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荐｜吉川幸次郎：杜甫小传(李庆 译)
一
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三十岁以前几无作品传世，暂且不论)。三十岁到四十四、五岁，作为没落士族的后裔，是骑着驴马，经历坎坷，彷徨徘徊于长安街头的时期，是长年做官的愿望一直未能如愿的时期。这是他一生的第一个时期。
公元七五五年，安禄山叛乱勃发，当时杜甫曾被叛军扣于营中，不久逃脱，奔赴新帝的行在。由此功劳，得遂其长年欲当官的夙愿。但荣耀即刻便失。或由于畿内一带饥荒不断，为了购粮度日，便偕家族，奔赴西面的甘肃省。于甘肃转辗移居，最后到了四川成都。在国家命运的动荡中，杜甫的命运也激烈地动荡着。这象小说般变幻离奇的四年，即杜甫四十四岁到四十九岁的四年，是他的第二个时期。
在成都的三年间，是幸福的。物资富足，气候温暖。幼时好友严武当时为四川的节度使。由于严武之情，得以在成都近郊经营草堂，在那里定居。这是他的第三个时期。
但严武一死，四川内乱，幸福破灭。杜甫偕同家族，乘舟沿长江东下。先是在四川、湖北交界处的夔州这个峡谷的小城里逗留了二年多，那里亦无定居之地。便又乘舟，在湖北、湖南一带的水上漂泊。公元七七二年，五十九岁时，在今湖南省境内，卒于舟上。这是第四个时期。据说是食牛肉过多而亡。这与他的朋友李白，为了追求水中的月亮而死的传说相比，确实可谓是杜甫的死法。
壮节初题柱，生涯独转蓬。
根据以上对杜甫生平的简略划分，其后半生多是在旅途中渡过。这一点，与芭蕉相同，不仅生活状况相似，诗的境界也相似。
岸风翻夕浪，舟雪洒寒灯。
小驿香醪嫩，重岩细菊斑。
落日在簾钩，溪边春事幽。
这样的句子，似与芭蕉的俳句相去不远。下面再举一首完整的诗来看一下吧。诗名为《移居公安山馆途次所作》:
南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
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
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
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
这是杜甫的一首五言律诗。
此乃旅人稀少之所，经关守盘间，出了关。登上大山，日色已暮。见有封人之家，前往求宿。三日连续暴风雨，只得逗留山中：
浑身蚤虱咬，枕边闻马尿。
这是芭蕉所作《奥州小路》中的一节。
读了以后，有何感想呢？据说是深得杜甫三昧，在背负的书笈中，总放着一部《杜工部集》的芭蕉，由于同为羁旅诗人，对这位中国的先辈就更感亲切，或许，自己的羁旅生涯，也就是受杜甫影响的结果。
还有杜甫在舟中所吟咏的：
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
对芭蕉“漫山皆密柑，山色成橙黄”句的影响。此外，特殊文法的句子：
红稻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对“林萤火吾身，青楼宿夜灯”句的影响。当然，据诸家研究，类似的例子，决非仅有如此而已。
二
然而，杜甫之旅与芭蕉之旅，确有许多不同之处。起码的一个不同点是，芭蕉之旅，乃一蓑一笠，要说带着谁的话，那只有弟子曾良。一人而行。但杜甫之旅，则是携带一家眷属的大迁徙。从四十八岁到五十九岁的十二年间，由陕西入甘肃，由甘肃进四川，由四川到湖北，由湖北下湖南，这与近代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由江西瑞金出发，迂回过四川的深山，到达陕西延安被称为长征的路线正相反。在中国西半部，描绘出了一条大圆弧。而在这期间，杜甫一直和妻、子在一起。杜甫的妻，与杜甫一样，是士族出身，系弘农杨氏之女。杜甫被叛军扣留在军中时，与妻子分离，他思念远方妻子所作的《月夜》诗，甚为有名。诗中云：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这里吟咏的，就是他的妻。除此之外纳妾的形迹，则丝毫也没有。他有子二人，女若干。长子宗文，次子宗武。他最喜爱的是宗武。