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张隆溪：弗洛伊德的循环
弗洛伊德的循环：从科学到阐释艺术
1909年9月，弗洛伊德应邀在美国麻省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发表一系列演讲，这是心理分析第一次得到一所大学正式承认为一门新兴科学，在其发展史上自有特殊的意义。在第三次演讲快要结束之时，弗洛伊德谈到他本人和他的同道在欧洲遇到的某些困难。他告诉在场的美国听众说：“你们听见这话也许会觉得吃惊，可是我们在欧洲却听到过很多人对心理分析评头品足，而这些人既不懂得也不应用心理分析技术，却以显然蔑视的态度，一味要求我们向他们证明我们结论的正确。”弗洛伊德又说，这些对心理分析持怀疑态度的人并不怀疑自然科学用显微镜观察的结果，只要他们自己在显微镜下能够亲眼看见平时用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就立即可以消除怀疑。然而一说到心理分析，情形就很两样，其结论的正确性极难用寻常的办法来证明：
心理分析力求把心理生活中受到压抑的成分带入意识领域；而对心理分析评头品足的人也是一般的人，也有类似的压抑，或许他们正不无困难地保持心理压抑。因此这些受到压抑的成分必然在他们身上引出像在我们医治的病人身上表现出那种对抗，而且这对抗很容易装扮成一种理智上的拒绝，提出种种理由。在我们的病人提出这类理由来时，我们是可以用心理分析的基本原理来驳回的。
如果心理分析本来是要深入到意识的最深处，探索意识层面之下各种心理本能的活动机制，那么它所探测的领域就在意识的我思（cogito）之外，也非意识所可判断品评者。在心理生活中提供推理和判断的那些功能的结构，在心理分析中恰恰是有待探询和考察的对象。在弗洛伊德看来，怀疑者要心理分析拿出证明来这种要求，很自然地本身就是一个证明，就是对抗的症状，说明怀疑者需要接受心理分析的治疗。很可注意的是，在我们上面所引弗洛伊德那段话里，一开头是谈心理分析，那时心理分析还是被怀疑和评判的对象，还须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到结尾仍是谈心理分析，可这时的心理分析已经在上下文里处于完全不同的情形，它无须证明自己的合理，却早已取得稳定的学术地位，其基本原理可以使分析者反驳持怀疑态度的人提出的种种辩难。换言之，心理分析这时已成为论证自己的必要条件。要证明心理分析理论的正确，就必须接受关于无意识活动的基本假设，而且作为一个情愿相信其结果的病人去亲身体验心理分析。因此，弗洛伊德这段话的思路好像绕了一个圆圈，结尾的一点回到开头，但它不是回到开头被评判的被动地位，而是回去援救自己，为自己辩白。这段话思路的循环如果说能揭示任何东西，那就不过是揭示了心理分析论证的自圆其说性质。像语言或别的自足系统一样，心理分析在论证自己合理性的时候，既不超出自身的范围去诉诸外部世界，也不超出自己的原理而求助于任何客观规律。就外在证据而言，心理分析不可能提供任何仪器设施，像用显微镜验证自然科学的结果那样，让挑战者自己亲眼看见分析者所称为人类深层心理的原貌。无意识永不可见，而只能用语言来间接描述，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说：“目前似乎仍无可能从具体活动的方向上去接近它。”在这里提出显微镜来相比是不无道理的，因为在验证过程中，还有什么比借助仪器观察的视觉更直接的具体活动？还有什么比“眼见为实”的简单逻辑更能有效地使怀疑者信服？在实验科学中，显微镜的确常常有助于奠定基础，使人接受理论的推测。
然而，缺乏显微镜式的验证并非证明心理分析的主要障碍。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我们稍加想象，便可以“心眼”视之。