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琴琴：运用中国智慧，实现ESG赋能创造
■ 不同评级机构对ESG评级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全球资本市场对ESG的态度，是这些不同立场博弈加总之后的结果。
■ ESG过度追求定量化指标评价可能会导致道德挤出效应。■ 我们更应该运用中国智慧，基于中国情境，让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好地趋同，从而实现ESG的赋能创造。
复旦管院·兴动ESG大讲堂开讲，在以“责任投资十五年”为主题的首期论坛上，复旦管院企业管理系郑琴琴教授发表“ESG全球话语和中国智慧”主旨演讲，从ESG标准发展趋势、中国ESG的沿革与机遇等方面，分享了最新研究和前沿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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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雄逐鹿”到“三足鼎立”
自1997年GRI（全球报告倡议组织）成立开始，ESG相关的国际标准纷纷开始建立，一度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而近两年，这些标准又逐渐趋向于一致。
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今年公布的一些准则体现出三大特色：一是强调可持续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带来的财务风险预期；二是包括了IFRS S2（气候相关披露）的范围三（指其他所有的间接产生的碳排放）的情景分析；三是强调可持续相关的公司治理体系完备性披露。
在全球性的国际标准确立趋于统一的同时，欧盟的ESRS（欧洲可持续报告准则）、美国的SE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Rules等在确立ESG标准过程中也对企业具有重要影响，这让目前全球的ESG标准呈现出“三足鼎立”的趋势。
此外，有一些主流评级机构对于企业ESG评级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不同的机构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来对企业的ESG披露做分析和评级。例如，有些机构会选择公开抓取企业的ESG披露报告；有些机构则更多会选择发布问卷，或者请企业自行提供资料来进行验证和评级。但毋庸置疑，企业的ESG披露报告会对企业在ESG评级方面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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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道德挤出效应
先行经验不宜照搬
不同评级机构对ESG评级标准有着不同的理解。全球资本市场对ESG的态度，是这些不同立场博弈加总之后的结果。一个典型案例是2022年5月，特斯拉被标准普尔道琼斯指数公司从标普500 ESG指数中移除。而特斯拉在MSCI（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的美国ESG通用指数（MSCI America ESG Universal Index）中排名第五，富时罗素1000 ESG指数也是第五。
当时标普指数负责人Margaret Dorn曾对相关变更做出说明，指出“虽然特斯拉在替代燃油车方面卓有成效，但是从更宽幅的ESG标准来看，它正在落后于同行”。特斯拉“落后”的议题主要在于“劳工关系”“产品安全”“污染物排放”“碳足迹”等，当时特斯拉正受到种族歧视指控。
不同的社会和不同行业都有不同的ESG发展优先议程，因此ESG框架在实际应用中，整合相关的准则和指标难度较大，也缺乏处理内在冲突的手段。
相较于企业社会责任、商业伦理，ESG拥有具象化的指标导向。列出很多具体指标的好处在于，能够对企业将ESG具体落实到某些方面进行具体指导。但与此同时，ESG过度追求定量化指标评价可能会导致道德挤出效应，即企业过度追求完成定量化指标，不关注ESG行为是否道德，甚至采取不道德的手段达成ESG指标。
部分先行国家已具备较丰富的ESG经验，在ESG规则制定时也往往是基于其本国特定发展情境的认知和理解，这些国家还会通过倡导其他国家遵循自己制定的ESG规制，在国际上不断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
因此，ESG实践还是需要结合国家情境差异和所处不同发展阶段进行，完全参考先行国家制定的ESG规制，可能会对后续国家的ESG实践产生不利影响——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新疆棉”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一方面我们不否认国际标准对于中国ESG实践的重要影响力，但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也需要思考如何探索一条有中国特色的ESG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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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ESG实践沿革
如果回顾中国ESG的发展道路，其实我们也开始得很早。但在中国，早期我们不将其称之为“ESG”。1989年，我国通过了《环境保护法》。1996年，“九五”计划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8年施行新《劳动法》，对企业在如何保护员工权利、提高员工福利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2016年《慈善法》正式施行。
“十一五”时期，我国处于“能耗单控”时期，对单位GDP能耗提出了降低20%的约束性目标，首次提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成效”，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
“十二五”时期，我国处于由“能耗单控”、节能向降碳过渡时期。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首次明确了“绿色发展”的主题。
“十三五”至“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能耗与碳排放“双控”时代。十三五时期，提出单位GDP能耗降低1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约束性目标，要求能耗总量限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十四五时期，要求单位GDP能耗降低13.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8%的约束性目标。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以碳强度控制为主、碳排放总量控制为辅的制度。
从监管部门到企业，一直都在履行和践行ESG，只是我们没有用“ESG”这样的“时髦词语”来表达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但不可否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
近几年我国的ESG实践特色主要体现在低碳和责任投资方面。例如由政府推动建设“生态文明观”，提出“双碳目标”，推动“1+N”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由机构拉动的责任投资方面，出台了证交所、碳交易市场规则指引，金融投资机构推出ESG产品和服务，中央企业建立ESG联盟和披露ESG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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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情境
实现ESG价值创造
ESG体系的发展应当立足本土特色。中国企业可以在“双碳”、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上，充分体现竞争力，探索新赛道，实现价值创造。
但回过头来，企业的未来发展也要与国际接轨，也要去争夺国际话语权。我们需要思考，除了ESG成本，除了“脸上贴金”式的ESG行动外，ESG真正可以给企业带来哪些价值创造？
2023年9月8日，《科学》（Science）杂志以封面论文形式刊发“Reducing single-use cutlery with green nudges: Evidence from China’s food-delivery industry”（绿色助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来自中国外卖行业的证据）。该论文研究了饿了么外卖平台改动餐具选择用户界面这一绿色助推实践对于一次性餐具消费和减少塑料垃圾的影响。
研究团队发现，绿色助推可以促使消费者选择“无需餐具”的订单比例增加20.1个百分点。这与绿色助推实施之前消费者只在3.1%的订单中选择“无需餐具”相比，增加了6.48倍。研究结果表明女性顾客、年长顾客、经常使用外卖配送服务的顾客和收入较高群体的顾客对绿色助推的响应更积极。同时，绿色助推的作用表现为激励一大部分人的环保行为改变，而不是只对一小部分人的行为产生影响。研究者进一步估算，如果将该绿色助推从试点城市推广至全国，每年可以减少217.5亿套一次性餐具消费，相当于减少326万吨塑料垃圾以及促使544万棵树木免于砍伐。
研究团队还发现，绿色助推并没有显著影响外卖平台的订单数量和用户消费金额。同时，绿色助推也没有对企业的业务产生消极影响，这表明绿色助推可以成为一款具有高成本效益的工具来促进个人的环保行为。对企业来说，实施绿色助推的成本微乎其微，因为只需要几名软件工程师重新设计用户界面即可实现。然而，绿色助推可产生巨大的环境效益。
调研中国企业在ESG各方面的实践会发现，很多企业都在不断践行。例如塑料回收再利用；信息无障碍应用APP帮助视障人士使用手机；还有金融机构提供的碳资产、保险、生态金融服务，为企业ESG实践保驾护航等。
总体来看，虽然在国际上形成了主流倡导的ESG趋势，但对于中国企业而言，不能仅仅只将ESG看作成本、负担，或只是为企业提升形象的“装饰”。我们更应该运用中国智慧，基于中国情境，让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更好地趋同，从而实现ESG的赋能创造。
【教授简介】 郑琴琴，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商务，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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