此儿从小聪敏伶俐，凡有客人，常能记住姓氏。“李伯伯好”、“高伯您来啦”地行礼招呼。还能很好地记住父亲写的诗，咿咿呀呀地背诵给客人们听。那个小家伙，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现在又怎么祥了？这也是在监狱中作的诗里在思念着的。如上所述，妻、二个男孩，二个以上的女儿，至少是五个人以上的家属，便是杜甫漂泊的伴侣。此外，如同今日在中国旅行那样，加上不能算排场的一些仆人、女佣之类，一行的人数，也许要超过十人。就这样的人数，单单行李也就很够呛了。铺盖，盥洗用具，餐具，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具，必须带上这一切，徒步而行，与今日在中国内地的旅行是一样的吧！不是象芭蕉那样，仅是一蓑一笠。
这种携带家族跋涉的苦劳，杜甫屡屡见于言辞。特别是刚刚开始漂泊，从甘肃进入四川，越过有名的栈道的长途跋涉。当时所作的纪行诗，在冈崎义惠氏的《日本文艺学》中，由于将其与人鹰的诗歌进行了对比而引用，故多为人所知。这中间有一首题为《飞仙阁》的诗。那似是一个特别险峻之处，杜甫一行平安地越过后，在谷底歇马。此时，回首仰望着刚越过的山岭上飘浮的白云，杜甫长叹着，吟出了如下的诗句：
叹息谓妻子，我何随汝曹。
“何随我”这是杜甫的自问，但决不仅是自问。对爱妻孺子的爱，作为更广泛的人类之爱的出发点，在中国比什么都更为贵重。妻、子，还有双亲一起，无论发生了什么事，都不容置之不顾，如弃置不顾，在中国，是视为非人道的。
妻和子，不仅分担了杜甫飘泊的苦辛，也分享了他的幸福，幸福的日子，是间于飘泊生涯之中的成都生活。那时，妻子们也都很幸福。请看下面的诗。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手制的棋盘，即席而成的钓钩，使草堂的生涯，更添欢快。还有，就在草堂前，有一条小河：
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在老夫妻乘坐小艇边戏水的，也许是次子宗武吧！
但是，由于四川兵乱，这幸福很快破灭了。不得不又叹息：
偶携老妻去，惨淡凌风烟。
在草堂昏暗的灯光下，妻子正在频频写信。今年难以回家乡，那也许是写给故里的吧？杜甫亲切地吟唱道：
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
呵，我没有什么过错，而是这世道的过错，是这充满战乱的世道的过错！杜甫不断地抱怨，这在下面的诗句中表现了出来：
何日兵戈尽，飘飘愧老妻。
由于终年不绝的飘泊生涯，他坦率地对妻子表示了内心的歉意。正是在这种“处处逢正月，迢迢滞远方”的生涯中，孩子们渐渐长大成人。随着孩子们的长大，杜甫越发感到了自身的衰老、飘泊岁月的绵绵不尽：
汝曹催我老，回首泪纵横。
这是他五十六岁那年春天，寒食节时给二个儿子的述怀诗，说的是，你们不断地长高，父亲我则迈入了老境。此外还有：
汝啼吾手战，吾笑汝身长。
这是次年正月元日，示次子宗武的诗。如前所述，次子最为杜甫喜爱。飘泊生涯的开端，在刚进入甘肃时，他还只有小学生的年纪。在成都草堂前的河中游泳时，当是中学生的年纪，而这时，已有大学生的年纪了。杜甫还有诗云：
泛舟惭小妇，漂泊损红颜。
这里的小妇，如解作儿媳妇的话，那儿子们也都己有妻室了。
三
杜甫为何不得不带着如此累赘的家属不断飘泊，要“愧老妻，护“惭小妇”呢？理由很简单，那是为了生活。如更坦率地说，那是为了使家属得到粮食。与“风轻白云诱，飘泊不思止，喜逢道祖神，手边无累赘”的芭蕉之旅，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同的。
最初，弃畿内之官职而赴甘肃，乃因畿内饥荒而不得已。为了寻求粮食，先到了甘肃的秦州，即今天的天水县。但那里的粮食状况，也决非如意。而且，这国境城市异样的风土人情，不断地折磨着杜甫：
水落鱼龙夜，山空鸟鼠秋。
抱叶寒蝉静，归山独鸟迟。
关云常带雨，塞水不成河。
此时所写都是这种凄寒的诗。于是，杜甫和家族的车马，又指向更南面的同谷县。同谷，肥美的田地在山脚下延伸。栗里，那是一个只闻其名也令孩子们感到高兴的地方。充饥的食物，那怕是山芋，也可以吃个饱。山崖上，甚至还有蜂蜜可采——这是杜甫对那个新去之处的期待。然而，到了那里一看，只是一个雾霭弥漫、荒凉的山间小城。夜幕降临，谷底猿猴成群，拾掇着带花蕾的橡枝。于是大失所望，只得继续漂泊。