弗洛伊德说：“哲学曾不断探讨无意识的问题”，但哲学不是把无意识看成“神秘不可捉摸、无法论证、与心智的关系模糊不清的东西”，就是认为无意识超乎心智之外，不属于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哲学无法把握幽邃的无意识，就干脆把无意识说得玄而又玄，以此来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那么心理分析的贡献可以说正是从理论上消除无意识的神秘性，不断在梦、记忆、精神病症和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行为模式中观测无意识的符号标记，并且从本能和欲念、挫折和意愿满足、压抑和升华等多方面，系统地解释其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被论证问题困扰的，正是这种弗洛伊德的阐释学，正是心理分析理解和解释无意识的方式，因为引起许多争论的并不是无意识的不可见，而是心理分析学探讨无意识的方式，不是证明无意识的存在，而是心理分析解释的可信程度。弗洛伊德在演讲中提到的困难，归根到底来自心理分析内在的矛盾，即一方面它宣称自己是科学，另一方面其本质又是语言的运用，无论就理论或就治疗实践而言，它都是靠谈话来推进，通过语言的巧妙运用疏导郁结的情意，达到精神宣泄的目的。对弗洛伊德的分析，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从方法学的角度提出疑问，而保罗·利科则从语言方面予以辩解。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攻击或辩护，都免不了涉及心理分析本身包含的这个矛盾。然而我们一旦把心理分析区别于精密科学，而把它视为一种阐释艺术，这一矛盾及其内在的困难就立即可以解决了。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1938年在英国剑桥大学作关于美学问题的演讲，在1942至1946年间与拉什·瑞斯（Rush Rhees）作关于弗洛伊德的谈话，在这当中他提出了对心理分析和尤其对弗洛伊德释梦相当尖锐的批评。谈论的焦点自然又是心理分析解释的证明问题。维特根斯坦采取一种以自然科学模式为基础的证明标准，即可预见性标准。“有关解释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起实际作用，就是能使我们作出某种预见。”换言之，正确解释的证明在于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从那种解释获得的知识应使我们能够设计并控制某种未来事件，在具备某种已知因素或有意重复某一程序的条件下，能够预见这未来事件的后果。这样，可预见性和可重复性的标准结合起来，就能够以事实和经验来确定某一解释的是否正确。维特根斯坦发现，把这样的标准应用于心理分析时，“许多这类（即心理分析的）解释都不能像物理学的解释那样，可以用经验来证明”，“他[按指弗洛伊德]何以能称一种分析为正确的分析，好像不是一个论证的问题。称幻觉、梦为意愿满足这类说法，情形也是如此”。弗洛伊德提出来的研究结果，都不是可以验证的事实，而是“臆断──是甚至先于假设之前早已形成的东西”。由于臆断甚至在解释未始之前早已存在，而且正是解释之所以形成的背景，所以整个心理分析几乎就是一步步退回到一个预先固定的想法去的过程。“梦是意愿满足这说法之所以重要，主要在于它指向分析者想要的那种解释，那种可以作为梦的解释的东西”。这就是说，心理分析解释得出的结论正是分析者想要的结论，这结论可以恰好把梦圆满地解释成符合关于梦的无意识构成的假设。自由联想技术使分析者很容易把梦的显现内容之各细节相关联，最后形成一个自足的结构，说明梦的潜在思想的逻辑。但是维特根斯坦说，逻辑的连贯并不能作为解释的证明，“因为只要你一心想着某件事，某种烦恼或者生活中某个重大问题，──例如性的问题──那么无论你从哪一点出发，联想最终都必然把你引回到那个题目上去。弗洛伊德说，经过分析之后，梦显得多么合乎逻辑。这一点也不足为怪”。在弗洛伊德的主题成为心理分析解释的出发点和结论时，这个主题也就成为心理分析循环的框架，逻辑连贯性所证明的也就不过是其论证的循环。
在心理分析的治疗实践中，病人对于医生的结论无论赞同或反对，都没有客观证明的价值，因为“[弗洛伊德]有时候说，使病人满意的就是正确的分析或正确的结论。有时候他又说，只有医生知道什么是梦的正确分析或结论，病人并不知道；医生可以说病人不对”。所以无论哪种情形都是医生控制着病人，最终要让病人相信，在他自己的童稚时代曾经发生过某种事情，而且就是他后来发病的终极原因。维特根斯坦说：“这并非事实的发现，而是以言辞夺人。”换言之，心理分析并没有科学性，因为它不能用事实来证明，却靠它本身的逻辑连贯性来说服人。
