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人们最熟悉不过的一个政治概念，想必就是“人民”了。我们的一切几乎都是以“人民”来定义的。国家叫“人民共和国”，政府叫“人民政府”，军队叫“人民解放军”，警察也叫“人民警察”。归根到底，新中国的政治，就是主张要实行“人民民主”，或曰“人民（民主）专政”。通俗地说，就是要让“人民当家作主”。

那么，何谓“人民”呢？建国前夕，周恩来在解释形同宪法的、由人民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草案的条文时，曾专门讲过它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阶级性，或曰政治性。周恩来说；“‘人民’与‘国民’是有分别的。‘人民’是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从反动阶级觉悟过来的某些爱国民主分子。而对官僚资产阶级在其财产被没收和地主阶级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极的是要严厉镇压他们中间的反动活动，积极的是更多地要强迫他们劳动，使他们改造成为新人。在改变以前，他们不属人民范围，但仍然是中国的一个国民，暂时不给他们享受人民的权利，却需要使他们遵守国民的义务。”换言之，“人民”不仅是由阶级组成的，而且是一个相当严格的政治性概念。也就是说，在旧中国，一个人做一个国民也许就够了；在新中国，一个人只具有国民资格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同时成为人民中的一分子才行。否则，他难免会与没有改造好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一样，不仅享受不到应有的政治权利，还要被强迫劳动，以便被改造成为人民的一分子。

“人民”和“国民”两者间存在着如此重大的差别，新中国建立后对国人的政治鉴别工作不仅格外重要，而且也极其艰难、复杂。所以需要鉴别，是因为从革命战争中走来的共产党人相信，一个人的阶级属性，并不仅仅取决于他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如何，还需要看他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当中，也有不少人过去就选择了站在代表着反动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国民党政权一边。因此，新中国建立伊始，一方面新政权不得不大量留用旧政权下的旧职员，以保持政权转变过程的相对平稳，一方面则不得不对旧职员分批进行政治甄别与清查。

由于这样一种工作太过复杂，自然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因此，中共建国后为此发动了多次政治运动，一直通过各种方法持续地在更大的范围内，从政治到思想，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甄别与清查，以求发现“人民”中间暗藏的，甚至是新生的各种“异己分子”。照李若建的说法，到196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被清查出来的这一部分人，应不少于全国人口总数的0.4‰。

不难想象的是，在这些被划入另册的人当中，有些经过劳动改造，变成了周恩来所说的那种“新人”。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在过去旧政权中地位显赫，甚或在战场上与共产党真刀真枪地拼杀过的高级战犯。甚至就连当年帮助过日本侵华的伪满皇帝溥仪，据说都改过自新，回到人民中来了。问题是，更多普通人，有些一开始就被视为异类，有些原本是“人民”，在鉴别、清查中划为异类者，他们中有多少人经过改造，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行列中来了呢？今天似乎还缺乏任何一种有效的统计和研究。

杨奎松，历史学者，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历任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忍不住的“关怀”》、《西安事变新探》、《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等专著十余种，并在China Quarterly、Diplomatic History、Cold War History，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及日本等地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论文二百余篇。

代序

一、重归“人民”路

二、隐瞒历史的后果

三、摘不掉的帽子

四、“反动”的代价

五、团支书的“堕落”

六、沉重的档案

七、“非政治性收容”

八、“海外关系”之灾

附录：问题人物知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