因此，终于决意入蜀赴成都。在社会动乱之际，冒着风险越过栈道，其险恶不用说仙台的荒郊不能比，就是青森的荒郊也不在话下，那就象冒着随时可能遭鱼雷袭击的风险，乘着青函连络船，渡海前往北海道一般。然而，成都生活，有着杜甫自己也想象不到的幸福，至少是食粮不再成间题。
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
虽这样说，然而招待客人，也并不费事。但是，离开了成都后，便又要为口粮而操劳。成都以后的逗留地是夔州，那里似也有人资助。杜甫雇用帮工经营庄园，而庄园的收成，也就成了此时杜甫诗中所关心的事情之一。比如，有这样的一首诗：
复作归田去，犹残获稻功。
筑场怜蚁穴，拾穗许村童。
落杵辉光白，除芒子粒红。
加餐可扶老，仓廪慰飘蓬。
其大意是：各种各样的事都干完，只剩下收割了。再到四周看一下，众人已把麦场收拾好，呀！把土夯紧时，可别把过冬的蚁穴都搞坏了！那边散落的谷穗，让村里的孩子们去拾吧！脱谷的杵在石臼中一次次地舂动，秋天的太阳照射着，发出了闪闪光辉。从稻谷中舂出米粒，多么晶莹呵，明年的口粮，不成问题，可以安心了。
这时期庄园雇用的帮工中，有一个叫信行的，特别勤快。也许是佛教信徒之故，全不食荤。一个夏天炎热的日子，二十里外的引水筒坏了，出水情况一下子恶化，为了修理，杜甫带着这个帮工分头入山。当精疲力尽地回来时，已是黄昏时分。杜甫这才发觉，还没吃午饭。深感过意不去。相互望着被太阳晒黑的脸，在流水通畅的水道中漂洗了一下瓜，又把带着的饼分作两半，二人分吃。也有这样的诗。
在行程的所到之处，肯定多有亲戚故旧的资助。但总而言之，那是在旅行中，要带上十多人的大家庭，要使大家都糊上口的旅行，这决不是什么风流的漫游。
四
因此，旅行对子杜甫来说，决非乐事，而是烦恼。但所到之处的新奇风光，使他赏心悦目的，也并非没有。也不是没有轻快的诗句：
花远重重树，云轻处处山。
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但这是很少见的。
杜甫如此频频移居，无疑是由于有一种放浪癖之故。关于产生这种放浪癖的心理，如后面所述。但是，放浪并非主观的追求。他主观上，始终是在于长安方面，不知得到怎样的位子才好。于是，在放浪之中，老之将至，自己携妻将子，弟妹分离，遥在一方，一这样的怨郁就反复不断地萦绕着杜甫，请看下面的诗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
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风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园。
正因为如此，那些映入目中的异乡自然风光，便都带上了幽郁的色调：
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
殊方日落玄猿哭，故国霜前白雁来。
疏灯自照孤帆宿，新月犹悬双杵鸣。
社会人事也是如此：
击柝可怜子，无衣何处村。
为何我总得如此含辛茹苦地不断漂泊？在整个人生中，为何要有飘泊这样的现象？即使有的话，是否只是如此呢？终老逆旅的，并非只是我，古人也有这样的事，既然如此，我又何必感到烦恼呢？
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伤？
这两句诗，是杜甫对自身逆旅生涯思考的归结。类似的话，芭蕉也有。他说:“古人亦有死旅中”。但是，芭蕉和杜甫的态度，实质上是对立的。尽管他们的结局同是“死旅中”，但芭蕉对“死旅中”是肯定和赞美，而杜甫则是嫌弃和厌恶。
五
杜甫之所以对逆旅生涯如此伤感，固然是由于携带家属漂泊的辛劳，由于别离弟妹亲友的悲哀，但最根本的重要原因，并非在此。那是由于随着漂泊生涯的持续，离长安的朝廷就越来越远，想作为一个实践的政治家从事治理社会的热切愿望，就变得越来越渺茫，而产生的悲怨。