指责弗洛伊德控制病人的一切，维特根斯坦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人，也不是最早的一人。心理分析从一开始就不断受到这类指责，弗洛伊德也花费了不少力气来反驳。他告诉我们，有一位科学家对心理分析并无恶感，却也提出过同样“毁谤性而且不公平的”指责：
他说我们在向病人作解释的时候，遵循的是“横竖你输”的原则。也就是说，假如病人同意我们的解释，这解释当然就是正确的；但假如他不同意，那也不过是他心理对抗的标记，说明我们又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无论那个被分析的可怜虫对我们提出的解释作何反应，我们总是永远正确。
弗洛伊德争辩说，医生重建病人过去的历史就像考古学家发掘古代建筑遗址一样，是既客观又科学的，而且分析者和考古学家都“有无可争辩的权利，可以通过弥补和组合存留下来的遗迹重建过去”。不过这一类比的问题在于考古发掘出来的遗迹是实有其物，可以拿来放在显微镜下观测，而心理的“遗迹”却不可能把握在指掌之间。考古学的重建不是仅以语言记载为依据，而是以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为依据，心理分析的重建只是心理状态的文字记叙，而心理状态又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只能通过记叙，通过“梦的语言”才能为人所了解。于是我们可以意识到，弗洛伊德所谓“遗迹”、“余物”等等术语，都是一些比喻的说法，是从意识的语言借用来描绘或者说象征无意识的。我们研究弗洛伊德著作，就不可有片刻忽略这心理分析语言的比喻性质。保罗·利科（Paul Ricoeur）也曾指出，意识语言和无意识语言的混合在弗洛伊德著作中最应引起重视：“分析疗法本身有赖于语言，更可说明无意识的准语言与普通语言的混杂。”在弗洛伊德著作中，这种混杂甚为明显，但这是否真是一种混杂呢？弗洛伊德极力把心理分析树立为可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的理论，时常争辩说它有科学的权威性。在他看来，心理分析的语言似乎和自然科学的语言没有什么两样；他把心理分析和显微镜观测的结果相比，这当中与其说暴露出一种混杂，不如说暴露出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谓“心理分析自以为是自然科学的自我误解”。只有心理分析具有科学的价值，才可以使弗洛伊德有足够的信心毫不犹豫地把一切反对意见一概视为病态的心理对抗，或者视为心理疗程没有完结的标志。病人的赞同固然没有什么验证的价值，病人的否认也不说明什么问题，甚至更没有价值。弗洛伊德在著作中多次强调这一点。例如在所谓“鼠人”病案中，病人并不相信弗洛伊德的分析，而弗洛伊德写道：“像这一类的讨论，其目的从来就不在使人信服。……只有病人自己弄明白了分析所揭示的材料之后，他才会相信，而只要他还没有完全相信，就说明材料还没有被完全用尽。”
与此同时，弗洛伊德很清楚地知道，心理分析作为科学理论的地位并没有确立，分析的证明仍是一大难题。例如在所谓“狼人”病案中，他分析“狼人”的梦，认为病人的一切问题都源于儿时看见父母行房事的所谓“原初场景”（primal scene），这就很难令人相信。连他自己也承认，这类场景很有可能是分析过程中的虚构，是一种“倒退回去的幻想”：
我已经提到人们可以找出几种因素来，说明这类场景是倒退回去的幻想。与其是有这样一种因素：就我自己目前的经验而言，儿童时代所见的这类场景都不是治疗中回忆出来的，而是分析推论的产物。
可是弗洛伊德认为梦也是一种回忆，所以这类“幻想”和清醒的回忆并没有根本的差别。他坚持认为对于心理分析的治疗说来，它们有同等价值，也会引出同样的结论。他很清楚“这一阶段的症状（怕狼和食欲紊乱等等），完全可能以另一种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不用提出性的问题或性发展初期阶段的问题”。弗洛伊德还说，不相信心理分析基本假设的人事实上“将更喜欢这另一种解释，而我对此也毫无办法”。在讨论梦的解释问题一篇重要论文里，弗洛伊德承认说，不仅梦的显现内容可能受分析者的影响，而且必然通过解释才能得到的潜在梦思“也可能受到分析者的影响或启发”。他还进一步说：“如果有人要坚持认为，分析中可以利用的梦大部分都是受影响的梦，都是受分析者提示而产生的，那么从分析理论的观点出发是不可能反驳这种意见的。”但是，弗洛伊德并不把心理分析看成仅仅是怎样解释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接受心理分析理论假设的问题，因为他坚信心理分析和任何科学理论一样，有真理的价值。例如在“狼人”病案中，他就根本不留任何选择的余地：
