马”事件后，戚本禹被下放到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参加劳动，后又响应毛泽东号召到天津参加社会调查。1961年底，调查工作进入尾声，仍回中南海秘书室工作，这时，毛的秘书田家英想办一份《群众反映》的内参，只给毛泽东和政治局提供资讯，戚本禹随即接手了这一工作。按照规定，这份刊物目的在于“反对党内的特殊化，具体就是把高级干部中的贪污或作风上的事，把群众给主席的来信中反映的一些重要的情况，以及我们在调查中掌握到的重要情况，摘要地登出来。刊物主送中央常委毛、刘、周、朱等几个人，附送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主任以及相关部门特别关联人。”虽美其名曰内参，但实质就是“一个简报，不定期，一般三天出一期，有时候一个礼拜出一期，快的时候一两天出一期。每期20来份，除了送必送的人之外，留几份存档。”这一工作一直持续到1962年年中，刊物办了大约一百多期。

按照戚本禹的说法，这一刊物创办后不久大受欢迎，头几期，毛阅后连续三次作了批示，一下子提高了刊物的知名度，“林彪每期都看，一期不落，几天没有出了，他就要问，《群众反映》呢？”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被毛钦点主管宣传部，知道了这一刊物后，派人专程上门讨教经验，周恩来亦就刊物做了内部传阅。一份小小的刊物何以引起高层如此强烈的关注呢？在戚本禹看来，主要是因为《群众反映》说了真话，大胆、如实地刊登了当时很多高级干部的腐败问题。

若干年后，戚本禹在谈到这段经历时，字里行间不时地流露着成就感，透过《群众反映》，我们看到，六十年代，高级干部的特权与腐败触目惊心，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很厉害，谁都不敢惹。谭震林当时是管农业的副总理，享受首长特供，可是葛慧敏对特供还不满意，还用首长专用的军用飞机去农村采购活鸡。带活鸡是不能坐飞机的，葛慧敏就很强硬说是首长要的，非让人家运。活鸡是放在一个筐里运的，下了飞机，要把筐还给人家，哪知道就在把鸡从筐里拿出来的时候，一失手，那鸡在机场里到处飞。这下问题大了，飞机场最怕这个飞的东西了，那鸡万一钻到飞机的发动机里面去，飞机就要出事的。她就叫警卫赶紧去抓，结果一大群人就在机场里面抓鸡，闹了个大笑话。

机场写信把这事反映到中央办公厅来了。信到了我这里，我就去查，一查就查到是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她这个人很小气，在家里把好东西藏起来不让服务员碰，好吃的也不让服务员吃，还骂服务员。服务员就给毛主席写信，秘书也写了信，都告这个葛慧敏，说她跟毛主席讲的艰苦奋斗、干部要做榜样距离太远了。其实葛慧敏早就有名，她喳喳呼呼的，中央领导都知道，毛主席也知道，说过“谭震林是夫人专政”。

我把反映葛慧敏的材料综合起来，写了两张纸，做了一个标题叫做“群众对葛慧敏同志的意见”。我对谭震林实际也是有意见的，他把农业管成什么样子了?!搞浮夸，亩产几千斤、几万斤，不都是他写的报告吗?首先他应该出来承担责任。有困难了，他自己又不艰苦奋斗。我恐怕他夫人去搞鸡鸭，也是他同意的。这像话吗?就是不是他同意的，也该主动管一管的。

因为牵涉到具体的人了，登载前需要上级审批，我是先找了田家英，跟他说，这个东西要登出来，谭老板可能会对你有意见(那时候一般不叫谭震林，叫谭老板)。田家英说他也有这个担心，但他对葛慧敏也是意见很大，她搞出这么多不像样的事，他也是愿意登出来的。我说，那就登了?他犹豫了一阵，说是不是再找一下龚子荣，他不批为好。龚子荣当时是办公厅的党委书记，是总理那里调来的。办公厅大事是杨尚昆管，其他的事都是龚子荣管。龚子荣跟谭震林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不会报复我们。我一想，算了，不问了，登就是了。

登出来后没几天，一传十，十传百地传开了，中南海都知道群众告了葛慧敏的状了，都拍手称快，见到我就举大拇指，意思是说：你敢碰葛慧敏，好样的!那时候，哪个省委书记有个出格的事，我都要向中央打报告反映，都登出来都不稀奇的。但这个葛慧敏的丈夫是谭老板，比省委书记都大，中南海群众对她有意见，但没有人敢碰她。谭震林是书记处书记，自己也有一份《群众反映》。据他们说，葛慧敏看到后嚎啕大哭，在院子里大闹，说《群众反映》登的都不实。但是中南海的大人、小孩都高兴，连给她家送饭的、打扫卫生的都知道了，都感到出气了。