诗人在文学上作出贡献的同讨，作为台阁人物在政治上有所为的愿望，对于过去的中国文人来说，是普遍的。在那样的风气中，既搞文学，又从事政治，这也是过去中国社会大体一致的要求。通过考试写诗作文的能力而选拔高等文官的科举制度，就是在此要求的基础上建立的，要使诗人们更进一步关心政治。而杜甫的时代，即公元八世纪，恰是这种科举制度确立的时期。诗人们多持其文学之才，志在高官，或成为显贵。比如李白、王维。李白虽被说成是淡于功名，但并非不想参与政治。至于王维，乃是身为尚书右丞的高官。因此，想要实现作为台阁之臣辅佐天子治世的愿望，凭藉诗文的才能，通过科举及第，乃是最敏捷、最正当的道路。而在杜甫那里，这种愿望，特别强烈。因此在二十多岁，三十多岁时，便一次次地应试。
杜甫生于公元七一二年，即唐王朝的中兴英主玄宗皇帝即位的那年。玄宗皇帝，也就是阿部仲麻吕作为外国人归化而仕奉的天子，也就是那个当圣武天皇在大海此岸的奈良开创着显赫盛世的同时，在大海彼岸，中国的长安城内，更以数倍的规模，创建同样的繁华的天子。他在位前后长达四十五年，在他即位那年出生的杜甫，渡过了四十五个春秋。杜甫的前半生，恰似明治元年出生的老人的前半生一样。玄宗四十五年的治世中，其前半期 (即年号开元的时期，也就是到杜甫三十岁左右的时期)，是唐王朝最盛时期。国威远达中亚细亚和安南。中国必须成为一个世界性国家的理想，在当时中国人所知的世界范围内，几乎完全得到了实现，堪与汉武帝时相比。当时，国内治安良好，物价便宜，长安等城市繁荣，农村地区则一派升平。杜甫后来曾回忆道：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在这个期间，杜甫作为诗人砥砺修炼的同时，已数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屡落第。想获取地位，想追求名誉，这样的观念，当然是存在的。而与此同时，想以自身诚挚的人格，奉献于政治，使世上的一切都变得真诚起来，这才是杜甫的抱负。他有诗曰：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但这一抱负，受到双重的打击。因为不仅当官的机会，最终没有降临，而且整个世道，也不断地朝着杜甫愿望相反的方向演变。
玄宗在位的第三十个年头，改开元年号为天宝(即杜甫三十岁那年)。以改元为契机，唐朝的政治，渐趋僵滞。这种僵滞的情况，与日本明治末年到大正初年的社会状况，在某种程度是相似的。长期的太平之中，长安和其他都市急骤地繁荣，与此相反，则是农村的凋敝。正如传说玄宗皇帝的宠妃杨贵妃从广东把生荔枝用快马取来所显示的那样，广东，四川等远方的物资，源源输入城市。以此攫取暴利的商人们，则作为政治商人，与官僚相勾结，使政界腐败。据当时社会状况传闻而写成的《开元天宝遗事》中，列举了长安富民杨崇义、王元宝、郭万金等等的名字。这些“元宝”、“万金”，从名字中便可见其薰心之欲。这些“富民”们不仅生活凌越王侯，而且据说每逢科举考试之际，还在宅邸中留宿考生，予以款待。这无疑是一种有利的投资。因为这些考生，正是未来大官的种子。
此外，无限度地扩展的唐的领土，为了维系所达的势力范围，就必须要有大量的戍边军队。因此，农村的劳力被抽调，农村愈发疲敝。而军需商人则不断大饱私囊。
促使世道颓废的糟糕事件，不断发生。首先是玄宗皇帝对政事的厌腻。玄宗是一个明主，但随着在位时间的增加，渐渐变得厌烦政事。实权归于奸相李林甫之手。此人系经济官僚出身，与政商们勾结，可谓驾轻就熟。
其次，皇帝与杨贵妃出名的恋爱，也促使了时局的颓危。那位美貌聪明的女性，自己并不过问政治。但是，她一族中，行为不端的贵妇，为非作歹的恶少很多，这些人对于政商们来说，就是比什么都好的钻营门道。
总之，玄宗统治最后的十多年，尽管表面上依然繁花似锦，但作为统治趋向崩溃的过程，是一种空虚感在社会中漫延的时代。正如日本的军部，利用政治上的空虚而伺机抬头一样，唐朝也有着野心家和军阀。在现在的北京地区，执掌着总督府，手握华北兵权的是安禄山。农民归其部下，成为士兵，以逃避重税，知识阶层的不平者入其阵营，成为谋主。这种种的社会现状，激烈地刺激着杜甫。杜甫称自己生来就“疾恶怀刚肠”，面对浮夸的社会中积重难返的不合理，不公正，极为愤怒，这在那个时期的诗歌中，被多加吟唱。那时期杜甫的诗歌，摆脱了以往诗歌过度雕饰的俗套，取得了飞跃性的进步。其标志，主要就是几乎由他独力完善的长叙事诗。这当然是他有意追求的业绩，而他更追求的，则是用诗歌向形形色色的社会罪恶的抗议。在长诗《丽人行》中，对杨贵妃一族的僭上勾当进行了比较委婉的讽刺，在长诗《兵车行》中，明显地表达了服役的戍边士兵及其家族的哀伤。而与诗友高适等登上慈恩寺，俯视长安街市时所作的诗中，则敏感地预示了这个大都市上笼罩的黑影。诗云：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回头叫虞舜，苍梧云正愁。