最终可以这样说──（我看不出有任何别种可能）：以病人儿时精神症状为基础的分析或者从头至尾都是一片胡言乱语，要不就一切都是完全照上面我所描述的那样发生的。
弗洛伊德在这里说的话语气坚决而绝对，很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心理分析语言所体现的权力问题。福柯在《疯狂与文明》一书里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西方对待疯狂和精神病症的历史揭示出社会的权力结构，在心理分析的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对“非理性”的控制。“如果治病的人可以隔离疯狂，这并非由于他认识到了疯狂，而是由于他制服了疯狂；对于实证主义说来似乎是客观性的形象，不过是这种控制关系的另一面而已。”这种客观性不过是控制权力的象征，尤其在弗洛伊德意识到心理分析证明之困难的同时，仍然坚持理论的权威性，更能显出这种控制关系的本质。
如果我们不把心理分析视为科学，也就无须用一般自然科学必需的方式去证明它的结论，或者说其证明所采用的基本概念、方法和标准，都和证明科学实验结果所采用者不同。保罗·利科在解决心理分析阐释的证明问题时，正是这样做的。利科承认“心理分析从来没有很成功地说明其基本原理是怎样成立的，其阐释是怎样鉴定的，其理论又是怎样论证的”，而他认为这不成功的原因都在于“没有提出一系列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心理分析中所谓事实是指什么”，以及“理论和分析经验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一方面是一种考察方法，另一方面同时又是一种实际的治疗”。据利科的论说，心理分析的对象并非“可观测的行为事实”，而是在分析过程中可以用语言表述给对方的“报告”。换言之，在心理分析中看做事实的东西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发生过的事情在回忆当中的报告或叙述。既然在事实与叙述、经验与语言之间有根本的区别，在“心理现实”和“物理现实”之间也自然会有显然的分别，“以至于普通常识认为与现实相对的东西，在这里恰好构成心理的现实。”一旦在心理分析中我们接受以报告代替事实，以心理现实代替物理现实，那么证明问题就变成如何给真理和论证重新下定义的问题。利科说：“如果心理分析经验是欲望变而成为语言，那么最适合于此的真就不是存在的真（being-true），而是诉说的真（saying-true）。”这样一来，心理分析阐释中重要的就不是认识存在的事实，而是圆满地建造一个叙述结构或“病案”，由此而解释梦、幻想、精神病症等等无法缀读的文本何以这样支离破碎，不合逻辑，从而找出它们隐含的意义和因果关系。“所以证明分析论断的要点在于，它最终是诉诸一种叙述结构，而正是由于有这样一种叙述结构，我们才可以把孤立和互不相干的现象组合成‘一个统一的事件过程或顺序。’”换言之，心理分析解释只要能使梦和精神病症状的细节和断片显出条理来，只要能赋予无意识活动混乱难解的文本以秩序和意义，就是正确合理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利科在这里提出逻辑的连贯性来，作为心理分析阐释的证明，而这正是维特根斯坦拒绝作为证明来接受的。据利科说，辨认“好的心理分析解释”的标准之一，是要求它有“我们一般认为一个故事应当具有的那种叙述的条理”；他由此而把心理分析的叙述与“自希腊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口头史诗传统以来的悠久叙事传统”联系起来。可是心理分析如果可以纳入叙述故事的悠久传统之中，我们还用得着去担心证明的问题吗？我们难道会要求希腊、凯尔特和日耳曼的史诗传统像实验科学那样论证自己的可靠性吗？在利科的论述之中，基本的论证概念一个接一个地改变了基本性质：事实变为报告，存在的真变为诉说的真，外在证据变为内在的连贯性等等。