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这座身患大城市病的超大型城市已经不堪重负，中央有意要为北京瘦身早已不是秘密，京津冀一体化的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了重大国家战略。那么，怎样的首都适合我们这样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中国历史上有过两个或多个政治中心的时代吗？现代中国如何破解首都难题？

带着这些疑问，《国家人文历史》记者采访了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的葛剑雄教授。

记者：隋唐时代，似乎有两个首都——长安与洛阳。皇帝经常半年待在东都洛阳。大运河修通之后，洛阳连接江淮，便于资源调配，而长安则资源不足，难以供养庞大的朝廷。请您谈谈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与大运河的联系？

葛剑雄：隋唐时代，长安与洛阳还谈不上经常性的双中心。运河，也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实际上，长安、洛阳的粮食供应主要依靠关东，到唐朝后期逐渐依赖江淮漕运，江淮就成为了帝国的生命线。

从这个角度，运到洛阳的交通条件比较方便，而再从洛阳到长安，顺黄河而上，要经过天险，然后还要经过渭河，交通条件更加不利。所以从隋朝开始洛阳附近就有大量的仓库，把粮食藏在那里进行储存。每次碰到灾害，经常出现皇帝带领文武百官，从长安到洛阳来就食。这种是特殊情况，虽然具备双中心的特点，但不能成为真正的双中心。

这种双中心除了物资供应的原因之外，控制关东是另一个重要原因。长安过于偏西，对于全国的统治不利。武则天时代曾想迁都洛阳，洛阳为首都，长安为陪都。由于军事上考虑，这个计划落空了。洛阳是个“四战之地”，对于军事防御很不利，“安史之乱”时，洛阳很快就被攻破。

记者：明朝有南北直隶，明成祖北迁，建立了今天北京的基础。与隋唐不同，明朝是南北双中心，您怎么看这样的制度安排？有什么道理？

葛剑雄：明朝的南北直隶被视为“双中心”其实是一种误解。朱元璋建都南京只是权宜之计，当时全国还没统一，北方还在元朝势力手中，不得已建都南京。当朱元璋把元朝势力驱赶到大漠之后，就已经意识到南京作为全国性的首都过于靠南，有偏安一方的弊端。

他在位时就考虑迁都西安，经过研究之后，西安非常残破，已经不适合当首都。他又考察开封，发现开封原来的河道已经淤塞，水路运输断绝，物资根本过不去。最后，朱元璋还考虑建都老家凤阳，并修建了中都，规模比南京还大。可是凤阳的基础条件很不理想，平原地区，无险可守，又经济困难，最后这个计划也终止了。

等到朱棣夺得皇位之后，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从军事上考虑，北元尚在，虎视眈眈。把首都放在战略前沿，有利于边防。同时，朱棣当藩王时封地就在北平，他自然是想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地盘。

朱棣为了表示继承太祖遗志，不改祖制，虽然迁都北京，但不敢叫首都，而是叫行在，也就是皇帝临时住的地方。真正的首都还在南京。明仁宗即位后，一度宣布要迁回南京。

正因如此，明朝始终保留“两京”，“北京”是一般老百姓的说法，真正的称呼是“京师”。而南京一切照旧，南京皇宫保留着，还有各种机构。但南京的政府机构是礼仪性的、安置性的，级别很高，实权比不上北京。因此，明朝的南北两京仅仅是形式上的双中心。

记者：民国建立以来，似乎是继承了明清旧制，南京和北京成为首都的主要争夺者。您能谈谈南京和北京的优劣吗？

葛剑雄：孙中山建都南京，面临着和朱元璋一样的困境，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当时大局未定，清廷尚在北京，武昌正被北洋军进攻，革命党人手中比较稳定的大城市就一个南京。南京离上海近，孙中山从海外回来就住在上海租界里。租界是当时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租界内有外国法律保护，不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南北的议和，就是在租界里秘密进行，甚至连宣统皇帝退位的诏书也是在上海写好送到北京修改。

南京临时政府是临时的，首都也带有临时性。等到民国建立，革命党人邀请袁世凯到南方就职，希望袁世凯离开自己的根据地，这样的要求有点不现实。即便袁世凯真心愿意，也不现实。首都是一个政治中心，有很多的配套机构，当时整个政府办事机构在北京、整个对外交往中心在北京，包括联系全国的电报、铁路网、金融系统也全在北京，显然南京不可能一下子具备首都的功能。因此，袁世凯把首都放在北京，还是比较合理的。

1927年，北伐成功之后，蒋介石建都南京，情况与辛亥年间有些类似。从全国来讲南京是偏南方，而对于广州的北伐军而言，南京已经是势力所达的最北方了。从军事上讲，蒋介石始终没能真正地统一中国，南京已经是国民党军的战略前沿，北京基本就是后北洋时代地方军阀的天下。

从政治上讲，由于上海租界的存在，中国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在上海，因此定都南京比北京要合适。

从经济方面考虑，国民党最大的经济支持是江浙财团。

从交通条件看，长江水路运输十分方便，津浦铁路贯穿南北，南京作为一个交通中心初具规模，何况蒋介石能控制的就是苏皖浙赣数省而已。

由于南京太热，为避暑，国民政府将庐山变成第二个政治中心，在庐山开会、发表谈话，这个习惯延续到毛泽东时代。庐山如同大清朝的承德避暑山庄，共和国的北戴河，有第二政治中心的重要地位。

1949年，毛泽东选择北京，与朱元璋、孙中山、蒋介石有着共同的考量，也就是全国尚未统一。筹备新的中央人民政府时，南京还在国民党手中。同时，北京从来不是国民党势力范围，这里原来的主人是北洋军阀、日本人、李宗仁、傅作义，从来就没有国民党的事儿。

为什么开国大典定在下午三点钟？为什么不选择早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从台湾起飞的轰炸机，由于航程限制，须借道仁川机场，且不能夜航，如果三点钟到达北京上空，返航很成问题。

除了军事安全和政治稳定之外，定都北京的另一个考虑就是苏联援助比较方便。当时中国最大支撑是苏联，最有力的工业基地也在东北。

记者：近些年，北京城市越来越大，很早就有人谈迁都问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议论？您觉得如此庞大的北京，大城市病很严重，如何缓解现在的压力？

葛剑雄：现在迁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稍微考虑一下实际操作的那些细节，就知道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除非不得已，不会迁都。唯一的可能，就是把一部分首都功能从北京分离出去。如果真的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说的那样，把行政权下放，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北京的臃肿自然就能得到缓解。这就有了保定被谣传为“政治副中心”的事情。

当初，天津设为直辖市有点仓促，似乎完全没有必要。这是什么道理呢？天津是袁世凯一手建立起来的，民国时地位很高，以后天津的地位一直在下降，到五六十年代天津成了省辖市。1967年1月，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初，把天津变为直辖市。要彻底解决天津问题，现在比较合理的方案就是把北京、天津和河北一部分联合，搞一体化发展。

面对北京的种种问题，中央似乎是下了决心，要搞京津冀协调发展。在这个情况下，大家有各种猜测，有各种利益的追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