如此激愤、焦躁和不安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使杜甫更加痛切地追求功名。这固然有对自身境遇的不满，而更多的，则是想要矫正世情日颓的激愤。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了达到那种当官的目的，他历访显贵，以求引荐。甚至参加政商的宴会，也在所不辞：
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这样，终于在四十岁时，声闻于上，由玄宗特别恩命，得授以一个宫中的小官。那实在是个卑微的职务。但就连那样一个小职务，也很快告吹了。时局危机终于爆发了。北京的安禄山，举起了叛旗，国都长安陷落。玄宗皇帝逃离长安，前往成都，杨贵妃在途中为御林军所杀。四十五年的升平，至此化为一片混乱。
这混乱给杜甫带来了极大的不幸，但也带来了幸运。开始，他饱尝了妻子离散，身陷叛军囹圄的苦楚。但从叛军中逃脱，由于奔赴刚即位肃宗皇帝行在的功劳，而被正式授于左拾遗之职，为官之夙愿，始得以偿。
但是，与新帝一起回到被收复的国都后的杜甫却出人意料地闷闷不乐。经常逃离官署，出没于曲江一带的亭台楼阁(那是个与日本上野公园类似的高地上的公园)，沉缅饮酒之中，杜甫诗作中最颓唐的作品，就是此时所写。
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
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
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塚卧麟麟。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
结果，政治理想家没能成为政洽实践家。当中央廷臣，未及一年，作为畿内地方官，也没干满一年，便为了粮食，朝着甘肃的秦州去旅行了。飘泊生涯的第一页，在这里开始揭开。以后，一直是远离长安的朝廷。但是，作为政洽家立世的最初的愿望，始终执拗地保持着。这种颇为过分的执着和拼命追求仕禄的心情，比芭蕉更为执拗，更为强烈。
六
正由于如此执着的追求，所以漂泊对杜甫来说，就更是难以忍受的哀痛。安禄山的叛乱刚刚平定，但内乱的余烬始终未灭。社会越来越动荡不安。无论如何，也要以自己诚挚的信念去从事政治。在漂泊中深为疲惫的杜甫，一次又一次地这祥倾诉，反反复复地悲泣着。
圣朝无弃物，老病已成翁。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独坐亲雄剑，哀歌叹短衣
年过半百不称意，明日看云还杖藜。
这种悲伤，正是羁旅生涯最哀痛之所在，到了晚年，杜甫作为诗人的声名日盛，连他自己有时也自诩:“诗尽人间兴”。但是，单单被视作一个诗人，是他难以容忍的。
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
自已并非单纯的文翰之士，然而却因文章之才而为人所知，实出意外。说起来自己的诗颇佳，但那不过是作为政治家诚挚性的证明罢了。由文学而得到磨炼的胆识精神，应当把它施展到政治上去发挥作用，这不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吗？——杜甫就是这样想的。
