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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温铁军: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序

文学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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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沉洲新著《乡村造梦记》将于12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温铁军教授为其作序,敬请关注!书中,作者通过真实感人的故事讲述了发生于屏南乡村的神奇事,它已经不是纸上谈兵的乌托邦,而是写在乡村大地上真真切切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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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出版上市,敬请期待


《文艺报》于2021年12月1日刊载《乡村造梦记》序,原文如下:


我第一次来宁德做农村调研是在28年前的1993年,宁德地区通过福建省政府向国务院申报国家级“农村改革试验区”,而我当时是“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分管立项工作的调研处处长。那次,我到过包括屏南在内的宁德地区的每一个县,领略了这里美丽的绿水青山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后来多次来过宁德,特别是2013年我作为福建省百人计划引进人才到福建农林大学工作以后。

我和屏南的不解之缘起于2020年8月福建农林大学与宁德市农业农村局签的横向课题,我带队来屏南调研,到2020年11月成立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大家要我担任院长。那以后就多次来屏南,主要是去研究院所在的四坪村。每次来都是为了向以周芬芳(屏南县政协原主席)为代表的基层干部、新老村民等“乡村造梦者”学习。

2020年8月—10月,温铁军教授多次率团队在屏南调研

2020年11月19日,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揭牌成立

现在我们在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中面临以下共同的问题——怎么理解产业兴旺与审美、文创、展览的相关性?乡村历史文化的挖掘和乡土教育的重建有没有经济效益?怎么才能让这些为文创付出巨大努力的各级干部们在上级面前能够说得出让他们觉得被主流认可、算是比较积极的话语?怎样才能形成我们跟主流的一个对话?否则如果光说一些“精神崇高”的话,对上级而言,在主流评价体系中没加分,那当然也就没有获取资源的能力。当前,更重要的还是要让我们服务的乡土社会有复兴、有发展的空间。

万物求诸“野”

我可以用党的十九大修改的党章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归纳来支撑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解释。但现在我要写的是这部书写屏南文创振兴乡村的长篇报告文学《乡村造梦记》的序言,那就不妨借鉴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看屏南经验。

人们都应该扪心自问,什么是最高层次的需求?答案是审美。为了达到审美的需求,人们可以付出巨大代价,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要达到审美这个最高层次的需求,人类就得超越一般意义的物质享受而去追求精神升华。而在当代人类追求精神升华的多种方式中,回归自然、在与大自然直接结合过程中形成生态审美,则是审美所对应的精神世界中最具分享性的领域。

不妨再看屏南的审美实践。那里的艺术家们在屏南实践中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是人们可以不用工业化时代结构主义的美学方法,而是用后现代抽象派的超现实主义的美学方法来表达,意思是任何人都可以表达。后现代激进的艺术流派,也是艺术领域现代性批判中最为激进的表达方式,强调从技法的写实主义阶段进入到后现代阶段,于是有了对林正碌在屏南开展“人人都是美术家”“人人都是歌唱家”的新解读。

《乡村造梦记》作者沉洲(左)访谈林正碌(中)

林正碌“人人都是艺术家”公益油画教学现场

林正碌先生说,当年音乐老师说他五音不全,很多普通人应该有的音乐享受就是被儿时的这种定性毁弃了……但对林正碌这样的“奇人”来说,这完全无碍于他现在自己作曲,自己写词,再唱出自己的歌!诚然,尽管如果用工业化时代非常严格的音律要求,他也许仍然有五音不全的问题,但在他这种后现代艺术家那里都不重要了。因为在后现代的阶段,像一间工厂那样完整精准地表达音律的格式化歌曲已经不重要了,比如摇滚就与画家们野兽派的表达相似,它并不要求你必须精准达到那个音高,后现代音乐也早就不是乐谱规范的、想要表达半音都必须清晰的工业文明阶段的音乐。