叶剑英是公子哥儿，风花雪月不断，换老婆太多。这个比高岗还不像话，高岗是不合法玩女人，是纯道德问题，而叶剑英是合法玩女人，把道德问题遮盖起来了。叶剑英离婚了多少次，他自己都记不清。1957 年党校轮训，他爱人也在党校，是我的同学，她姓赵，那时还很漂亮，他就不要她了，叶向真就是她生的，她那时就大骂叶剑英“老不死的，老东西，玩弄妇女，老不正经，好话说尽，他很会……”。还有很多难听的话!……叶剑英家里没有全家福，后来离婚，也乱搞，大概是糊涂了。高岗要放在文革也是资产阶级、走资派，而叶剑英就是资产阶级，就是走资派。

叶子龙是主席的五大秘书之一，是秘书室机要室主任。他那时经常打着主席的旗号，用主席的名义搞女人，他要搞哪个女人，就对人家说“毛主席要找你谈谈话”，把人家女的骗走。这是李银桥告诉我的，是不是这样，我不清楚，但根据当时的各种事情来看，我相信李银桥没有瞎说。后来是一件偶然事件把他的那些事情都暴露出来了。他的机要室调来一个很美丽的女孩，他就占为己有。他私自调车，也没有请假，把女孩带到天津去偷偷过两天，回来的时候车坏在路上，他要路过的卡车拉他，又不敢说自己是中央的人。中央找他送文件，找不到人，查车队用车记录，他调车走了，说是去天津送文件。中央电话打到天津，天津说叶子龙没有来送文件。叶子龙是主席机要室的主任，失踪了。这事就大了。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干的?中央和天津那边就都警惕起来，天津那边就派出大量警力，从天津搜索到北京这边来，结果在一个路口发现一辆坏车，一个司机，另外一男一女共三个人。经核实就是叶子龙他们。他没有送文件，女孩子出去也没有任务，事情就这么败露了。后来主席要求整他的风，其他人揭发，就整出了叶子龙很多男女方面的事情。主席对这些事当然是很不高兴的，就把叶子龙冷在一旁了，有事情都不大找他，而是找李银桥、徐业夫。

叶子龙还曾偷卖一架蔡斯高级相机，那是一个外宾送给主席的礼品，主席又不拍照，就叫叶子龙送给新华社，叶子龙没有送给新华社，而是把它拿出去卖给了拍卖行。那个时候，拍卖行的手续登记是很严格的，谁也不能用假身份。一位很有名的高级摄影家看上了这款相机，或许他以为主人也是一位摄影家，可以交流，就查主人是谁，结果查到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叶子龙。叶子龙不是摄影家，怎么会有这么高档的相机?他把这事反映到杨尚昆那里。杨尚昆是很有名的“二十八个半”之一，叶子龙却从来都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杨尚昆就利用这个机会搞叶子龙的名堂。

这个叶子龙也真是不检点到极点，1962 年开春，毛主席派他带人到河南信阳调查那里的饿死人情况。他去了，调查工作是敷衍塞责，大吃大喝却是每场必到，更加恶劣的是，一到晚上他就兴致勃勃，找姑娘，开舞会，不亦乐乎。这些情况林克反映给主席了，主席就再也不能容忍了。叶子龙光是搞女人，还只是一个生活作风问题，他也没有强迫人家，都是人家自愿。而在信阳搞的那些事情则是很典型的官僚主义特殊化，是大问题了;把公家的东西拿出去卖钱，则属于严重的贪污行为，在当时也是大问题，若是一般人最起码是要给个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甚至被拘留起来的。但他毕竟是长征干部，老资格，主席又很念旧情的，就只是把他从身边调离了事。叶子龙也有回忆录出版，他光写别人怎么怎么，可他自己的这些事一样都不提。现在还有人说叶子龙1962年被调离机要室是受到迫害，这哪里是迫害?要说迫害，那就是杨尚昆迫害他。叶子龙从来不把杨尚昆放在眼里，这次事情犯大了，被主席赶出机要室，他去找中办杨尚昆，想某个北京市委的副书记或者某个部委部长的位子，杨尚昆一面当面应着，一面转过脸就骂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结果给他弄了一个北京轻工业局的副局长。叶子龙嫌官小了，杨尚昆就说，没有处理你就不错了，你还嫌官小。要说谁迫害叶子龙，那就是杨尚昆，没有别人。

刘少奇在中南海搬了三次家，第一次修得很好，他说不行;第二次，在中南海一个胡同里盖一个小别墅，他还说不行;第三次在怀仁堂后面搞一个大院子，崭新的大花园，非常豪华，以前的大地主就是那样的，他才满意。王光美住在那里高兴得很，每天要换三套衣服，早中晚各一套，他们夫妻经常出来散步，中南海很多人都知道她一天要三套衣服，很讲究。刘少奇就是不懂马列主义的，也许他不是不懂，而是就要搞口头马列主义，不想搞真正的马列主义，因为真正的马列主义不许搞特权。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秘书揭发说：“……困难时期，刘少奇吃螃蟹，吃一点黄，其他都扔了。他不吃，我们拿来吃又不好，不吃就只好扔掉了。”刘少奇全家过这种生活，这是困难期啊!（P223-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