然而，杜甫具有多少作为政治实践家而能取得成功的素质呢？这实是个疑问。或者毋宁说，他有着不适合这方面的性格。杜甫过于不同现实妥协。这与其说是对整个现实不满足的反映，不如说那是他的性格。当官的夙愿，稍得满足，那是到达新皇帝的行在，被授以左拾遗之时。然而得官尚不满十日，便匆忙地为获罪大臣辩护，引起天子不满，险些丢官。扈从新天子在长安的一年间，当是最得意的时期。然而正如前面已谈到的，就连那一时期的诗中，也充溢着不平之气。期待着的新的环境，好不容易实现了，实现的结果却是只注视着其中的不足处。在成都的生活，乃是其生涯中最幸福的时期，而在那末期，即保护人严武之死及兵乱威胁到其生活以前，也已可见到不平的诗句。如此频繁的移居，也许就是这种习性的结果吧！所到之处，对各种事物，立刻就对这对那感到不满，这种性格，作为凭着自己的力量，开拓新的文学真实的诗人来说，至为合适，杜甫诗歌的伟大，也正由此而生。但是，作为政治家来说，却是不适合的性格。甫“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历史就是这样评论的。世间的人们，即使承认他这个理想家中的唐·吉诃德性，也决不会认为他是个政治家。这一点，到了晚年，他自己似亦有觉察。但是，杜甫依然不断地呼号着，表白着。甚至丢人现眼亦在所不辞地不断倾诉着。
然而，在这里确实有着杜甫的真诚的信念，有着对人类广博而温沁的爱怜。无论怎样，杜甫终生都抱着如此热切的追求仕宦之心，那是因为确信唯有政治，方可拯救人类的不幸，而其前提，是对遭受疾苦的不幸所抱的强烈关心。
如前所述，杜甫早期的诗歌，比如《丽人行》、《兵车行》等，曾对世间的不合理，投之以强烈的憎恶。这样的诗，当然不仅《丽人行》、《兵车行》，也不仅是吟唱饱受重税和兵役折磨的农村疾苦的《新安吏》等《三吏》，《新婚别》等《三别》，不仅是吟唱出征士兵辛劳的《前出塞》、《后出塞》。人们遭受摧残的苦楚，这是杜甫一生中不断吟唱的内容。也有一些似乎是在吟咏某些个人悲哀的诗，但这悲哀也从自身推及到具有类似哀伤的人们。杜甫除了长子宗文，次子宗武以外，还有一子。因营养不良，死于安禄山战乱之中。杜甫那时的恸哭，极为悲痛：
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
而恸哭马上又包容了所有世上不幸的人们：我犹尚可，既无纳税之迫，又无兵役之劳。失业之徒与远戍兵卒的苦难，又将是如何啊！那诗就是这样结束的。
还有，在成都郊外的草堂，那段比较幸福岁月中所作的长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极为奇特：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茅飞度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沈塘坳。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仗自叹息。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
布衾多年冷似铁，骄儿恶卧蹋里裂。
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座落在成都郊外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顾名思义，是座茅草盖的房屋。阴历八月，即阳历的九月二、三日前后，狂风一下子把屋顶的茅草吹落。有的被江对面树林中的树梢挂住，有的则飘落水中。突然，那边跑来一群顽皮的儿童，拾起吹落的茅草，逃进了竹丛中。我们如回想一下，在二次大战中和战后，自己家的门板不翼而飞，早上起来，门前照明灯的灯泡又不知去向之类的事，就会明白这可决不是闹着玩的了。“哎，哎”，杜甫在这边江岸上呼叫着。可怎么搞的，喊声被风吹跑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柱着拐杖，长长叹息。晚上，狂风终于平息了，接着就是暴雨。屋顶上茅草被吹掉之处，雨水淅淅沥沥地漏了进来。被衾本来就破烂不堪，又被那正睡着的坏小子用小脚蹬破，而在上面，雨水还在毫无顾忌地注入……突然，杜甫想到了一所能把象自己那样贫困的人都收容住入的巨大房屋，但是，这个世界上，是不会发生突然出现大房子那种奇迹的吧？！(杜甫在此描绘的幻象，与近代工人的公共住宅，不是意外地相似吗？)如果能那样的话，我的草堂即使被吹飞了，也在所不辞！
在那个时期，代表中国社会进步、划时代的人物，那就是杜甫——我是这样认为的。
原载《中国诗史》，吉川幸次朗著，章培恒等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
关注我，点击最上端蓝字“黄灿然小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