龙潭村西溪水畔音乐会,林正碌演唱原创歌曲

这些超过现代制式教育、超过学院派规范的东西,其实是人的一种本性的激发,所表达的是万物返野,“野”就是今天的大自然,就是今天的生态化。中国正在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迈进,我们可以不再按照工业化时代必须标准的、非得结构化不可的制式教育和技术规范来做艺术领域的创造,因为结构主义体现的是工业化时代的需求,而万法求诸野体现的是生态化。可见,在生态化新时代,人完全放弃了那些拘束,追求所谓求诸于野的这种审美,对于所有的这些被称为新村民的外来人,都有一种推进自主创业的影响,这恰是产业兴旺最为需要的。

乡村是实现生态化最广阔的地域,因为互联网时代到来,生态资源丰富的乡村和工业化的城市几乎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原来只能在城市里发展的文创产业,现在移到乡村也一样能够实现,使得万物求诸野有了实际可推行的路径。屏南的文创振兴乡村抓住了这个时代机遇。

当你进入到龙潭沿溪居住的这些人中间的时候,就像新村民曾伟所说:其他各地搬来村里居住的新村民们经常在他这儿举办社交活动,交往的频率远高于城市。由此,他就感觉到那种逃脱了城市钢筋水泥森林,从而回归于“野”的感觉。新村民们回归大自然才有的“万物求诸野”的那个感受,当然是需要增加相互之间交流的。

新村民曾伟经营的空间“随喜书店”

在那种资本高于一切的城市社会环境下,人们也需要找到一个地方去交流、去发泄。所以早期进入资本主义文明的这些发达国家,当没有地方容纳人际交往的时候,就只能去酒吧。由此,西方很多文艺作品表现的就是酒吧交流。里边当然就有各种各样能让你感受到的“有人的感觉”“有人的表达”。但是在中国,好像大部分城市人群不去酒吧,于是乎大妈大爷们就跳广场舞,去茶馆摆龙门阵、打麻将,以及各种各样其他的那种需要聚会的“人的追求”。

作为人,就要交往,这是一种本性的追求,但在城市里边其实很受压抑,因为白天晚上都是看不见天的,即使仰起头,看的也都是那些几十层上百层的高楼大厦,这些巨大建筑群代表了一种驾驭一切资本的力量,压制着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我在这里只是说,当人们的这些为人的需求表达都在山野之中得到释放的时候,所释放出来的被社会所需求的感觉,其实是有着无穷创造力的!

文创赋值促进城乡融合

大多数人知道“精神变物质”,却只有很少人知道怎么变。这些知道怎么变的少数人,就是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所描写刻画的人才。

我们要让这些精神、文化与社会演变而成的物质增量,即把原来只按最基本的物质生产成本来算账的那些产品,变成一个人们可以自由表达精神文化内涵的文创产品,这本身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增加值。如果从龙潭村、四坪村的发展经验看,我认为文创赋予了产品甚至不止十倍的增加值,对乡村振兴而言,它的开发潜力是巨大的。

现在因疫情或因全球化挑战、因美国强制去中国化,乡镇中有一大批返乡者,有的是在外边创业或打工失败了回来的,很多是小老板,兜里揣着几万块钱,如果无业可就,很可能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乡村现代化治理怎么治理?这就是挑战。

很多返乡创业者,因为在城里打工失败,或者在城里经营失败,没法在城里继续待下去了。城市每一天的开支都是巨大的,而回村里的开支低,过得下去。

乡村开支低在什么地方?比如一栋老房子的修复成本,大约每平方米800—1000元,超过这个数成本就失控。熙岭乡用“工料法”,基本上把一座老房子的物业修复成本维持在平均每平方米800-1000元,意味着这些在城市失败的经营者回村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开业经营。先不论工料法的收益如何,总之它能使得乡村古宅的修复成本降低,也就是经营者们进入的门槛低了,进而促进了新业态发生。比如原来在城里开饭馆、在城里办文创经营,失败了,于是带了点活钱回来,他们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乡村正在活跃起来的新业态?怎样形成可持续的条件?首先,就是门槛得低,进来了才相对有收益。如果进入门槛高了,比如乡村建筑的一切项目都按照第三方设计、评估,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来施工,那就极大地提高了休闲旅游和民宿的进入成本,也无法吸纳这些返乡的“城市失败者”。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倡“城乡融合”。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怎么融合是关键。