这一论述要求人们改变对许多概念基本含义的理解，用这种改变了的概念和语言去理解心理分析的语言。可是对于拒绝接受这一系列改变的人，这种论述很难有什么说服力，它证明的不是心理分析有真理的价值，只是其有被人当成真理的要求。与此同时，利科把心理分析视为和史诗传统相联系的一种叙述结构，说明其内在的逻辑，又可以说指出了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角度去研究心理分析的可能性，即不是把心理分析视为科学，而是注意它和人文学科的联系，尤其是心理分析对于语言和文学研究的意义。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和法国结构主义理论家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正是从这方面入手探讨梦和语句结构的类似，心理分析对于理解语言文字的启迪等等，从而超越了老式的心理分析批判在文学作品中寻找“恋母情结”或各种性象征的局限。一旦我们明白心理分析不是科学，而是认识隐含意义的一种方式，是一种阐释艺术，论证问题就成为不必要的负担，终于可以解除了。
弗洛伊德尽管十分注重科学性，却也明白说心理分析是“一种阐释艺术”，“不能科以严格的戒律，而且为医生发挥个人的技巧留有很大余地”。他常常承认心理分析的解释并非生命之谜的唯一答案，如他在仔细分析了大艺术家达·芬奇的一生及其作品之后说：“我们在这里必须承认有一定程度的自由，那是不可能通过心理分析的手段再进一步证明肯定的。同样，也没有人有权利宣称，这一系列压抑的后果是唯一可能的后果。”弗洛伊德曾设想，非医学界的读者大概会把他著名的朵拉（Dora）病案当成用虚构手法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来读；事实上我们可以像詹姆斯·希尔曼那样说，弗洛伊德“同时在写两者：虚构小说加病案；而且自那时以来，这两者在心理分析的历史上就分割不开，病案就是写虚构小说的一种方式”。彼得·布鲁克斯在讨论小说的著作里不仅把弗洛伊德的著作视为一种“注重文本能动方面”的阅读模式，比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模式更有灵活变化的可能，而且认为弗洛伊德有意识地打破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弗洛伊德费了不少力气对狼人的梦作出了解释，重建了狼人一岁半时窥见父母行房事的所谓“原初场景”，可是接着又出人意料地去“抹杀”这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东西，对“原初场景”之是否实有其事提出怀疑。弗洛伊德承认“原初场景”可能是一种“倒退回去的幻想”，在布鲁克斯看来有极重要的理论意义：
这一“决定”也许显得不负责任，抛开了虚构和非虚构之间的一切区别，甚至显得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埋下一种自我摧毁的根基。……
在这里我们见到弗洛伊德思想中最大胆的时刻之一，他作为作者最具英勇气概的举动之一。
这举动之所以大胆而具英勇气概，在于它承认了自相矛盾的危险，并且破坏了自己具有科学真理权威性的形象。弗洛伊德如果一直坚持最早的说法，不添加后来的说明，或者删去原来分析中与后来的想法相抵触的部分，就有可能显得更前后圆满，更有说服力；可是他却把同一病案的两种可能情形并列出来，而且没有最后论定是事实抑或是幻想的问题。在布鲁克斯看来，这种双重逻辑表明弗洛伊德往往比人们设想的更为灵活，而且揭示出语言在人的自我认识中的重大作用：“一切叙述都可能不是引我们回到发生的事实，而是引向别的叙述，引我们认识到，人的形象是关于自己虚构出来的故事所形成的。”于是心理分析成为一种虚构的故事，然而又比自然科学能更灵活、更带普遍性地揭示人的真相和实情，使我们得以理解真实与虚构之间复杂辩证的关系。读弗洛伊德写的病案就不同于读真实事件的记载，而是读虚构的故事，读他对人类心理机制的解释。这种解释和别的各类解释一样，可能提供信息、见解或启发，也可能十分准确，但绝不会是唯一和最终的解释。
