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3-24日，第五届河阳论坛暨“乡村、文化与传播”学术周活动在浙江省缙云县拉开帷幕。来自全国近150名学者、基层干部、企业家、乡村建设实践者围绕“乡村故事·中国道路”这一主题展开为期两天的学术研讨，从小农、乡建、农政勾连中国乡村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并从新闻学科、知行关系、社会主义公共传播和红色精神探究城乡平衡的中国绿色发展道路。如会议主题阐述中所说的，乡村故事既是探寻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故事，也是中国农民对中国崛起做出巨大贡献的故事，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发展理念的故事。

23日上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在第五届河阳论坛上作了题为《回嵌乡土：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的主题发言，一方面回顾了百年以来乡村建设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也对当前乡村建设“主流化”进行了反思。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河阳乡村建设研究院”。

2019年3月23日上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潘家恩在第五届河阳论坛上作了题为《回嵌乡土：中国乡村建设的实践与探索》的专题报告，与在场嘉宾、老师、同学及当地乡民们分享了他们团队在乡村建设研究中的探索和思考。

报告伊始，潘家恩老师向我们介绍了乡村建设的历史与时代背景。他指出，乡村建设已有逾百年历史，它既可为当前乡村振兴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借鉴，也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比如什么是乡村建设，为什么会有乡村建设，乡村建设的内涵是什么？而关于广义的乡村建设，梁漱溟、晏阳初、毛泽东、费孝通等人已经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讨论。回到复杂的20世纪中国历史，乡村建设和乡村革命，乡村建设和国家建设常常缠绕在一起，既有着各种互动，同时也有着内在张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同时在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要讲好乡村振兴的中国故事。那什么是乡村振兴，或者说什么是中国的乡村振兴故事，以及更深层次的追问，何为中国？何为乡村？这些问题是我们讨论乡村振兴的基础，回答好这些问题十分必要，它有助于我们发掘那些被覆盖和被遮蔽的经验。此外，他还认为，我们要以百年乡建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研究对象，同时把20世纪中国历史上农民、知识分子、市民等群体的参与都纳入进来，更为立体多元的思考乡村振兴。

梁漱溟曾指出，近代中国百年史也是一部百年乡村破坏史。在这个意义上说，“三农问题”也可以理解为百年乡村破坏的当代表述。潘老师认为，这一破坏过程可以理解为原住民农民人口占多数、悠久农耕文明、乡村为基本社会单元、相互哺育的传统城乡关系解体。近代以来被动造成的“他毁+自毁”互为因果，产生了“乡村破坏、去乡土化和城乡割裂”等客观后果。因此，当我们想要通过一种学习现代西方的发展方式或国家治理形态来实现“自强”，我们就得追问其中的治理成本由谁负责，同时乡土中国会产生出什么样的反应。潘老师认为，这其中可以归纳为两大方面的反应，也是近代乡村建设两方面的源起。

一方面是自我保护，也可以理解为“消极的保护性”，比如来自乡土社会的自我保护（农民反抗、乡绅自救以及外来知识分子的多样实践等）；另一方面，还存在一种“积极的建设性”，也即乡土重建。潘老师认为，这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面对现实困境，创造一种新的可能。他首先以张謇和梁漱溟为例，认为他们的实践过程中体现了不同程度的文化自觉和国情自觉；其次，他又以陶行知为例，认为积极的乡土重建还表现在对现代知识和现代教育的改造上，由此产生出对“生活教育”、“社会教育”等等的创新性探索。

在此基础上，潘老师还例举了梁漱溟乡学村学、费孝通乡土工业以及卢作孚社会企业的例子，认为这些实践有些是公认的乡村建设实践，有些是“有实无名”的乡村建设，但它们又都不仅是建设乡村这么简单，可以理解为“城乡中国”的城乡再平衡，或是在普遍“去乡土化”进程中的“再乡土化”努力，从这些意义上来讲，乡村建设不是简单地帮乡村做一些事情，而是以乡村为角度所做的另外一种发展道路探索，以及在探索过程中同各种困难互动的过程。

在回溯了中国百年乡村破坏的历史及其积极与消极两种反应之后，潘老师又分享了他所理解的乡村建设内涵，认为乡村建设的内涵可以体现为一个“回流”和三个“回嵌”：

具体而言，乡村建设的第一层内涵体现为“回流”。比如人、资金、土地、知识等等的回流。而乡村建设的第二层内涵则体现为三重“回嵌”——即教育回嵌乡土（比如知识分子与农民相结合、去精英化）、经济回嵌社会（例如农民组织、社会经济、社会企业等）和社会回嵌生态（例如社会生态农业）。

此后，潘家恩老师梳理了中国百年乡建历史，并分享了他对中国乡村建设发展历史的看法。他认为，中国百年乡建历史可以初略分为以下三波：

第一波是从晚清到民国：首先是张謇等所进行的“有实无名”的早期乡村建设，然后是影响力更大的晏阳初、梁漱溟等进行的乡建实践，他认为这个时期发生的土地革命也可以被视为百年乡村破坏（包括劣绅化）的后果与应对。

第二波是从1950年到1990年，他将之命名为“没有‘乡建派’的乡村建设”。这个时候，一方面，“乡建派”退出历史舞台，另一方面，乡村建设却更为深刻地进行着，它是以工业化和国家建设为大背景。

第三波是从1990年代至今，潘老师认为这一过程表现为如下几个特征：宏观环境变化，“三农”承担危机；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金融化危机进一步向乡土转嫁；城市问题和生态问题叠加；“去乡土化”和“脱嵌”加速并深化；乡村建设“显化”并呈现“官民互动”以及市民和农民、中产和底层的有限互动或连接。

最后，潘老师分享了他对当前乡村建设“主流化”的反思。他认为，一方面主流化是好事，让乡村建设进入更多人的视野；但另一方面，其也可能产生新的遮蔽——在资本过剩和“都市病”背景下，当前出现了各种“下乡”，但我们需要进行辨别，并由所谓“下乡”引导到稀缺要素的真正“回乡”。从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都强调需要“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参与”的立体式推进，但在现实中往往只有第一方面，“农民”和“社会”常常缺位。如果说十多年前谈“三农”问题，我们要从中看到“危中之机”，但今天，当乡村振兴成为普遍话语的时候，我们需要继续反思，警惕以“乡村振兴”的名义去折腾乡村或不自觉地造成某种破坏效果，我们需要从中看到“机中之危”。

（本文由杜学志整理，经潘家恩老师审阅）