首先是这些人能回来并且能安顿下来。须知,龙潭村原来只剩下不到二百人,而且大部分是老弱病残。可现在林老师搞“画家村”带动文创产业发展起来,回村的老村民人口至少增加了三百多人,再加上各地来的新村民一百多人,短短三年便涨到三倍的村内人口,这其实就等于贯彻了中央要求的“六保六稳”,替国家承担了很大的危机代价。中央强调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是乡村振兴,屏南县的乡村振兴经验,就是中国靠乡村振兴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有益探索。

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

当然,到现在为止,有很多人还不善于把发展这种文化当作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也不重视发展审美的、激发人的创造力的、激发乡村活力的这些价值发现。

不过,我们不必急于去争论,而是应当与大家共同讨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新”的讲话,要求各部门将维护旧阶段的旧理念当作深化改革对象,通过改革转化成对生态文明新发展战略的新生产力要素的开发。只有深化生态文明所需要的改革,才能把生态要素的解放和人回归大自然的解放纳入新阶段,在打造新格局的过程中推动有机整合。

屏南县熙岭乡四坪村

从屏南的经验看,其实我们山区有着相当大的空间生态资源还没有被开发和利用,当然,现在有些空间资源被艺术家们用于做艺术表达了,比如艺术家在村里面做的画展,比如搞竹文化的创意,等等,这是艺术家在他的视野中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也需要进一步拓展为多业态创新。例如,把轻钢结构的美术学院和大自然万物及其与人生百态的绘画表达形成有机结合。

屏南县屏城乡前汾溪村-中国美院社会美育综合实践基地

屏南的发展,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再进一步做好艺术深化,形成有包容性的“公益品牌”,从而带动人皆有之的审美层次的精神追求。

发挥人的作用

就像我们在工业化时代的审美追求也在衍化之中一样,在那个阶段,大家被工业社会的大资本压抑到实在不行的时候,艺术界就把审美追求衍化成了野兽派,音乐家追求摇滚、重金属,这些东西都是被工业产业资本压抑到极端的时候,人们不得不反抗而演变出来的艺术形式。

人类从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到生态化阶段,当审美和生态结合的时候,它应该是温暖的、和谐的。当工业化阶段人性偏重自我的那种表达,发展和衍化到了一定程度,继之而起的会是和大自然、生态多样性有了一种内在融合的艺术感觉。

这个新阶段到来的时候,人们的创意所形成的题材会是更为丰富的,由此带动原来传统的单一产业形成多业态演变。比如过去村里的柿子产业,现在开始做升级加工。但怎么才能让它再进一步有创意、有题材,就是一个面对细分市场的非常丰富的文创发展空间,这种多业态下提质增效的发展方式正在被艺术家们开发出来。

与古村相映成趣的柿子、新村民原创手绘的柿饼包装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人力的、人才的作用,恐怕也不能只局限在有形的艺术表达上。屏南当前初步形成的所谓的艺术教育,包括学院的和民间的创新能力的结合,也是一个很大的、待开拓的领域。

所以说人才怎么用,怎么才能用好、用活,怎么让他们为现在屏南的生态化的新发展阶段发挥引领作用,这恐怕仍是当地一些描绘乡村振兴蓝图的人未完成的任务。

说到这,应该回到序言正题上。来屏南这几次调研和讲课交往了很多人,其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本地一些领导干部的“爱故乡”情结,带有中国传统的乡贤对家乡的情感。是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创造出了很多屏南文创推动乡村振兴的经验。这次非常荣幸为作家沉洲的《乡村造梦记》一书写序。据说他用几个月时间沉浸驻点采访,又打磨了近一年时间,书中全面描写了屏南文创振兴乡村的来龙去脉、酸甜苦辣,塑造出乡村造梦策动者林正碌和被他“七天公益艺术”教出来的一批农民、残疾人、逆城市化者以及那些县、乡、村干部的感人形象。这个故事创造出的正能量符合当地的创业环境,也正是屏南吸引着一群又一群“主流”“非主流”年轻人来此创造、见证、生活的原因。我们也融入了这群乡村造梦者,大家共同推进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期待更多城市群体,特别是趋向于绿色主义的中产阶层主动融入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中去。

(摘自《乡村造梦记》,沉洲著,作家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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