由此看来，病案基本上是一种开放的叙述，可以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吸收新的因素，而心理分析正如弗洛伊德自己所强调的那样，实际上永远是没有完结的。结尾是为了使叙述圆满完整而人为加上去的，所以结尾总是暂定的，圆满的解释也总是如此。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正面去理解维特根斯坦说心理分析是以言辞夺人这句话。然而他并不是由于这个原因反对心理分析，他只是反对其自命为真理的态度。维特根斯坦说：“我也在以言辞夺人，我在说：‘我不想像你那样去看问题’”；“我在某种意义上是宣传一种思想方法，同时反对另外一种。”换言之，在批评心理分析之中，维特根斯坦认为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开辟其他阐释方法的可能性。这一点同时也可以揭示心理分析对于文学批评的意义。如果在弗洛伊德的解释中，寻求梦和精神病症本来的原因是不可能最终达到的目的，那么在文学作品的解释中，追求原意或作者本来的意图，将其视为产生文学作品的本源，也就徒劳无益了。
我们一旦把心理分析视为理解人的心理机能的一种方式，弗洛伊德的解释也就可以成立，不过不是由于它能对无意识的精神活动作真实的描述，而是由于它能够自圆其说，对接受其基本假设的人有它的说服力。我们甚至可以由此而更好地理解它何以对现代社会具有那样大的魅力，成为现代社会里“有治愈能力的虚构”（healing fiction）。可是心理分析如果只是一种解释，并不排除别种解释的可能性，那么论证问题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即使在治疗实践方面，心理分析也很难提供足够证据来证明自己之为真理。著名的“狼人”就可以做一个方便的例子。此人真名谢尔盖·潘克耶夫，是一个俄国侨民，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到弗洛伊德那里接受治疗，但是他在弗洛伊德死后还活了四十年，以九十二岁的高龄，于1979年在维也纳去世。这个“狼人”在与一位奥地利记者的谈话中，坚持说弗洛伊德并没有完全治好他的病，他也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父母行房事的所谓“原初场景”。他说：
弗洛伊德把一切都追溯到他在释梦中得出来的原初场景，可是那场景并不是梦里出现的。他把白色的狼解释为睡袍或者类似的东西，例如床单或者布，我总觉得有些牵强。梦里窗户开着，有狼坐在那里那一节，和他的解释，我不知道，好像差了十万八千里。极其牵强。
“狼人”的病案是否完全是凭空虚构呢？或者这不过又只是表明病人尚存有残余的对抗，说明心理分析治疗本是永无了结之日的呢？无论如何，甚至治疗实践的结果也很难明确区分事实与虚构，从而使弗洛伊德为其理论常常宣称的科学决定性失去根据。不仅对医生，就是对病人说来，接受心理分析的基本假设也是产生疗效的前提。所以说到底，心理分析家作为梦、精神病症和各种反常心理现象的解释者，和别的解释者一样，都只能自成一家，聊备一说而已。
附记：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在现代西方很有影响，而这是我在到美国之前完全不了解的。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教授在哈佛开课讲莎士比亚批评，其中却以弗洛伊德理论为主。我对那种简单化的心理分析派文学批评颇不以为然，但却也由此而产生兴趣，在哈佛图书馆读了弗洛伊德所有主要的著作。读过之后，我觉得他有很多创见，也有写得很精彩的文章，但基本上还是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弗洛伊德自己非常希望论证心理分析的科学性，这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的局限，其实他精彩之处正在于对复杂现象的分析和解释，尽管不是唯一可能的“科学的”解释。此篇是读弗洛伊德著作后的一点随感，最初发表在1986年冬季刊出的《九州学林》上。
选自《一毂集》，张隆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预读/校对：zzj、西早门良
整理：陈涛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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